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文化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差异论文,企业管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日趋一体化，跨文化管理亦日益成为中国理论界和企业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探究导致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文化原因，有利于人们深入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特征，从而更好地迎接世界性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战。
大致说来，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东方宣扬集体主义，西方崇尚个性张扬；东方讲究人际关系，西方推崇科学思想；东方重伦理，西方尚法制；东方管理意在引导，西方管理旨在防范；东方企业鼓励以厂为家，西方企业则主张工厂只是工作的场所；等等。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种种差异，导致其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各自的历史传统，应当说是其管理差异形成的主要文化根源。
企业管理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源于文化基础的不同，而“东西方文化基础的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季羡林语）。总的来说，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综合，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分析，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一分为二。
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东方思维方式从综合出发，认为万物归一。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它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充塞宇宙，推优惟愧，视之不可见，搏之不可得。然而它的作用却是实在的，与天地万物相融合。同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元气论不同，西方古代哲学讲的则是原子论，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其根本属性就是“实在性”。如果说西方思维容易导致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那么东方思维则是“见林不见木”。也就是说，东方文化倾向于从整体看问题，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关注个体和局部。就拿“国家”这个名词来说，中国原来就这么一个词，其含义笼统而丰富。而西方则分得比较具体，有几种说法：一是state，对应的是国家机关；一是country，对应的是疆域；一是nation，对应的是民族。再拿医学来说，中医治病是望、闻、问、切，全面考虑，一付汤药，多方照顾。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思维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在思维方式上，东西方都讲辩证法，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但东西方的辩证思维又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认为和谐，对立双方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而西方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孔子亦讲“叩其两端”，讲和谐与统一的“中庸之道”。而赫拉克利特则特别强调斗争，强调双方的对立。这说明虽然东西方古代都有辩证思维，但其思维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东方重合，西方重分。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体现在对天人关系（或者说主客关系）的认识上。东方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则是“天人相分”。
在东方漫长的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天人合一”的观念源于原始氏族时代，成熟于先秦。它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一致、和睦、协调的关系。此后，汉代的董仲舒讲“天人感应”，讲“人副天数”。建立起了“阴阳五行”的宇宙论图式，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政治、经济活动。如果说汉代的“天人合一”观念主要建立了制约人们外在行为的规范的话，那么，宋代的“天人合一”则已经浸透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用来规范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被朱高尊为“宋德之首”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把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及道德伦理规范统统融合在一起，认为从天地万物的“立太极”到善恶五性的“立人极”，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后来的未赢对周的学说极尽发挥之能事，从而使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整体观念成为东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上还是在社会组织管理及人际关系上，东方文化体现出来的都是天人合一、整体和谐与中庸平和的特征。
与东方不同，西方文化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亦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就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本身则在哲人们的视野之外。传说当时的哲学家泰勒斯因一边走路一边仰头观看星象，不慎跌落井中，引得一位姑娘嘲笑他，只急于知道天上的东西，却忘了自己的存在。只是从智者派领袖普罗泰戈拉起，才出现了以“人事”为主要对象的哲学，到苏格拉底时，他已经认为“心灵是惟一值得研究的对象”。也正是由此开始，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关心人与关心自然的分野，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的体现。在中世纪，整个世界又被一分为二，出现了“上帝之城”（天国）与“世人之城”（人世）的长期对立，人学成为神学的“奴婢”，人性受到神性的压制。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曾告诫人们说：“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会受到尊重，你若把自己看得很微小，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的。”在这一时期，人不但与天相分，而且成了天（亦即神）的奴婢和臣民。近代以来，随着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把无形的天（亦即神）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同时，还开始向有形的天（即自然）开战。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节节胜利，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
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同各自的历史传统亦紧密相联，而正是不同的历史传统，对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稍具管理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何一个组织，其功能的真正发挥都有赖于管理。因此，自从有了组织，便也就产生管理。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现代企业，远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重要组织，因此，最早运用管理理论和管理原则来发挥组织功能的并不是企业，而是其他比企业出现得更早的组织，早期组织中形成的管理思想和原则自然会影响到后来的企业管理。可以说，历史传统是决定企业管理面貌的基本因素之一。
在西方，最早出现的重要组织是政府、教会、和军事机构，西方关于领导、指挥、协调、控制和职能等管理学方面的专业化概念，都是在这些组织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各自具有不同势力范围的独立机构，它们分别发挥着不同的社会管理功能。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是西方文化和“人与上帝关系”的主要管理者，它垄断了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政府无权过问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政教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组织传统，对西方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教会垄断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管理就被看作是与思想信仰无关的活动，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就明确提出了管理与道德互不相干的观点。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生产和现代企业的出现，人越来越被只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从而逐渐形成了将人作为社会精神存在物和生产者分割开来的观点，即认为企业只是工作的场所，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只应该在工作场所之外。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也还是西方企业管理中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
与西方不同，传统中国是一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先秦之时，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灿烂繁荣。然而，并未出现西方早期文明中那种重自然与重人事的分野，亦即科学探究与人文追寻的对立。中国早期的哲人们，其思维的翅膀主要在人文王国的天地翱翔，这使得中国文化一开始就缺少科学精神支配下的对自然的理性探寻。如果说先秦之际的文化可以不受国家的控制而自由绽放的话，那么，秦朝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之花就开始萎缩和凋零了。秦统一中国后，把军、政、财、文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或皇帝手中，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完善，不但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被统进了政治之中，最后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也被同政治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至宋代时，经过儒学家们的努力，终于构起了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系统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不但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导，而且也直接强化了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社会长达2000年的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也使得传统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不单同经济和政治，而且同文化活动与道德伦理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中国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直接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企业管理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强烈的伦理色彩，企业不但是工作的场所，而且也是政治宣传和道德教育的场所。与西方企业中严格的法制、冰冷的理性不同，中国企业中发挥作用的是无章的人治、温和的人情。因此，“以厂为家”的观念对西方企业是格格不入，而在东方企业看业则是顺理成章。诸如此类的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差异，正是由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传统所致。
总之，文化与管理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正是文化差异，带来了管理基因的特性差异，使不同的文化特质，成为不同管理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探究东西方文化的特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进而主动迎接日益到来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