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死了，可以为所欲为了……——《普希金秘密日记》是一本伪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伪书论文,死了论文,为所欲为论文,秘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6月， 珠海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秘密日记》（以下简称《秘密日记》）一书，作为一名俄国文学教师，我自然要仔细阅读这本“奇书”。然而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不得不认为：《秘密日记》是一本伪书。
1.关于普希金日记之谜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关于所谓《秘密日记》的说法有的只是假说，未经证实的假说。确实，普希金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他写日记却不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持之以恒。据著名普希金研究专家莫德札列夫斯基称，普希金有两个时期系统地写过日记。一是1825 年前的一段时间，一是1833——1835年间。1825年的那些日记在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时，因“牵涉到许多人的名字而有可能增加受害者的数量”被普希金销毁了。1837年1月29日（旧俄历），普希金逝世后， 他的师长和密友，诗人茹科夫斯基立即按沙皇的意旨，用自己的印章封上了普希金书房的门，封存了普希金的全部图书、文件，以便随后深入调查诗人被杀一事。后来，茹科夫斯基和宪兵部队参谋长杜贝尔特一起将普希金留下的所有文稿逐一登记造册。由于普希金晚年居有定所，生活非常安定，所以他的文稿保存得非常完整。普希金1833——1835年间的日记也被茹科夫斯基列入了后来递交给尼古拉一世的普希金文件档案清单之中。这本日记后来归还给了普希金的遗孀和子女。上个世纪中期，伊凡·安年科夫和帕维尔·安年科夫兄弟在编辑普希金文集时，就曾接触过这些日记。自1880年起，这些日记的片段曾零散地发表在俄国的一些出版物上，直到1923年才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全文发表。（注：《普希金1833─1835年日记》，莫斯科，“三个世纪”出版社，1997，俄文版，第1─X1页，第3页。）
普希金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关于他的研究在他死后，很快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普希金学。人们用考证、假说、分析等各种方法对诗人丰富而复杂的创作及生平进行研究。普希金日记当然也成了研究的对象。凑巧的是，记有普希金1833—1835年日记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在当年清点普希金遗物时被标注了一个“2”字， 这使普希金日记的研究变得更为复杂了。有的普希金研究专家，如莫罗佐夫、帕·晓戈列夫推测说，存在着普希金的另外一本标有“1”字的日记本。 尽管研究者们多方查找，但却从未见过这另外一本日记。
十月革命后的1925年，俄国科学院的官方代表，著名普希金研究专家M.霍夫曼经苏俄驻巴黎商务代表斯科贝列夫联系，找到了侨居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普希金的孙女叶莲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普希金娜，求购据她说由她保存的普希金的另一本日记。但叶·亚·普希金娜没卖给他。她说， 普希金的另一本日记篇幅有1100 页， 按先人的遗嘱， 要到1937年，即伟大的诗人逝世100周年时才能发表。 霍夫曼将此事在巴黎出版的一本名叫《在异乡》的俄侨文集上作了披露，引起了普希金研究界的一阵轰动。
30年代初，著名普希金文物收藏家利法尔经叶·亚·普希金娜的指点，与住在赫尔辛基的所谓“1”号日记的保管人取得了联系， 当他筹得巨款，准备购买那本日记时，却被告知，那本日记已经易主。而据叶·亚·普希金娜的当时住在布鲁塞尔的胞兄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希金说，他妹妹为人有失稳重，所说有关“日记”的话令人怀疑。与晚年的叶·亚·普希金娜有过长期密切交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蒲宁（他是普希金诗才的热烈崇拜者）也从未听说她提起过普希金日记的事。不管怎么说，随着1943年叶·亚·普希金娜的去世，关于“1 ”号日记的一种假说，或称一条线索，也就中断了。
1962年，苏联普希金学专家伊·费因伯格又提出了普希金“1 ”号日记可能在普希金的英国后裔手中的假说。但是苏联记者斯科希列夫和普希金学专家弗里德金经过一番寻找，在80年代初分别认定“英国说”是错误的。（注：关于所谓普希金“1 ”号日记的故事详见弗·米·弗里德金著《失踪了的普希金日记》，莫斯科，知识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176—192页。）在这以后，围绕普希金日记之谜的猜测热情也就冷了下来，一直到1986年米哈依尔·阿尔马林斯在美国出版《亚历山大·普希金1836—1837秘密日记》一书……
2.《秘密日记》是一本伪书
刚拿到《秘密日记》时，我曾经以为，也许这一次普希金日记之谜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吧。但读罢《秘密日记》，我感到了一种受愚弄后的愤懑，因为《秘密日记》是一本伪书。我之所以认定它是伪书，有以下的理由。
首先，在体裁上说，《秘密日记》不是一部日记.这一点， 只要将《秘密日记》与《普希金1833——1835年日记》做一比较就可看出。在《普希金1833——1835年日记》中，每一篇日记都标有明确的年、月、日。看来，这是普希金日记的固定格式，每一篇日记的内容都是当天或近几天作者所见、所闻、所感（所感记得最少）。而所谓《秘密日记》共有121篇。在这121篇中，没有一篇标示出明确的年、月、日。根据内容判断，其中11篇写的是1834年后的事，另外18篇写的是1836年 11月4日（旧俄历，即普希金第一次向丹特斯发出决斗信的日子）后的事，而剩余的92篇（即《秘密日记》中的绝大多数日记）所写的事（或感想，应当说，更多的是感想）则可以发生在普希金成年后的几乎一切时期。如果硬要说《秘密日记》出自晚年普希金之手的话，那么《秘密日记》冠以《秘密回忆录》倒更为合适。
其次，《秘密日记》中所述的内容与史实不符。《秘密日记》突出的是所谓普希金自己（？）与多位女性，包括妻子的感情生活，在《秘密日记》中，普希金甚至直露地坦陈与她们相处时自己的性心理。按照《秘密日记》的说法，普希金在与娜塔丽娅结婚后，“花心”始终不曾安宁，从来也不曾有什么对妻子的忠诚。他欺负岳母，奸污两位妻姐，还宿妓嫖娼，与女仆偷欢。然而《秘密日记》中所述的“事实”多有不实。这里仅举几例。第一例：普希金的婚前私生活确实比较放荡，但他周围的许多人都讲，普希金在结婚后完全变了。叶·叶·卡什金娜在给自己的亲戚，曾有恩于普希金的普·阿·奥西波娃（沃尔夫）的信中写道：“诗人从结婚时起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正派、稳重，崇拜他的妻子……当我看见他和他那位无比美丽的夫人在一起时，他那样子使我不由地想起一种非常聪明而机灵的动物，——我不说出来，你也能猜到是什么。”（注：帕·叶·晓戈列夫著《普希金的决斗与普希金之死》，莫斯科，书籍出版社，1987，俄文版，第42页。）结婚不久，普希金自己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写道：“我结婚了，而且非常幸福。我只希望我的生活中什么也不要改变，我不再期待什么更好的东西了。这状况对我来说是如此新鲜，就好像我脱胎换骨了一样。”（注：《普希金全集》，第10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1958，俄文版，第340—341页。）研究过普希金私人文稿档案的帕·安年科夫在他所著的历史上第一部普希金传《普希金传记材料》中断言：“在晚年，普希金充满了强烈而温暖的宗教感情。”（注：帕·瓦·安年科夫著《普希金传记材料》，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1984，俄文版，第289页。 ）所谓宗教感情自然也包含着婚姻的神圣感和家庭的责任感。
第二例：《秘密日记》的第121篇，即最后一篇，从内容与排序看，似乎应当是普希金与丹特斯决斗前夜的事，其中记载了所谓普希金“征服”其昔日女邻伊·尼·沃尔夫的事。但从1837年1月26 日普希金作出决斗的决定到1月27日（旧俄历）下午决斗发生， 这期间普希金的行踪都被他的友人们和文学研究者们清清楚楚地详细地记录下来。这当中找不出普希金与伊·尼·沃尔夫“一起休息”的空挡。（注：帕·叶·晓戈列夫著《普希金的决斗与普希金之死》，莫斯科， 书籍出版社， 1987年，俄文版，第116—132页。）
第三例：第29篇中记述了所谓普希金诱奸妻姐卡特琳的事，说是卡特琳自认已与丹特斯发生了关系，并怀上了丹的孩子。似乎因此普希金才意识到：“我知道，我的敌人们会传播谣言，说这孩子是我的，解决问题和避免丑闻的唯一办法是让丹特斯娶她，如果他拒绝，我就朝他动手……要让丹特斯知道，我可以收回挑战，条件是他必须同卡特琳结婚。”（《秘密日记》，秦艳译，珠海出版社，1999，第52—54页。下文中取自此书的引文的页码均在引文后的括号中标出——余一中注）这样一来，普希金对丹特斯的第一次挑战和收回挑战及丹特斯娶卡特琳的复杂原因、过程就都被简单化了，而实际上，卡特琳根本没有未婚先孕的事。弗里德金于1978年在阿尔萨斯的苏尔茨镇（丹特斯的家乡。丹在普希金死后又回到了这里）见到过丹特斯和卡特琳的长女马提尔达的出生证，上面填写的出生日期是1837年10月19日（公历）。弗里德金认为，“这一文件彻底排除了众所周知的卡特琳未婚先孕的说法。”（注：弗·米·弗里德金著《失踪了的普希金日记》，第82页。）
再次，《秘密日记》的写作风格也与普希金的不同。众所周知，普希金写作风格的特点之一是简捷、明了，即使在人的心理描写方面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普希金的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写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动作、表情和简捷的话语表现出来的，而绝对没有后来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里那种《皮巧林札记》中对人物（有时是自我）内心活动与矛盾的精细分析，关于事件或概念的深刻思考。这在《普希金1833—1835年日记》中可以看出。我们谨引其中的一则日记为例：
“1833年12月3日。皇帝昨天从莫斯科回来了，他走了38个小时。 在莫斯科，没有人迎接他。宫里没有一个房间生火，他没法找到一杯热茶。
昨天，果戈理给我读了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季莫菲耶维奇怎样吵架的故事，非常可笑。”（注：《普希金1833—1835年日记》，莫斯科，“三个世纪”出版社，1997，俄文版，第3页。）可以说， 这则日记体现了普希金日记的普遍风格：平实的记人，叙事，偶尔有简捷的点评，却无铺张的“所感”。
《秘密日记》的风格显然与《普希金1833—1835年日记》的风格大相径庭。在《秘密日记》中有对强烈（甚至疯狂）的情欲的渲染性描写，有对罪孽、爱情、肉欲、金钱、生与死、婚姻、家庭等问题的大段的理性分析与思考，有对自己与妻子及其他女人相处（包括性交）时的生理感受、内心矛盾、 思想变化的描写。 这里谨录《秘密日记》中的第51篇说明之。
“要想始终忠于婚姻，不是靠欲望，而是靠意志。对别的女人的渴望其实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时间在增长。然而，尊重，爱情，惟恐冒险失去一种宝贵的关系，这些都使你远避通奸。许多男人把自己对别的女人的肉欲深深地埋藏在心，但是仍然看到它在闪光，因此感到可怕。另外一些男人用超然的态度来看待它，就好像看着牢笼里的野兽，这牢笼就是他们的意志。但是这牢笼究竟有多牢靠？”（第27页）
这则“日记”在《秘密日记》中是颇为典型的，但将这则“日记”与前面所引的那则日记做一比较，我们就可看出，这则《日记》和整本《秘密日记》都绝对不可能出自普希金的手笔。它们只可能出现在丧失了明晰的道德理念的后现代的今天。
其实，要证明《秘密日记》是一本伪书并不需要我们上面做的较细致的比较和论证，只要细读其中的第一篇就足够了。《秘密日记》的第一篇开篇第一句是：“预言正在变成事实——我向丹特斯提出了决斗。”（第1 页）接下去还有给整本《秘密日记》作评论的话——“这些真实地暴露我自己灵魂的文字”（第1页）。这些话说明， 第一篇实际上是炮制者杜撰完整本《秘密日记》后加在卷首的“前言”。其伪造的破绽昭然若揭。
但是，作者死了，作伪者可以为所欲为了……
3.冒名之作，何必当真
古今中外，将自己的作品假托别人，尤其是名人的名字发表的事不胜枚举。读了（秘密日记》的出版者米哈依尔·阿尔马林斯基写的《必要的前言》后，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秘密日记》是假托普希金之名的伪作，戏作，因为：
一.阿尔马林斯基说， 向他提供《秘密日记》手稿译文的“老年男人”是阿氏的“一位早已记不起名字的熟人的熟人”，他“自述名叫尼古拉依·帕夫罗维奇”（《必要的前言》，第1页）， 阿氏“也不知道他的姓氏和地址”（《必要的前言》，第5页）。须知， 尼古拉依·帕夫罗维奇只是老人的本人名和父名。不知道其姓和地址，是根本找不到这个人的，这就像仅凭中华、国庆、桂兰之类的名字，根本找不到特定的中国人一样。何况1976年的老人在10年、20年之后很可能已不在人世。阿氏是存心不想让别人找到手稿译文提供者的。
二.阿氏称，《秘密日记》“除了有一些俄文单词和短语之外， 全部用法语写成。”“缺少在文体风格方面的文学天才”（《必要的前言》，第5页）的尼古拉依·帕夫罗维奇的”译文使用了现代叙事语调， 变成了当代的文体风格”（《必要的前言》，第6页）。 这些托词的目的是想要读者不去追究《秘密日记》的“不像普希金的语言和风格”（《必要的前言》，第5页）这一显而易见的漏洞。
三.阿氏称， 《秘密日记》是根据阿氏誊自尼古拉依·帕夫罗维奇的译文手稿的打字稿刊印的，而尼古拉依·帕夫罗维奇的手稿在1986年前已经丢失。这样，人们根据尼古拉依·帕夫罗维奇的手稿，顺藤摸瓜，往下追寻的最后一点可能也都丢失了。其实，在美国这样一个现代银行与保险业极其发达的国家，要想保住一部重要的文稿（这可是普希金文稿的译稿啊！）并非难事。看来，阿氏压根儿没把《秘密日记》译稿的手稿（如果它确实有过的话）当作一件重要文稿。综上所述，我认为，《秘密日记》只是一部假托普希金之名的后现代的读物，因为是托普希金之名的，所以其中当然会有一些与诗人生平相印证的内容（而无这些内容就连假托也不可能了）。
然而，珠海出版社于1999年6月推出《秘密日记》后， 国内一些报刊迅速作出了反应。例如，《中华读书报》于同年6月9日就在第一版上做了报道。报道中称，一位“苏俄文学研究专家”认为，“至少该书具有史料价值，对研究人员及一般读者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认识普希金这一伟大作家有启发意义。”“即使《日记》是假的，但这本书有些方面很符合普希金的性格，能引起读者、专家的重新思考……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一个作家。”
读了这些文字，我大惑不解：如果按这位专家的“即使”说法，《秘密日记》是假的（实际上，也确实是假的），那又何来该书的“史料价值”，它又怎样能对“认识普希金这一伟大作家有启发意义”，它又怎样能“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一个伟大的作家”。
反顾我国的红学研究，近些年来，也有人制造出《红楼解梦》，演绎出所谓曹雪芹协同其恋人毒死雍正皇帝的故事。按照我们的专家的逻辑，这似乎也应对人们“从不同角度、全方位认识”曹雪芹“有启发意义”，然而这种“解梦”却遭到了我国几乎所有严肃的红学研究者们的否定。我们的专家不知对普希金有多少研究，得到一本伪书，竟然煞有介事地大谈其“价值”，“意义”。与我们的红学专家们相比，我们的苏俄文学专家的说法似乎太轻率了。
4.谈谈翻译的认真与研究
80年代初，我曾经在南京大学听过草婴和辛未艾两位先生的翻译经验谈。两位老翻译家都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应当把翻译工作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当我自己有了一些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体验后，更加感到两位先生所言极是。但是《秘密日记》的译文却使我觉得其译者既不认真，也没有结合翻译工作做丝毫必要的研究工作。
两年前，除珠海出版社以外的一些国内出版社也注意到了美国出版的《秘密日记》，也曾作过一些翻译、出版前的调研工作。我的两位俄国文学研究同行就曾分别接受过两家出版社的翻译建议和咨询，他们都不仅自己拒绝翻译，而且建议出版社也不要组织他人翻译，因为伪作的可能性很大。但秦艳（林骧华？）先生却大胆地将《秘密日记》译成了中文出版，因为他认为，“在对作家生平的研究方面，资料当然是越多越好，而考证史实真假，可以引发新的见解，有益无害。”（《中译本序》，第1页）这种翻译选材的做法和想法不能说是认真的， 因为错误的资料决不是越多越好，而恰恰相反，是越少越好。要知道，错误的资料只会干扰对史实真假的考证，引发荒谬的见解，有害无益。
秦艳不是一位俄国文学研究者，不是一位细心的俄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也不是一位认真的译者，否则尽管《秘密日记》是译自英文的，他也不会把国内学术界与外国文学研究界早有定译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卡杰琳娜、奥丽娅、纳肖金、波尔金诺分别译成沙皇尼古拉依、卡特琳、奥尔娅、纳斯楚金、波尔迪诺；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中译本里出现过的维亚泽姆斯基、连斯基等姓氏也不会译成弗雅赞姆斯基、伦斯基。顺便说一句，近些年来，许多用非俄文写成的关于俄国的书译成中文时，其中的人名、地名常常不按定译，弄得读者或者大伤脑筋，或者根本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应当引起译界注意的现象。
由于缺乏起码的然而必要的研究——问一问俄国文学研究者（这种人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并不难找），《秘密日记》的译文与注释给读者带来了许多错误的信息（这已不能责怪作伪者了），例如：除皇村外，沙皇在圣彼得堡市郊还有一处叫沙斯科依塞罗的行宫（第7页。 事实上，应译为萨尔斯科耶谢洛，它只是普希金自己在书信中对皇村的一种特殊叫法）；1883年普希金曾去西伯利亚旅行（第67页。应是1833年曾去辛比尔斯克和喀山——决不属于西伯利亚地区——旅行）；巴科夫的色情诗从未在俄国发表过（第2页。应是：巴尔科夫的色情诗自1991年1月在莫斯科的《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后，曾被收入多种诗集出版）……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列夫·托尔斯泰关于对人、对物的认真、关爱态度的话。他说，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如果你不爱，那就老实坐着，别去触碰！”在涉及到特别需要关爱的文学、文化现象时，我们确实需要像托翁那样对某些人喊上一声。
在法语文学翻译界，许钧先生的翻译批评活动就起到了托翁喊声的作用。我们企盼其他语种文学翻译界也有类似的翻译批评活动展开，因为这是促进文学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