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母子联系的中国跨国城市网络结构——以中韩城市之间联系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为例论文,母子论文,中国论文,中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10）09-1670-1-3
1 引言
全球化是现代世界最为瞩目的经济社会现象。作为全球化的表现和内涵之一，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诸多领域的交流与联系不断增大，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以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为基本内涵的城市体系中新生或增添外向性，即跨国网络。
自1978年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化影响并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城市与外国城市联系和交流不断扩大，中国城市体系中生成和发展了跨国网络，并成为中国城市体系必不可少的、越来越重要的构成之一。
可见，对中国城市体系跨国网络的研究具有其客观必要性。但是，相关的研究还十分缺乏，尤其是对中国城市与外国城市（对）之间联系状况，以及由此所构造的城市体系层次结构性特点的探讨等基础性研究还未开展起来。本文即对中国城市与韩国城市（对）之间的联系网络及其结构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据此度量城市跨国网络之联系密度分布，探讨以联系密度分布等特点为内涵的跨国网络的结构特点。
2 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2.1 文献回顾
城市（体系空间）网络是复合系统，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断地变化。因此，城市网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泛的课题，在相关研究中呈现出多种学派或领域。
传统的或经典的城市网络研究即中心地研究及其扩展研究（例如城市市场研究），以市场供求概念为基础，探讨城市之间的中心与腹地关系和位序关系。其主要以人口数、电话数、零售总额等静态性属性资料或人口流、电话流、商品流、资金流等动态性属性资料为据进行分析[1,2]。总的来说，这类研究在城市网络的几何结构和结点（城市）的中心性或位序等方面成果颇丰，但是缺乏对控制各种属性之动因要素的量化分析。
近来广泛开展了全球城市研究及其讨论[3～6]。虽然这类研究不仅把研究空间从国家或国内区域扩大到世界范围，而且在认识论上考虑到跨国公司等在联系城市方面的动因作用，然而其在方法论上未能超出经典的中心地研究范畴。例如，在具体分析中，多限于比较跨国公司总部或事务所的数量指标等来确定中心性位序，未能量化和利用跨国公司联系城市（对）的具体情况。
随着社会学研究中网络理论的发展，在城市网络研究中亦出现了网络理论化的努力。其以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组织网络概念和创新概念为基础，强调城市间的非等级性、互补性和协同性（synergy）[7]。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网络理论的构建和在客观实际中确认符合于其理论的事例[8,9]，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范畴，在方法论上尚未开发出能够使理论与实际接轨的有效分析手段。
在城市网络的研究中又有一类研究学派重视企业组织在维系城市之间联系与交流方面日益增大的作用，把集团公司内母公司与子公司问的组织联系作为测度城市间的联系度及位序关系的依据[10,11]，谋求从动因层面分析城市网络特点。这类研究可体现城市网络的内在机制，并且在认识论上兼顾了中心地观点和社会组织网络的观点，在方法论上具有便于定量分析的优势。
另外亦有从道路、铁路、信息设备等基础设施以及信息网络角度探讨城市网络特征的研究[12～14]，形成又一种研究范畴。
国内学界对城市网络的研究拓展到广泛领域。例如，其研究涉及城市网络传统研究[15～17]、世界城市网络化模式研究[18]、自组织城市网络探讨[19]、基于信息网络的城市网络分析[20,21]、基于航空运输或网络的城市网络研究[22～24]、基于集装箱航运的城市网络研究[25]以及有关城市网络的理论分析或综述等[26～28]。
总的来看，对城市网络的研究丰富，研究所涉对象既包括一国或其部分区域的城市网络，又包括跨国的城市网络，研究所涉内容广泛。但是，其中有关跨国城市网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通过比较城市间的一些指标来确定城市间相互位序的研究，还缺乏针对跨国城市（对）之间联系关系及由此反映的跨国城市网络结构的具体而基础性的研究。
2.2 研究方法
从网络理论的观点来看，构成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是企业网络[29]，而企业母子联系网络是企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30]。企业活动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沿企业网络流动物质、资本、信息、人力、设备、技术、经营文化等经济要素，所以当母子企业分别位居不同城市时，必然促成城市之间的各种经济要素流，进而形成城市网络。同理，当企业跨国设立子企业实施经营活动时，可促成跨国城市之间的经济要素流，即形成跨国城市网络。由于投资区位特点的相异和变化以及对外投资者对投资区位的认识不同和变化，随着跨国城市网络的发展伴生其结构特点的形成和变化。
跨国城市网络特点和发展变化，由构成其组成元素——跨国城市网络基本要素的组成和变化决定和体现。因此，为认识和评价由企业组织网络所架构的跨国城市网络特点以及发展变化，需要对跨国城市网络基本要素的构成特点进行量化分析。
本文认为，从企业组织联系所促成的跨国城市网络的成因和内涵来看，跨国城市网络基本要素为网络联系键、网络结点、城市对、结点城市等。在此，网络联系键为由企业跨国母子联系所生成的企业组织的内在联系；网络结点为网络联系键端点或网络联系键问的交点，相当于跨国企业的母企业或子企业所在空间；城市对为网络联系键所跨接的一对城市；结点城市指网络结点所在城市，即城市对的一端。
根据上述跨国城市网络基本要素的涵义，本文把跨国城市网络基本要素按如下规则量化，进而进行计量和分析。即，母企与其在境外一个子企的关系（即内在联系）视为一个网络联系键，并作为跨国城市间联系的计量基础，计量单位取（企业）户；将网络联系键的端点视为网络结点，并把一个联系键的一个端点作为网络结点的计量基础，计量单位取（企业）户；且以此指标为据，通过计量重叠度即联系密度值测算跨国城市网络中的各城市对和结点城市的联系程度。
3 中韩跨国城市网络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导向和经济全球化潮流影响下，大量外国企业进入中国投资设立企业，兴建办事处，同时中国企业也逐步扩大对外投资，开展跨国投资经营。企业实施跨国经营，不仅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而且促进技术转移、文化传播等，尤其是建构了跨国企业联系网，进而促成跨国城市网络的发展。
1980年中国香港商人伍沾德在北京设立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开创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31]。之后，外商企业纷纷前来中国设立三资企业。仅在2003～2005年，就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前来中国投资经营企业[32]。同时，1979年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在日本东京设立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开办第一家境外合营企业[33]。中国企业陆续在境外投资经营企业。仅在2004年中国企业前往89个国家和地区兴办企业[34]。
企业跨中外经营过程中，不论外商在华经营还是中国企业在外经营，由于运营企业的必要性的存在，建构了多层次的经营联系，如母子企业间组织关系所构成的企业内联系、由转包联系所构成的企业间联系、企业与社会交往所构成的企业外联系等。其中，母子企业问的企业内联系因具内在性而紧密和持久，伴生持续性交流。这种交流涉及资本、信息、技术、设备、人力、经营文化等企业运营所需的对外交流的全部或一部分。
由于跨中外母子企业经营活动依赖的空间主要是城市，所以随着企业跨中外经营和发展，跨中外城市之间，由企业母子联系促成的多方面的联系和交流扩大，进而促成跨中外城市网络的形成和扩大。即随着外商企业和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空间的扩大，达及城市越来越多，至少以企业母子联系为媒介的中国城市与外国城市之间联系与交流扩大，中国城市的跨国网络不断扩充。
概而言之，外商以及中国企业在扩展业务、改善经营的过程中跨国设立子企业，这些企业母子间的联系与交流，创生和扩大母子企业所在城市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促进跨国城市网络发展，为中国城市网络增添新的内涵。由此促成中国城市与外国城市之间的跨国网络范围扩展到跨中国内外活动的企业之母子企业所在城市。
作为中外企业跨中国经营的一部分，韩国企业对中国、中国企业对韩国的投资活动不断扩大，其活动空间在区域、城市层次上大有扩展。例如，韩国从1988年开始在山东投资设立企业，到2000年实现针对中国26个省市的直接投资[35]，到2005年达及占中国地级以上城市23.3％的城市[36]。中国企业1989年首先在首尔设立企业，到2000年实现对韩国16个道（省）市全域的跨入，到2005年达及占韩国76.2％的城市[37]。
随着韩国企业在中国、中国企业在韩国不断扩展企业经营活动区域和城市范围，基于这些企业母子间的联系与交流所促成的跨中韩城市网络亦得到发展。
基于上述有关概念与规则，对中国城市跨国网络的一部分——韩国企业联系下的中韩城市网络跨国基本要素的构成现状进行量化、计量结果如表1。在此量化、计量过程中，以大韩贸易振兴公社调查编辑的《海外进出韩国企业名录2005／2006［中国篇］》资料为基础，结合网上搜索和相关人士的咨询，追索韩国相对重要企业① 的跨中韩城市的组织联系情况，进而确认和整理跨国城市网络基本要素及其密度。由此可见，到2005年末，在韩国企业组织联系下所形成的中韩城市之间跨国网络的发展及其构成形成了2126户网络联系键、4252户网络结点；由此伴生460个网络城市对、134个网络结点城市；促成67个中国城市和67个韩国城市纳入联系网络（表1）。
基于同样的概念与规则，就中国城市跨国网络的一部分——中国企业联系下的中韩城市网络的跨国基本要素的构成现状进行量化、计量结果如表2。这一结果是以韩国产业资源部统计资料《外国人投资情报》资料为据，通过整理而成。由于中国母企业所在中国地址不详而未能追索并确定网络联系键和城市对的中国侧的具体分布现状，但是从现有资料的整理至少可以确定如下跨国城市网络信息。到2005年末，在中国企业联系下形成2466户网络联系键、4932户网络结点，促成64个韩国城市纳入联系网络。
4 网络联系键和城市对分布结构特点
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企业发展环境具有差异性，企业跨国投资经营活动在不同区域或城市的集中度不同，因此，在中外城市网络的规模扩大过程中，基于企业母子联系的网络联系键的分布差异化发展，结果城市对的区域分布不等，不同城市对的网络联系键分布密度不等，形成一定的结构性特点，并且其结构性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调整而演进。
从韩国企业跨中韩组织联系的中国城市跨国网络分布来看，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结构性特点：
第一，网络联系键分布区域广，且呈现区位倾向性。随着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跨国网络联系键扩展到中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韩国的首都、中部、西南、东南地区，网络联系键跨接中国和韩国广大地区城市。同时，网络联系键主要集中于中国的东部地区和韩国的首都圈，达1531户，占全部网络联系键的72.0％，在区域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区位倾向性，即集中分布于部分地区的特点。即使在中国东部地区和韩国首都圈范围内，网络联系键分布亦呈现显著的区位倾向性。从中国省市层次和韩国道市层次来看，网络联系键在中国山东、上海、北京、天津、广东与韩国首尔以及中国山东、天津与韩国京畿之间集中分布，达1118户，占跨接中国东部与首都圈的网络联系键的1531户的73.0％，在局域层次上亦呈现出显著的区位倾向性（表1、图1）。
第二，城市对分布地域广，且呈现区位倾向性。作为承接城市联系键的载体，城市对的分布亦呈现与网络联系键类同的区位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绝对集中度和相对集中度上均有表现。绝对集中度指某区域城市对端点城市在全国城市对端点城市（结点城市）中所占的比重，相对集中度指在某区域城市对端点城市在其所在区城市中所占比重。在绝对集中度方面，在中国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共43个，占全国64.2％；东北地区次之，共12个，占17.9％。在韩国首都圈最为显著，共29个，占43.3％；其次为东南圈，共17个，占25.4％。在相对集中度方面，中国东部地区最为突出，为49.4％；其次为东北地区，为34.3％。在韩国首都圈最高，达100％，其次为东南圈，为73.9％（图2）。
第三，网络联系键集中于部分城市对中，形成城市对联系密度的位序差异分布。在网络联系键增多的同时，网络联系键集中于部分城市对中。到2005年，网络联系键共2126户，联系440个城市对，而其集中于青岛、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威海、深圳、沈阳、烟台、苏州与首尔等部分城市对中。虽然这些城市对共15个，占全部城市对的3.4％，然而其所含网络联系键占全部网络联系键的50.2％。同时，城市对在所含网络联系键数的规模上呈现位序依次递减的特点显著。例如，位序最高的青岛与首尔城市对含网络联系键192户，其次的上海与首尔城市对含网络联系键169户，第5位的大连与首尔城市对、第10位的天津与仁川城市对、第15位的威海与仁川城市对含网络联系键依次分别为65户、35户、20户等，衰减显著。与此相应，在位序末端，所含网络联系键1户的城市对234个，2户的83个，3～5户的62个，6～10户的32个等。换言之，网络联系键在城市对中的分布呈现类似金字塔型分布特点（图3）。
图3 2005年中韩城市对及其所含网络联系键数分布图
Fig.3 The city pair linking China with South Korea and the number of link bonds it contained in 2005
注：A青岛～首尔；B上海～首尔；C北京～首尔；D天津～首尔；E大连～首尔；F广州～首尔；G威海～首尔；H青岛～釜山；I深圳～首尔；J天津～仁川；K沈阳～首尔；L青岛～仁川；M烟台～首尔；N苏州～首尔；O威海～仁川；P其他225个城市。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36]资料整理。
第四，城市对的联系密度发生变化，经历位序调整。网络联系键增多的同时，在城市对中的分布呈现变化，经历位序调整。一方面，在网络联系键高密度城市对的联系密度呈现上升态势的同时，高密度城市对网络联系键的相对集中性即中心性在总体上呈现弱化趋势。例如，首尔与青岛城市对的联系密度由1995年的73户提高到2000年的160户、2005年的192户；而同期其占中国与韩国城市对所含网络联系键的比重依次为12.3％、12.4％与9.0％；尤其是前五位城市对——青岛、天津、北京、上海、大连与首尔等城市对所占比重三个年度依次为41.7％、36.9％、34.2％。另一方面，城市对的网络联系键密度大小顺序呈现局部性变化，即经历位序调整。例如，在1995年、2000年、2005年，青岛与首尔、大连与首尔分别持续保持第一位和第五位，但是天津与首尔从第二位降低为第四位，北京与首尔由第三位提升为第二位、再降为第三位，上海与首尔由第四位提升为第二位。但是，在高密度网络联系键城市对——高位序群中，位序调整呈现相对稳定性。
第五，网络联系键在区域与城市对中的差异分布促成网络主导轴的形成。网络联系键在部分城市对中集中分布，造就网络联系键主要分布轴——网络主导轴。这些网络主导轴所含网络联系键构成所在区乃至全国网络联系键的主要部分，构成中韩城市网络的联系键主导轴。如2005年北京、天津、青岛、上海与首尔城市对所含网络联系键共662户，占中国东部地区与韩国首都圈所含网络联系键1531户的43.2％，占中国与韩国所含网络联系键2126户的31.1％，在区域乃至全国层次均显示出显著主导性（图3、图5）。
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联系键还具有特殊性质——矢量性，在城市对城市之间具有控制与从属关系。跨国城市网络以跨国经营企业母子联系为基础，而在母子企业联系中母企业具有主动、控制地位，即在企业母子联系内具有支配与从属关系，所以网络联系键具有联系的指向性——矢量特征。这种矢量特征反映到城市对中，促成构成城市对的城市之间的主动与被动关系，即就母子企业的内在各种交流和关系范围而言，母企业所在城市相对子企业所在城市具有相对主导性或控制性。并且，这种主导或控制地位与既有城市规模或职能无关，仅由城市中跨国企业的母与子的属性所决定。这种内在属性反映在网络结构上，形成网络的源城市与受城市之分。如在基于韩国企业的跨国城市网络中，韩国一侧结点城市成为源结点，中国一侧结点城市成为受结点；而在基于中国企业的跨国城市网络中，与前者正好相反。在现实中，跨国城市网络中的结点城市往往兼含这两种属性，呈现混合特性。
5 网络结点和结点城市分布结构特点
网络结点或结点城市既为网络联系键端点或城市对端点，又可为网络联系键或城市对端点的重叠点。因此，网络结点和结点城市的分布结构以网络联系键和城市对的时空分布特点为基础，同时又具有了派生性特点，在整体上表现为基础与派生这两者的混合性特点。基于韩国企业组织联系的中国城市跨国网络中，网络结点和结点城市的分布结构反映如此特点，表现为以下方面（图4）：
图4 韩企母子联系下的中韩城市网络图
Fig.4 The map of urban network linking China with South Korea based on South Korean enterprises
注：网络结点密度10户以上的。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36]资料整理。
第一，网络结点和结点城市分布区域广，且区位倾向性显著。随着网络联系键的发展，作为网络联系键的端点和城市对的端点，反映城市联系键的分布和城市对的分布特点，网络结点和结点城市分布于中韩广大地区，涉及区域包括中国的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等，韩国的首都圈、中部圈、西南圈、东南圈、其他区等广大地区。同时，网络结点分布又显示出区位倾向性，在中国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尤其集中于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在韩国首都圈和东南圈，尤其集中于首都圈。
第二，网络结点集交于部分结点城市，形成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位序差异分布。不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网络结点集交于部分结点城市。例如，2005年在中国和韩国各67个结点城市中分别分布2126户网络结点，而在中国5个主要结点城市中所集交的网络结点占总量的64.1％，在韩国5个主要结点城市中所集交的网络结点占总量的69.8％。同时，作为网络结点集交于部分结点城市的一种现象，不论在中国还是韩国，结点城市的网络结点交接数——联系密度位序—规模差异显著。以2005年为例，在中国青岛的联系密度最高，为394户，其次的天津为275户、上海为275户、北京为198户、威海为119户，衰减显著。在韩国首尔的联系密度特别高，达1119户，其次的仁川为149户、釜山为105户、城南为56户、安山为54户，在首位与次位间呈现非常突出的衰减。
第三，主要结点城市联系密度持续提高，而相对中心性不断下降。随着跨国城市网络的扩大，不仅网络所及区域、城市范围扩大，同时主要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也在提高。例如，中国1995年承接网络结点第一、第二、第三位结点城市青岛、天津、北京的联系密度分别为136户、109户、64户，而在2000年分别为319户、221户、128户，2005年则分别为394户、376户、198户，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韩国，1995年网络结点承接第一、第二、第三位结点城市首尔、仁川、釜山的联系密度分别为374户、31户、31户，而在2000年分别为724户、86户、66户，2005年则为1119户、149户、105户，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主要结点城市联系密度提高的同时，其相对集中性或中心性在总体上呈现弱化趋势。例如，在1995年、2000年、2005年，在中国联系密度首位城市青岛的集中性或中心性，即青岛承接网络结点数在全国总网络结点的比重，分别为23.0％、24.7％、18.5％；在韩国首位城市首尔的中心性依次分别为63.2％、56.1％、52.6％。尤其是前五位城市的集中性或中心性，1995年、2000年、2005年，在中国分别为65.0％、66.4％、64.1％，在韩国分别为78.7％、73.2％、69.8％等，总体上呈现中心性弱化态势。
第四，结点城市联系密度位序不断调整，同时在高位序群中保持相对稳定性。在跨国城市网络发展过程中，由于投资环境以及企业对投资环境的认识发生一定的变化，新增网络联系键的区位取向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结果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增长幅度出现差异，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位序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例如，在中国2000年到2005年上海由第四位升为第三位、北京由第三位降为第四位；1995年、2000年、2005年，苏州由第十四位依次升到十二位、第八位；营口在1995年为第十二位，但是其后降到十五位以下。在韩国2000年第五位富川和第六位安山到2005年互调换位序；1995年、2000年、2005年，水原由第十一位依次升到第九位、第十位，始兴从2000年的第十五位到2005年升至第十二位等。
同时，尽管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位序不断调整，但是从高位序群来看，相互间还是保持相对稳定性。例如，在中国前7位结点城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在2000年至2005年间相互调位，其他结点城市青岛、天津、威海、大连、广州等在1995年至2005年间维持原来位序，显示出一定的位序惯性。在韩国前四位结点城市相对位序没有变化，前十五位结点城市在其内部虽然有调整，但是均维持在前十五位范围内。
第五，网络联系键集交于部分结点城市而促成网络主导结点的形成。网络结点在结点城市中的差异分布，构造网络结点的主要结点城市——网络主导结点。例如，2005年大连所承接网络结点占辽宁的56.0％，北京和天津占京津冀的96.0％，青岛占山东的67.4％，上海占江浙沪的65.3％，广州占广东的37.9％。其中，天津、北京、青岛、上海等结点城市的主导结点地位不仅在所在区，而且在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层次也同样显著。其所承接网络结点，2005年共1243户，占东部地区1860户的66.8％，占全国2126户的58.5％。这种特点在韩国同样突出。例如，首尔所承接网络结点占首都圈的64.2％，釜山占东南圈的36.0％。尤其是，首尔的主导结点地位不仅在所在区层次，而且在全国层次同样显著，其所承接网络结点占全国的52.6％。
第六，网络结点呈现专门性、综合性的分化。由于跨国投资“开拓”企业带动共生相关企业投资而形成“连动”投资，或者由于不同城市投资潜力性质或投资环境性质有所差异，在跨国城市网络范围内，不论母企业所在结点城市还是子企业所在结点城市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专门性或综合性之分化。例如，基于韩国企业组织联系的中国城市跨国网络中，2005年北京198户韩国企业中制造业占34.3％，上海275户韩国企业中制造业占62.2％，北京和上海趋向综合性；而韩国企业最为集中的青岛和天津，前者394户韩国企业中制造业企业占91.6％，后者376户韩国企业中制造业企业占80.6％[32]，在结点城市特性上趋向显著的制造业属性。显然这种综合性与既有城市的职能综合性具有较大的相关性，而与联系密度或联系程度不十分紧密。
上述基于韩国企业组织联系的中国城市跨国网络中网络结点和结点城市的分布结构特点，在基于中国企业组织联系的中国跨国网络中也有表现。由于资料所限，无从判断中国一侧具体情况，但是从韩国一侧的考察来看，网络结点和结点城市分布区域广，且区位倾向性显著；网络结点集交于部分结点城市，形成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位序差异分布；主要结点城市联系密度不断提高，而相对中心性不断下降；结点城市联系密度位序不断调整，同时在高位序群中保持相对稳定性；网络联系键集交于区域部分网络结点，形成网络主导结点等，上述基于韩国企业组织联系的中国城市跨国网络的结构特点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图5）。
图5 中企联系下的韩国城市与中国联系网络图
Fig.5 The map of network linking South Korean cities with China based on Chinese enterprises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37]资料整理。
6 结论与讨论
企业活动为城市经济乃至相关活动的主要动因，所以伴随企业跨国经营，形成以企业跨国母子组织联系为媒介的跨国城市网络。并且，在跨国城市网络的扩大过程中，由于投资环境与企业认识不同和变化，跨国城市网络中生成结构性特点，体现在跨国城市网络基本要素即网络联系键、网络结点、城市对、结点城市等的空间分布特点之上。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本文以企业跨国母子组织联系为根据，借助跨国城市网络基本要素和联系密度等概念和指标，以与韩国城市联系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跨国网络结构特点。其结果表明：第一，网络联系键和城市对、网络结点和结点城市的分布区域差异显著，如集聚在中国的环渤海和长三角，韩国的首都圈。第二，城市对和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位序—规模分布显著，如形成青岛、上海、北京、天津与首尔之主导轴和青岛、天津、上海、北京等主导结点。第三，城市对和结点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经历调整，同时在高位序群中保持相对稳定性。第四，网络主导轴和主导结点架构跨国城市网络的中枢。第五，网络结点呈现专门性、综合性之分，如中国主导结点中，北京和上海呈现较强的综合性特点，而青岛和天津倾向显著的制造业属性。第六，网络联系键具矢量性，促成跨国城市网络的源结点与受结点之分化。
随着跨中韩母子企业的发展，上述中韩跨国城市网络的结构特点将会逐步变化。首先，随着跨中韩母子企业的增多，纳入跨国城市网络范围的结点城市增多，网络密度增大，即跨国城市网络在总量上扩展。第二，既有网络主导轴和主导结点将在一定时期内既有位序保持相对稳定，但是这些主导轴和主导结点在整个网络中的主导地位或中枢地位将逐步弱化。第三，网络结点的专门性、综合性分化在主导结点群中将逐步淡化，但是在一般的网络结点群中将会维持下去。第四，在过去中韩跨国企业活动中，以韩国企业为主导，而今后随着中国企业所占比重扩大，现在中国结点城市主要处于受结点、韩国结点城市主要处于源结点的局面将会逐步改变。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中可见，跨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与一般城市体系结构特征具有类同的性质，如结点城市区域差异分布显著，具有相当于中心城市的主导结点，结点城市联系密度呈现位序—规模分布特点，结点城市具有类似职能类型之专门性、综合性之分化等。同时，也具有不同的属性，如网络联系键具有矢量性，城市对两端结点城市间具支配与从属关系，呈现源结点与受结点之分，网络联系键乃至城市对成为构成网络的基本要素，结点城市联系密度规模位序与城市人口规模位序并非呈现线性关系等。
本文尝试以企业母子跨国组织联系为根据分析中韩跨国城市网络结构特点，不仅为了解中国跨国城市网络结构特点提供了有益信息，而且为跨国城市网络结构特点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当然，本文因资料获取所限，未能利用投资规模、派遣人员数、投资企业产值或赢利等具体指标，所以未能使跨国城市网络特点的分析更加深入；同时讨论范围限于中国与韩国城市之间的跨国城市网络结构特点，而要全面了解中国城市的跨国联系网络结构特点还需要中国城市与其他国家城市之间的联系网络结构特点的综合分析。而这些正是今后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9-06-03；修订日期：2010-06-16
注释：
① 据韩国贸易振兴公社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海外进出韩国企业名录》中所列企业不全面，但是属于是相对重的企业，因为其调查集中于相对重要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