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意见领袖眼中的中国和中国媒体——对30个国家媒体人士和中国问题专家的访谈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媒体论文,领袖论文,眼中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军队国际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国家和军队国际形象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和军队行动合法性、正义性的判断及认同，进而关系到国家目标和军事目的的最终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的外部封锁包围，我军与美国舆论界的交流沟通缺少机会和管道，各种原因导致我军的形象不甚清晰而招致误解。随着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舆论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军队国际形象也随之流变，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具象。考察美国舆论界的新中国军队形象流变历程和成因，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进行形象校正和建构。
一、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流变历程
(一)建国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红祸”和“好战分子”的形象
“冷战”开始不久，新中国宣告成立，面对亲苏的共产党政权，美国朝野和媒体上引发了“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与美国正式交手。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给美军造成大量伤亡，使其“红祸”论蔓延，给美国朝野留下了深刻的扭曲印象。而后随着双方的对立，美国几乎无从获悉中国军队的任何信息，对中国军队的认识是建立在少数事实基础上的大量臆测，因而对中国军队的认识既片面又负面，且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场上中美直接对抗。在美国人看来，好像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形成的组织涣散、胆小怕事、被凌辱的弱者形象一下子变为可怕的敌人。美国人在谈到朝鲜战争对美国的中国军队形象的改变时说：“中国军人一直被看做是一群软弱无力和无能的乌合之众，然而在突然之间他们变为强有力的危险敌人……微小的美国及其同盟军队吞没在以欺骗手段的技巧隐藏起来的巨大中国军队之中。”①朝鲜战争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人懦弱猥琐、不堪一击的定型化形象一扫而光，“整整一代人或者说两代人对中国战士的形象是不计伤亡的涌向战壕和坦克”。②当中美军队交战的时候，智慧、训练有素的中国斗士形象，不仅让美国人震惊，也让他们产生了恐惧、有威胁性的念头。《生活》(Life)杂志曾对此评价道：“20年前还是一群游击的乌合之众的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被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威胁的、苏联化的善战力量……”③由于战争中的国家利益倾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大量报道了我军在朝鲜战场上所谓的“虐杀”美军和其他盟国战俘的报道。这些报道把中国军队的“暴行”与二战时期日军在菲律宾群岛对美军所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行军”相提并论，大量的美国传媒争先恐后地渲染这无中生有的事情，美国民众在这样的报道中对我军形成了一个“残忍的共产主义军队”的形象认知。同时期被热炒的中国军队“进攻台湾”和“占领西藏”的消息也被美国媒体大肆地渲染和重复。结果，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构建了中国军队是“红祸”的可恶印象。
“文革”时期，因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人民解放军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背景，着眼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美苏两大阵营的敌人，积极整军备战。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军的任务主要是做好以国土防御为主的反侵略战争。那时美国大体的估计是，中国可以发展相对说来比她经济上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如果一旦同中国打仗，至少会像当年日本那样陷进去而不能自拔。④美国媒体广泛传播了中国军队不畏战、时刻准备战斗的形象，这有利于遏止美苏的挑衅行为，从而起到避免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甚至是核战争的目的，但也给美国朝野造成中国军队“好战”的错误认识。除了“好战”的形象外，当时的中国军队还以“政治狂热”的形象为外人所知。受国内政治形势影响，这一时期解放军手拿语录本、全身别像章、早请示晚汇报的狂热的政治形象使其被美国朝野广泛认知为“缺乏理性”和“亢奋”的负面形象。此外，“文革”中红卫兵身穿军装，其从事的一些诸如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行为也被美国媒体广泛传播。这些都为中国军队形象增添了不良的注脚。“好战分子”和“政治狂热”的军人形象使中国军队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前美国的中国军队形象以负面色彩为主色调，形成了今天美国朝野看待中国军队的“元素”。
(二)改革开放初期至1989年：装备训练落后、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保持了自身优势的形象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多年的坚冰，为美国人了解中国开辟了通道，美国各界纷纷对中国产生兴趣，美国人心目中邪恶的中国军队形象开始得到扭转。改革开放后，中美在对抗苏联这一大框架下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的身份被美国定位为牵制苏联的战略伙伴，美国媒体和学者在观察中国军队时，站在“同情者”的立场，既注意到了刚刚向世界打开大门的中国，由于长期外部封锁、国内动荡给人员素质和武器装备带来的问题，又发现中国军队的特有优势值得效仿。
“文革”结束后，有军事观察员认为，如果用现代军队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常规部队在武器装备、通讯联络、后勤支持以及复杂行动所进行的训练等方面都是不够的，或者说是落后的，军队由于运载工具不足，导致缺乏机动性，妨碍解放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取得更大成功的因素是缺乏现代化的装备。⑤为了改善军队的落后面貌和应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威胁，必须大量进口西方武器装备。⑥根据《纽约时报》披露的消息，要实现这一采购计划，以1977年的价格计算大约需要410亿到630亿美元。⑦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解放军与先进武器技术的隔绝是造成落后的主要原因，但由于经费不足和避免政治上的被动，中国军队准备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积极进行自主研发军事装备。一些人还注意到，中国在引入国防现代化理念后，解放军作战理论和战略方针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军队强调由以前的应付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转变为打赢周边局部战争。⑧此时，美国媒体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也比较乐观，“在80年代开始，毛以后的政策路线已经稳固的时刻，中国出现了一种审慎的乐观气氛。”⑨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解放军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沿，甚至成为社会变革的典范。⑩这一时期，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较为落后，但是留给美国的是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下积极向外界学习、追赶世界潮流的正面形象。
改革开放后，在向西方学习成为潮流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人士敏锐发现中国军队的特有优势值得效仿。美国国防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虽然中国军人在文化素养和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军，但中国军人在吃苦耐劳方面优于美军。他们的身体条件非常出色，而且从小就接受民族自豪感和对党忠诚的教育，他们有强烈的服从意识，不畏艰险、努力完成使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积极性最高的军人。(11)有观察家注意到，解放军非常注重高级军官的职业教育，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对高级别军官进行长期专业训练。(12)另有两学者在其主编的《军人的政治教育》一书中，认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训练成了战略上的财富，成了‘人的因素重于武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就是用这种战略打败了国民党和日本的军队”，“在西方国家里，政治训练的前景取决于西方军队对共产党军队成功经验的意义认识如何。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战争中还从未发现一支健全的共产党军队陷于瓦解。”(13)他们认为对于已经停止征兵的美国军事体制来说，采取经济措施和“足够的”经济刺激办法是必要的，但经济因素不能造就一支需要产生并保持战斗积极性的军队，像中国军队一样通过思想灌输和公民教育，可以对保持部队战斗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地区安全威胁者”和“军力落后”的形象并存
1989年的政治风波，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美之间的关系，美国媒体对那些有损中国政府和军队形象问题的压倒性报道，确定了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对华舆论的基调。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一些美国战略家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中国，如果迅速崛起，将对美国的国际地位甚至安全构成威胁。于是，“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及政策主张在美国出现并产生很大影响，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崛起但充满麻烦和威胁”的“妖魔化”论调长期充斥美国媒体。
1993年夏，美国学者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该文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关中国“威胁”舆论的代表性言论。此“中国威胁论”一唱响，在西方、日本和东南亚就拥有大批附和者。据不完全统计，从1992年初到1994年底，在美、英、日、法等国的报刊上先后出现了70多篇宣传“中国威胁论”的文章。(14)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公布了《考克斯报告》，该报告通过调查报告的方式系统地污蔑中国利用各种手段“窃取”美国的核技术，改进中国的核弹头及运载工具，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并提出了包括加强对中国高技术出口限制在内的38条“建议”。这份报告立即被美国各大媒体转载，并极大地强化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军方“谍报活动猖獗”的负面认识。2000年开始，美国国防部每年一次(2001年除外)发表《中国军力报告》，其间大力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为媒体炒作中国军事威胁提供“炮弹”。2002年7月，《中国军力报告》公布后，《世界网络日报》以“突发新闻”的形式，并以非常醒目的、唬人的通红大标题报道：“中国目标：击沉美国航空母舰”，向美国公众传达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带来极大威胁的信息，煽动美国人仇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情绪。紧接着，该报还搞了一个问卷调查，竟然有近92％的接受调查者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的威胁。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国有线新闻网等美国主流媒体也纷纷就此进行炒作。(15)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军队时不断强化这样两大主题，即压制民主和构成威胁，其对华报道总是与“专制”、“侵略”、“威胁”、“压制”、“盗窃”等字眼联在一起。
1998年以来，美国学术界配合媒体的炒作，出版了大量鼓吹“中国军事威胁”的书籍，如表所示。
这些出版物年年出新，背后充满了“渗透”、“颠覆”、“盗窃”、“阴谋”的所谓中国军队意象，它们以渲染、夸大和煽动的形式和“政治献金案”、“李文和案”、“中国武器出口”等现实新闻事件纠缠在一起，臆造出了一个中国军队“威胁国际社会和地区安全”的形象。(16)
与上述鼓吹威胁相对的另一种声音则时常把中国军队描述成机构臃肿、装备落后、缺乏战斗力的队伍。《纽约时报》曾撰文称尽管中国军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但是它的装备依然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作战部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中国武装部队的装备和训练都很差，而且在大陆境外与现代军队发生的任何对抗中都会被轻而易举地打败。(17)一些智库和媒体撰文，称中国军队在一系列关键的方面，诸如力量结构、行动方针、组织及人员组成等方面，都比现代的水平要落后15年至20年。(18)认为中国军队基本上只是一支地面力量，武器装备落后；中国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要远远落后；海空军的现役战舰和飞机正面临着淘汰；中国的军费总额只占全球军费总和的4.5％，只相当于美国的14％；中国进行网络战和发展反卫星武器的计划虽听起来吓人，但距真正实现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因此，中国军队的实力非常有限。(19)《华盛顿时报》曾发表评论称：“中国地面部队有220万人，其中一半从事生产和其他各种经济活动，另外1/4装备低劣，训练不足，只有1/4处于临战状态。一位专家把中国军队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陈旧武器博物馆。”(20)在欧盟禁运、联合军演等话题中，“用从俄罗斯买来的武器武装自己”，成为美国各大媒体对中国军力发展的常用语。通常当美军方需要增加军费开支，或渲染“中国威胁论”时，中国军力就会被夸大，反之则会被刻意贬低。脱离我军实际的“军力落后”形象的出现，一方面缘于美国的自我优越感，另一方面也有国际军火贸易方面的利益驱动。此形象对我军的威慑力产生了削弱作用，长此以往，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东海、南海等周边国家与我国领土和领海纠纷十分不利。
(四)21世纪初至今：毁誉参半、未来走向不明朗的大国军队的形象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不断巩固，中国军队的国际形象开始转变为毁誉参半的复合型形象。研究发现，近年来随着中国军队的愈加透明开放，随着中国军队参与维和等国际活动的增多，随着台海局势的相对平静，美国主流媒体对我军理性、客观、正面、善意的报道比过去增多，我军国际形象得到较大改善。但是，美国媒体对我军负面报道的力度并未减弱。
近年来，我军通过采取设立发言人制度、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有效加强了我军与美军的互信，消除了部分误解。一是正面评价开始增多。中国军队在“汶川特大地震”抢险救灾中快速投送兵力的能力，英勇无畏、排险克难的作风，赢得了美国媒体的赞誉。美国媒体认为，中国军队迅速而有效地展示了实力，并在救灾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威望”，救灾行动赋予了军队更人性化的面孔，中国政府部署大约13万军人及半军事化部队参与抗震救灾的行动非常抢眼。此外，美国媒体还对中国军方此次救灾中以公开、透明的全新形象面对世界，给予了充分肯定。二是报道评价趋于客观。美《外交政策》杂志2010年全面分析了中国军事力量后认为：“尽管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了其阻止美国靠近中国海岸的能力，但目前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在太平洋区域挑战美国，美国军队依然是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21)结论是，虽然中国军事发展很快，但还不是对其恐慌的时候。中国军力近年来发展迅速，一些国家因此感到“眼红”，坚称中国军力不过是一条不足为惧的“纸龙”。对此，有美国学者认为“纸龙”虽有弱点，但由于美国军队也面临着各种问题，所以中国军力尽管无法威胁美国，但在亚洲还是居于前列。(22)针对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大力发展，有专家认为，中国海军并未步苏联后尘——时刻准备穿越太平洋去恫吓美国，本质上，中国在未来数年谋求打造的是一支“区域”蓝水海军，而非“全球”蓝水海军。(23)从一定程度来说，这些文章是美国舆论界中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一种驳斥。
与此同时，负面评价仍是主流。2006年4月，新华社军分社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境外6大通讯社的中国军事新闻作为样本，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统计结果表明，他们报道中国国防和中国军队的特点有：一是大肆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课题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军事威胁论”有愈演愈烈之势。只要有与中国军力相关的任何事件发生，外界特别是美国都会再次抛出“中国军力对台湾、对地区和对世界造成威胁”的论调。二是指责中国军队不透明，尤其是在国防经费方面。例如中国2010年的军费约为779亿美元，但美国新闻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却认为“中国的实际军费高于此数字”，(24)还有报道猜测“中国宣布其军费时可能是有意进行了调整，使其低于实际数字，从而缓解国际社会对其不断强大的力量的担心”。(25)三是用根深蒂固的偏见注解中国军队。美国媒体常用一些“标签式语言”描写中国军队。比如，“世界安全的威胁”、“作战能力落后”、“封闭、不透明”、“间谍活动频繁”等负面词语成了报道中国军队时的固定搭配。(26)
有学者研究了2009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10家报社有关中国军队的报道164篇，其中正面报道7篇，占4.3％；中性报道69篇，占42％；负面报道88篇，占53.7％，如图所示。
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军队的报道
这些报道的基本论调是：中国军费大幅增长，成为全球的安全大患；援助朝鲜、苏丹、缅甸、叙利亚、伊朗等国家，企图建立反自由世界势力；进行间谍活动，培养及加强“亲共”的势力，密谋认同其独裁统治的合理性及优越性；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缺乏透明度，未来走向不明朗。(27)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军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观，我军的国际形象仍然以负面为主，说明改变美国主流媒体对我军的敌视性、模式化报道之艰难，我军国际形象塑造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美国舆论中的中国军队形象成因探析
国家形象研究的成果表明：“国际新闻流动所形成的国家形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新闻媒介中呈现的国家形象，往往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带有偏见的、不现实的，甚至是被扭曲的。”(28)异国军队形象恰似一面镜子，它一方面照出了异国军队的形象；另一方面，也照见了形象塑造者一方的形象，显现了其自身的欲望与诉求。笔者认为，美国舆论中的中国军队形象成因可以从外部和我军自身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客观存在的外部原因
1.刻板成见和意识形态差异
考察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的演变历程，发现尽管随着国际局势和双边关系的变化，舆论界对中国军队偶有肯定和褒扬之举，但基本上是以贬损和歪曲为主，原因在于美国媒体长期以来形成了揭露问题为主的传统，倾向于负面新闻报道，制造新闻噱头。但媒体在报道时注重哪些负面的东西，以及如何看待这些负面的因素，则取决于媒体所属的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流行观点。(29)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在根深蒂固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了对中国军队的符号化认识，“这种魔力的最大秘诀在于唤起人们的刻板印象。恰似狗对铃声作出条件反射那样，在刻板印象面前，人们不约而同地作出一致的反应”。(30)中美交往很多事件都发生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之下，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导致了相互之间的敌对和仇视情绪，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方在另一方心目中的观感和形象。而形象是长期、渐进、潜移默化积累而成的，很难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朝野由于长期对中国军队的错误认同及错误的身份定位导致其对中国军队采取妖魔化的策略。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是威胁者和极权恶魔的观念在具体对华报道中被不断强化，逐渐被公众、政客和议员接受，形成了当今反感或敌视中国的舆论和民意的刻板形象，并在对华政策中得到了潜移默化的回馈。因此，“冷战”结束已经20多年，美国带有“冷战”印迹的我军形象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
意识形态与媒介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且媒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3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创造并控制了国际传播体系，并通过制造和传播新闻等信息产品弘扬西方的制度和主流价值观，而非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则得不到传播和正面报道。美国著名传播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曾经研究发现，一条新闻要经过“五重过滤”，才能成为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这五重“过滤器”中一个很重要的“过滤器”是反共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之后就转换为反非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国家的意识形态。美国素有强烈的反共政治文化传统。深受反共意识形态影响的美国记者对中国抱有很深的成见，使他们无法对涉及中国的问题进行全面、公正的报道，这种偏向性在军事、人权等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有学者发现，在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中，类似“Communist China”(共产主义中国)、“the Communist Country”(这个共产党国家)、“the Communist Regimein Beijing”(北京的共产主义政权)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字眼经常可见。(32)而“共产主义”和“极权”是两个最唬人的标签，因为在美国民众的心里，它们所唤起的是一片“红色恐怖”或“白色恐怖”的噩梦，长此以往，自然会对中国军队形象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2.国家利益实现需要
有学者综合西方权威报纸的抽样调查发现，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有一个共同点，即均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来报道和评述中国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是国家利益在国际传播中的延伸。(33)这种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在美国舆论上表现为对中国国防和军队事务或有选择地报道敏感话题，关注面窄；或采取不对称的报道手法，突出问题、放大不良影响。因此，美国媒体建构下的中国军队国际形象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美国媒体与其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联系，尽管美国绝大部分媒体既不直接属于政党，也不属于政府，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即一支所谓独立的社会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新闻媒体不服从和服务于本国政府和政党的需要。早在20世纪4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就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表面上是独立于政府的私人企业，但正因为它完全资本化和商品化了，从而使它失去了独立性，必须依附强大的资本，必然处于为资本服务的地位，而且其本身已成为资本的一部分，自然自觉地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成为保障资本利益的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部分。(34)美国传媒巨头为了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不得不寻求政府政策、制度、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进而与政府形成了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最终蜕变为推行美国政府内外政策的工具。CNN著名记者阿曼·普尔曾目睹CNN蓄意歪曲真实报告的丑陋行径，并披露：“凡是未能与政府保持统一口径的记者、编辑和主管，都会受到威胁、排挤、请辞甚至被解雇。”(35)丹尼斯·劳研究了1979年和1997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美国主流媒体对华报道的偏向上产生的作用，结论是所谓公正的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时也要遵循官方的外交路线。(36)
有学者指出，“美国对华新闻报道所犯的基本错误就是，老是把中国放在一个概念化的简单框架里来描述。”(37)这种概念化的思维定势决定了长期以来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军队的基调，而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国家利益”的手。不论是美国媒体在朝鲜战争时期精心捏造出来的“残忍的共产主义军队”的形象，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军队的正面形象，抑或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负面为主的形象，实质上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国家利益的折射。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我军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壮大，千方百计地遏制和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但它明白，仅仅依靠政治和军事手段来遏制中国，不仅成本很高，而且难以奏效，因此其变换手法，企图通过新闻舆论战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来诋毁、贬损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以达到干扰和破坏中国发展的目的。2013年夏，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和军方的黑客“入侵”美国情报系统，称在政府和军方支持下的中国黑客已窃得20多种美军先进作战系统的设计机密，媒体纷纷报道。而针对最近曝光的“棱镜门”事件揭露的美国多年来对中国实施网络监控的事实，美国舆论界却矢口否认或为之辩护，再次表明美国媒体在涉及国家利益报道中的双重标准。
3.文化障碍难以逾越
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受到自身文化的制约，同时也会根据自身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去解读不同文化间的事物。现有的文化研究表明，中西文化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根据荷兰比较文化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研究，不同社会的人在面临相同的问题时，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做出迥然不同的抉择，这使得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美国媒体对我军的报道常常会得出与我们国内媒体截然不同的观点，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根据自身的主流价值观对我军的行动作出的自以为客观的评判。
在“文化误读”的情况下，美国关于中国军队形象的他者建构带有很强的偏见和误解。比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科研实力的持续增强，我国的国防建设也突飞猛进，军事领域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这些军事领域的成果与我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和国防需求是相适应的，但是，美国媒体依然用旧思维和老眼光看待中国，在他们眼里，中国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中国还没有实力拥有如此先进的武器装备，我军演习中展示出的新装备经常被美国媒体污蔑为“窃取”来的，是在“向周边炫耀武力”。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军还不断派出维和部队，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组织的维和行动。这些根据国家安全需要和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正义之举也被美国媒体指责是中国军事扩张的表现。又如，在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中，我武警部队配合警察等治安力量挽救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了广大人民的正当利益，维护了整个社会的稳定。而美国媒体对此却有不同的解读，由于长期以来的偏见，美国媒体将我军队维护社会稳定的正义之举诬蔑为镇压民主的“罪行”，在国外民众中间散布我军的“暴力形象”，造成我军形象的严重受损。再如，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我国更崇尚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而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美国军事文化则强调保护军人个体生命和权益，因此我军许多长期忘我工作甚至积劳成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常会受到他们的反面解读，招致“不人道”的批评。正如麦克拉斯指出：“决定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不是别的，正是西方文化本身。”(38)这是美国的中国军队形象形成的重要背景。
挪威著名的和平学家、“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t)认为，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是其他暴力形式的源泉。文化暴力通过媒体、宗教、意识形态、艺术、文学等载体，产生了社会中的憎恨、恐惧和猜疑。与结构暴力相比，文化暴力在表面上更不易察觉，消除其影响也更困难。(39)文化差异导致的形象误解客观存在，要求我们在建构中国军队形象的过程中要注意与西方国家展开说明和对话，着力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争取赢得他们的理解。
(二)我军自身的内部原因
1.传媒实力不足和传播技巧不够
传媒实力不足是对我军不利舆情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认为，传媒实力(National Power of Media)是指，一个国家传媒体系渗透力和影响力的总和，它是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在通常情况下，国家的传媒实力是由传媒基础、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和传媒经济等四个层次构成的。(40)据统计，目前美国控制了全球3/4的电视节目，美国通过其拥有的38个电视转播机和200多个无线电广播转播机组成的世界广播网对外广播和播放节目，向全世界500多个电台提供节目；同时美国提供了全球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我国目前虽然拥有2000多家报社、3000多家电视台、1200多家广播电台、2家国家通讯社，但在国际上的传播能力和影响还不够大，落地入户率较低，国际传播力明显不足。胡鞍钢、张晓群在对中国与西方国家传媒作了深入调查和量化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尽管中国传媒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快速发展，但中国传媒实力结构极不平衡，在构成传播实力四要素中的传播基础和国内传播与西方国家相差不大，但中国国际传播和传媒经济实力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14.43％和6.45％。(41)传播实力相对薄弱使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呈现出严重的“他塑”现象。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话语格局中，中国军队国际形象很多时候只能被“他塑”为“崛起大国军力的急剧扩张者”、“崛起大国称霸世界的邪恶力量”。从增强我军的国际传播能力着手，我们应整合各种媒介资源，形成实力强大的传媒集团。
我军的传播技巧大都来自内宣工作的实践，面对与国际政治、国际法等因素纠结在一起的国际传播，旧有的传播经验很难有力指导新的军事传播实践。例如，2007年，我军用一枚导弹击毁了我国的一颗在轨的退役气象卫星，成功地实施了导弹打卫星的装备实验。由于实验之前没有舆论铺垫，实验过程中没有必要的舆论解释和引导，试验后一经西方媒体披露后立即激起了国际舆论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又一轮炒作。西方媒体纷纷责难试验直接威胁其国防系统，并对中国信息发布迟缓表示不满。这些国际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国际社会对我军“穷兵黩武”的错误判断，给我军的国际形象造成较为负面的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年初，美国军方预先声明要用导弹击毁一颗失控卫星，美国方面表示，击落卫星是为了避免有毒物质造成的损害。为凸显这一动机，美国多次强调卫星坠毁可能造成的危害，提前公布计划，并声称击毁卫星不是武器试验。实施过程中，美军就导弹发射、效果评估、灾后救援等问题及时发布新闻，为媒体提供充足新闻素材，把舆论引导到这次实验是防止人类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紧急应对行动”；实验结束后，美军组织军地专家对导弹打卫星行动进行解读，重申这次行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尽管是做同样一件事，美军的这一做法在国际上却塑造了良好的形象。应该看到，尽管这几年我国新闻单位贯彻落实中央“走转改”和“三贴近”要求，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新闻报道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也有所增强，但与西方老牌的媒体相比，我们的传播技巧还有很大欠缺。
2.公关交流意识不强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认为，中国形象之所以在美国人心目中被歪曲，中国军队之所以被认为是“威胁世界安全的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媒体公关意识薄弱，缺乏对美国有影响力媒体的公关。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含蓄内敛，由于意识形态的异同，加之其媒体的片面宣传，美国民众对中国军队真相知之甚少。如果我们不能提供具有亲和力、人性化的军事信息，不能进行富有人情味的媒体和记者公关，就难以让他们对中国军队持有客观、理性的心态，成为传播中国军队形象可资利用的力量，反而成为误读中国军队的传播源。
由于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和正面宣传为主的认知差异，导致我们对美记者的报道方式基本上是一种防范和“不合作”的态度，而忽视了对其的“事业支持”，容易导致对方不满进而影响报道的倾向性。有记者曾在中美记者北大对话的座谈中发言说：“在中国当记者，你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有语言和文化上的挑战，这些都限制了我们在中国的采访报道；但是，我们面对的特别的障碍是政府机构给我们设置的种种限制……”(42)在各种限制较多，使其采访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的情况下，美国记者自然而然容易对中国政府和军队产生偏见和误解。因此，我们应在不违反根本原则和不泄密的情况下，尽量做到对美国媒体人的“事业支持”，对其主动提供管道，使其能够多方位报道我军。
美国公共关系学奠基人贝奈斯(Bernays)认为，传播效果论中最紧要的是搞好与媒体的“情感关系”。美军各级都设有负责与媒体联系的公共事务官员，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一些重大事项向媒体通报，就一些外界关心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9·11”事件后，美军为了改善形象，加强与各国媒体人的沟通，还主动邀请各国记者前往美军进行“嵌入式”报道，这些媒体在涉及美政府和军方的报道中自然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在汶川抗震救灾过程中，一位驱车赶往灾区的将军请被困在山路上的美国记者上车同行，途中对记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答，这位记者后来写了100多条关于我军抗震救灾的客观报道。由是观之，在当前我军传播实力有限，美国媒体占据国际主流的情况下，“借船出海”，加强对美方主要媒体和记者的公关和沟通，向其开放更多的军事设施、作战部队和军队院校，敢于让他们采访更多的军队各级人员，使他们能通过亲身实地采访与感受，形成最真实、最朴实、最本质的印象，对于消除人为贴在中国军队身上的“神秘”和“异类”标签，非常必要。
3.对“军事透明”理解和把握不力
缺乏必要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信息发布管道导致我军时常以“军事不透明”的面目出现。在传统观念中，国防和军队问题属于国家秘密范畴，我们在公布信息时常常讳莫如深，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所知甚少；其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国土防卫战略，我军与外军的交流沟通缺少机会和管道，各种原因导致我军的形象不甚清晰而招致误解。比如，2005年中俄联合军演期间，由于我方对外国记者的种种限制，使美国媒体对我们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由于信息披露制度和信息发布管道的不足，加上对军事秘密的模糊认识，导致我们不肯主动对外公布有关信息，一些本该公之于众的信息，经常被人为地贴上“秘密”标签束之高阁，而实际上境外早已获知，封锁只会给“军事不透明”提供口实。如我军历次高级军官的调整，国内媒体很少报道，而境外媒体则每次都会就人事调整进行详细报道，通常包括该军官的履历和个性特点等。对照外军高级军官履新都由新闻发言人公开宣布的做法，当今年代，保守这样对于他们来说并无秘密可言的“秘密”显然既不合时宜也无必要。美国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沈大伟(Shambaugh)曾公开宣称：“实际上我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解得很多，我认为远远超出了解放军的想象。如果解放军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到在公开的和不涉密的领域里哪些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如果他们看过我们的出版物，他们恐怕就不会再费尽心机地去隐藏那些对外国专家而言已经成为常识的东西了。”(43)笔者在浏览英国《简氏年鉴系列2012·世界陆军》时发现，文中关于解放军的介绍有2万余字，内容涵盖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军事演习、指挥机构和作战评估等各方面，(44)非常翔实、准确、全面，说明对于中国军队的基本情况其早已经掌握，而我们却把这些资料视作“秘密”而严加防范。类似这样将已经被外界熟知的非“秘密”信息作为保密信息加以封闭，造成公众对普通军事信息的知情权与保密规定之间的矛盾，自然容易造成外界对我军的误解与误判。
近年来，我军在信息披露制度方面有了很大进展，2008年5月，我军在汶川抗震救灾行动中正式建立了军事新闻发布制度，新闻发言人第一次在国内外媒体面前亮相。此后，我军围绕奥运安保、索马里护航、国庆阅兵、东海南海问题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成就等主题召开了多次新闻发布会，阐释了我国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方针和我军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使命，回应了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对我军发展的关切和疑虑。此外，我军还从1998年开始每隔一年发布一次国防白皮书，介绍我国的国防理念、战略方针和军事动态。2013年4月发表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在此前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第一次阐述武装力量运用的基本政策和原则，系统介绍了陆、海、空军和二炮的战备状态，首次公布了陆军机动作战部队人数和集团军番号，海军、空军人数和第二炮兵导弹型号，表明我军在响应社会关切、军事透明方面迈出一大步。这些内容一经公布，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极大关注，赢得了海外舆论的广泛好评。可见，一旦讲清楚一些“敏感”议题，就有利于增进美国朝野对我军的了解，有利于树立中国军队良好的国际形象。
注释：
①周宁：《龙的幻象》，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96页。
②Charles Douglas-Home,“ China Paper Army” ,The Spectator,Dec.,1979，p.28.
③[美]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字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4页。
④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20页。
⑤胡立宾：《“圈外”的“另类”：〈纽约时报〉涉华军事报道中的我军形象塑造》，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第4页。
⑥King C.Chen.China's War with Vietnam:Issues,Decisions,Implications,Stanford,CA:Hoover Institation Press,1987，p.23.
⑦Ellis Joffe,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53.
⑧Nan Li,“ The PLA's Evolving Warfighting Doctrine,Strategy and Tactics,1985-1995:A Chinese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Jul.,1996，p.67.
⑨[美]罗斯·特里尔：《中国进入八十年代》，转引自《编译参考》编辑部编：《美国人看中国》，北京：海天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⑩ Monte R.Bullard & Edward C.O'Dowd,“Defining the Role of the PLA in the Post-Mao Era” ,Asian Survey,Jun.,1986，p.70.
(11)The U.S.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Today,the U.S.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Handbook of China's Army,Navy and Air Forc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9，p.43.
(12)William R.Heaton,Jr.,“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in China:A Visit to the Military Academ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Mar.,1980，p.123.
(13)[美]摩里斯·贾诺威茨、斯蒂芬·韦斯布鲁克编：《军人的政治教育》，郭力谭、晓雯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41页。
(14)刘继南、周积华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42页。
(15)刘登阁：《中国的是非》，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123-130页。
(16)金苗：《意象与定见的强势传播——“中国军事威胁论”媒介话语成因考察》，《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89页。
(17)新华社编：《参考资料》，王澍秋译，1996年12月16日。
(18)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s Economic Future:Challenge to the US Policy,New York:M.E.Sharpe,1997，p.320.
(19)参见Patrick E.Tyler,“ Seeing China's Challenge Through a Cold War Lens,” 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4，1999; Frank Gibney Jr.,“ Birth of a Superpower,” Time,June 7，1999；Patrick E.Tyler,“ Who's Afraid of China? ”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1999； Gerald Segal,“ The Myth of Chinese Power,” News Week,September 20，1999；Geral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 Foreign Affairs,Sep.-Oct.,1999，p.23.
(20)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军事对外宣传30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21)Drew Thompson,“ Think Again:China's Military,” Foreign Policy,March-April,2010，p.88.
(22)Michael Auslin,“ Is the PLA a Paper Dragon?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2，2012，pp.34-35.
(23)Andrew Erickson & Gabe Collins,“ China's Real Blue Water Navy,” August 30，2012，http://the diplomat.com/2012/O8/30/chinas-not-so-scary-navy/,July 19，2013.
(24)The Associated Press,“ Safeguarding Its Prosperity,China Reins in Defense Spending,” The Dallas Morning News,March 5，2010.
(25)Michael Wines and Jonathan Ansfield,“ China Says It is Slowing down Military Spending,”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4，2010.
(26)贾永：《中国军队海外媒体形象现状及形象塑造》，转引自《清华大学军事外宣课程讲座》，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27)曾凡解：《当前中国军队国际形象分析——以2009年度美英主流媒体对中国军队的报道为例》，转引自《全军外宣工作理论研讨会2010年优秀论文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
(28)张昆：《国家形象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
(29)Altheide David,“ Media Hegemon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4，48(4)，p.63.
(30)[日]竹内郁郎编：《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31)邵培仁、李梁：《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105页。
(32)张健：《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国际观察》2007年第1期，第56页。
(33)方汉奇主编：《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34)樊尝志、王勇、唐晓玲：《传播学应用教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9页。
(35)总政治部宣传部：《军事对外宣传30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36)Deennis T.Lowry & Zaigui Wang Wag The Press,“How Changes in U.S.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Were Reflected in Prestige Press Coverage of China.1979 Vs.1997，” WJMCR3，January 1，2000，p.56.
(37)Mann,J,“ Framing China,” Media Studies Journal,Winter 1999，p.45.
(38)Colin 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8.
(39)刘成：《西方国家和平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26页。
(40)程雪峰：《媒介垄断与文化渗透：“冷战”后美国传播霸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5年，第14页。
(41)胡鞍钢、张晓群：《中国传媒迅速崛起的实证分析》，《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3期，第28页。
(42)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43)David Shambaugh,“ PLA Studies Today:A Maturing Field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Information Axe” ,http://www.rand.com,1999，转引自范玉芳、陈勇：《美国的中国军事研究及其对我国比较军事教育研究的启示》，《中国军事教育》2011年第6期，第68页。
(44)Jane's Information Group,“ World Armies:China” ,Jane's World Armies,May 11，2012，pp.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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