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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之际理学的境遇和演变
杨国宜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长期以来，人们接受“宋明理学”一词的宣传效应，对两宋之际理学的地位、作用多有误解。理学仅是宋学中的一派，出现较晚。虽在元祐时期盛极一时，然而好景不长，即遭阻滞。其原因主要是：朋党互攻，纷争不已；空谈大话，无补实际；时势需要，讲求事功。由此诸多原因的掣肘，理学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被打击、受限制，以及异化、转型的境地，出现了多种倾向：道貌岸然，虚伪混世者有之。白首书生，洁身退隐者有之。适时转型，倡导事功者有之。守伊洛之道统，集理学之大成者有之。
关键词： 宋学；理学；道学；伪学；事功
理学，在宋代学术界的地位与作用究竟如何？一般人并不十分清楚，仅凭后世颇为流行的“宋明理学”一词，便“想当然耳”地认为宋代理学的地位必然很高，作用必然很大。其实不然，稍加考察，便可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需要纠正。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过去不少人把宋代的学术思想概括为理学，就不够全面和准确。因为理学仅仅是宋学中的一派，出现较晚，其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成为主流。在其前面的，就有范公学派，主持了“庆历新政”；还有荆公学派，主持了“熙宁变法”；以及温公学派，主持了“元祐更化”；其时间、地位和影响都比理学较早、较高和较大。人们对理学的建立、发展和盛行，多有不够确切的认识，需要探本溯源，加以澄清。
康与之《卜算子·潮生浦口云》是一首哲理词。通篇借潮与人表达无限与有限的深刻道理。上阕写潮起潮落乃自然现象，并非潮水自身的有意之举，就如人来了又离去一样。下阕笔锋一转，写古今长亭、短亭，迎了多少人，送了多少人，就算老尽这些东西南北各处来往之人，亭下的潮水也依旧如故。诗人借助潮水的无限存在来揭示人类生命的有限。结句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辞尽意不尽，使读者回味无穷。
一、元祐时期理学盛极一时
周敦颐、张载和二程创建的理学，是在北宋中期，其发展有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他们创建理学的初心，是想对北宋“积贫积弱”的政局进行改革。宋神宗继位后，改元熙宁(1068)，任用王安石为相，实行“新法”。初期，程颢曾是“条例司”的属官，还担任过“权监察御史里行”，曾到各地视察“新政”的推行情况，发现不少“问题”后，便上《谏新法疏》，多次上言，未被采纳，乃以“亲老”为名，求为闲官，退居洛阳，与弟程颐讲学于家，“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1]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第333页。其理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和人数众多的学派，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受到社会的重视。他们集聚在司马光的周围，继承儒家传统文化，总结历史经验，著书立说，对日益败坏的“新法”颇有不满。神宗死后，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任命司马光为相，废除“新法”，改元“元祐”(1086)，进行“更化”。不满新法的“旧臣”重新获得重用。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和张载已去世。程颢被任命为宗正寺丞(未行，病卒)，程颐被擢为“崇政殿说书”，当上了皇帝的老师。他修立《太学条例》，兼判登闻鼓院，主持司马光的葬礼。又判西京国子监，当上了大学校长[1]附录《伊川先生年谱》，第340-345页。门生弟子遍天下，颇为风光。然而好景不长，理学便由于多种原因，随着时势的变迁，受到打击、限制，崇黜不常，陷入了漫长曲折的泥涂，出现了演变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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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好景不长遭遇阻滞
理学为何在两宋之际未能顺利发展下去，而陷入困境呢？考其原因有三。
(一)朋党互攻，纷争不已
北宋末年，士大夫之间拉帮结派的现象很普遍，元祐时期出现了新、旧党争，其初还属于“改”与“如何改”的方法之争，不久便出现了意气用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事进退的纷争。不仅有新、旧党之争，而且旧党之中又出现了程颐的洛党、苏轼的蜀党、刘挚的朔党之间的互争。“元祐”时期(1086-1093)，理学虽然盛极一时，但随着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1094)，有绍述“新政”之意，任命“新党”章惇为相，恢复新法，包括程颐在内的元祐旧臣，便被“责降”。程颐被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流放涪州编管[2]647。徽宗即位，最初改元建中靖国(1101)，想走稳定社会的中间路线，程颐被追复原官，重新执长西京国子监。不久改元崇宁(1102)，有崇尚熙宁新法之意，蔡京当权，立《元祐党人碑》，将宰执司马光、待制苏轼、余官程颐、内臣张士良、武臣王献可等120人，列为“元祐奸党”，撤销官职。不得聚徒讲学。到崇宁五年蔡京罢相，解除党禁，程颐恢复自由，迁居嵩山讲学。但不久(1107)，蔡京复相，恢复党禁，元祐党人再被排斥挤压。程颐在这种党争折腾、反复不已的环境中，身心俱疲，在这年九月，凄惨离世，病卒于家。其身边的四个学生只好把他草葬于其伊川白虎山的先莹之中。十多年后，北宋政权便在党争中被金人消灭了，理学仍然陷于困境，不能自拔。
(二)空谈大话，无补实际
还有宗泽(1059-1128)，义乌人，元祐六年进士，有文武之才，也是一位颇有事功思想的志士。他历任州县官，颇有政绩，获得良好的声誉。靖康时，金兵南侵，掳二帝北去，他以副元帅从磁州入援，屡战皆捷，徙知开封府，进东京留守。金人惮其威名，呼为“宗爷爷”，不敢复犯东京。他是坚定的抗战派，敢于从磁州驰援东京，在战火纷飞的东京坚持固守，希望在抗战第一线率领军民建功立业，恢复故疆。他曾20多次向逃往南方的宋高宗奏请《乞回銮疏》，其“第十六疏”说：“河东、河北山寨义民，数遣人至臣处，乞出给牓旗，引领举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协心，扫荡蕃寇。以几言之，则大宋中兴之盛，于是乎先见矣；以时言之，则金人灭亡之期，于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见几乘时，早还华阙，与忠臣义士究图事功，则万举万全，可以灭金贼而成中兴也”[10]序《乞回銮疏》,第71页。他希望宋高宗早日回到东京，领导军民抗战，“究图事功”，完成“中兴”大业。可见其事功思想的明确和坚定。非常遗憾的是，宋高宗不仅没有接受他的奏疏，而且由于多种原因，他的事功思想几乎被人遗忘。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宗忠简集八巻，宋宗泽撰。……泽孤忠耿耿，精贯三光。其奏札规画时势，详明恳切。当时狃于和议、不用其言、亦竟无收拾其文者。至宁宗嘉定间，四明楼昉乃缀辑散佚、以成是集。然陈振孙《书录解题》竟不著录。是宋末已不甚行。盖理宗以后，天下趋朝廷风旨，道学日兴，谈心性者谓之真儒，讲事功者谓之杂霸，人情所竞、在彼而不在此。其沉晦不彰，固其所也。”[11] 卷156《别集类九》, 第1344页
(三)时势需要，讲求事功
而其间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学者莫能别其真伪，而河洛之学几绝矣。……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学，近日盛行。臣语之曰：“伊川之学，不绝如线，可谓孤立，而以为盛行，何也？岂以其说满门，人人传写，耳纳口出，而以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夫有为伊、洛之学者，皆欲屏绝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误乎？……然则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岂其文也哉？……然则幅巾大袖，高视阔歩，岂其行也哉？……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下礼官讨论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号，载在祀典，以见圣世……犹有崇儒重道、尊徳乐义之意”。[1]附录《奏状》，第348-349页
三、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多种倾向
正是由于以上主、客观原因的掣肘，理学的发展并不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被打击、受限制，以及异化、转型的境地。于是，理学的发展便出现了多种倾向。
(一)道貌岸然，虚伪混世
1127年，宋高宗渡江，建立南宋时，理学的创始人周张二程都已去世，其门生弟子虽然众多，但影响却不是很大。理学的境遇和演变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当时，著名学者胡安国有篇《奏状》，可能说的是实话，很有史料价值。先摘录其原文于下：
两宋之际，统治危机十分严重，宋徽宗用蔡京为相，排除异己，施行“丰亨豫大”的政策，腐朽至极。不仅阶级矛盾高涨，出现了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而且民族矛盾激化，在金兵压境之下，导致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宋高宗在爱国军民的支持下，被迫南迁，偏安江左。如何解决燃眉之急，稳定局势，恢复旧业？成了那个时期最为重要的问题。显然，空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所作为，要有恢复之志，要有担当，有事业心，有建功立业思想的人是最为急需的。“事功思想”便应运而生。据《宋史》记载，徽宗就曾诏：“绍复先烈，当在今日……事功显著，优与推恩”[4]卷95《河渠五》，第2374-2375页。康王给李刚写信说：“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当投袂而起，以副苍生之望。”[4]卷358《李纲上》，第11250页高宗时大臣廖刚奏：“经费不支，盗贼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骄官冗之弊。”[4]卷374《廖刚传》，第11591页孝宗即位时，辛次膺奏：“陛下用贤必考核事功。”[4]卷383《辛次膺传》，第11803页事功，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是衡量人才的标准和考核绩效的标尺。那时，只说大话空谈的人，是不吃香的。时势使然，谁说不应该呢！
多米尼加：黄色、深红色、深蓝色、雾绿色、蓝色，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蓝珀。琥珀中含有植物和昆虫化石种类也非常多，甚至还有脊椎动物化石蜥蜴和青蛙等。
一是由于他当时主战，受到主和派的阻扰，没有人敢收罗他的文章编文集。二是后来虽然有人给他编出了《文集》，但时间已晚，散失颇多，很不完整。特别是当时“道学”受到官方的提倡，成了“主流”，讲“心性”者被尊为“真儒；讲“事功”者被视为“杂霸”，沦为异类。提倡“事功”的书，入不了《书目》。他的“事功”思想也就无人知晓了。
理学在当时并不盛行，而且有不少“假道学”混迹其间，以致反对的人不少。遗憾的是，这种“假道学”在此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存在，招来许多非议。南宋末年的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说：“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裒衣博带，危坐阔歩。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黙识。而扣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为伪学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5]卷11《道学》，第202页以致真正的道学家也受到攻击，长期遭到压制，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
据以上文字可知：1.有人认为“伊川之学，近日盛行”，是不对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据他看来，当时“伊川之学，不绝如线，可谓孤立”。2.所谓“盛行”，不过是“其说满门，人人传写，耳纳口出”的表象而已，是某些人胡夸起来的宣传效应，并不真实。3.其原因是由于“其间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是某些并无真才实学的无耻文人，旨在利禄，冒充伊洛学人，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穿着“幅巾大袖，高视阔歩”，口吐“狂言怪语、淫说鄙论”。看来道貌岸然，实则假冒伪装。言行不相称，难济时用。自然无法取得“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真正“有为伊洛之学者，皆欲屏绝其徒”，要与他们划清界限。4.其后果十分严重，真正的“学者莫能别其真伪，而河洛之学几绝矣。而乃上及于伊川”，以致出现了“不得从颐之学”的《禁令》。5.理学的本意，是“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却不让“从颐之学”，确实“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误乎”？因此他请求褒封伊洛理学的创始人。货真价实的理学是好的，并不坏。胡安国在《宋史》中列入“儒林传”，未入“道学传”，不是二程的门人，无需只说好话，加以偏袒。但又与二程弟子颇多交往，自称“得益遗书者为多”，不会丑化污蔑，进行攻击。应该是较为公正，符合事实的老实话。
(二)白首书生，洁身退隐
两宋之际的理学界，虽然混入了一些“假道学”，但是坚守传统的伊洛门人，还是很不少的。其中，有的人饱读儒家经典，修身养性，懂得了不少修齐治平的“大道理”，却没有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具体方案，自己也感到有些“无用”的无奈。例如，据黄震看来，尹焞“恪守师训，惟事躬行，程门之传最得其正”，但“天生人才，分量各殊”，素质不可能一样，“如先生者，实德有余，历死生患难不变，惟兢兢然，保其身于无过”，固然还行。可是遇到时势巨变的艰难时期，其才干胆略可能就难于应对了。“南渡何时？忠臣勇将废置不用，坐观中原之倾覆而不救，一时大臣，方且连年趣迫，强致先生，以文太平，建武投戈讲艺之实，恐不其然，是岂先生之所乐闻哉！故其《第十五辞免状》有曰：‘方今国步尚艰，中原未复，进退人才，当明缓急。今日之务，无非繁剧，宜先俊杰，以济艰难。白首书生，何益事功’？呜呼！此先生痛心之言，岂寻常辞免之云！读之令人太息。”[6]卷41《尹和靖文集》,第1476-1477页他很有自知之明，时局如此，要他出来参与大政，仅是口头说说，不会真能获得什么权力，他也真的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本事，既然做不出有益的“事功”，就“辞免”了吧！甘于淡泊，洁身而退，确实是最好的选择。还有一些伊洛门人，例如浙东地区的“永嘉九先生”，即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宋元学案》卷32对他们学术言行记载甚详。全祖望的“按语”说：“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7]卷32《周许诸儒学案》,第1131页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的“按语”也认为周行己对永嘉学派的影响很大，“伊洛之学，东南之士……惟许景衡、周行己亲见伊川，得其传以归”[7]卷32《周许诸儒学案》，第1133页。应该说，北宋末年永嘉地区的伊洛之学是盛极一时的。可是，两宋之际的思想界，伊洛之学颇受压抑，叶适感叹“章、蔡擅事，秦桧终成之，更五六十年，闭塞经史，灭绝理义，天下以佞谀鄙浅成俗，岂惟圣贤之常道隐，民彝并丧矣”[8]卷12《归愚翁文集序》, 第216页。全祖望也说：“方秦桧擅国，禁人为赵鼎、胡寅之学(即伊洛之学)，而永嘉乃其寓里(桧曾于绍兴五年知温州)，后进为所愚者尤多。故绍兴末，伊洛之学几息，九先生之绪言且将衰歇”[7]卷32《周许诸儒学案》，第1152-1153页。他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无力回天，不免彷徨，从而“隐而不显”。另据《宋史》卷459记载：谯定“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后归蜀，不知所终[4]卷459《谯定传》，第13460-13461页。刘勉之求伊洛之书读之深夜，闻谯定、杨时为程颐门人，遂师之请业。绍兴中，奉诏诣阙。秦桧不予引见，即谢病归[4]卷459《刘勉之传》，第13462-13463页。胡宪入太学，阴习伊洛之书，又从谯定学易。秦桧方用事，宪，家居不出[4]卷459《胡宪传》，第13463-13464页。郭雍，其父忠孝为伊洛门人，雍传其父学，隐居峡州[4]卷459《郭雍传》，第13465页。他们都是师承洛学，品德高尚的学者，但都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隐居不仕，被列入《隐逸传》。
(三)适时转型，倡导事功
前面说过，理学的发展受阻，除客观原因外，主观方面确实也有保守的一面，不够完善，不能适应现实形势的需要，拿出应对的办法。“学而不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据说，郭忠孝在请程颐将平日所学“用于今日”，遭到拒绝后，便退辞而出，后来连老师的葬礼也没有参加，因而受到同学尹某的责难。但另有记载说，“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受易、中庸于小程子，以荫补官，第进士，不忍去亲侧，多仕于河南管库间。宣和中，为河东路提举，忤宰相王黼，免。靖康初，召为军器少监。入对，斥和议，陈追击之策，谓：‘兵家忌深入，若不能击其归，他日安能御其来’，复条上战守十余事，不用。改永兴军路提点刑狱，措置保甲。金人犯永兴，与经略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与重俱死之。赠太中大夫”[7]卷28《兼山学案》，第1026-1027页。看来，这个人，应该说是学有所得，志在济世，勇于承担，不惧死难的真正的学人。郭忠孝对老师“学而不用”的态度有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不应该受到责难。还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考虑如何与时俱进，适应时势的需要，倡导“事功”。据《宋史》的记载，“事功”一词达到30多次，成了那时的热门语词。那时，朝野上下谈论事功的人和事都很多。据《宋元学案》的记载，“事功”凡31见，可见，当时有志于“事功”的学人很不少。
例如李纲(1083-1140)，邵武人，政和二年进士，有《梁溪集》传世。他曾说：“臣本书生，进由庠序，以忠义自许，妄意事功，而性刚才拙，动辄多忤”[9]卷43《辞免枢密院事札子》, 第515页。其是一个颇有事功思想，敢当重任的忠义之士。他直话直说、敢说敢干，不怕得罪人，因而也与世多忤。但在士林中颇获好评，称他“学穷天人，忠贯金石”[9]附录《李纲行状中》，第1717页。他在靖康初为兵部侍郎，力主抗金。高宗即位，首召为相，修内政，整边防，力图恢复。受到黄潜善等人的阻扰，仅70日而罢。绍兴十年去世，年仅五十八。其《梁溪集》大多为李纲的表章奏劄，是研究其政治思想非常重要的资料，他直接使用“事功”一词即达20多处，值得仔细研究。
理学家论为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志。强调的是先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上似乎很完整，但实际上颇易陷于空谈大话，未能实践力行。程颐在元祐时期，主要就是开门办学，招授生徒，宣扬理学，参加实际政务的工作本来就不多。后被列为“元祐党人”，更是远离政治，有意无意地被边缘化了。直到他临终时，“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著用便不是’”[1]附录《伊川先生年谱》，第345页。理学家自称继承儒家的道统，专谈天道性命之学，故又称道学。包罗万象，神乎其神。自然应该是有极大用处的。但，为什么学生请老师拿出来使“用”时，却被回答说“著用便不是”呢？不好理解。后来，《朱子语录》卷97记载，有学生问老师：“‘说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说要用，便是两心’”[3]卷97《程子之书三》,第2495页。仍然不好理解。大概是说“一心不可二用”，要专心一志地“学”，不要把心放到“用”上。可能还有别的什么解释，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学而不用”的“道学”，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长年累月地学，熟读儒家经典，固然可以成为“有学问”的人。如能身体力行，加强修身，举止端正，遵纪守法，更可视为“有修养”的人。如能讲学授徒，更可视为德高望重，吸来大批“粉丝”的好老师。但如果只是“坐而论道”“用便不是”，就难免受“空谈”的指责，使其“修齐治平”的美好理念，真正变成遥不可及的“大话”。不用的“学问”，怎能走出困境呢？
特别是川湘地区和浙东地区的不少理学门人，都逐步认识到救亡图存，必须要讲求事功。学术界较早对浙东地区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清楚地看到，在理学艰难发展的过程中，这里已经出现了事功学派。其中，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具有从理学向事功之学转变的过渡性质；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则都入经出史，实学实干，面对社会实际，强调建功立业，体现出宋初范仲淹学派以来，通经致用的优良学风和昂然生机。不过，目前学术界对上述事功学派的研究，大都属于南宋中期，局限于浙东，学派的传承演变也不够清楚。近年，我通过对陈傅良、王十朋、郑伯熊等人思想的研究，发表过几篇文章，说明“浙学之始，应该是王开祖、林石和丁昌期；浙学之盛，应该是永嘉九先生；浙学的转向，应该是吴松年、王十朋和郑伯熊；事功学派的最后形成，则是薛、傅、叶三先生”[注] 杨国宜：《略论陈傅良的学派、思想和风格》，温州《陈傅良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7年，《求索集》，第226页。杨国宜：《略论王十朋的理学思想和永嘉学派的传承演变》，《开封与宋学·第二届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7页。《求索集续编》，709页。杨国宜：《郑伯熊学术思想的特点和永嘉学派的传承演变》，杭州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求索集续编》，第726页。 。算是把浙东地区理学向事功之学传承演变的轨迹搞清楚了。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其学术渊源、师承关系又是如何呢？则还需要拿出过硬的原始资料来证明。经研究发现吴松年和王十朋都是张浚的“门人”，他们的事功思想可能是从张浚那里传承来的。
实验结果显示,构音障碍训练治疗构音障碍患者有较好的疗效,构音障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对构音障碍患者疗效较单纯构音障碍训练疗效更优。
按小组进行分组训练，小组同学相互交流，并对各小组学生的任务实施过程进行全程跟踪指导，并对其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评价，指出各组学生在程序编码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共性问题。例如，程序源文件命名不规范、程序编写格式不规范、死循环、无注释或注释不清晰等问题。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首先应该加强规章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确保相关的制度符合市场化经营的需要，强化业务流程和质量控制，明确长远发展目标。其次应该重视国外先进模式的引进，做好管理方面的工作，对市场竞争以及服务标准进行规范。第三必须保证监督检查责任制度的落实，重视道德风险的防范。只有以完善的经营机制和管理制度形成自身的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在新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我从张浚的生平和著作中，反复耙梳，终于发现他确实有许多“事功”思想的言论和行事，而且竟然还是学术界没人使用过的“原封货”[注] 杨国宜：《儒学世家、抗金名帅张浚的事功思想》，《月读》，2017年，第11期，第53-59页。杨国宜：《张浚、张栻的生平、学派和思想特点》，《南昌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15-23页。 。张浚的《紫岩易传》中，使用“事功”一词达10次之多。他认为：1. “方天下屯，孰无趋赴事功之志？”当天下遭遇时运艰难的时候，谁没有趋赴事功，救亡图存的志气呢？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人所共趋的潮流。2.他认为堪称社会精英的“君子”们，“君子居屯(时运艰难)，生养天下心，未甞一日忘之”，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一定会是时刻不忘，都会想方设法，如何去拯救天下的[12]卷1，第15页。3.当然也会有一些小人恶棍，伤天害理，丧失人性，不肯救亡图存，却去谋一己之私，干坏事。但他们一定不可能建立“事功”，干成“生利万物”的好事，必然会“获罪于天下”，落下骂名，因而“后世耻之”的[12]卷1，第15页。4.他认为建立事功，需要团结一心，“众贤协归，则上可安宗庙，次可安百姓，下可安吾身”；如果“疑心一生，合者将离，尚可以致天下之豫(安乐)”吗？只有“尽其在我之诚，使无愧于天地，无欺于幽明，若雷动而奋，仁德以行，天下之贤其将合志同心，以赴事功之会”，就可以取得成功，“而我之德业，永永无穷矣！岂不美夫！”[12]卷2，第57页5.当然，还要看其领导人的素质如何？道路是否正确？如果“随非其正”，那就要出大问题，“在我则德损，在事功则必不能建立，在天下则必不能惠利”，领导人不好，路线不对，哪能建功立业呢[12]卷2，第59页？如果领导人“德积于中，出而交物，物莫不服从其中正，而事功以建”，就会有好的结果[12]卷3，第95页。6.如果领导人才学不够，缺乏办事能力，那就很难得到君、民的支持和拥护，更难在事功方面有所收获了。7.特别是已经掌握权力的领导人，如果举措失正，傲然盲动，不按正确的规律行事，也会“事功不立”的[12]卷4，第103-104页。他们既然居于“上位”，就应该具有坚定的意志，不能动辄“失常”，摇摆不定。他还说：建立事功，必须“节之在礼，守之在中”[12]卷5，第168页。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合理适中。单靠一时的热情冲动，是不能持久的。8.还要注意处理好君臣关系，英才遇时，得到皇帝的信任，更要“谨礼揆中”，不能象贾生那样，不遵守理法，不合时宜的乱改一气，事功也是无法建立起来的[12]卷5，第168页。必须依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动以趋时，动不妄动”，“应初而动，上下进退，惟恐失时”。还要以道德思想作指导，“勉德业之为，趋事功之会”，才能取得好的效果[13]卷10，第253页。从以上介绍中，不难看出张浚的事功思想，确实是观点明确，内容丰富，而且态度鲜明，有坚定的立场和可行的方案，因而在当时曾获得过广泛的社会声誉和军民支持，并两次出任右相和枢密使，亲赴前线，颇有战功。但时间不长，便受到主和派的干扰，被罢相。他的“事功”思想未能实现。
所幸其子张栻(1133-1180)，自幼随侍张浚身边，不仅读书学习，受其亲自教导；而且为人处世，也耳濡目染，影响颇深。家学渊源、共同的社会环境和入世经历，使他们父子的思想颇多一致。宋孝宗即位后，朝廷启用张浚，开府治戎，其参佐皆极一时之选。张栻这时已年满30，学业有成，见识颇广，亦得以荫补官，辟为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他“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已任”[13]卷115《张左司传》, 第4434页。 “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张栻向皇帝进言：“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13]卷115《张左司传》，第4434-4435页孝宗对张浚、张栻父子都非常信任，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大批具有事功思想的志士，浙东的吴松年、王十朋等人就是在这时成了他们的“门人”和“讲友”。不幸的是“符离兵败”，主和派势力抬头，张浚和张栻被排挤出朝。在回湖南的途中，张浚去世，张栻护丧回湖南后，长期在长沙的城南书院、岳麓书院等地授徒讲学。时间长达十余年，著述颇多。他与朱熹、吕祖谦等学人多次聚会。他继承其父的思想，出入理学；与朱熹专谈心性、排斥事功的思想不同。其《南轩集》《南轩易说》和《孟子说》等书中，“事功”一词约13条，他认为“事功固有所当为”，与吕祖谦较为接近。其时湖湘之学大兴，门人众多，影响不小。《宋元学案》明确记载：浙东的吴松年、王十朋和郑伯熊，都是他们的“门人”[7]卷32《周许诸儒学案》，第1127页，这3人是浙东理学向事功转变的关键人物，是浙东事功学派的先驱，可以肯定。
(四)守伊洛之道统，集理学之大成
《宋史》的编者认为：理学在宋代学术思想中最为突出，于是打破“正史”的传统惯例，在《儒林传》之外，新立《道学传》，入选者达24人之多。其中：周敦颐著《通书》《太极图说》，提出“诚者，圣人之本”[14]卷2《通书》, 第12页，主张“立诚”“主静”，从而“立人极”达到人类的最高准则。张载着《正蒙》《易说等书》，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15]《正蒙》, 第7页， “天地变化，二端而已”[15]《正蒙》，第10页。邵雍著《皇极经世书》，提出“万化万物生于心也”[16]卷53《杨济道钝斋集序》, 第1172册，第599页，“心为太极”[17]卷14《观物外篇下》, 第522页，为宇宙的本源。程颢、程颐兄弟著有《二程遗书》,提出“天理”说，“天者，理也”。理是宇宙的本原，“天下物皆可以理照”[1]卷18《伊川先生语四》，第193页。他们特别推崇《大学》和《中庸》。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18] 《大学章句》, 第3页。又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8]《中庸章句》，第17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要人好好学习，“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18]《中庸章句》，第17页。他们皆是坚守儒家道统的饱学之士，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创始人，其学术地位很高，受人尊敬。后面的其他诸人如张戬、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尹焞、杨时、罗从彦、李侗等，都是周张二程直接、间接的门人；朱熹更是门人的门人；他们都能传承师说，对理学的发展各有贡献。特别是朱熹，更是能与时俱进，兼容并包，不断完善前人的不足，“集理学之大成”，贡献更大，后来居上，地位更高。南宋时期，经过程门弟子的努力，理学的影响确实是在不断扩大。事实俱在，无须否认。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当时混入理学的“伪道学”很多，败坏了理学的名声，使真正的理学家，遭到攻击和压抑。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道学崇黜》的记载：“(高宗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左司谏陈公辅请禁程氏学……孝宗淳熙五年(1178)春正月，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十年(1183)六月，监察御史陈贾请禁道学。……十五年(1188)六月，除朱熹为兵部郎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六月，右正言刘德秀请考核道学真伪。……二年(1196)二月，以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翥与刘德秀奏言：‘伪学之魁’。……八月，申严道学之禁。……十二月，削秘阁修撰朱熹官。三年(1197)十一月，知绵州王沇上疏：‘乞置伪学之籍’……共五十九人。……六年(1200)三月，朱熹卒。将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伪徒，聚于信上，欲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乞下守臣约束’。从之。”[19]卷80《道学崇黜》，第867-877页
可见，从南宋建国之初(1127)到朱熹之卒(1200)的八十年间，理学虽有所发展，但一直在政坛上是受压制、受限制的，没有占据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其间崇黜不常，有盛有衰。据叶适说：理学“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1169-1170)，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8]卷13《郭府君墓志铭》，第246页。来听讲的人很多，似乎理学很盛，实际上并没有赢得学术界的共识。据陈亮说，那时，“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完全是靠他引经据典，能说会道，“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取得的效果，以致“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当时“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20]卷31《钱叔因墓碣铭》,第483页。就与朱熹的理论颇有不同，实为“鼎足三分”，并未“一统天下”。朱熹尽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理学的传播与实践，专心治学，严于修身，忠心执政，爱国爱民，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好官员。但是，他“登第50年，仕于外者仅9考，立朝才40日”[4]卷429《朱熹传》，第12767页。50年的仕宦生涯中，仅仅当了9年地方官，立在朝廷能与皇帝说话的日子只有40天。其他的40年，都是休闲在家，读书治学，在编书、讲学中度过的。因而，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其成就不可谓不大。但其有生之年，并不风光。
朱熹死后，他的门人很多，后来载入“道学传”的，即有黄榦、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等人，他们大力宣传朱熹的理学思想，扩大影响。直到嘉泰二年(1202)朝廷终于弛“伪学”之禁。到嘉定十三年(1220)，又追谥周敦颐，理学的地位有所提高。到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在观看朱熹“集注”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时，见其“发挥圣贤藴奥，有补治道”。符合自己“励志讲学，缅怀典刑”的需要，因此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为信国公[4]卷41《理宗一》，第789页。理学在这时才获得官方的认可，可说是真正的翻身，不过这已是朱熹死后27年的事了。这时，南宋政权的统治已经进入末期，内部腐败不堪，外部强敌压境。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已经西破临洮和西宁，东至山东和河南，形势十分严峻。依靠理学救国的想法，很难如愿获得成功。南宋政权已经病入膏肓，理学家们拿不出任何救亡图存的办法。50年后的1279年，陆秀夫只好背着小皇帝跳海，上演了一场正义的悲剧，让人唏嘘不已。理学，在宋代并没有派上实际的用场，其作用也就难以用事实证明了。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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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rcumstances and Evolu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Period of Song Dynasties
YANG Guo-y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have accepted the propaganda effect of the word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what is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geography at the time of Song Dynasties? There are many misunderstandings. Neo-Confucianism is only a school of Song School, which appeared later. Although in the Yuanyou period, the prosperity was temporary, but the prosperity was not long, that is to say, it was blocked. The main reasons are: cliques attack each other and dispute endlessly; empty talk makes no difference to reality; the need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merit. For many reasons,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has been blocked, restricted, alienated and transformed for a long time, and there are many tendencies like: the morality is sanctimonious, and the hypocrisy is mixed. White-headed scholars clean up and retire. 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timely transformed and advocated merits. There are great masters of Collective Neo-Confucianism who adhere to Yiluo’s orthodoxy.
Key words: Song Xue; Neo-Confucianism; Taoism; pseudo-science; achievement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378(2019)04-0001-07
DOI: 10.3969/j.issn.1005-6378.2019.04.001
收稿日期： 2018-11-20
作者简介： 杨国宜(1930—)，男，四川南部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责任编辑 卢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