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论权威》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其对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而作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产阶级政党要有统一的意志和权威，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此写过许多文章。其中，恩格斯的《论权威》是较为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只有数千字，但包含的思想内容却非常丰富，今天读来仍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一
《论权威》写于1872年10月至1873年3月， 目的是批判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从理论上武装正在组织工人政党的无产阶级。针对巴枯宁分子的谬论，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权威的实质，论证了权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阐明了确立无产阶级政治权威的必要性和权威与自治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其基本思想可概括如下：
第一，权威的产生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
恩格斯首先解释了权威概念的一般含义。他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1〕意即权威是指把一部人的意志强加给另一部分人， 而后者必须服从前者，没有服从，便没有权威可言。然而，权威所具有的“意志强加”和“服从”之间的关系，使一些主张绝对自由的人难以接受。他们指望在现代社会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一种消除权威的社会制度。巴枯宁分子就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已不再需要权威，因为生产者在企业中能够自治。恩格斯驳斥于这种违背社会规律的幻想，着重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方面，论证了权威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恩格斯指出，权威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因为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如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代替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复杂的机器代替简单的手工工具，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代替小自耕农，等等。这种趋势表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正在取代各个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2〕显然， 一定的权威正是实现组织起来的前提条件。
那么，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占有了生产资料之后，权威是否会消失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人们就必须服从一定的权威。首先，劳动者们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靠权威来解决。不管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怎样的，是由工厂领导的决定来解决，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另外，人们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和服从自然本身的发展规律。“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们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3〕
总之，权威的存在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权威。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定的权威都是必须的。其根源在于，权威与现代工业的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以至“谁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消灭大工业本身”。〔4〕
第二，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
巴枯宁主义者在政治上的观点是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一切剥削和奴役、掠夺和战争等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而是国家；只要废除了国家，废除了权威，资本就会自行完蛋。巴枯宁主义的这种观点，在哲学上是历史唯心主义，在政治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1872年1 月《致泰·库诺》的信中批判了巴枯宁主义在国家和资本关系问题上的历史唯心主义。他指出，我们与巴枯宁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5 〕在《论权威》一文中，恩格斯又具体说明了无产阶级建立政治权威的必要性：
首先，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存在是同一定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只要阶级对立还存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就一刻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威。只有当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消失时，任何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威才能消失。
其次，革命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它是任何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保证。巴枯宁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消灭政治权威，因而要求把消灭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革命。因为革命不仅不反对权威，而且恰恰是权威的集中表现。恩格斯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6 〕无产阶级革命就是用非常权威的手段来强迫资产阶级服从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政权来取代资产阶级政权。同时，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循它的武器对反对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7〕这是巴黎公社留下的可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第三，权威和自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巴枯宁主义者认为，未来社会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的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享有充分自由和自治，不受任何限制，没有任何权威，是“无政府主义的天堂”。然而，巴枯宁主义者却没有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8〕事实上， 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日益复杂化，这种权威的范围正在日益扩大。“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9〕
那么，未来社会的权威究竟怎样呢？恩格斯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10〕这段话有两层意思。首先，政治国家或政治权威的消失，是以通过社会革命，铲除它们由以产生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其次，国家和权威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而权威则不同，它既包括政治管理，也包括经济管理和其他社会管理。国家消亡了，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管理职能即政治权威就不存在了，而经济的和其他社会管理仍要保持下去。其形式和应用范围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绝不会完全取消。因此，即使到了阶级消灭，政治国家消亡的时代，也不能完全取消权威而实行绝对的自治。现代社会生产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需要管理，而这种管理离不开权威和集中。必要的权威不但不取消个人的自由，而且是这种自由的前提和保证。巴枯宁主义所主张的绝对自治和自由，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恩格斯阐述的权威和自治的辩证关系表明：权威和自治都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生作用，同时二者不可分离：离开权威谈自治，就会走向无政府主义；离开自治谈权威，又会走向专制主义。
二
从以上阐述的几个思想观点来看，《论权威》一文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在当时为正在组织工人政党的无产阶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而且为今天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武器。这是因为，权威问题在当代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重要了。由于社会主义并不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建立起来的，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就要比马、恩的构想复杂得多。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制度的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是直接了当地把权威问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迫使人们去思考，去回答。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阐述的基本观点，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有中央的权威。
我们已经知道，一定的权威是实现组织起来的先决条件，没有权威，便无法把社会活动组织成为具有统一意志的相互联系的活动。这一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涉及社会体制结构和观念领域的变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央的权威，要把56个民族和12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搞改革是不可想象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11〕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事实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些国家因稳定问题而陷入困境，这与中央权威的弱化不能说没有关系。就是我国的实践，也反复证明了中央要有权威的真理性。邓小平同志多次说到，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但是，要保持安定团结，要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没有中央的权威是不行的。所以，党的领导丢不得，中央的权威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12〕
第二，中央权威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权威是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形式和作用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对现阶段的我国社会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确定中央权威的形式和作用范围。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提供了一个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他说：“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的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13〕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不能再沿用过去的管理模式。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人财物，产供销，宏观微观，无所不管。这种管理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对在困难时期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搞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的弊病也愈来愈明显，尤其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权威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以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管理。二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宏观管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央权威在新时期的一个基本特征。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因为市场调节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它对某些经济活动领域，无法实施有效的调节。例如市场经济效率第一的原则，难以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分配，有时还会造成对社会公正的损害，激化社会矛盾。实施宏观调控，正是为了克服市场经济某些固有的缺陷，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平稳的运行。三是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宏观管理，不是弱化管理，否定权威，而是为了明确中央权威的形式和作用范围，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威。例如，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总方针、总政策、总目标等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在逐步解决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保障社会稳定与全面发展等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中央要有权威，说话能够有数，全党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总之，新时期加强中央权威，不是向传统的回归，而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中央权威。
第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都必须坚决服从和维护中央的权威。
权威的前提在于服从，没有服从便没有权威可言。一个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如果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也就不可能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取得胜利，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能够服从和维护中央的权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服从和维护中央的权威仍然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里，首先要强调服从。必须严格执行“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几条。否则，党形成不了一个战斗集体，也没有资格当先锋队。但近年来，一些同志党的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淡薄；一些地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闯红灯”、“绕道走”，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以保证党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
其次，对中央权威不仅要服从，而且要自觉地维护。要对任何怀疑、削弱、否定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的观点与做法进行批评教育以及必要的斗争。有些人看到我们党犯过错误，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就以此为由要求削弱或取消党的领导。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绝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14〕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中央的权威，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只有服从和维护党的领导、中央的权威，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
第四，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是权威和自治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恩格斯已经阐明了权威与自治的辩证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是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以充分调动党员和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该集中的必要集中，以形成全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权威与自治的关系，也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方面，中央对地方来说，是共性、普遍性。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地方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服从和维护中央的权威；另一方面，地方相对中央来说，是个性、特殊性。地方在贯彻中央精神时，要与地方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运用好中央赋予地方的权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邓小平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15〕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地方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开展创造性工作是大有可为的，所谓深圳模式、苏南模式等，就是有力的证明。因此，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强调服从和维护中央的权威，决不是要取消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反，是为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总之，恩格斯《论权威》一文给我们的启示和教益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谈了一些粗浅的学习体会。但不管怎样，结论是明确的，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决不是权威的弱化，而是它的强化。只有加强中央权威，维护中央权威，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逐步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顺利发展。
注释：
〔1〕〔2〕〔3〕〔4〕〔6〕〔7〕〔9〕〔10 〕《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51—554页。
〔5〕〔8〕《马恩全集》第33卷第390、391页。
〔11〕〔12〕〔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252、278页。
〔14〕〔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0、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