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舉中的策問與乾嘉學術的展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科舉中论文,策問與乾嘉學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乾嘉學術興起與發展的原因，自20世紀初期以來，梁啟超、胡適、錢穆、余英時、艾爾曼等學者作出重要探索，就研究範式而言，如梁氏、胡氏的“理學反動説”，錢氏的“每轉益進”説，余氏的“内在理路”説①，皆爲清代學術研究拓展了很大的空間。艾爾曼的《從理學到樸學》對江南地區的學術研究傳統、活動空間、學術資源、交流網絡、學者職業化、學術話語權的爭取等諸多面向的問題予以梳理闡説，將乾嘉學術構建成一種具有現代意味的學術研究圖景。此後，艾爾曼的《中華帝國晚期的科舉文化史》對明清史研究中最爲棘手的科舉問題進行頗有價值的研究，所使用的文獻以及所涉及的問題，多有前人未及之處。艾爾曼對清代策問中的漢宋之爭分别從《古文尚書》之討論、山東鄉試、四川鄉試、陝西鄉試、會試策問的變化等幾個專題予以探討，指出：“儘管十八世紀江南地區擅長考據的學者作爲一個學術群體，憑藉他們作爲研究者、編纂者、教師的專門職業，已逐漸進入科舉考試；然直至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他們對經典的看法才形成主流。其中許多學者成功地調整鄉試會試的考試操作程式，此舉對乾隆二十一年和乾隆五十二年後以淵博爲取向的學者有推助之功，”“漢學傾向和考據性問題經由第三場策問成功滲透到鄉試和會試中。”② 陳致《清代中晚期制藝中漢宋之别：以劉顯曾硃卷爲例》一文第二節“乾嘉之際科舉風氣的變化與制藝中的漢學傾向”舉例豐富，論析細密③。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對科舉中首場考試内容的變遷、重首場的原因及其不良影響予以考察，是多有開拓的專題研究④。在侯文基礎上，水上雅晴《清代科舉的策問：以在乾嘉期重視策問的現象爲考察中心》一文對策問在科舉考試中的地位作出準確的評判，亦頗有參考價值⑤。
科舉考試與學術的關係較爲緊密，即使是被視爲敲門磚的八股文，也是建立在對四書的深入理解的基礎之上，更不用説學術性更强的經義與策問。科舉考試涉及的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學術含量；同時，科舉考試作爲一種連續的制度運作，時時反映當下學術動向，這一動向可能源於朝廷的宣導，也可能融合考官的學術興趣。有導向的考試制度運作，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士子的讀書風氣，並促成確定其學術研究方向。科舉考試影響學術研究的層面和程度，目前還未有較爲明確的探查，本文以涉及内容較爲顯豁的策問作爲考察對象，試圖揭示清代科舉中的策問與乾嘉學術的興起、展開之間的關聯，從而説明一種學術研究風氣或學術流派形成緣由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一、從史料記載看策問在科舉考試中的輕重
清代科舉考試科目自順治二年（1645）所頒科場條例始，經過康熙二年（1663）、康熙四年、康熙七年、康熙二十年、康熙二十九年、雍正元年（1723）、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四十七年、乾隆五十年、乾隆五十二年，直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多次調整和變革，其中變化較大的兩項内容是八股文和表判詔誥，而性理、經書在試題中的輕重也有波動起伏，基本没有變化的科目是策問。策問在順治二年的科場條例中被稱爲“經史時務策五道”，此後則简稱“策五道”。在康熙二年、康熙四年的鄉會試中，八股文停止，策問的位置升至頭場⑥。吴振棫《養吉齋叢録》略述清代科舉考試科目的變化：
順治時，鄉、會試第一場《四書》藝三篇，經藝四篇；第二場詔、誥、表内科一道、判五條；第三場策五道。康熙三年甲辰，停止《四書》藝，經藝改爲二場，頭場策五道，二場《四書》論一篇，經論一篇，表一道，判五條。八年己酉，仍復舊制。二十六年，停止二場詔、誥題。四十一年，仍用詔、誥。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易判、表爲五言八韻律詩，移經文於二場。二十三年，第一場增《性理論》一篇。四十七年，改頭場《四書》藝三篇、詩一道，二場經文五篇，三場策五道，至今循行之。⑦
策問在科舉考試科目中的穩定位置，表明它是考試内容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雖然其重要性不及頭場八股文。在鄉會試之外，殿試不考八股文，只考策問一道；在清代影響頗大的兩次制科考試，即康熙十八年和乾隆元年的博學宏詞科，第一場考詩賦和論各一道，第二場考策問。對策問的重要性雖然不能評價過高，但它在清代科舉考試中確實被視爲選拔、識别人才的良法⑧。故而朝廷也多次告示試官校閲試卷時不可忽略策問，須整體衡量，多得真才。
（雍正）六年覆准：“試官閲卷，必將後場試卷盡行細加校閲，頭場經書文藝，固期純粹，而作判亦須將二死三流等律，引斷明確。作策亦須通達時務，切中利弊。首場雖佳，而二三場草率者，不得取中。若首場雖僅平通，而後場明確通達者，亦得取中，不得專重首場，忽略後場。如經磨勘，策判有剿襲雷同，將主考、房官一並題參，照文體不正例議處。”⑨
至於二三場策論，尤足觇經濟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經入彀，遂將策論濫收恕取，不復加意閲看，殊非設科本意。今會試伊邇，著禮部先期曉諭應試士子，於二三場文藝，均應努力殫心，毋得潦草完卷。試官如以限於時日，不能細心校閲後場，不妨奏請展限，務得真材，以收實用。若所取試卷中，有經義可觀而策論疵繆荒疏者，朕惟於主考官是問。⑩
此外，一些有識見之士對科舉考試、書院講習中策問的重要性有深入的認識：
制科設三場，首以經義，觀其心之明理與否，立其本也。顧其爲體，依附聖哲語言以爲文而已，無所與膚末者易以托焉。論則自出斷制矣，表備對揚之用，判取臨民，策則經世之學具在。誠試以不經意之題，薙其剿説，其學之豐儉，識之明闇，言可用不可用，猶有遁焉者，亦罕矣。故士必備三試之長，而後無愧於爲士。主司必備觀三場，而後無忝於試士之職。往主滇試，嘗以此參驗之，其經義佳而後者未必佳者，十嘗八九焉。其後場佳而經義未能佳者，十不得一二焉。其以首場獲選者，積學之士十才一二焉。其以後場獲選者，積學之士十嘗八九焉。然則士苟不備三試之長，主司不參觀三場之文，欲以副國家取士之意，豈有當哉。(11)
近世學者研經史已難其人，進而正誼之功、濟時之學，益棄若土苴，莫能講明，不知國家立法取士，小試兼經解詩賦，鄉會試兼經義論策，誠欲收羅碩學鴻才，不徒專恃講章時藝。經解策問，尤使學者平日探索典訓、辨覈是非，討論古今，通知時務，處可立言以傳世，出可敷政而佐時也。本山長忝麈此席，每月加課經解史論策問詩賦等，亦仰體國家取士之方，施之程課，固非苛求備責，强人以所不能。大比之年，四書藝外，經解策問，尤諸生所當究心。每月發題加課，有志向上者，各宜講求。(12)
策問雖有其獨有的作用，但在實際考試過程中，特别是在閲卷這一環節，其地位並不穩定，有時甚至淪爲擺設。“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别，不過四書文而已。”(13)“今之科場，士子多者至萬餘，人人各爲十四藝，試官不能盡閲也。於是三場專重第一場，視二場、三場無足重輕，甚至有不閲者。故士子皆專力於四書文，而成荒經蔑古之風也。”(14) 造成三場中有輕重之分、甚至第三場策問成爲附庸的原因，就鄉試而言，主要有兩個：其一，八股文排在首場的事實表明“國家定制之旨，已有輕重”；其二，閲卷時間過緊，考官閲卷精力有限，在首場八股文的評閲中已消耗殆盡，在閲第二場、第三場時只能勉强應付，甚至敷衍(15)。
爲論述第三場策問是否虚設，水上雅晴引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卷八“夢閲場屋文”條中海鹽徐次雲咸豐己未鄉試、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蘇州汪元亮會試兩人之事，證實因爲第三場策問全部或部分没有回答而榜上無名。又引述蕭名琦、馮成修因策問不佳而落第。水上雅晴特别考察清代中期重視策問的實例，檢讀洪亮吉的年譜，其中有因對策而引起考官注意的記載，事見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四十九年，下録後兩年文字：
是科座師爲協辦大學士漳浦蔡文恭公新、刑部左侍郎無錫杜公玉林、内閣學士滿洲嵩貴公。房師爲掌貴州道監察御史清苑李公孔陽。李公閲薦首場即得疾，二場屬吴江丁郎中雲錦代閲，三場屬嘉定曹中允仁虎代閲。座師以制藝皆散體，已定作副榜第一矣。忽中允得五策，以爲顧亭林復生。蔡文恭取閲，亦深賞之，遂移入前列，以五策進呈。（乾隆四十五年）(16)
本房編修祥慶公閲卷最遲，至四月四日，方以三場並薦。總裁蔡文定公及紀公昀奇賞之，紀公尤擊節五策，必欲置第一。時内監試豐潤鄭侍御澂以得卷遲，疑之，欲移置四十名外。紀公堅執不允，因相與忿詈不可解。總裁胡公高望調停其事，遂置不録。（乾隆四十九年）(17)
又錢大昕自編年譜中有因策問出色而取中的記載：
（乾隆十九年）三月，會試中式第十九名。總裁大學士海甯陳文勤公、禮部侍郎野園介公、内閣學士武進錢文敏公（錢維城），同考官編修甯都鈍庵盧公。是科文敏公自撰策問條目，闈中遍搜。三場所得，如王禮堂、王蘭泉、紀曉嵐、朱竹均、姜石貞、翟大川輩，皆稱汲古之彦。揭曉之次日，午門謝恩，文敏公謂諸公曰：“此科元魁十八人，俱以八股取中，錢生乃古學第一人也。”(18)
總之，策問是清代科舉考試中最爲穩定的考試内容，其重要性雖不及八股文，但考試中不可不考，亦不可草草敷衍。朝廷和有識之士皆强調策問在取士中的作用，一些考官在閲卷時，也能顯示策問在考試中的重要性；然更多的時候，策問還是八股文的附庸，在考試定取捨時作用並不明顯。策問作用的輕重，取決於其時皇帝的旨意，也取決於考官的學術趣尚。
二、乾嘉學術與科舉中的策問
策問的重要性，或者説關於策問與取士的正面敘説，多出現在乾嘉時期，上文已述及洪亮吉、錢大昕的事例，下文還將涉及數例。策問的學術含量，以及相關事例相對集中乾嘉兩朝，似乎表明乾嘉時期科舉考試與學術有一種較爲特别的關聯。
爲探究這一可能存在的較爲特别的關聯，可從今人江慶柏編著的《清朝進士題名録》和清代法式善的《清秘述聞》入手，從稍長時段分析科舉考試對人才與學術的影響。下表右欄所選鄉試考官自乾隆二十一年起至嘉慶十二年止，共五十三年，乾嘉學術的代表人物大多活躍於此期間，可以稱其爲乾嘉學術的黄金時期。左欄自乾隆十年起，延長起始時間，以展現重要進士的出現過程及其轉變成鄉試考官所經歷的時間。
左右兩欄合觀，可見鄉試、會試考官多來自一甲、二甲進士，這是清代考官選擇的規制的體現。這也揭示清代科舉考試的連續復製生產性質，前幾科進士中的大部分優異者可成爲當下此科的考官；當下此科的大部分優異者在數年之後又承擔爲國家選取人才的重責。考試的綱領、考試的方法以及考試中所接受的影響，通過此後的一次或多次的主持考試，得到擴大化的復製與傳播。
左右兩欄對照，可見乾隆十七年、十九年兩次會試所取進士無論在學術品質還是在鄉試中所發揮的影響，皆十分突出；所列兩科進士在鄉試中的影響主要在乾隆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三十年、三十九年中表現。重要人物是盧文弨、錢載、吉夢熊、秦黌、翁方綱、莊培因、王鳴盛、倪承寬、紀昀、王昶、朱筠、沈業富、錢大昕等，其中紀昀在會試中的影響明顯。
會試所取進士另一引人注目的時段在嘉慶四年、七年、十年三科，而這三科的考官中紀昀、朱珪、阮元、彭元瑞發揮重要作用。據表所示，這三科進士在嘉慶五年鄉試中開始登場，如姚文田；嘉慶六年鄉試考官則有姚文田、王引之。嘉慶九年和嘉慶十二年鄉試考官中，嘉慶四年和嘉慶七年的進士是主力，以嘉慶九年鄉試考官爲例，嘉慶四年進士出身有江南鄉試副考官涂以輈，河南鄉試考官鮑桂星，湖北鄉試考官王引之，四川鄉試副考官程國仁，貴州鄉試考官張師泌，廣東鄉試考官陳壽祺，廣西鄉試考官吴鼒。
稍加歸納，有五科會試以及七科鄉試有明顯的學術色彩，出現多位學者型進士與考官。其中學者數量、影響時間的跨度以及擴散的地域，對於乾嘉學術的成型有推進之功。如進一步比照，乾隆二十六年和乾隆二十八年會試所取進士，如趙翼、謝啟昆、曹仁虎、陸錫熊、董誥、戴璐、吴省欽、姚鼐等，在學術和鄉試中的影響也頗有分量。而其他每一科進士和每一科鄉試考官中，皆或多或少出現學者型的人物；此外，有不少擅長文學或無著述傳世的進士，他們置身於學術氛圍之中，也會順隨潮流，出題、閲卷、録取的過程中，很有可能偏重學術的考量(21)。
表中以考官爲中心，並涉及多個學者型進士群體，意在揭示科舉考試與乾嘉學術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如何發生，考官如何在嚴格的科場條例下對應試士子產生影響，還需依據文獻作更爲切實的探究。
嘉慶四年會試所取人才中以經術文章名世者，在清代號稱極盛，一時朴學高材，收羅殆盡。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云：“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珪）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吴鼒等，兼之者宗彦乎？”(22) 人才以類分，可見其得人範圍之廣。此種極盛如何形成，由以下三條文獻記録可見這一次會試的不同尋常之處。
公（朱珪）經學醇粹，愛惜人才……掌己未、乙丑二春闈，所取如張惠言、鮑桂星、陳超曾、湯金釗、孫原湘、孫爾準、謝崧等，皆一時知名士。嘗於闈中子夜搜得吴山尊鼒卷，再三詠讀，大呼曰：“山尊在此！”因披衣扣阮中丞元扉，命其秉燭批點，曰：其佳處在某處，老夫眼方倦，不能執筆，君可代爲之書，此吴山尊文也。榜發果然。(23)
（陳壽祺）乾隆己酉科舉子鄉，嘉慶己未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會試闈中，其卷爲人所遏，元言於朱文正公曰，師欲得如博學鴻詞科之名士乎！閩某卷經策是也。遏者猶摘其四書文中語。元曰，此語出《白虎通》，於是朱文正公由後場力拔出之。既選館職，文正公愛其才重視之。在都下以經術文章與同年武進張惠言、全椒吴鼒、歙縣鮑桂星、高郵王引之齊名。(24)
乾隆九年，上諭近日文風未見振起，且内簾專意頭場，而不重後場。頭場之中，又專意《四書》而不重經文（今制經文在二場）。自今以後，司文衡者務思設立三場之本意，於經策逐一詳加校閲，毋得軒輊其間。若尚積習相沿，倘經九卿磨勘，或科道指參，或被朕查出，將主司與房官從重議處。如此則數科之後，趨向自定，實學共勉，真才可得，於國家設科取士之事，庶有裨益矣。將此永著爲例。案此乾隆間鴻才碩學，弁冕古今，實由上之主持風氣也。嘉慶十年，上諭：“據給事中汪鏞奏，伊於嘉慶四年（此指己未科，意蓋不滿朱文正、阮文達二公也。）充同考官，閲三場策卷後面先有墨筆記注圓尖點，實屬違例。兹當會試之期，恐仍蹈前轍，主試先閲三場試卷，既胸有成見，同考官或藉以迎合，致開倖進。所奏甚是，嗣後著考試官恪尊定例，先閲頭場，後閲二三場。”自此天下士子咸以通經博古爲諱。此則奉行者之過，非上意也。至咸豐元年，御史王茂蔭奏稱，近時考官專取頭場，請經策並重，部議乃量爲調停。觀此數事，而百餘年來風氣之變遷，學術之盛衰，可十得其六七矣。(25)
以上三條文獻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嘉慶四年會試的閲卷情形，其中内部運作細節，頗有價值：
其一，朱珪和阮元的學術傾向產生明顯的效果，吴鼒、陳壽祺受賞識或許衹是效果之一。
其二，推尋“山尊在此矣”、“閩某經策卷是也”二語，似乎兩位考官對吴鼒、陳壽祺的文章才學在考試前已有一定的瞭解。
其三，所取之士，是兩位考官商量合議的結果。
其四，第三場策問在取士中的分量不同尋常。清代科舉考試重頭場八股文，二場、三場只是附庸。但嘉慶四年會試，從上列第三條材料和第二條材料中的“經策卷”來看，第三場策問受到特别的看待，卷後有“墨筆記注圓尖點”，説明兩位考官仔細評閲過策問卷，而據“先有”之語，表明先看策問卷，故“胸有成見”，以此爲重要依據，再去參看頭場發揮。此事還可證之以《雷塘庵主弟子記》中的記録：“是科二、三場文策，大興朱公屬先生（阮元）一人披閲，乃選出長策一千三百餘卷，窮三日夜之力，再選出二百卷，分爲三等，以觀頭場，名士經生多從此出。”(26) 嘉慶四年會試中閲卷的“違例”，亦即以策問爲重的衡文方式，造就了這一科人才的興盛。此前亦有閲卷中重視策問而選出人才的事例，“朱石君（珪）先生每握衡文，必合觀經策，以精博求士。乾隆丙午（五十一年）典試江南，一榜多名士宿學。嘉定李許齋方伯賡芸以第二人中式，儀徵阮文達以第八人中式，尤爲先生所奇賞。庚戌（五十五年），先生總裁會試，會元既定，擬之曰：此必江南李許齋。及拆封，自第六人始見方伯名，大嗟訝。繼拆第一人，乃歙朱蒼楣文翰。朱亦以經史爲根柢，兼工漢晉古文，與方伯齊譽者也。”(27) 李賡芸少從錢大昕治文字訓詁及《三禮》，慕許慎之學，故號許齋，在《稻香吟館詩文集》外，有《炳燭編》，内容爲經義、字學、音韻及群書考訂等。朱珪衡文，在八股文外，合觀經義、策問兩場，故李氏在鄉試會試中式的可能性更大。
其五，以嘉慶四年爲一重要節點，回顧上表從乾隆十年以來歷科重要進士的選録，以及自此至嘉慶十三年四科所取重要進士，似乎有清一代重要的學者、文人在這一時段最爲集中，有群星閃耀之景象。以《書目答問》“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來考察，“漢學專門經學家”有莊存與、秦蕙田、翁方綱、王鳴盛、錢大昕、任大椿、金榜、洪梧、王引之、阮元、姚文田、許宗彦、陳壽祺、朱珔；“漢宋兼採經學家”有姚鼐；“史學家”有王鳴盛、錢大昕、彭元瑞、謝啟昆、任大椿、陸錫熊、劉鳳誥、李兆洛、淩廷堪；“小學家”有朱筠、錢大昕、洪梧、王引之、姚文田、郝懿行等；“校勘學家”有盧文弨、彭元瑞；“金石學家”有翁方綱、王昶、錢大昕、阮元、吴榮光等；駢體文家有劉星煒、朱珪。此外，《書目答問》集部中“國朝考訂家集”列出書目中有王昶、劉鳳誥、翁方綱、陳壽祺數家(28)。其他不在《書目答問》列舉範圍内以詩文見長的文人，亦有值得重視者，如馮浩（有《玉溪生詩箋注》、《樊南文集箋注》），馮應榴（有《蘇文忠公詩合注》），馮集梧（有《杜樊川集注》、《袁文箋證》），黄鉞（有《昌黎先生詩增注證訛》）等。如這一景象的出現，可能與第三條材料所引述的乾隆九年上諭所發揮的作用有關，也就是説“經策逐一詳加校閲，毋得軒輊其間”的閲卷方式，更利於士子才能較爲充分的展露；將其歸結爲“上之主持風氣”的結果，不無道理。
其六，從嘉慶十三年後，嘉慶朝有六科會試，以學術角度觀所取進士，確實有乏善可陳之態，這似與第三條材料所引述嘉慶十年上諭有關。此一趨勢，可證之以道光十三年作爲會試副總裁所遭受的阻力：“黟縣俞理初先生正燮應禮部試。總裁爲歙曹文正公振鏞、儀徵阮文達公正。文達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場五策詳赡者，必以爲理初也。及榜發不見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訝之。文正徐取一卷曰：‘此殆君所謂佳士乎？吾生平最惡此瑣瑣者，已擯之矣。’撤彌封驗之果然。”(29) 學術風氣似已發生轉變，與阮元合作的不再是志趣相投的朱珪。
其七，會試取士，考官之間有爭論。如上引第三條材料中汪鏞對朱珪、阮元的批評，以及《雷塘庵主弟子記》記録嘉慶四年會試，“論者謂得士如鴻博科，洵空前绝後也。間有被房考錮閉，終不薦出者”(30)。甚至造一科在乾清宫覆試時，朱珪與紀昀在鮑桂星的抑擢上意見不同(31)；再結合上文道光十三年曹振鏞與阮元的衝突，可以看出某一科會試取士的結果，其實是多種因素調和的結果，其傾向性主要取決於朝廷的文化政策和在此背景下的考官的決斷，同考官作用有限。
綜述上表和相關論述，以學者群角度衡量，在清代學術史的脈絡中可以進一步明確乾隆十七年、乾隆十九年是乾嘉學術進入興盛期的時間段，而嘉慶十三年後乾嘉學術開始轉入衰退期。
就阮元而言，嘉慶四年會試取士也是這一時段中的重要工作，是其復興漢學的重要舉措，如將此事前後關聯，即可見其會試取士乃有意爲之，並非僅出於興趣，而是將其視爲復興漢學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嘉慶三年春，阮元開始邀請學者參與《經籍籑詁》的編纂工作；四月，保存地方文獻的《兩浙輶軒録》編成；九月開始編撰《兩浙金石志》。嘉慶四年十月，編成《疇人傳》；十二月《經籍籑詁》刊印完畢。嘉慶五年五月，創立詁經精舍，奉許慎、鄭玄木主於精舍中。嘉慶六年正月，顧廣圻等入阮元幕，助《十三經注疏》校勘事。這種列舉可再簡化爲：《經籍籑詁》——會試取士——詁經精舍——《十三經注疏》，四件要事包括人才和著述兩類，皆可視爲乾嘉學術的典型；而會試取士置於這樣的脈絡中，其學術含義亦得到充分顯現。
高郵二王的出現，正是在這一時段中，王念孫爲乾隆四十年進士，王引之在嘉慶四年會試中爲一甲第三名。學術最根本處在深造自得，然亦不可無切磋交流之助。舉業的成功，對於二王學術聲譽的提高以及交遊圈的擴大，作用十分明顯，促使地方學者轉變爲全國學者。對於一名以學術爲志業的士人而言，偏重學問的衡文標準，無疑是一種鼓動和認可。王引之正是在這種氛圍中逐步建立自己的學術影響，乾隆六十年應順天鄉試，“是科策問五經小學古韻，部分異同，先生條對所及，恒出發問者意表。榜發知爲石臞先生子，咸歎援證詳賅，斷論精確，有自來也”(32)。王氏家學在官方的應試體系中得到知音的積極回應，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王引之不必荒廢學術而全身心舉業，嘉慶二年王引之敘《經義述聞》，嘉慶三年敘《經傳釋詞》，嘉慶四年敘《經籍籑詁》，顯示其學術興趣之所在。官方的宣導與士人的回應匯合爲强有力的推動，促進乾嘉學術的興盛。
科舉考試促進學術的傳播，可舉梁章鉅《制義叢話》中關於福建學術風氣變遷的論説爲例。
乾隆己亥、癸卯、丙午、戊申數科、吾閩闈墨皆以奇才異藻震動一時。蓋吾鄉積承朱笥河及文正公、紀文達公、陸耳山、吉渭崖數先生教澤，人人奮於讀書，又適遇典實之題，得以盡其發揮本領，而典試諸君子又實有衡鑒之明，故闈墨一出，無不震耀一時者。己酉以後，則漸衰矣。(33)
梁氏所説“數先生教澤”，是指乾隆年間的幾任學政，如莊培因（乾隆二十三年出任，以下只標年份）、汪廷璵（二十四年）、紀昀（二十八年）、王杰（三十年）、吉夢熊（三十九年）、朱筠（四十四年）、朱珪（四十五年）、陸錫熊（五十年）、吉夢熊（五十四年）等，這些人物大多是乾嘉學術的有力推動者，任職期間，對福建士子讀書風氣多有培植之功，這也是福建歷任學政中學者最爲密集的時段。梁氏所提及四科鄉試選拔人才甚衆，且“遇典實之題”，亦即士子所學能得到發揮，又得伯樂明鑒。查《清秘述聞》，乾隆四十四年己亥鄉試考官有朱珪，四十八年癸卯考官有褚廷璋，五十一年丙午考官有毛鳳儀，五十三年戊申考官有蔣攸銛。其中褚廷章爲乾隆二十八年秦蕙田所取進士，蔣攸銛爲乾隆四十九年紀昀所取進士，他們出典實之題，且識拔能讀書的士子，近似在同一知識體系中的互相回應、認證和欣賞。
還可舉嘉慶四年進士貴州莫與儔爲例。其子莫友芝所撰行狀云：“公少時所治，唯取士五經，及成進士，座主則相國朱公珪、劉公權之、阮公元；又師事相國紀公昀、編修洪公亮吉；而同年友如編修張公惠言、主事郝公懿行、尚書姚公文田、王公引之，講六書、明漢學者數十計。故熟於國朝大師家法淵源。”(34) 莫與儔因爲科舉上的成功而進入“數十記”的漢學家群體，他的學問亦隨之逾越科舉範圍而得以拓展提升。嘉慶十四年莫與儔主講獨山州紫泉書院，其時門生可考姓名者有萬全心，莫友芝有《答萬錦之全心書》述及書院講學習尚：“昔先君之教人也，必舉閻徵君‘六經宗伏鄭，百行法程朱’之榜，以樹依歸。”(35) 道光三年莫與儔六十三歲，任遵義府教授。“平生教人以切近篤實爲主，言治經則歸於訓詁文字……又謂：‘三代教人不出六藝，本朝專門經生，書、數、禮、樂得聖人意者多，雖頗繁碎，而無過高之病、無徵之談，猶存聖人述信遣軌。”(36) 學“宗伏鄭”、行“法程朱”大致是莫與儔的治學趨向，其中以訓詁文字爲核心的古學似是基石。這種學問趨向通過講學，影響從獨山州延及遵義府。莫與儔教子，“以雅故爲本”，“每舉惠氏《易》、閻氏《書》、胡氏《禹貢》、陳氏《詩》及諸言《禮》家説精覈絶者，爲友芝指講”(37)。道光八年，鄭珍鄉試落選，拜莫與儔爲師，並與莫友芝定交，益肆力于古學。鄭珍有經學、小學著作多種，其子鄭知同傳其學，亦有著作數種。在“宋詩派”與學人之詩的體系中，“鄭莫”並稱；在詩學外，鄭氏、莫氏二家之學術在晚清也較爲突出，更爲有學術史價值的是，這種“古學”出現在偏遠落後的貴州。而追溯其源流，當循莫與儔的人生學術軌跡。近代貴州之古學，莫與儔有開啟之功，此即曾國藩所説：“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38)
以上所舉二例，顯示了發源興盛於江南的考據之學一條重要的傳播路徑，它以科舉爲依託，憑藉官方的力量擴大其學術影響，路徑大致是從江南到京城再到全國各地；此外，還有半官方的路徑，如以學人遊幕和書院講學方式將學問傳播到江南以外地域；純粹的民間傳播，則是通過學人往來遊歷。
三、揣摩風氣：從考官著手
科舉考試的命題有一套完備的規制，具體表現在命題官的選定、命題的諸多注意事項、命題範圍的劃設、命題責任的確定等。譬如命題官一項，鄉試由正副主考與房考官命題，會試由總裁與房考官命題，有時皇帝亦欽定題目；命題範圍一項，關於策問的規定，《大清會典事例》云：“以關切事理、明白正大爲主，不許搜尋僻事，掩匿端倪，必問者列款而示，使對者可按牘而陳，庶乎真才易辨。”(39) 又對策問中是否能表達考官的“己見”予以規範，而這種規範似乎是經由皇帝對“違例”的批評建立起來(40)，具有震懾性的權威。
十九年諭：策問時務，用覘士子學識，主考官不當以己見立説。上年順天鄉試，問黄河北行故道，今春會試，問黄河下流，皆孫嘉淦、陳世倌一己私見，究亦空言無補。若以此爲去取，將啟士子窺探迎合附和之弊，其漸尤不可長。嗣後有似此者，必治其罪。(41)
禁策問中的“己見”和“私見”，是要建立“關切事理、明白正大”的出題宗旨，也是防止士子的“窺探迎合符合”，從另一側面來説就是士子可憑藉考官的學術興趣，揣摩出題的範圍，對於有數次主考經歷的考官而言，所留下的可供揣摩的線索或許更多。
揣摩風氣，首先要知道將要面對的考官是何人，其次要探知其爲文爲學的專長與興趣，再次是琢磨考官以往所出試題。
在考試前得知鄉試、會試考官是何人，應不是一件難事。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録》云：“各省主考，鄉試年分，由禮部咨取各衙門進士出身侍郎以下京堂各官銜名，及吏部考差官引見銜名，分繕清單，開明籍貫、俸次、科分，及曾經出過某省學差，某科、某省典試，某科順天鄉試會試分房，並應回避省份。”(42) 定題放考試官日期，根據距京路程遠近，有五月、六月、七月不同，而到省之日約在八月朔。“會試考官于三月初六日簡放……是日晨，乾清門侍衛領旨至午門交大學士拆封，同稽察御史宣旨唱名。凡開列有名之内外簾官，各備朝服行李皆往聽宣，被簡放者不得逗留，不回私宅，即日入闈。”(43) 考官的選定和鄉試考官出京的過程並不保密，并且有時還有規則可循。
國朝承前明舊例，順天鄉試正考官，多以前一科一甲一名充之。康熙初年，幾若定制。如壬子則以庚戌狀元蔡啟僔主考，乙卯則以癸丑狀元韓菼主考，丁巳則以丙辰狀元彭定求主考，辛酉則又以己未狀元歸允肅主考。一時奔走聲氣者，遂先期輻湊於其門，場屋中多倖進者。自歸宫詹入闈，撰文自誓，關節不通，榜發，下第者譁然，冀興大獄。時魏敏果公象樞爲大司寇，以朝端碩望，步行隨一僕，攜紅褐墊，至宫詹所居宅外，行四拜禮，曰：“我爲國家慶得人也。”復賦詩紀事，遍示朝列，外議始息（朱竹垞檢討典江南試回，敏果亦朝服造門再拜，謂檢討曰：“非拜君也，慶朝使之得人也”）。然自後北闈試事，不復令新殿撰持衡，遂改三百餘年之舊制矣。(44)
知曉考官，便可“奔走”、“輻湊於其門”，可以通關節，然這種風氣受到官方嚴厲禁止；考官亦因鄉試責任重大，絶大多數嚴格遵守相關規條，可以文廷式光緒十九年主考江南鄉試行程日記爲例，此中記録他一路如何按規條謹慎行事的細節(45)。故通關節一路，非一般士人所能運作；然在考前，並非無路可走。若考官確定，還可下功夫。汪大燮致族弟汪康年（後中光緒二十年進士）、汪頌穀的信劄中記載了揣摩考試的秘密。
倘主試爲師門中人，恐李木齋（盛鐸）到浙，大約必有此題。六月間師已回京，必來請教也。吾弟所抄之《元秘史》，如其時應帶，望囑帶之，似更有用，究是成書也。(46)
羅田編修（周錫恩）學問尚講究，大約無專長，文則能詞章，有《搴夫容室駢文》，已向戴青來借得，未檢出交來同寄，否則下次寄。其人曾在湖北掌教，有雜作課藝刻本，此間如能訪著當寄，穰卿（汪康年）在鄂當必覓得也。《陝西鄉試録》一册、《元地編韻》同寄。《元地》大約不全，聞此編亦只得六七，因近實無暇矣。正有時文刻《登瀛社課》，雖未必盡如所作，然必取平正，副亦取平正，但求有骨力有意義者，十分荒誕在所棄……二場可作一二篇駢文，可仿《搴夫容室》之體。明日如未檢來，則遲四五日必寄上，安心可也。三場必有論文之題，如庚午浙策者，詞章詩學源流之書，宜多採取，不可説外行話，其餘俟向朱古微（祖謀）探得再奉交。漢人逸經説一門，宜仿《玉函山房》。各種序文宜抽帶也，可拆釘之，能每種再録一二條尤妙。此事宜秘，不可聲張，千萬千萬……再，頃知津京道路梗滯……故《元地編略》及《陝西鄉試録》遲四五日再寄，可與《黄州書院課藝》同覓寄矣。課藝雜作發問與策意相同，長於何門，必出此門之題爲多，亦可見其發策大概也。仍速函穰卿，在鄂訪之，恐此間或尋不出耳。如長於音韻，必多論音韻，長於金石，必多金石跋誌之類，似亦可見一斑，故在此急訪之。(47)
上所引第一信，是推測李盛鐸任浙江鄉試考官，遂有“大約必有此題”之語，而提醒帶《元秘史》，可能是準備策問，這與晚清重視西北史地與邊疆史地的風氣有關。但查《清秘述聞再續》，李盛鐸光緒十七年任江南鄉試考官，並未主考浙江鄉試，推測有偏差。
第二信時間以《清秘述聞再續》所記周錫恩光緒十九年任浙江鄉試考官一事，可斷定寫信時間即在同一年。此信内容豐富：
其一，涉及周錫恩的文章與學問，特點明“專長”，這在策問題中最容易顯露。其二，除《搴夫容室駢文》外，還囑在武昌的汪康年搜集周氏編輯的《黄州書院課藝》，以供研讀，其中“課藝雜作發問與策意相同”。
其三，二場經義作駢文，仿周錫恩體。
其四，三場策問中“必有論文之題”，參考同治庚午（九年）策問，同時多留意詞章詩學源流之書。詞章詩學源流，是清代策問中經常出現的題目類型，信劄中“必有”之語，或許是由過去策問題目總體情勢推斷，或許是由於周錫恩的詩文家身份作推斷，因考官“長於何門，必出此門之題爲多”。
其五，所提《登瀛社課》是清代通行的八股文選本，顯然是爲寫八股文作準備；而《元地編略》與《玉函山房輯佚書》極有可能是爲二三場準備的秘笈。《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的序録，在此得到特别的關照，其用意或許在學術源流。總之，揣摩主要在兩方面下功夫，一是策問内容傾向，一是行文體式(48)。前者似可與“學”相關，後者則可納入“文”的範圍。
揣摩要一定的憑藉，即考官留下的“跡象”。一些有多次主考經歷的考官在策問題目中留下不少可供人推測的線索。以“清順治至嘉慶策問年表”爲依據，其中有王昶的六次策問，近似重合的策問有乾隆二十五年與乾隆二十六年關於史書體例的策問，重合時間近，一爲順天鄉試，一爲次年的會試。此外還有乾隆二十五年、乾隆二十八年、乾隆五十七年關於社倉的策問，乾隆二十五年、乾隆五十七年關於吏治與考績的策問，而乾隆二十六年第二道策問與此相關；近似實學性質且與時務相關的策問包括河渠水利、社倉、吏治、保甲等。
錢載的五次策問題目，近似重合的有乾隆三十九年與乾隆四十四年的社倉一題，乾隆四十四年與乾隆四十五年的吏治一題；不同程度交叉與關聯的則有乾隆二十四年的詩學源流、乾隆三十九年的文章與治道、乾隆四十四年唐宋明清諸家文、乾隆四十五年的《唐宋文醇》、《唐宋詩醇》諸題，其他歷年關於學校、禮教的題目也可歸入此類。
以下摘要列出錢載策問題目的部分文字，意見彼此之間的重合與交叉、關聯。其中社倉、文章問題，兩次同爲江西鄉試。社倉一題基本重合，文章一題的重要關聯點在《唐宋文醇》、《唐宋詩醇》以及順帶引出的歐、王、曾三鄉賢。
夫民間之相恤，莫善於社倉，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恤宗而救鄉黨，亦足以上裨朝廷仁政之萬一。（乾隆三十九年）(49)
《史記》注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今江西之社倉若何。宋乾道社倉，其實不自朱子始也……然則仍社倉之虚名，而受青苗之實害矣。其何以修復朱子之舊，使朱子之初心澤及于後世。（乾隆四十四年）(50)
文章以適于治道者爲貴……我皇上欽定《唐宋文醇》，以嘉惠天下士子，廬陵、臨川、南豐，諸生之鄉賢也，亦既服習之矣，豈不能取其文之適于治道者而深言之與？三先生之後，明于道而傳于文，若吴、虞、揭、范諸先生者，豈不遞言之以相益與？（乾隆三十九年）(51)
我皇上嘉惠士林，欽定《唐宋文醇》，以疏其原，以培其本。復御選《四書文》，以懸之鵠，而正其趨。又復頒《唐宋詩醇》以澤之風雅而博其趨……今諸生之學于此三書有年矣，試舉唐宋十家文之所得者若何，且歐、王、曾皆鄉賢也，能言其所以得者若何，與唐宋諸家之詩，其旨趣若何，其立身行己若何，明代化治正嘉隆萬天崇之四書文風氣家數若何，本朝大家名家之文所得若何？（乾隆四十四年）(52)
關於學校問題，下列文字雖論説意圖不盡相同，但所依據史實則集中在朱子書院講學上，前兩則文字出自江西鄉試，皆特意提及江西書院。
士風之振，必先於教士。我國家學官之外，直省復設有書院，頒書給廪。又郡縣各立書院義學，資之膏火……白鹿洞書院，四大書院之一……朱子之教規本末終始，夫固大學之方也。試疏明之……從前蘇湖教授之法，似較簡直，而鹿洞之教規其相該者若何。江西書院最盛，其嚴立教條與曾仿洞規者若何？（乾隆三十九年）(53)
（述學校制度，如小學、大學、右師、左師，五事、五典、六德、六行等）且江西書院之重，白鹿洞之規條，鹅湖之會講，皆學者平日希風自勵之所在也，其悉著于篇。（乾隆四十四年）(54)
宋時郡縣學未遍立，而南渡諸先儒，有書院之設，所以爲上助行教化也……朱子興白鹿洞，請陸子爲諸生講《論語》義利之辨，此至切也。聚讀書者于書院，而科舉是習，喻義則不利矣，喻利則不義矣。（乾隆四十五年）(55)
吴省欽的七次策問題中，近似重合者爲乾隆四十四年與乾隆六十年中的“釋菜與立學”問題，且這一重合同屬浙江鄉試；不同程度交叉與關聯者，是除乾隆三十六年與乾隆四十四年外五年中的經書雜題，其中乾隆五十七年兩道策問皆可列入經書雜題一類。而乾隆三十六年關於策問體式、乾隆五十八年關於科舉史、乾隆六十年古文與時文三道策問皆屬科舉史問題，彼此關聯；近似實學性質且與時務相關的題目有乾隆五十八年的市糴之法、乾隆五十九年的幣制與養蠶、乾隆六十年的賦由田出和江防海防問題。
紀昀是乾嘉學術的功臣，對士人的影響深廣。他所出的策問題目中留有不少傳播學問的線索。這些策問題目或在大體上近似，以及上文所述及的反復出現，或者部分重復。一道策問包括若干相關的小問題，可稱之爲“構件”，紀昀的策問題目中就時可見熟悉的“構件”。這些構件正是當時學界的熱門話題，或者紀昀的學術興趣所在。照清代科場條例來説，試題不能雜以己見。但這一點不易判别，而考官出題也並不是完全的雷同，更多的是採用重用“構件”手法逃避科場條例的制約。以下將紀昀策問題目中的重復文字摘録列出：
（一）經學雜題中關於朱子與《詩序》的文字
《詩序》爲經師所遞授，鄭樵乃力攻之，周紫芝又復攻鄭，至今説《詩》分兩派，所得孰爲多歟？（乾隆四十九年會試）(56)
司馬遷稱古《詩》三千，孔子刪至三百十一篇，然《株林》一篇距孔子僅數十年，何以稱古詩歟？王柏刪削《國風》，許謙疑之，吴師道乃是柏而非謙，以誰爲是歟？（嘉慶元年會試）(57)
鄭樵、王質、朱子同一不信《詩序》，然説各不同，能分别之歟？吕氏《讀詩記》所引朱氏之説，即是朱子，乃與《集傳》不合，且《集傳》序無一字攻序，是又何歟？（嘉慶七年會試）(58)
（二）史書體例策問中關於表志設立與劉知幾論點的文字
史家之難，無過表志。諸史或有志無表、有表無志，或表志皆無。《南齊書》至明言天文事秘，户口不知，是以不作。其果有合于闕疑之意歟？抑究爲疏陋歟？……司馬遷爲天官書，史家因有天文、天象諸志，然日月星辰終古不易，非每代各有一天也。故劉知幾《史通》謂天文志可不必作，其論果是歟？抑作者别有故歟？《漢書·地理志》，每載山川；《遼史·地理志》，喜談沿革；《唐書·地理志》、《金史·地理志》，並詳土貢物產；《五代史·職方考》，則地名以外，一切略之，或取詳覈而有徵，或取簡嚴而有體，果孰爲是歟？《漢書》創藝文志，《隋書》因有經籍志，新舊《唐書》、《宋史》亦皆有藝文志，他史則闕焉。其作者欲備一代之文獻，其不作者則以爲文章篇目，無關善惡之褒貶也。又孰爲是歟？（乾隆二十四年山西鄉試）(59)
史家要領，體例爲先。遷固稱良史，《史記》、《漢書》皆立表，劉知幾史學最精，而所作《史通》乃欲廢表，其説安在？歐陽修撰《唐書》表志特繁，及撰《五代史》譜考最略，其義何居？《史記》包羅歷代，其天官書劉知幾以爲當作。《漢書》綜括一朝，其天文志知幾以爲不當作。持論果不謬歟？……經籍、藝文諸志，《隋書》記舊目之存佚，諸史則否，《漢書》據官目，而《七略》以外有所增，《舊唐書》亦據官目，而開元以後不復補。秉筆者何所從歟？諸史皆本紀載詔令，列傳載詩賦，《新唐書》悉刪不録，孰是孰非？（乾隆四十九年會試）(60)
史家褒貶，宜祖《春秋》，歐陽修《新五代史》，書法謹嚴，而後人病其漏略，卒不廢薛居正書。繁與簡宜何從歟？宋濂《元史》多沿案牘之文，世以爲譏；宋祁《新唐書》多用雕琢之詞，世又以爲譏，其得失究安在歟？《史記》、《漢書》列傳多載詞賦，後人以爲近于總集，《新唐書》凡詔令皆不録，後人又以爲失載王言，當以何爲準歟？劉知幾欲廢表志，是誠偏見，然如《宋書》之志符瑞，《魏書》之志釋老，《漢書》之表古今人，《唐書》之表宰相世系，亦未免徒釀繁文，如斯之類，能詳數諸史之表志，指其某例當刪歟？（嘉慶七年會試）(61)
（三）詩學源流策問中關於唐宋詩的文字
齊梁綺靡，去李杜遠甚，而杜甫以陰鏗比李白，又自稱頗學陰何，其故何也？蘇黄爲元祐大宗，元好問《論詩绝句》指爲滄海横流，其故又何也？王孟清音，惟求妙語，於美刺無關，而論者謂之上乘。元白諷諭，源出變雅，有益勸懲，而論者謂之落言詮，涉理路，然歟？否歟？（嘉慶元年會試）(62)
齊梁陳隋，韓愈以爲衆作等蟬噪，杜甫則云頗學陰何苦用心。李白觸忤權倖，杜甫憂國忠君，而朱子謂李杜祇是酒人……元稹多綺羅脂粉之詞，固矣。白居易詩，如十首《秦吟》，近正聲者原自不乏，杜牧乃一例詆之。蘇黄爲宋代巨擘，而魏泰《束軒筆録》詆黄爲當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元好問《論詩絶句》亦曰：“只知詩到蘇黄盡，滄海横流卻是誰。”（嘉慶七年會試）(63)
紀昀策問題目的重復，就其博學聰穎而言，絶非是才盡而作的偷懒式復製；就鄉會試責任的重大而言，绝非是其粗心大意所致。故重復之舉乃有意爲之，目的在於反映學術動態，表明學術主張，標示學術方向。後一點對其選拔人才尤有用處，有意的重復似是一條線索，能領會用意的士子循此彙集，其後阮元亦用近似手法，爲乾嘉學人群體的形成予以强有力的推動。
策問如何與考官的學術觀點建立聯繫，可將上列朱子與《詩序》三段引文與下列《四庫全書總目》中《詩集傳》提要文字並觀：
（朱子）注《詩》亦兩易稿，凡吕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説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説，（案：朱子攻序用鄭樵説，見於《語録》，朱升以爲用歐陽修之説，殆誤也。）是爲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小序》，蓋猶初稿。序末稱時方輯《詩傳》，是其證也。其注《孟子》，以《柏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爲刺學校之廢。《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説，極言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説，前後不符，亦舊稿之刪改未盡者也。楊慎《丹鉛録》謂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説，雖臆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歟。自是以後，説《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角立相爭，而終不能以偏廢。《欽定詩經匯纂》，雖以《集傳》居先，而序説則亦皆附録，允爲持千古之平矣。(64)
此觀念又見紀昀嘉慶元年作《詩序補義序》(65)，其意在調和《小序》與《詩集傳》、朱子注《詩》前後兩稿之間的矛盾。故策問中這一“構件”的重復，很可能有所期待。關於史書體例策問文字，紀昀在《書浦氏史通通釋後》表明其看法：“《史通》號學者要書，其間精鑿之論，足拓萬古之心胸，而迂謬偏激之處，亦往往不近人情，不合事理，固宜分别觀之。”(66)
上列詩學源流中關於黄庭堅的策問，在紀氏文集中有《書黄山谷集後五則》，評山谷詩云：“涪翁五言古體大抵有四病，曰腐，曰率，曰雜，曰澀，求其完篇，十不得一，要之力開窔奥，亦實有洞心。”“七言古詩大抵離奇孤矯，骨瘦而韻逸，格高而力壯，印以少陵家法所謂具體而微者。至於苦澀鹵莽，則涪翁處處有此病。”(67) 其他如《乾隆己卯山西鄉試策問三道》（乾隆二十四年）第三道題中涉及乾隆年間科舉考試加試五言唐律，紀氏文集中有《唐人試律詩説序》一文；《乾隆甲辰會試策問三道》（乾隆四十九年）第三道問到四聲問題，紀氏文集中有《沈氏四聲考序》和《沈氏四聲考後序》。紀昀的“己見”已滲透到科舉考試策問之中。張舜徽稱《紀文達公文集》“以卷八、卷九書序爲最佳，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多與《四庫提要》相發明”(68)。其實紀昀的策問題目所涉及的内容與其意圖，亦可與其文集、《四庫提要》相關文字映照，亦有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的功能。
盧文弨所出策問題目，與其文集中的文字也能建立關聯。如《廣東鄉試策問五首》（乾隆三十年）第二道所及丘濬《大學衍義補》與《抱經堂文集》卷二《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的關係；《湖南科試諸生策問九首》（乾隆三十二年）第一道經典的詮釋與《抱經堂文集》卷二《鄭氏注論語序》、卷八《孟子注疏校本書後》、卷二十四《答董生教增問》三篇之間的關係。
四、揣摩風氣：把捉策問題目的趨向
“策問之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備擬，可以曼衍。”(69) 此語基本上道出策問題目的“關切時事”的性質，然在清代，純粹屬於學術史性質的題目比重也不小。“備擬”與“曼衍”則表明策問内容質實，考前可以準備，亦可臨場據題發揮。策問如何“備擬”，章學誠《清漳書院留别條訓（三十二篇）》指出門徑：
鄉會二試，所爲發策決科，皆是覘士子記誦而已，本無缺事失理，有待於士子敷陳也……惟是策問雖以試帖記誦，而考訂貫串，闡發折衷，原許士子盡發所長，平日攻習經書傳記，以待發問敷陳……若宋有鴻詞之科，多問典籍條目，故王氏應麟廣輯經書子史，掇取名數，匯爲《玉海》，以爲有備之無患焉。又有進士之科，多問禮樂兵農政令制度，故馬氏貴與廣輯歷史書志成跡，附以前人評論，匯爲《文獻通考》以爲有備之無患焉……家若稍有餘資，則經部之十三經與《大戴》、《國語》，史部之《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皆不可缺，而《玉海》、《通考》、《稗編》之類，又可爲策部之資糧也。(70)
所謂“備擬”，强調的是“記誦”之功，然後“考訂貫串，闡發折衷”。章氏點明《玉海》與策問之間的一種關聯，亦即策問對類書編纂的推動之功。《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玉海》提要云：“宋自紹聖置宏辞科，大觀改詞學兼茂科，至紹興而定爲博學宏辞之名，重立試格。於是南宋一代通儒碩學多由是出，最號得人。而應麟尤爲博洽，其作此書，即爲詞科應用而設，故臚列條目，率鉅典鴻章……其貫串奥博，唐宋諸大類書未有能過之者。”(71) 大致策問的核心在“貫串奥博”，看重的是才，故促使“南宋一代，通儒碩學，多由是出”；以此比照乾嘉學術的興起，科舉中比較重視策問，似是一較爲重要的推動力量。康熙十八年博學宏詞科録用“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試賦一、詩一；乾隆元年博學宏詞科訪求的是“枕經葄史，殫見洽聞”之士，首場賦、詩、論各一，二場制策二(72)。兩次博學宏詞科皆重學術，乾隆元年又試製策，這些都爲乾嘉學術的興起作了有益的鋪墊。乾隆元年博學宏詞科召試一百七十六人，取二十五人，一等第一名爲武進劉綸。劉綸後任乾隆三十四年和乾隆三十七年會試考官，所取之士中有任大椿、金榜。（見前表）乾嘉學術以考據學爲代表，考據是建立在“奥博”基礎上的“貫串”，從而比較異同、辨别真偽、考鏡源流，記誦之功在考據學中作用明顯，策問題也是以記誦爲基礎，“學”重於“識”。與南宋相仿，清代科舉也刺激坊間類書的編纂刊印。
（乾隆）五十四年諭：翁方綱奏江西士子有臨場慣用新出小本講章，又坊間亦有編輯經書擬題及套語策略等類，於臨場時刊刻發賣。現出示嚴行禁止，並於建昌一帶刊書之處，遍爲嚴行飭禁等語。(73)
（嘉慶）二十年諭：士子研經稽古，於五經、三傳，自應誦讀全書，融鑄淹貫，發爲文章，方足以覘學識。乃近多鈔撮類書，剿襲摭拾，冀圖詭遇，不可不嚴行飭禁。嗣後坊間如有售賣刪本經傳及鈔撮類書者，著該學政隨時查禁，責令銷毁。(74)
科舉尤其是第三場策問爲和可以揣摩，爲何要“鈔撮類書”，這仍然要回到策問的性質層面上來。上文已言及策問題目有大致的範圍，在此範圍中，還有若干重點，也就是在某一時段多次考及的題目。筆者將所見清人文集中的策問題目按年代順序編成簡明提要性質的“順治至嘉慶策問年表”，起自順治五年，止于嘉慶十二年，檢得六十科鄉試、會試策問，另有一次科試策問，共計二百七十一個策問題目(75)。以此“策問年表”爲依據，又按重要主題分類統計被考次數，得出的結果是：經學雜題28次，程朱之學及性理20次，吏治18次，詩文源流18次，禮樂與刑18次，史書體例17次，社倉15次，學校12次，河渠11次，科舉10次，士習8次，賦役屯田7次，弭盜6次，治國之法6次，農政6次，地理沿革4次，民風4次，幣制3次。此外，還有考據性質或學術史的題目26次。統計包含233個策問題目，其餘爲難分類者。
將這些統計資料與表結合分析，可得出的判斷是：其一，吏治、學校、科舉、士習、社倉、史書體例、禮樂與刑等題目在這一時段中受到持續關注，没有較大的波動；經學雜題自乾隆十五年以後增多；其二，程朱之學與性理題目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後減少；、其三，考據性質或學術史題目自乾隆二十四年後明顯增加；其四，詩文源流題目自乾隆元年後增加，乾隆三十五年後屢屢出現；
其五，農政、賦役屯田、治國之法三類題目在乾隆朝極少。
故可由此作一簡要總結，乾隆十五年至二十四年間是清代學術文化的轉變期，此前策問題目涉及社會民生，而在這一期間學術已變爲策問的重心；理學題目的明顯變化，也可見理學與漢學的消長(76)；詩文源流題目的出現可能與乾隆扶持風雅有關。
“策問年表”中有幾個時段頗能呈現發展變化趨勢，乾隆十五年至乾隆二十四年的策問題目稍多，從汪由敦順天鄉試策問中的性理、道學，錢陳群江西鄉試策問中的心法，到紀昀、王鳴盛等策問中作爲重點的源流與史實，呈現學術風氣的轉變；乾隆三十年陸錫熊的山西鄉試策問、盧文弨的廣東鄉試策問、錢載的江南鄉試策問、姚鼐的山東鄉試策問，程朱與性理類題目隱退，就連姚鼐的策問也暫時不見其宗尚，乾嘉學術的主流已形成；乾隆五十七年王昶的順天鄉試策問、石韞玉的福建鄉試策問、吴省欽的江西鄉試策問，在很强的學術性外，還有一定比例的考據。
艾爾曼在考察中華帝國晚期權力、政治與科舉的關繫時指出：“明清兩代把宋代以來影響政治和社會的正統知識占爲己有，這一正統知識在宋朝末期被作爲單一的官方政治意識形態被闡釋和應用。”(77) 策問是“正統知識”表現和傳播的途徑之一，其内容的變化，其實正是清政府的文化政策調整的表現。有學者指出，自順治初年以來，朝廷取士，推尊理學；康熙崇敬朱子，雍正踵繼，以朱子之學爲核心的宋學遂成爲官方的正統學術。乾隆施政，在“法祖”的同時，又稍事更張，推動官方經學研究的發展(78)。昭槤《嘯亭雜録》中的兩條筆記，記録了變化的跡象。“本朝理學大臣”一條云：“本朝崇尚正道，康熙、雍正間，理學大臣頗不乏人”(79)，又“重經學”則述乾隆即位後，身邊大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經術者，故下詔命保薦經術之士，輦之都下，又刊《十三經注疏》，裒集《三禮》，“而漢學始大著”(80)。昭槤筆記所述漢學與理學的起落變化，在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上諭中可見其發端：
聖賢之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根柢也，詞章其枝葉也。翰林以文學侍從，近年來因朕每試以詩賦，頗致力於詞章，而求其沉酣六籍，含英咀華，究經訓之閫奥者，不少概見……夫窮經不如敦行，然知務本則于躬行爲近。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終老牖下，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内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以及諸生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遴訪。(81)
重經術之士，並不是廢宋儒之書，周、程、張、朱子的天人性命、理欲義利等問題仍是其所謂“正學”的核心内容；而其策略是欲求其“正”，必潛研經書。乾隆《重刻十三經序》指示求“正”之路徑：“篤志研經，敦崇實學。庶幾經義明而儒術正，儒術正而人才昌。”(82)
乾隆年間學術風氣的轉變，還表現在高宗對朱子學説的態度之中。乾隆五年十月十二日，高宗頒旨，令儒臣“研精宋儒之書，以上溯六經之閫奥。”十月二十九日，高宗頒旨，以朱子“學以爲己”之説訓飭士習流弊(83)。乾隆六年七月一日，高宗頒諭，稱自幼至今，一直研讀《朱子全書》，並“時時體驗，實踐躬行”(84)。乾隆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清廷重申，各省學政務以朱子所輯《小學》命題，考試士子(85)。而自乾隆二十一年始清廷舉仲春經筵，高宗多次對朱子關於《中庸》、《論語》、《易經》的解説提出異議，一直延續至乾隆六十年(86)。屢屢質疑，明顯不同於乾隆朝初期對朱子學説的敬重。朱子之説儘管地位很高，然可作爲一家之言被商量甚至懷疑。乾隆二十一年後朱子學説地位的鬆動，高宗在其中發挥作用。
高宗在有清一代的皇帝中，最有自己的思想，實績亦最顯著。高宗的有意偏向，爲漢學的興起留下了較大的空間。以殿試而言，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高宗命題，策試天下貢士於太和殿，其中有“簡策異同，微言實關大義，諸經互引，厥有殊辭。唐人刻石猶存，或間與今判。郭氏之《易舉正》，王氏之《詩考》，雜臚歧出。《禮》之《大學》，《書》之《武成》，考定紛如。《春秋》經文，三傳間别。誦習有素，其能賅櫽而條係歟？”(87) 這一命題方向，在乾隆五十七年石韞玉《福建鄉試策問五道》第三道，以及吴省欽《乾隆五十七年江西鄉試策問》第一道第二道的策問中得到明確的回應。（見“清順治至嘉慶策問年表”）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高宗命題策試各省貢士，其中有“真德秀《大學衍義》，僅及修身齊家而止，其治平之跡，果可舉而措之歟？邱濬《大學衍義補》，政典極爲詳備，抑尚有提挈大綱者在歟？洛學末流，歧爲二派，永嘉之學，好談經濟，朱子謂其近事功，其故安在？其源流得失，能一一言之歟？”(88) 其中關於宋代學術流派部分，在紀昀《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第三道中重述。
乾隆十五年前策問重理學，還與考官左右風氣有關。熊賜履平生篤信理學，主張“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傳不得講”(89)。先後任順治十七年順天鄉試考官，康熙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六年、三十九年、四十二年會試考官；康熙六年聖祖詔求直言，賜履上疏論“政事極其紛更”（與章程法度相關）；“職業極其隳窳”（與士習相關）；“學校極其廢弛”；“風俗極其僭濫”(90)。這些問題在康熙、雍正兩朝策問題目有明顯的反映。李光地長於理學，《御纂朱子全書》及《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皆由其校理，任康熙十二年會試同考官，康熙三十、四十八年會試考官。據《清秘述聞》記載，李紱與陸象山同郡，撰《陸子學譜》以紹先正遺緒，復撰《朱子晚年全論》，破朱陸異同之説，證示學朱子即學陸子，張舜徽評其學曰：“清初爲陸王之學而能不墜虚玄者，必推斯人爲巨擘矣。”(91) 李紱任康熙五十六年雲南鄉試、康熙五十九年浙江鄉試、乾隆六年江南鄉試、康熙五十六年會試考官，康熙九年會試考官魏裔介，康熙六十年會試考官張伯行，皆入張之洞《書目答問》“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程朱之學”行列。從以上列舉可見康熙朝的科舉考試，尤其是會試考官多爲理學家，這也是康熙朝理學風氣形成的一助力。
當某一類題目被多次考及，應試者很容易掂量其輕重，從而得到著手下力的方向；而坊問編印科舉用書者易聞風而動，極有可能按主題編輯類書，或按主題編輯相關文章選本，從而推波助瀾。策問題目包含内容豐富，涉及某一專題的多個方面，有時一個策問題目近似某一專題的概論或簡史，一些針對性强的類書或科舉用書在士子應試時，確實有輔助之功。摘要舉紀昀《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第四道：
問：孔子後，儒分爲八，然學術無殊，至宋而洛蜀二黨各立門户，於是有程蘇之學。洛黨又自分兩歧，楊時一派傳於閩，周行己一派傳於浙，於是有新安永嘉之學。程守禮法，蘇以爲僞；蘇尚文章，程以爲雜。新安談心性辨儒墨，永嘉以爲迂腐；永嘉講經濟務博洽，新安以爲粗浮。果皆中其失歟？……周公手定《周禮》，聖人非不講事功，孔子問禮問官，聖人非不講考證，不通天下之事勢，而坐談性命，不究前代之成敗，而臆斷是非，恐於道亦未有合，永嘉之學或可與新安相輔歟？抑實有不可並立者歟？(92)
這一策問可視爲宋代學派小史，史實的梳理外，隱約可從“聖人非不講考證”、“坐談性命”等語中見紀昀主張。而經常出現在策問題目中的經學雜題，則將經學史上的諸多重要問題編入題目中，題目因而有博雜的特徵。士子在面對多次出現的經學史雜題，自然不能大意對待。故從稍長的時段考察，科舉策問中對某一問題的特别關注，實際上官方或主流學術的强有力導引。反復出現，使得某一題目成爲必修内容，成爲常識。科舉策問因而有知識或學問的傳播功能。以下編選摘録詩文源流策問和經學雜題策問，略現知識或學問在傳播中的强化過程。
詩文源流
文章爲學者一藝，於道未爲尊也。乃論者謂自有宋歐蘇曾王諸子以來，六七百年於兹未有能紹其傳者，然歟否歟？宋既南渡，惟周益公爲宗，朱子不以文重，尤、楊、范、陸、蕭，各以詩著，其於古文孰可稱耶？元有天下，政治一新，至大以還，人文稱盛，虞、揭、黄、柳，號爲名家，他若元復初、歐陽圭齋之徒，彬彬競奮，其造詣淺深，可得而論歟？抑此外，尚有可指數者歟？有明一代，潛溪東里諸人倡興於前，西涯、震川輩持之於後，終未能復古，何耶？嘉靖七子，首倡變法，後五子、末五子，益以蕪漫，自鄶無譏。顧其所以階厲者，能切指之乎？（康熙六十年《辛丑會試策問三首》）(93)
昌黎韓子起八代之衰，至其論文則曰：無難易，惟其是。抑何簡易明切如此也。然則文豈有異術哉！唐宋八家之目起於何時，八家之所以高出於諸家者何在？……元之虞集、揭傒斯、黄溍、柳貫、歐陽元、吴師道、吴萊、戴表元，明之王禕、宋濂，亦足接武八家否？嘉隆以後，震川號爲大宗，王元美稱之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推崇至矣，其説可得聞歟？（下論文章選本，略）（《乾隆二十四年福建鄉試策問》）(94)
五言詩始於枚乘、蘇、李，其後作者輩出。魏晉而下，太白譏其綺麗，退之斥爲蟬噪，果無足取若是乎？李、杜詩之大家，而朱子尤推子昂《感遇》者，則又何説？……唐宋金元明諸家歌行一體，派别尤多，而各極其致。其正變何以衡之？自沈約始言聲病，五言近體，權輿于此，唐初言律詩者推沈、宋，其後諸家少變其法。中唐作者多以五律爲長，然以視開、寶以前何如也？元微之推杜子美爲第一者，其長律一體耳。子美果以是獨絕，而律詩必以是爲正法乎？七言律詩，明人之論，或主王維、李頎，或主杜子美，而盡斥宋元諸作者，意亦隘矣。然蘇黄而下，氣體實自殊别，意有不襲唐人之貌，而得其神理存乎？夫唐人之詩，古今獨出。然或謂惟絕句一體，最爲得樂府之遣者，是何謂也？（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首》）(95)
蘇李爲五言開始，柏梁爲七字權輿，溯所從來，其體皆自三百篇出，可得而悉數歟？建安諸子，風格各殊，六朝以還，漸趨華縟，説者謂諧和聲病，已開唐律先聲，信歟？唐初子昂、曲江首開風氣，至於李杜，遂臻絶詣，其間先後扶輪，不乏作手，能舉其最著者歟？（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貴州鄉試策問》）(96)
五言始于蘇李，或謂古詩十九中，列枚乘之作，所據何書？七言始于柏梁聯句，而詩中人名、官名，考證漢史，輒多不合，其故安在？魏晉六朝，作者踵起，鍾嶸作《詩品》，可臚述歟？昭明所選諸家，孰優孰絀？聲律對偶之學，盛於三唐，孰開其先？以試帖取士而善古詩者，不少其人，論者謂唐無古詩，其説果當歟？初盛中晚果可分歟？（下問及宋初館閣、蘇黄、尤楊范陸、元遺山、明四傑、七子。略）（乾隆五十七年《福建鄉試策問五道》）(97)
鍾嶸《詩品》所分上中下三品，位置果悉當歟？三品之中，各系以小序，謂某人源出某人，其説不傷於武斷歟？陶潛渾然元氣，論者或稱陶謝，或稱陶韋，或稱陶柳，三人之詩果與潛相近否？韓愈稱李杜文章光焰萬丈，而謂六朝衆作等於蟬噪，然李白平生低首謝脁，杜甫自云頗學陰何，豈六朝亦有不可廢者歟？元白齊名，論者謂元不逮白，蘇黄齊名，論者謂黄不逮蘇，然歟，否歟？（嘉慶十五年《庚午科四川鄉試策問》）(98)
經學雜題
《尚書》有古今文之别，古文出於孔氏，或云僞託也。蔡《傳》不主《書序》，多與二孔牴牾。《詩》有齊魯韓毛四家，毛氏出而三家亡，《集傳》行而毛鄭廢矣。然則《詩序》果可刪，而鄭衛果皆淫風歟？（康熙五十年《辛卯科四川鄉試策問五道》）(99)
《尚書》古文今文能數其分合歟？……刪《詩》之説，始于史遷，孔穎達嘗疑之，朱子云未曾刪，然歟？誦《詩》叶韻，其體之變者，如每句隔叶，兩字隔叶，能枚舉之歟？（《乾隆十五年江西鄉試策問五首》）(100)
《易》有三，而《周易》獨傳，漢晉唐宋説，能擇其精而析其弊歟？……《尚書》見於《史記》、《漢書》者，孰爲古文，孰爲今文？孔蔡傳解句讀，可别白參解否？（嘉慶四年《己未會試策問》）(101)
《尚書》由伏生壁藏，特口授其義。朱文公誤以伏生口授《書》文，毋乃與史説違歟？今所傳古文《尚書》與孔壁書有真僞之分，能言其篇次歟？《詩》有齊、魯、韓三家，而毛氏獨存，《説文》所引古文《詩》，毛氏文字何又不同？能言其故歟？（《觀風試士策問五條》）(102)
歐陽氏謂孔子刪《詩》，或刪其一章，或刪其一句一字，能綜舉否？《毛詩小序》流傳最久，宋儒詆之者，如朱子、鄭樵、王質；尊之者如吕祖謙、范處義，説各不同，能分别言之否？（嘉慶十五年《庚午科四川鄉試策問》）(103)
“詩文源流”類前兩題重心在宋元明詩文名家及流派，歸有光是一要點；下四題於五言詩、聲律、李杜、六朝詩、《詩品》等多次提及。策問對“詩文源流”題目的重視，也有可能促進清代文話、詩話以及詩文選本的繁榮。而“經學雜題”關注的是《尚書》今古文、三家《詩》、《詩序》等問題。這些問題，特别是“經學雜題”涉及的幾個問題當是清代文人學者經常論及的題目，其重要性往往是通過反復出現來顯現；如此則眼下的學術研究進入科舉考試，科舉考試以其廣大的覆蓋面極其强烈的功利性質促進學術觀念的傳播。在講學、書信、著作、晤談等學術交流之外，科舉考試也是一種頗見實效的交流方式。
策問題目還有兩點趨向可以把捉：其一，鄉試策問題目中時有關涉本省地理沿革、文化傳統、時務等方面的内容，有時用一道題目設問，有時穿插於相關題目當中。其二，無論鄉試會試，策問中對皇帝的歌功頌德乃常事，故當下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績，以及前朝皇帝的業績多作爲考官出題引申生發的依據。兩種出題趨向，引導士子關心本省文化和當世國計民生。
結論
科舉考試對文學、學術有較大的影響，關於唐宋兩代科舉的相關研究，成果頗爲豐碩。這些成果是明清科舉研究的借鑒之資。本文重在探究清代科舉中的策問與乾嘉學術之間的關係，得出以下結論：
其一，策問是清代科舉考試中最爲穩定的部分，其重要性雖不及八股文，然其在選取實學人才方面的作用得到普遍認可。關於策問重要性的正面事例多出現在乾嘉兩朝，造説明乾嘉學術與科舉策問之間存在特别的關聯。
其二，乾嘉學人群的集體亮相，主要集中在乾隆十七年至嘉慶十三年間。其中有兩個時段的進士群影響力較大，即乾隆十七年、乾隆十九年進士群，嘉慶四年、七年、十年進士群。兩個重要進士群通過著作、鄉試主考、學政等途徑，傳播學術影響。
其三，嘉慶四年會試閲卷不同尋常，特别看重策問，故選取人才號稱極盛。乾隆中後期閲卷也有重策問的傾向。閲卷重策問，是造就乾嘉學人群的重要力量。
其四，考官選取進士、進士成爲考官的復製與擴散模式，有利於促進乾嘉學術主流風氣的形成，這從乾隆四十四年、四十八年、五十一年、五十三年福建鄉試“奇才異藻震動一時”事例中即可看出。
其五，策問考試中的揣摩風氣是學術傳播的表徵之一。揣摩可從考官的學術興趣著手，一些有多次主考經歷的考官在策問題目中留下重復的“跡象”，如王昶、錢載、吴省欽、紀昀等出的策問題目。“跡象”是考官學術興趣的外露，也是士子揣摩的依據。
其六，策問題目有總體趨勢，也有每一時段的重要問題，如能把握趨向，亦可“備擬”。策問强調“考訂貫串、闡發折衷”，故類書、典章制度之書多受士子重視，記誦之學有較大發展空間。
其七，策問出題方向在乾隆十五年至二十四年間是一轉變期，此後題目由先前的社會民生轉爲學術，由此前的理學變爲漢學。
其八，策問出題方向的調整變化，與清朝文化政策及高宗的學術興趣變化有關，會試、鄉試考官受其影響，有推波助瀾之功。
其九，策問題目中某些題目頻頻出現，如經學雜題、詩文源流題等，可使某些類别的問題得到强化傳播，最終使得隸屬經學史、文學史的問題，成爲應試士子的必備知識，重要的學術問題通過考試制度得以普及。
注釋：
① 丘爲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範”的形成、特質舆義涵），見《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65—327頁。
② 艾爾曼（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517,p.520.
③ 陳致《清代中晚期制藝中漢宋之别：以劉顯曾硃卷爲例》，見《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424頁。
④ 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見《臺大中文學報》第23期（2005年12月），第327—362頁。
⑤ 水上雅晴《清代科舉的策問：以在乾嘉期重視策問的現象爲考察中心》，見《第四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英辭集》，2008年10月。此論文集由南京師範大學江慶柏教授提示，特此致謝。
⑥ 清代科舉考試科目的調整變化，以黄光亮的梳理最爲清晰細緻，見所著《清代科舉制度之研究》，臺灣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1976年版，第109—112頁。
⑦ 吴振棫《養吉齋叢録》，卷九，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16—117頁。
⑧ 同注⑤，第399頁。
⑨ 崑岡等修，劉啟瑞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四七，《禮部·貢舉·内簾閲卷》，《續修四庫全書》本，第458頁。
⑩ 允禄編，弘晝續《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二七，第647頁。
(11) 李紱《浙江庚子鄉試墨卷序》，見《穆堂初稿》卷三四，《續修四庫全書》本，第611頁。
(12) 陳壽祺《鼇峰崇正講堂規約八則》（道光乙酉），《左海文集》卷一○，《續修四庫全書》本，第421頁。
(13)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一八“科場”條，見《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七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頁。
(14) 陳澧《科場議三》，見《東墊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本，第260頁。侯美珍指出科舉考試首場在乾隆二十二年前以《四書》、《五經》義爲主；乾隆二十二年以後，以《四書》義爲主。見《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見《臺大中文學報》第23期（2005年12月），第361頁。
(15) 鄉試首場考在八月初九日，第二場在十二日，第三場在十五日。小省在八月之内放榜，大省在九月五日前放榜。鑒於時間紧迫，康熙五十一年將放榜時期一律改爲九月，大省九月十五日前放榜。考官閲卷之辛勞，從錢大昕《湖南鄉試録序》中可見：“湖南應舉士子四千餘人，三場之卷，凡萬二千有奇，合經書議論策詩計之，不下五萬六千篇。臣等自閲卷之始，至於撤棘，計十八晝夜。”見《潛研堂文集》卷二三，《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九册，第354頁。以上參考水上雅晴《清代科舉的策問：以在乾嘉期重視策問的現象爲考察中心》，見《第四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英辭集》，第400頁。
(16) 吕培等編《洪北江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北京圖書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387頁。
(17) 同上書，第393頁。
(18) 錢大昕編，錢慶曾校注並續編《錢辛楣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馆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476—477頁。
(19) 本表所選考官、進士全爲漢人，所爲重要性，是指被選者的學術影響較大和在會試中出現的次數稍多。考官後括弧内的數字表示在幾位元考官中的排名次序。
(20) 括弧内表示所任主考省份。
(21) 會試同考官在選士過程中作用似不可低估，譬如朱筠，乾隆三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振興古學，得士稱盛。總裁劉文正公得一卷，五策淵奥，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餘姚邵晉涵也，故知名士，力贊，公拔居第一。及拆卷，果邵名。公問何以知之，先生曰：今士之績學者，某莫不與之游。讀其文如覿其面，寧或失之耶。當時莫不退其精鑒。”羅繼祖《朱笥河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16頁。
(22) 葉德均《再生緣作者許宗彦、梁德繩夫婦年譜》，見《戲曲小説叢考》，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27頁。
(23) 昭槤《嘯亭雜録》卷四，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04頁。
(24) 阮元《隱屏山人陳編修傳》，《揅經室集續集》卷二，《續修四庫全書》本，第476頁。
(25) 文廷式《純常子枝語》卷七，轉引自王章濤《阮元年譜》，黄山書社2003年版，第174頁。此文《阮元年譜》所引有小誤，已據《續修四庫全書》所收《純常子枝語》第104頁覈對。
(26) 張鑒等《雷塘庵主弟子記》，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1頁。又閔爾昌《王伯申先生年譜》嘉慶四年條下引阮元從弟阮亨《瀛舟筆談》云：“己未科兄以經義求士，尤重三場策問，是以武進張皋文（惠言）、高郵王伯申（引之）、閩縣陳恭甫（壽祺）、德清許積卿（宗彦）、桐城馬魯陳（宗璉）、棲霞郝蘭皋（懿行）等皆治經，多所著述也。”此中馬宗璉爲嘉慶六年進士，阮亨記録有誤。而所記“尤重三場策問”，可作閲卷傾向的又一證據。見《王伯申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272—273頁。
(27)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一四，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92頁。
(28) 張之洞《書目答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360頁。
(29) 王立中編，蔡元培補訂《俞理初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646頁。這條材料據水上雅晴《清代科舉的策問：以在乾嘉期重視策問的現象爲考察中心》一文所引，已覈對原書。
(30) 張鑒等《雷塘庵主弟子記》，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1頁。
(31) 鲍桂星編《覺生自訂年譜》嘉慶四年條下記：“時紀文達昀與文正論文不合，乾清宫覆試，文達讀一卷疑爲余，抑置下等，而持所擢第一卷，語同列曰：此必非鲍某所能及。坼封，乃余也。”《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22頁。
(32) 閔爾昌《王伯申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第272頁。
(33) 梁章鉅《制義叢話》卷一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頁。卷一八亦有類似之語：“吾閩鄉墨之可觀，自乾隆己亥、癸卯、丙午、戊申諸科外，即数甲寅。是科三藝皆典實題，故所拔多積學懷才之士，文亦稱之。”同書，第364頁。
(34) 張劍《莫友芝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6頁。
(35) 同上書，第9頁。
(36) 同上書，第12頁。
(37) 同上書，第20頁。
(38) 曾國藩《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見《莫友芝年譜長編》，第616頁。
(39)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三一，《禮部·貢舉·命題規則》，第286頁。此節參考黄光亮《清代科舉制度之研究》，第237—243頁。
(40) 雍正十年陝西鄉試主考吴文煥、李天寵策問陝西水利，中牽涉京畿水利：“京畿之間，大建營田，興修水利，多士亦聞之熟矣。”上諭云：“吴文煥等若以水利策問考試士子，即當就該省所現行者，令其敷陳條對，或可備採擇之資，或可爲善後之計，乃舍今而援古，去近而求遠，摭拾往事，泛爲鋪張，並遠引京畿，以爲近日興修水利之一證，而於本省工程關繫利弊者，無一言提及。想以秦中疏濬諸渠，爲無裨於民生耶？抑或以該省工程爲不足置論耶？務虚文而無實際，乃爲政爲學之大患。”《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三一，《禮部·貢舉·命題規制》，第288頁。
(41) 同上書，第289頁。
(42)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録》，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71頁。
(43) 同上書，第103頁。
(44) 陳康祺《郎潛纪聞初筆》卷三，“順天鄉試正考官以前科狀元充當”條，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2—43頁。
(45) 文廷式《南軺日記》，見《〈青鶴〉筆記九種》，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44—64頁。
(46)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頁。
(47) 同上書，第661頁。
(48) 亦有揣摩篇幅者，梁章鉅《制義叢話》引《淡墨録》云：“武進莊方耕存與閣學，乾隆乙丑榜眼，累司文柄，酷好短篇，所取闈墨不過三百字，即間有四百字者，而元文必短。士子揣摩風氣，率以假成、弘規模應之，所謂賣假古董也。其中亦有美才，故以千尋之材縮爲咫尺之短而入彀者，然要之以皮毛弋獲者居多，而莫甚於二十一年浙江鄉闈。所取解元高毓龍者，烏程監生也，本不讀書，随其父某在任所辦事。是科閣學偕山東鞠愷典試浙中，高毓龍方從任所歸，人言本科主考好短篇，只消随筆寫數行，即可望中。”《制義叢話》卷二四，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頁。
(49) 錢載《乾隆三十九年江西鄉試策問五首》，見《蘀石齋文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本，第387頁。
(50) 同上書，第389頁。
(51) 同上書，第386—387頁。
(52) 同上書，第389頁。
(53) 同上書，第386頁。
(54) 同上書，第388頁。
(55) 同上書，第390頁。
(56) 紀昀《紀文達公遣集》卷一二，《续修四庫全書》本，第416頁。
(57) 同上書，第417頁。
(58) 同上書，第419頁。
(59) 同上書，第414頁。
(60) 同上書，第416頁。
(61) 同上書，第419頁。
(62) 同上書，第418頁。
(63) 同上書，第420頁。
(64)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2—123頁。
(65) 紀昀曰：“蓋《詩》之抅爭久矣……至宋而廬陵潁濱小立異同，未顯功也。鄭樵始發難端，而朱子和之，是爲新學。范處義力崇舊説，而吕祖謙嚴粲等遙應之，是爲古學，於是尊序廢序，爲不可破之門户。兩派之中，遂横決而旁溢，一爲王質《詩總聞》之派，主於冥思力索，翻空出奇，是新學之變本加厲者也；一爲何楷《詩世本》古義之派，主於論世知人，穿鑿附會，是古學之逐影失形者也，其間互有短長，不能偏廢，故朋黨互軋未有已。時余作《詩》類總序……今以范氏之書，持王何兩派之平，以姜氏顧氏之書，持小序集傳之平，六七百年朋黨之習，舍是非而爭勝負者，其庶幾少息矣。”同上書卷八，第342頁。
(66) 同上書，卷十一，第405頁。
(67) 同上書，第406頁。
(68) 張舜徽《清人文集别録》卷七，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88頁。
(69) 孫梅《四六叢話》同注(64)卷五引《寓簡》，《續修四庫全書》本，第266頁。
(70) 章學誠《章氏遺書》，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79頁。
(71) 同注(64)卷一三五，第1151頁。
(72) 江慶柏編著《清朝進士題名録》，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346—1349頁。
(73) 同注(39)卷三八八，第202頁。
(74) 同上書，第206頁。
(75) “順治至嘉慶策問年表”依據以下文獻編纂：順治五年，傅維麟《戊子江南典試策問第二》；順治十一年，孫宗彝《河南鄉試策問》五道；康熙五年，張玉書《丙午科浙江鄉試策問五道》；康熙十一年，徐乾學《順天鄉試策問四道》；康熙二十年，朱彝尊《康熙二十年江南鄉試策問三首》；康熙二十七年，徐乾學《戊辰會試策問五道》；康熙三十年，張玉書《辛未會試策問五道》；康熙三十二年，顧汧《河南鄉試策問》兩道；康熙三十二年，姜宸英“策問（癸酉鄉試）”一道；康熙三十八年，姜宸英“策問（己卯鄉試）”五道；康熙四十八年，李光地《己丑會試策問》四道；康熙五十年，嚴虞惇《辛卯科四川鄉試策問五道》；康熙五十二年，嚴虞惇《癸巳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道》；康熙五十二年，李紱《癸巳湖廣鄉試策問第一首》；康熙五十六年，李紱《雲南鄉試策問五首》；康熙五十九年，李紱《庚子浙江鄉試策問四首》；康熙六十年，李紱《辛丑會試策問三首》；康熙年間，汪士鋐《策問五道（代）》；雍正元年，李紱《癸卯順天鄉科補試回避士子策問二首》；雍正元年，張廷玉《癸卯恩科順天鄉試策問五道》；雍正二年，張廷玉《癸卯恩科會試策問五道》；雍正二年，張廷玉《甲辰科會試策問五道》；雍正四年，尹會一《廣西鄉試策問第二道、第四道》；雍正七年，錢陳群《雍正七年湖南鄉試策問五首》；乾隆元年，汪由敦《丙辰科山東鄉試策問五道》；乾隆九年，汪由敦《甲子科順天鄉試策問五道》；乾隆十五年，汪由敦《庚午科順天鄉試策問五道》；乾隆十五年，錢陳群《乾隆十五年江西鄉試策問五首》；乾隆二十四年，紀昀《乾隆己卯山西鄉試策問三道》；乾隆二十四年，錢載《乾隆二十四年廣西鄉試策問三道》；乾隆二十四年，王鳴盛《乾隆二十四年福建鄉試策問五道》；乾隆二十四年，王昶《己卯順天鄉試策問一道》；乾隆二十五年，王昶《庚辰順天鄉試策問三道》；乾隆二十六年，王昶《辛巳會試策問二道》；乾隆二十七年，王昶《壬午順天鄉試策問三道》；乾隆二十八年，王昶《癸未會試策問一道》；乾隆三十年，陸錫熊《乾隆三十年山西鄉試策問三首》；乾隆三十年，盧文弨《廣東鄉試策問五首》；乾隆三十年，錢載《乾隆三十年江南鄉試策問一首》；乾隆三十年，姚鼐《乾隆戊子科山東鄉試策問五首》；乾隆三十二年，盧文弨《湖南科試諸生策問九首》；乾隆三十三年，陸錫熊《乾隆三十三年浙江鄉試策問四首》；乾隆三十五年，陸錫熊《乾隆三十五年廣東鄉試策問三首》；乾隆三十五年，吴省欽《乾隆三十五年廣西鄉試策問（二首）》；乾隆三十五年，姚鼐《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首》；乾隆三十六年，吴省欽《乾隆三十六年湖北鄉試策問二首》；乾隆年二十四至三十九年間，錢大昕《策問五道》；乾隆三十九年，錢載《乾隆三十九年江西鄉試策問五首》；乾隆四十四年，錢載《乾隆四十四年恩科江西鄉試策問五首》；乾隆四十四年，吴省欽《乾隆四十四年浙江鄉試策問二首》；乾隆四十五年，錢載《乾隆四十五年江南鄉試策問五首》；乾隆四十九年，紀昀《乾隆甲辰會試策問三道》；乾隆五十一年，潘奕雋《丙午貴州鄉試策問》五道；乾隆五十七年，王昶《壬子科順天鄉試策問五道》；乾隆五十七年，石韞玉《福建鄉試策問五道》；乾隆五十七年，吴省欽《乾隆五十七年江西鄉試策問》兩道；乾隆五十八年，吴省欽《乾隆五十八年會試策問五道》；乾隆五十九年，吴省欽《乾隆五十九年浙江鄉試策問五道》；乾隆六十年，吴省欽《乾隆六十年浙江鄉試策問五道》；約乾隆年間，王鉞《擬策問五道》；嘉慶元年，紀昀《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嘉慶四年，阮元《己未會試策問》四道；嘉慶五年，劉鳳誥《庚申湖北鄉試策問五道》；嘉慶六年，劉鳳誥《辛酉山東鄉試策問五道》；嘉慶七年，紀昀《嘉慶壬戌會試策問五道》；嘉慶十二年，吴榮光《嘉慶丁卯科浙江鄉試策問》兩道；嘉慶十五年，陶澍《庚午科四川鄉試策問五道》；嘉慶二十年，劉鳳誥《丁卯江南鄉試策問五道》。所列舉文獻雖不能窮盡歷次科舉策問題目，但將其與相關文獻聯合，仍可視爲十分有力的證據。因“年表”篇幅較大，刪去關於每道策問題目的提要文字。
(76) 理學並未消失，相較漢學而言，只是處於劣勢而已。譬如朱筠奏請開四庫館，即遭宋學家劉統勳反對。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頁。劉統勳任乾隆二十二年、二十六年會試考官。理學在清初處於停滯、僵化的境地，張麗珠指出：“實際上理學入清的特色，在於它是一種趨向‘實用化’發展的學術活動。‘實用’至少包含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做爲士人弋取科名利禄的科舉考試之用；一是做爲清廷發揚道統、維護治統的鞏固政權工具之用；一是以其倫理綱常的現成理論，做爲律身制行的道德教條之用……所以清代理學衰微，嚴格説起來，是一種‘理論貧乏’的‘實用化’發展。”見《清代新義理學：傳統舆現代的交會》，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版，第73頁。陳致《清代中晚期制藝中漢宋之别：以劉顯曾硃卷爲例》對乾嘉學術轉變的時間有考證，見《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412—416頁。
(77) 艾爾曼《中華帝國後期的科舉制度》，見《厦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第9—10頁。此文由童嶺博士提供復印件，特此致謝。
(78) 葉高樹《清前期的文化政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頁。這一論點採自該書，下引材料亦得該書指引，並重檢原書。
(79) 昭槤《嘯亭雜録》卷十，第318頁。
(80) 同上書卷一，第15—16頁。
(81) 王先謙編《東華續録》，《續修四庫全書》本，第325頁。
(82) 《御制文·初集》卷一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2頁。
(83) 陳祖武、朱彤窗編《乾嘉學術编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頁。
(84) 同上書，第44頁。
(85) 同上書，第53頁。
(86)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六日，清廷舉仲春經筵。儒臣講《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二句，高宗對朱子解説提出異議。見陳祖武、朱彤窗編《乾嘉學術編年》，第138頁。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清廷舉仲春經筵，高宗論《論語·子張篇》，説異朱子。第150頁。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七日，舉仲春經筵，高宗講《論語·陽貨》，與朱子説異。第164頁。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六日清廷舉行仲春經筵，君臣討論《論語·雍也》“仁者先難後獲”一句。高宗以董仲舒、朱子所解並論，認爲“董仲舒正誼明道之論，略爲近之”。第236頁。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四日，清廷舉仲春經筵，高宗解《論語》“子在齊聞《韶》”，譏朱子“未知樂，且未知夫子”。第395頁。乾隆五十六年二月五日，清廷舉仲春經筵，高宗講《論語》、《尚書》，有異朱子。第421頁。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六日，清廷舉仲春經筵，君臣講論《中庸》“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高宗以朱子注未盡貼切。第452頁。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四日，清廷舉仲春經筵，君臣論《易經》“顯諸仁，藏諸用”二句，高宗指朱子説爲“有所未概”。第470頁。乾隆六十年二月二日，清廷舉仲春經筵，高宗講《中庸》，修正朱子注説。第480頁。
(87) 同注(83)，第343—344頁。
(88) 同上書，第455頁。
(89) 彭紹升《故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文端公事狀》，見《二林居集》卷一三，《續修四庫全書》本，第406頁。
(90)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列傳四十九，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891—9892頁。
(91) 張舜徽《清人文集别録》，第113頁。
(92) 同注(56)，第417頁。
(93) 李紱《穆堂類稿》初稿卷四四，《續修四庫全書》本，第97頁。
(94) 王鳴盛《西莊始存稿》卷三六，《續修四庫全書》本，第394頁。
(95) 姚鼐《惜抱軒詩文集》文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140頁。
(96) 潘奕雋《三松堂集》，文集卷一，《續修四庫全書》本，第62頁。
(97) 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文卷三，《續修四庫全書》本，第365頁。
(98)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四三，《續修四庫全書》本，第505頁。
(99) 嚴虞惇《嚴太僕先生集》，卷一二，《四庫未收書輯刊》本，第515頁。
(100) 錢陳群《香樹齎文集》卷二八，《四庫未收書輯刊》本，第301頁。
(101) 阮元《揅經室集》，二集卷八，《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75—176頁。
(102) 孫星衍《孫淵如先生全集》，《岱南閣集》卷一，《續修四庫全書》本，第451頁。
(103) 同注(98)，第5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