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座论文,走向世界论文,中国论文,桥梁论文,外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4；D61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3-0022-06
推动中国变革主要因素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有人主张是政治上的变动，有人提出是经济上的变革，也有坚持说是文化上的变型，还有人强调是社会上的变迁。我认为，在变化、变动、变革、变型和变迁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那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就是外资的流入，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催化剂，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
一、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经济反差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坎坷不平，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后的反差最大。这种反差是全方位的。单就经济方面而言，最明显的反差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上面。
对比表—1和表—2两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改革开放前30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总量只有50846.5亿，平均每年为1694.88亿。第二，改革开放后23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总量高达710561.7亿，平均每年为30893.99亿。第三，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累计总量仅相当于改革开放后23年累计总量的7.16％，改革开放前年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改革开放以后年平均数的5.49％。第四，1995～2001年每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都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前3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累计总和，分别是其1.15、1.34、1.47、1.57、1.61、1.76和1.89倍。第五，在761408.2亿累计国内生产总值中，前30年的只占6.68％，后23年的则占93.32％。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计，尤其没有将许多学者时常强调的外部条件考虑进去，（注：比如通货膨胀指数。以商品零售价格为例，如果1950年为100的话，1951年112.2，1961年是147.0，1971年是130.5，1981年是150.4，1988年是234.6，1992年是306.1，1994年是421.7，1996年是513.6，1997年是517.7，1998年是504.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916-917页。）只是想用来形象地说明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反差。
表—1 1949～1978年间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49.10-1999.10）》，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表—2 改革开放后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1979～1998年的统计数字，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49.10-1999.10）》，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1999年的统计数字见《中华人民共和国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2000年2月29日；2000年和2001年的统计数字网址分别是：www1.cei.gov.cn/hottopic/doc/zteb/200104181363.htm和www1.cei.gov.cn/hottopic/doc/zteb/20020311752.htm。
这种反差说明的是新中国真正的快速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在对外开放以后。当然，这里也需要补充说明，我并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绝不否认新中国成立头30年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我只是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的头30年并没有取得它应当取得而且也能够取得的更大的进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或者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的头30年为什么没有取得它应当取得而且也能够取得的更大的进步？
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寻找其中的原因，但归根到底不外是改革和开放两大方面。改革是内部运作体制上的调整，开放则是与外界的联系。这两方面又是紧密相关联的，真正有效的改革一定要以对外开放为前提条件，而积极的对外开放又必须以改革为基础。不过，我认为，对于一个封闭的、落后的国家来说，对外开放似乎更为重要。彼得大帝18世纪初继位后先组建了250多人的外交使团出访西欧，详细地考察西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化，然后再进行全面的改革。对于敢于阻止改革的人，不论是大臣的胡子还是自己儿子的脑袋，他都毫不留情地割掉。彼得大帝的改革取得了成功，马克思说他用东方的方式推行了西方的文明，“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1]（p620）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也都进行过经济改革，但都是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把一些具体运作方式变来变去，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注：关于苏联经济改革的情况，可参见[俄]安德烈·马林科夫著：《我的父亲马林科夫》，新华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苏联经济改革》（苏联官方文件汇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苏联经济改革（1979～198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再比如，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经济改革不断，也因同样的原因没有能摆脱剧变的命运。（注：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情况，可参见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国内外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认为是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使然。不过，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剧变还是生产力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造成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中国打开了大门，中国人的目光转向了外部世界。1978年10月下旬，也就是在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注：邓小平1985年5月20日在与来自台湾的陈鼓应教授会谈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召开之前二个月，邓小平东行几千公里对日本进行了一周的考察访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个月，邓小平又西行几万公里对美国进行了一周的访问。“在邓小平出访前后，中国的最高层在寻求进入世界的种种方式，一个又一个考察团派往国外。”[2]（p245）当时的邓小平虽然只是副总理，但后来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所见到的和中国老百姓通过对他访问、考察的新闻报道见到的，都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从内容上说，标志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对外开放是多方面的，如人员交往、技术引进、对外贷款、商品贸易等等，但最能集中体现对外开放的还是利用外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对外开放正是通过利用外资实现的，以它们为载体，中国与世界之间开始有了联系，而且这种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发展到今天，“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观念，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二、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之一
198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由诺曼·J·格里克曼和道格拉斯·P·伍德沃德合著的书，《新竞争者——外国投资者正在如何改变美国的经济》。时为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劳埃德·本森对这本书评价说，“格里克曼和伍德沃德超越了对外国投资者的误解和恐惧，指出外国投资从长期来看，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他们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解决办法。”[3]（p1）与当时的美国一样，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表—3 对外开放以来外资的流入和涉外企业单位：亿美元、个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国际贸易》杂志；联合国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不过，由于信息的来源不同、使用的方法各异，即使这些十分权威的书籍和刊物所统计出的数字有时也有细小的误差。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4年）第249页所统计的1979-1993年利用外资的协议金额、实际利用金额与该年鉴每一年的统计数字就有不一致的地方。
外商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将表—3与上面的两个表格加以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与外资的增长是成正比的。不过，这样说好像还不很明确，我们可以引证几个权威的说法将这个结论具体化。一是对外经贸部刘向东副部长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1999年新春座谈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从利用外资来讲，投入2500亿人民币，牵动2.6％的百分点，我们现在利用外资去年是500多亿美元，直接投资455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个投入，要影响国民经济多大？”[4]455亿美元相当于3763多亿元人民币，牵动经济增长近4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1998年中国7.8％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一半（约为3.9％）是由外资牵动的。同样，1999年中国7.1％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的3.55％是外资牵动的。二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博士在其论文中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FDI/GDP），是衡量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的这一比率，1985年仅为1.55％；1990年达到4.90％，1991年上升到5.75％；1992年又增加到7.11％，1993年猛增至10.29％，比1992年增长44.73％；1994年高达17.68％，比1993年增长71.82％；1995年起这一比率保持在20％左右，增长幅度在10％～15％之间。我国FDI/GDP比重的显著提高及其大幅度增长，标志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重要。”（注：参见王元龙著《外商直接投资宏观调控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薛敬孝、李坤主编的《中国引资的实践与效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一书说，中国FDI与GDP的比率在1985年是1.69％，1995年是19.52％.）三是2000年6月当时的对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马秀红在武汉中国投资研讨会上说，改革开放创造的巨大发展空间和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使我国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区域，并已连续七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1999年，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提高到20.6％；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增长了33.78％，纳税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6％，进出口额达1745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8.38％。[5]
除了拉动GDP总量的增长之外，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表现在其它许多方面。比如，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带来了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增加了中国的财税收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等等，这里就不细说了。当然，大量外资的涌入无疑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或效应，但从总体上说，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主要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
三、外资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催化剂
外资不仅仅对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更重要的，它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催化剂。中国对外开放的20来年，也是经济运行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对外开放、外商投资企业的出现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即对外开放是外商投资企业出现和发展的前提，而外商投资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又推动了经济体制转轨并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半年之后，1979年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外开放政策和这个法律就像两把“金钥匙”，终于打开对世界封闭了近30年的国门，打破了“一无外债，二无内债”陈腐的思想禁区。昔日“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派”，又纷纷夹着装有美元的皮包重新来到中国大陆，但不再是肆意的侵略和掠夺，而是友好的投资和办厂。1980年5月3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在北京诞生。[6]从此以后，外商在中国投资出现了几次高潮，每一次高潮都与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和经济体制上的变化相适应的。
外商刚刚进入的时候，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国门既开，外资便源源不断进入到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也越来越多，表—3所列的数字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过程。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其特点就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采用更加开放的特殊政策，用减免税收等优惠办法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办厂，通过外资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技术和管理方式，是最先实行市场经济的试验基地。发育和成长在市场经济试验田中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有效的经营和快速的发展充分地显示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巨大能量。相比之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运作的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每况愈下，在原有框架下实行的各种改革措施也收效甚微。于是，经过几番姓“资”姓“社”的争论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在中国正式确立起来了。
外资其重要表现形式——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难看出的。正是它们，促使了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人对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单一公有制形式、指令性的计划、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等计划经济范畴进行了反思，对曾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商品、市场、竞争、价值规律等市场范畴进行了重新认识；正是它们，促使了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中国企业改变了以往完全依靠国家的计划而没有任何自主精神的被动做法，按照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以市场为导向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正是它们，促使了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使自己权力的宏观管理部门不得不正视由于外资进入和外商投资企业出现所造成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生活，改变过去单凭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生活的职能，开始运用利率、税收和汇率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生活。
概括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典型示范作用的推动下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尽管目前学术界仍有利用外资究竟是“招来凤凰还是引狼入室”的争论，尽管有人认为外资在中国“抢滩登陆”，垄断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行业和中国的品牌，正在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过，我还是认为，外资是狼也好，是虎也罢，无论如何对自我封闭了许多年的中国所产生的促动、带动、拖动、拉动等方面的效应是积极的。若干年前，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在表演时说过一句，“要是后面追着一只大老虎，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爬上喜玛拉雅山呀！”自我封闭了太久的中国，后面需要追着一只老虎，中国人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时时有一种生存危机感，在这种危机感中才能不断努力学习、奋发向上，最终真正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