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人类事务的第三次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人类论文,事务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全球化的国际体系来说，21世纪初是一个充满诱惑又纷繁复杂的时代。在那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人口密集地区，这个时代的特征表现为人口的膨胀和对自然资源需求的迅速增长。但是，那些已实现充分工业化的国家却正在经历着向后工业化状态的转变：人口不再增长，服务业不断扩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似乎正在趋于稳定。与此同时，技术带来的变革正在各国之间造成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明显紧张状态。今后的几十年，工业革命向世界范围的扩展将成为主要转折点，因为人类将开始尽力解决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克服环境对发展的限制，如何开发和驾驭可以减轻环境压力的新技术。
能够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发挥作用的理论，是由那些支配所有物种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生态原则来维系的。塑造人类社会和行为的力量与那些塑造其他物种的力量往往是相同的。这些力量包括人口的变化、气候的变迁以及自然资源的可利用性。虽然人类已经开始控制这些因素，然而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它们一直处于人类控制的范围之外。
人类一直在与其他几百万的物种共同进化着，并且在许多方面与这些物种类似。人类生活在生物种群之中，需要共同的资源来谋生，同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并通过自然选择使自己在生理上适应环境。但是，人类已经——至少暂时地——进化为占统治地位的物种，这不是因为人类有更尖利的爪子、更强壮的身体或更快的速度，而是由于一种综合文化的共同进化。这些进化过程提供了人类这一物种得以幸存下来的关键知识。人类遗传下来的天赋经过与自然之间几百万年相互作用的磨合，在生物学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为生存智慧的宝库。但是人类也从所谓社会文化的共同演进过程中获得了经验和教训。因此，人类并不是唯一的物种，它的成员必须以两种方式适应周围的世界：通过生物自然选择的艰难过程，这是所有物种都要面对的；通过一代又一代观察、学习并传承口头的和书面的生存知识的过程，这是人类所独有的。
人类在开发技术用以改善生存状况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一代代不断传承下来的知识的基础上，技术革新导致了两次大变革。首先是农业革命，它开始于大约一万年前的中东，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它在许多方面已经被工业革命所取代，后者还在向这个世界更偏远的地区扩展。然而，不断增长的证据表明，这第二次革命不会再持续下去，我们正在进入第三次革命阶段。这次刚刚兴起的革命以关注人类长期可持续发展为特征。它认为，工业发展不能变成人类的无限增长。只有通过人类与作为共同幸福首要条件的自然体系之间的关系的重大变革，才有可能维持一个人口可能高达100亿的世界。
界定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揭示可持续社会的本质。可持续的生活意味着人口的增长应该受自然的制约，不能给后代在环境和机会上带来长期消极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为下一个世纪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将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因为所有的工业社会正在超出它们所拥有的承受能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大约在四百年前，起源于欧洲的工业现代化，现在正在扩展到这个世界更偏远的地区，它在价值体系、消费模式、制度和习惯等方面已经达到了顶点，只有在资源充足和机会无限的环境中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但是，现在的世界越来越无法适应未来，尤其无法适应许多工业化程度较低地区正在日益密集和增长的人口。
在当代世界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意味着找到使人类的满足最大化、同时使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的方法。因此，一个完美的可持续性社会应该是这样的社会，其经济活动的发生只使用那些可再生的或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并且对环境不产生长期影响。在这样的社会中，其政策强调的应该是满足人类的需要（needs），而不是刺激人类的需求（wants）；是追求消费的质量，而不是消费的数量。通向可持续性社会的过程，应该以重新界定效益为起点，这种效益强调的是资源的有用性和产品的耐用性。（注：有关效益的论述参见Herman Daly，Steady State Economics，（San Freeman，1977），Chapter 4.）
通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社会有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主要是孤立地和机械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状态，通过毫无计划地摸索走向可持续发展。第二条途径需要更多的人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包括运用先行思维来改进政策，减少盲目性，而这些政策所追求的世界可能并非以慈善为初衷，但却更具可持续性。目前，人口的、技术的和环境的变革的强大力量正在慢慢地消解，它把消费者社会及其相关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变成了一个新生的、后工业化的、后物质主义的社会。但是，迅速而又尽量减少痛苦地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与政策相关的行为过程，只有借助科学研究才能实现。
工业社会的变迁
至少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变革潮流，使人类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是农业革命的潮流，它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的中东地区开始积聚动力，并逐渐扩展到几乎整个世界。这一革命主要是由农业上的技术创新驱动的，包括植物和动物的种植和驯养，这极大地改善了可用食物的供给。这次革命的社会文化效应非常显著。狩猎和采集的族群变成了居有定所的种群，一种更精细的劳动分工发展起来，人类作为种群开始发展，文明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形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都经历了农业革命，已经没有多少狩猎和采集社会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第二次变革潮流是工业革命，15—16世纪，它开始在欧洲积聚动力，并推动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的确立。首先是通过利用在矿物燃料中发现的能源改善人类的生产力，代替人类和役畜劳作，工业时代的技术也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紧缺社会的本质。农业文化现在已经变成了更世俗的和物质主义的文化，乡村已经让位于城市，农民已经变成了工厂的工人，自然已经以经济发展的名义被支配，人类的心理和生理机能得到了很大提高。最为重要的是，这次革命创造了一个世俗的、物质主义的、理性的、注重实效的、功利的信仰体系，它植根于表面上不断增长的物质繁荣之中。
在这两次大变革的推动下，一些共有的社会规范在演化中形成了：观念、信仰、准则、价值、制度和幸存的法规，它们为可能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考框架。（注：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See also Dennis Pirages and Paul Ehrlich，Ark Ⅱ：Social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Imperatives（New York：Viking Press，1974）.）伴随着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出现了文化上的碰撞，这实际上是农业法则与工业法则之间的根本冲突，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认知现实和界定美好社会的方式。用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工业革命使物质上的繁荣不断扩大，并渗透到这个星球上更偏远的地区，但是它也带来了心理困境、经济差异和社会断裂。人口和消费的持续增长现在已经威胁到工业发展的未来进程和人类这一物种的可持续性。
工业变革通常被称之为“发展”，它在人类历史上的繁荣不断扩大，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定的阶段。它的拓展被描绘为现有社会秩序的剧变和毁灭。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也是与严重的环境破坏、世界大战的爆发、政治革命以及其他大规模的血腥事件相联系的。在这个动荡时期，一些国家经常通过从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大规模地进口日用品来维持其巨大的物质消费。而其他国家则变成了帝国主义的牺牲品，陷入经济停滞的泥潭。但是，在这个急剧工业化的时代，很少有人对技术创新及其传播所带来的对环境和社会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做出评估，因此人类面对这种大规模变革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少有作为。
但是，简而言之，现代化毕竟是一个积极的进程，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回到真正农业的环境中。这种生产的时代已经史无前例地创造出物质上的繁荣，提高了占世界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的生活水准，改善了人权，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社会的流动性。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的工业文明不再是可持续的或可输出的，第三次大变革可能已经开始。（注：Willis Harman，An Incomplete Guide to the Future（New York：W.W.Norton，1979）.）但是，与工业革命相比，现在人们对这次变革所包含的动力有了更多的理解，认为可行的做法应该是遵循第二条路径，制定理智的政策，消除又一次旷日持久的社会文化变革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可持续发展的来龙去脉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大多数社会都遭遇过可持续发展的危机，这是因为对自然的需求已经超过了其再生能力。但是，学术和政策领域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显然只有大约30年的时间。这些关注根源于全球人口爆炸、工业扩张和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对原材料需求的飞速增长。导致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需求的急剧扩大的原因有许多，但是，在一个人口更密集的世界里，生活质量占有重要地位，否则对原材料消费和环境开采的增长无法长期持续下去，这一点已广为人知。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和人均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敲响了地球无法回应未来人类需求的警钟。（注：Paul Ehrlich，The Population Bomb（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68）.对环境行动主义的说明参见John McCormick，Reclaiming Paradise：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
不断增长的对人口和环境的关注推动了《增长的极限》的出版以及20世纪70年代对未来人类状况的讨论。（注：Donella H.Meadows，Dennis L.Meadows，Jorgen Randers，and William W.Behrens Ⅲ，The Limits to Growth：A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New York：Universe Books，1972）.）受罗马俱乐部委托的几项研究之一——对“极限”（limit）的计算机仿真模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对人口增长率和工业生产中的新资源效益进行有效的预测，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重大的生态灾难。这本书的出版、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及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提高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度，并导致了对在可能的未来限制资源消费增长的广泛讨论。对这些日益增长的生态关注的一个回应，是对发展模式的研究，这一模式使不会导致环境退化的社会进步成为可能。于是，一个“稳定的”或“可持续的”社会的思想作为限制产业发展的可能的解决方案形成了。（注：Dennis Pirages，The Sustainable Society：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Growth（New York：Praeger，1972）.）只有更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变得更加节俭，也就是在使人类的满足最大化的同时，使原材料的产出最小化，才有可能在经济稳定的状态下达到新的效率和满足。（注：Herman Daly，State Economics，Chapter 1.）
1987年，这些想法的许多方面最终通过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得到了正式批准，这个委员会又被称之为布伦特兰委员会，它关注那些在并不富裕的国家发生的许多与未来发展相关的困境和问题，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这一思想在两个方面区别于以往的发展思想。首先，它强调满足人类的需要（needs）而不是人类的需求（wants）。第二，它正式抛弃了在历史上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拥护的一个假设，即后代从根本上来说会比他们的前辈更幸福。委员们一致认为，获取资源和分配产品方面的变革必须对代际之间以及代内的社会公平问题给予新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有了重大进展，并积聚了政治力量。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份40章的行动计划涉及可持续发展的许多方面。国家的、地区的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纷纷成立。学者和行动家也试图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在对这些尝试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沃特尔·科森（Walter Corson）提出了超过100条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注：Walter Corson，"Measuring Sustainability：Indicators，Trends，and Performance"，in Building Sustainable Sociable Societies：A Blueprint for a Post-Industrial World，ed.D.Pirages（Armonk，NY：M.E.Sharpe，1996）.）过去对限制工业发展的简单回应，已经发展成了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
作为发展过程的可持续发展
有必要把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设想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从物质主义的和在环境上遭到破坏的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的和后物质主义的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注：对后物质主义的探讨参见Ronald Inglehart，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Cultural，Economic，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这一发展过程不仅包含如何使用和分配资源的变革，而且包括重建由于不断增长的物质影响而形成的价值和制度。因此，这些逐步形成的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群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要关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满足对保持环境能力与物质需求之间的平衡的要求。第二，要尽可能地评估和重视在这个物质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理想和制度。维护和重建适于居住的环境这项工作，不能也不应该以牺牲新社会的规范为代价，因为新社会的规范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
因此，这些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群也是一组有关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体，它与解决由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的衰落所导致的问题密切相关，而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的衰落是伴随着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出现的，后者要求保护自然，坚持社会广为认同的富裕观，捍卫工业现代化带来的来之不易的自由。但是，在经济繁荣的时代，人们往往很少关注未来，因此对这些重大问题往往缺少探讨。然而，在经济动荡的时代，这些关乎未来的问题开始被频繁地讨论，但却很少有致力于制度变革的办法。因此，最近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转变变得更为前途莫测。缓慢的增长和阶段性的衰退，虽然减少了全球污染，却也增加了贫困、失业和不满。这对失业大军和社会地位下降的群体来说是很难解释的，虽然他们的困境正在对长期经济繁荣做出贡献。
此外，还应该把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看作一个正在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一种要达到的特殊状态，因为一切都会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一种情况下的可持续可能不同于其他情况下的可持续。例如，努力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对于有着丰富石油资源的沙特阿拉伯来说可能会完全不同于资源匮乏的日本。未来的可持续性将受人口增减、环境变化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遵循第二条路径，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通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同时为了尽可能地适应社会组织，还要探索多种不同的选择。
因此，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也是一个在经济上和生态上需要积极变革的持续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已经从在环境问题上采取消极态度的发展观，转变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运用不同的方法处理问题的后工业社会发展观。但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需要进行生态忏悔，如强迫的素食主义或认为时尚产业就是麻袋布。相反，真正理性的发展和新的政治目标，只能通过采取新的方法去提高人类的满意度而不是继续增加自然的负担来实现。
在盲目摸索中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通过制定计划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需要国际合作，这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人们可能会更多地采取时断时续的、毫无计划地进行摸索的方式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有三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它们动摇并改变了在环境上采取消极态度的全球经济。变革的第一个驱动器是对从环境上限制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的广泛的和不断增长的理解。第二个驱动器是人口的变迁，包括人口爆炸和人口过度集中两个方面，它们可能会迫使人们在全球范围内限制消费增长。最后，无线电通讯和生物工艺学等后工业技术在许多地区的出现，正在带来产业经济的结构性变迁。
对各式各样全球增长极限的认识并非新东西，不过最近人们又增加了对气候的更精确的观察。关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未来完整性的科学思考，是通过对正在变得越来越稀薄的臭氧层的观察做出的。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一致认同，导致了国际上批准减少并最终消灭含氯氟烃及其相关的化学物质。然而，最近由二氧化碳导致的有关全球变暖的大量证据，已经使人们更加相信早期对环境的敬畏，并导致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包括有关立即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防止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成为国际谈判的先行条款，并且有可能成为对传统的运输和工业生产模式的有效限制。
人口的变化同样正在改变着全球消费的模式，并且正在创造着对进一步可持续发展来说无法预料的力量。非洲、中东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快速的人口增长正在超过资本积累的速度，并使未来产业发展的前景变得暗淡下来。例如，从1980年到1993年，少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爆炸导致了人均收入的下降。根据世界银行对121个国家的统计数据，这13年中，有53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年都有所下降。（注：统计数据来自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假定人均增长率的1％是修建和维护基础设施——高速公路、学校、交通信号灯、处理污染——以应付不断增长的人口密度及其相关的复杂问题所必需的，那么还有18个国家在这个时期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人均发展。最近，许多被认为有着20年经济成功经历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都深深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之中。此外，来自富有国家官方的发展援助已经陷于停滞状态，未来有可能减少。因此，有一半的工业化国家无法实现扩大产业消费模式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注：统计数据来自美国人口咨询局《1997年世界人口一览表》（华盛顿特区：美国人口咨询局，1997）。）
但是另一方面，人口的过度集中也有利于减少对诸如有害环境的汽车之类高消费的潜在需要。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总的来说，欧洲人口现在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同时，工业国家人口的寿命正在变得越来越长。现在差不多五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欧洲人的年龄超过了65岁，这个比例在今后20年中还会迅速增长。这样两种人口变迁的最终结果是：对多种消费商品的需求可能会比历史纪录要低得多。少数的工业化国家（industrialized countries）大都缺乏购买力，这意味着新市场的发展将变得缓慢，然而，在更多的工业国家（industrial countries）中，许多国家的老龄人口正在靠养老金勉强度日，这将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购买力，难以推动工业产品的销售。因此，目前整个世界对原材料的需求，比20世纪70年代所预测的增长速度要缓慢得多，未来的20多年甚至会增长得更为缓慢。
最后，按照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将近30年前制定的规划，当前的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活动模式应该具有通向后工业社会和达到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持续动力。（注：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1973）.）例如，非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正在造成从蓝领就业向白领就业的转变。伴随着这种类型的结构性变革的不均衡发生，一系列的生物医学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正在缓慢地将经济活动朝着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向推进，正如矿物燃料，虽然曾经导致了推动工业革命的密集的技术创新，但同时也为环境带来了持续增长的负担。
转型的阵痛
向可持续发展世界的转型，无论是经过精心设计，还是盲目摸索，都会产生问题和冲突：是固守传统的日落型发展模式，还是赞同日出型发展模式。处在不稳定发展时期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经济转型，不可能像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那样充满暴力。从放任主义的数量增长模式向更有目的的质量增长模式的转变，必然会继续引起政治上的争论。
即将发生的变革的最基本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之一是：如何评价、界定和衡量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长期以来一直被公认为衡量幸福的指标。但是，GDP又是一个与物质生产力没有任何差别的指标，是向过去时代的大倒退，在过去，任何形式的消费增长都被认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建造监狱和建造学校被认为具有同样的价值。开采煤矿和砍伐森林与建造风车一样值得称赞。
这种界定发展的简单化态度最终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反思。甚至经济学家也批评把GDP作为一个发展指标，同时，正在进行的变革最终导致了用一个更合理的和信息量更丰富的指标来代替它。这一尝试的例子是综合发展指标（GPI），最近它开始在美国广泛使用，并推动了对发展质量的讨论。（注：Clifford Cobb，Ted Halstead，and Jonathan Rowe，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San Francisco；Redefining Progress，1995）.）由26种因素构成的美国综合发展指标在20世纪70年代攀升到最高点，此后又迅速下降。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使用综合发展指标。
在一些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传统发展模式的减速还带来了有关代际福利与流动的重要伦理问题。传统的发展模式假定，技术革新会为每一代人创造比前辈更富裕的物质生活。但是，现在这种假定已经不存在。缓慢的发展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导致了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由于机会越来越少，代际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在工业国家，新的劳动力和新的退休者经常成为结构性变革的牺牲者，并加剧了残酷无情的全球性竞争。
由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政治上认同的或明确公开的资料显示，在工业国家中，后一代人在许多方面都不再像前一代人那么富裕。没有资金和资金不足的资助项目正在获益者与不想获益者之间造成紧张状态。在工业国家中，一旦用少得多的劳动人口来支撑大得多的退休人口，现存的这种慷慨的公共和私人养老金计划将不那么容易付诸实施。例如，到2030年的美国，退休人员与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之间的比例将会是1∶3。同年，在瑞士，两者的比例将是1∶2。（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老龄人口：社会政策的含义》，巴黎：经合组织，1988。）
代际之间的可持续性问题同样会发生在国家之间。工业化的迟到者，如中国和印度，对目前积累起来的污染问题没有多少责任，因为这些污染是由取得现行工业发展的一代人导致的。全球变暖问题只能强化全球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这可能会变成许多有关国际财富再分配的其他问题的替代品。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0％还要多，并且基于生态原因，在资源消费方面无法达到欧洲和美国的现行水平。因此，如果认真考虑这一代全球穷人的需要，那么某种星球交易（planetary bargain）就是必要的。即使存在资本向少数工业化国家的空前转移，使生活接近少数工业化国家的消费水平，对人口膨胀来说仍然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国令人不可思议地达到了美国的消费水平，那么肯定会导致一场生态灾难。可以设想，在这样的中国，其能源消耗可能会增加到现有水平的14倍，同时会比世界总消耗高25％。（注：数据来自世界资源研究所：《1996—1997年世界资源》，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尽管世界汽车制造商正在试图进军中国市场，但是，地球上潜在的资源不可能长期维持中国对高速公路、郊区购物中心和拥有两个车库住宅的需求。
最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与长期的贸易自由化是相互矛盾的。在国内环境政策与《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以及自由贸易原则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一些突出的案例已经暴露出环保主义者与自由贸易鼓吹者之间的斗争，世贸组织将越来越多地遭遇到国家环境政策与自由贸易原则相冲突的情况。通向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将使这些冲突日趋尖锐，并将很难使许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行为与WTO的产业发展方向协调起来。（注：Thomas A.Wathen，"Trade Policy：Clouds in the Vision of Sustainability"，in Building Sustainable Societies，ed.D.Pirages（Armonk NY：M.E.Sharpe，1996）.）
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交通工具
内燃机和私人交通工具是产业模式和可持续发展争论的焦点。工业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强调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一方面又鼓励本国的汽车产业向中国和印度市场渗透。但是，正是汽车及其与汽车密切相关的产品才能解释当代石油消费的剧增和全球性的大气污染。这种对汽车的态度，还对人类居住的空间分布、城市地区的特质以及人类对自然体系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正是因为许多社会首先被汽车技术改变了，新生的后工业革命才带来了新的移动概念。
现在这种对交通工具的态度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以及对交通工具所依赖的燃料和私人汽车的重视，无法长期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里持续存在下去。这种对汽车的态度是美国环境和文化的反映，因为在美国的环境和文化中，汽车产业是最早繁荣起来的。这种交通体系对污染较轻、同时有幸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大国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美国的这一体系却一直被欧洲、日本、韩国以及那些人口密集且石油短缺的地区所效仿，这些国家和地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传统的欧洲城市已经美国化了，因为为核心地区服务的公共交通已经让位于城市扩张、高速公路和郊区的购物中心。在交通高峰时间，汉城、曼谷和其他亚洲城市实际上已经变得无法通行了，因为在私人交通工具急剧增加的同时，公共交通设施却没有发展起来。当日本的汽车产业已经在国际上成为经济成功的范例时，它在国内环境方面却是失败的。东京以及其他日本大城市的空气现在已经极度污染。同时，对中东地区石油进口的巨大依赖，也限制了日本的外交政策选择。
即将到来的可持续发展时代意味着汽车产业不再可能成为环境的改变者，但是却有可能由于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改变自身。未来的变革体制将越来越多地由环境和文化因素来决定。因此，中国市场并没有被东京、斯图加特或底特律等汽车城市占领，这种情况可能会重新界定移动体系。很难设想上海是以高速公路和停车场的建设为主体的，也很难设想来自内陆地区的中国人会驾驶私人汽车去海滩度假。事实上，中国科学院最近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认为，私人汽车在中国没有未来。
因此，一个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世界的时代将面临着新的移动选择。当人口和环境的限制终止了其他选择的时候，技术革新将带来新的移动方式。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以及人口密集的国家可能从未经历过这种工业化以及与这种工业化相关的、早期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污染。即将发生的电子通讯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心理上的变革，很可能会取代这些地区的汽车革命。
结论
社会文化演进中的第三次大变革已经开始了，人类却还在踌躇不前。由于各种各样对发展的限制，以及对工业思考方式的质疑，工业时代开始衰落了。（注：Joel J.Kassiola，The Death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从前的两次变革之路并不平坦，因为人类产生了分歧，他们对目前正在发展的进程还不太理解。但是，这次革命可能完全不同，因为它现在可以运用先行思维（它本身就是社会演化的结果）来创造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转型的进程，同时使暴力和社会动乱最小化。（注：Duane Elgin，Awakening Earth：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ulture and Consciousness（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3）.）
（本文编译自《环境政治理论探索》，Joel Jay Kassiola主编，M.E.Sharpe有限公司2003年版，作者Dennis Pirages为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