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过去，面向未来——评中美关系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几十年来跌宕起伏，今年则更胜往昔，太平洋彼岸“战略竞争”叫得比“战略合作”更要响亮。回顾历史，两国关系何以无法走出这种不平稳的怪圈，其中原因值得人们深思。
一
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打交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1944年毛泽东曾以“战友们”来形容中共欢迎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心情。（注：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第151页。）然而此后仅五年，当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美双方已演成敌国：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美国内以反共为特征的“麦卡锡主义”盛行，“谁丢掉了中国”的辩论，确定了美稳住台湾小朝庭、拒绝承认新中国、防止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对华进行全面禁运和封锁的战略基调；而新中国亦从准备同美打交道转为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0年2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则使这一方针成为国策。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对美的战略方针的必然反应。（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建国到70年代初可概括为中美战略对抗时期。期间历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等五任美国总统，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美国军事卷入越南战争是中美战略对抗的标志性事件。1950年6 月美派第七舰队“保卫”台湾；1954年美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8年8月爆发台海危机；60年代初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这期间中美经历了热战和尖锐的“冷战”，美国甚至考虑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而中国则高举“打倒美帝及其走狗”的旗帜，抗美援朝、全力援越，以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与美周旋，50、60年代的“亚非外交”就是在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孤立的情况下中国外交的杰作，不仅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而且依靠发展中国家将自己抬入联合国。
70年代初至1989年正值冷战向冷战后的过渡期，可称为中美关系的准战略合作时期。美国方面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等届政府，中国则完成了从第一代领导向第二代领导的过渡。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中美两国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要，求同存异，从艰难对话起步，发展到在阿富汗、柬埔寨等地区问题上携手合作。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则是双边关系中的标志性文件。“上海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框架，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建交公报”则确认了美作出的与中国建交、与台湾废约、从台湾撤军的承诺；“八·一七公报”确定了美逐渐减少售台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最终解决此问题的原则。当然，美也以国内法的形式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从而为其继续插手两岸关系留下伏笔。整个8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大为改观，不仅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中的地位发生有利的变化，单独列入可获得美国非杀伤性武器的P组，而且使得中美安全关系进一步升温，以致中国于1986 年将自己研制的歼—8战机交给美国加装雷达， 可见两国战略关系发展之深入。（注：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43—546页。）
1989年到1993年冷战后初期是中美两国的冷和平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经历布什和克林顿政府，而中国则处在从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转变过程中。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历史事件使世界步入冷战后时代，而中美关系恰恰在这时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陷入低谷。美对华进行政治、科技、军事制裁、1992年9月美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 战机以及1993年7—9月发生的美舰拦截中国货轮“银河号”事件等，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重新评估对方的政策调整期，其基本特点是两国政治上针锋相对，外交上斗争与妥协相交，经济上克服阻力不断发展。事实上，除人权、军控斗争外，中美交锋最为激烈的领域仍是台湾问题，美谋求提高美台实质关系，甚至于1992年11月派贸易代表希尔斯访台，成为中美建交后首位访台的美内阁级部长，而售台F—16 战机更极大地突破了“八·一七公报”的原则。与此同时，两国在外交领域仍在谋求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如海湾战争期间的双方政策协调；经贸合作则在此时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
1993年至今可称为双方探索战略交往与协作的转变时期。美国克林顿政府主政近8年，在“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中国则在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对美奉行“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十六字方针。经过多次危机与妥协之后，中美两国开始认真探索框范双边关系的政治、经济、安全架构，1993年11月两国元首在APEC西雅图非正式首脑会议时举行正式会晤，1995年台湾李登辉访美，1996年中美围绕中国在台海试射导弹和演习发生的军事对峙，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中美元首的互访， 宣示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今年的“五·八事件”等，是影响近期及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事件，其间的大起大落和政策辩论，无不说明两国对利益与分歧尚在寻找适当的定位，而“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由于美国的内部变化等原因，已面临严重挑战，最近围绕李登辉“两国论”的争论、关于中美会否进行“战略竞争”的辩论可说是考验中美双方战略意图的重要指标。
二
中美半个世纪的政治交往历史，特别是过去20年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三个道理。
首先，中美两国的交往是建立在各自战略利益基础之上的，而非是给对方的恩赐。这主要包括两层含意：
一是中美各自的战略利益决定了双方关系的复杂性。美国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其战略利益自然是全球性的，而亚太战略始终是美两洋战略的一大支柱。自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开始，经历过渡期的“超越遏制”，在亚太地区追求“领导者”、“平衡器”与“中间人”的角色，乃至目前建立在“塑造——反应——准备”基础上的“仁慈的霸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转换，但其战略利益则始终是明确的，即：通过不断强化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双边安全保障链条，保持在本地区的前沿部署，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谋求以亚太多边合作补充美国的双边同盟，塑造于美有利的稳定的亚太格局，防止任何国家对美国在亚太的地位构成挑战。中国建国后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但综合国力的突飞猛进则是过去20年的事，因此，中国虽是具有全球政治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但关注的焦点和主要战略利益仍在亚太地区。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有了更深刻和清晰的认识，即：亚太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基，中国在政治上反对霸权主义，希望通过与本地区国家的良性互动，塑造更加平等的地区政治关系；促进繁荣发展的经贸关系与科技合作，强化安全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对话合作缓和紧张局势，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祖国统一创造良好的环境。中美交往以维护各自战略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并在交往过程中寻求扩展共同利益和利益交汇点，避免挑战对方的根本战略利益，这也决定了两国关系矛盾、妥协与合作的复杂本质。
二是中美打交道时，平等和相互尊重是一条基本原则。现在美国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谋求霸权的表现。其实“平等和相互尊重”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原则。毛泽东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明确指出，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70、80年代中美在存有巨大分歧的情况下，能够谈判达成规范双边关系的三个联合公报，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赐予，而是两个愿意继续打交道的对手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在平等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达成的妥协。邓小平谈到这段历史时曾指出，中美“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注：《邓小平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1997 年底中美之所以能达成“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整个谈判进程恰恰说明中美两国从维护亚太稳定出发，面对现实，愿意以平等的精神规划框范双边关系未来架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正常关系。如果仅仅从“硬力量”的观点出发，以为这是超级大国给一个“无足轻重的中等国家”的恩赐，这种人不是缺乏常识，就是别有用心。
其次，台湾问题始终是影响和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核心因素，纵容“台独”势力不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从新中国与美国打交道的第一天起，两国关系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头，几乎都与台湾问题紧密相关，从维护亚太和中美关系稳定的角度看，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美国长期以来始终卷入台湾问题，并非是台海争端的旁观者。邓小平曾指出：“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注：《邓小平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 页。）历史事实是，50年代出笼的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托管台湾论”、“两个中国论”等多源自美国，而一小撮台独分子也曾长期窜居美国。 （注：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3—99页，第291页。 另见：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2页。梅孜：《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7页。）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第七舰队矛头所向首先是台湾，而非别的地方。中美建交后，尽管美国与台断交、废约，但又先后以1979年4 月的《与台湾关系法》和1987年关于对台关系（主要涉及美对台军售政策）的六点总统备忘录等政策文件，仍将自己与台湾当局紧紧绑在一起。近年来，尽管美国多次表示遵守三个公报，提出“三不”政策，甚至在最近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表示这是为中美关系制造“麻烦”，首次在联合国公开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但美对“与台湾关系法”则更加重视，对台军售不仅量增质高，而且针对性愈强，安全关系在向事实上的协防发展。这种给大陆“面子”，给台湾“里子”的作法，不仅极大地妨碍了中国人民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台湾问题，而且台湾李登辉当局因此有恃无恐走到近乎公开宣布独立的地步，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深度介入是分不开的。
二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好的中美关系，纵容台独将对亚太稳定遗害无穷。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政策谈不上成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不仅使美中尖锐对立，而且导致美国空耗政治与物质资源，东亚安全链条单薄无力，难以集中精力对付苏联这个主要对手，只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才勉强校正了战略目标。冷战后，美在巩固以美日同盟为基石的亚太安全链条的同时，加深与中国的建设性交往是确保其亚太战略成功的重要一环。然而，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挥之不去，近年来愈益尾大不掉，不仅限制了两国关系发展的空间，而且近年来一系列事件，如：美国日益增长的对台军售，TMD 将台湾纳入其中的潜在前景，以及美日安保新指针模糊的区域概念等，都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中美对抗的潜在风险。可以认为，如果纵容台独势力发展，台湾问题最有可能导致中美冲突，其后果只能使美国的亚太战略归于破产；反之，则中美有可能找到在亚太协调合作的新契机，进而保证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再次，意识形态问题始终对发展中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任其失控只能使双方受损，动摇两国关系的根基。如果说50、60年代中美对抗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那么中美关系正常化迄今的20年，则是两国以务实的精神寻求共同利益，克服不同意识形态造成的诸多困难的历史。毋庸讳言，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传统文化与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与“清教徒”移民文化截然不同，交往中自然会发生矛盾与分歧。问题在于，新中国尽管50、60年代曾高呼“打倒美帝”的口号，但此后从未想过改变美国。改革开放20年，中国对外政策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甚至是党际关系的基础，因此邓小平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观点。”（注：《邓小平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8页。 ）而美国则恰恰相反，虽然口号喊得不多，但一些传教士心态浓重的美国人却总想改变中国。美国学者戴维·香博（沈大伟）曾将这种冲动归纳为六大推动力：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商业推动力；要使中国民主化的政治推动力；要使中国皈依基督教的宗教推动力；要对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施加影响的教育推动力；灌输美国价值观的文化推动力，以及影响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行动的战略推动力等。 （注：David Shambaugh,TheUnited States and China:Cooperation or Confrontation? CurrentHistory,September 1997,p.241.）尽管笔者并不认为美国人的动机有多么崇高，但同意他的结论，即：美国一些人认为“美国的国家经验普遍适用”，并以家长式作风对待中国，结果必然遭到中国的抵制。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日渐浓厚，克林顿政府在“扩展民主”的基础上，在国内党派斗争的压力下，不断在对华“人权外交”上大跃进，不仅以“内外结合”的人权战略压迫中国进行美国希望的“政治改革”，而且已发展到对华几乎言必称“人权”的地步。（注：HaroldHongju Koh,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January 20,1999.）回首往事，过去的教训值得记取，放任意识形态因素泛滥，甚至为了某种目的不惜将其推向极端，其后果人们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领教过了。
三
在目前中美关系仍陷于低潮之际，总结历史对于北京和华盛顿同样重要。历史经验证明，中美两国多一分合作少一点对抗，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将安稳许多，反之国际社会必然充满变数。经过令人透不过气的1999年，笔者认为，有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稳定和维护中美关系。
首先，能否坚持积极的关系定位是考验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指标。现在华盛顿最时髦的口号是准备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迫于党派和利益集团的压力，连“战略派”的官员、学者也纷纷提出对华“有限接触”、 “遏制性接触”等较前消极的政策主张，
（注：BatesGill,Limited 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1999, pp.65-76.Zalmay Khalilzad and oth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aRising China: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RAND,September 1999.）一些人甚至提出避免为中美关系添加“标签”，以免影响双方的政策自由度。克林顿总统最近在新西兰虽重提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他早些时候在阐述对华“接触”政策时，却用“讲求原则”、“目标明确”来形容，显见其对华政策更趋谨慎。（注：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Statement byPresident Clinton on the Renewal of China Trade Status, June3,1999.）笔者并不认为一个“标签”就能稳定中美关系，但所谓“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其根本目标就是从积极的方面为中美关系定位，这实际上是考验双方战略意图的重要指标。如果从此定位倒退，则“战略对手”关系将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而这肯定损害双方的根本国家利益。当然，积极的定位不取决于词汇本身，而取决于双边关系的内涵。今年一系列事件已明显地使中美双方使用的词汇滑向“战略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国战略思维的变化。目前，双边关系一些基本要素尚未发生重大转变：两国在亚太地区问题上仍在协调政策；经贸关系从未停止，今年1—6月，中美贸易额已达271亿美元， 美对华投资一季度同比亦增加14%。但如果放任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积聚，“战略竞争”的口号将不可避免地变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积极的关系定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条件。
其次，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下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变化。随着明年美大选趋向白热化，对华政策作为克林顿的个人外交成就，必将不断受到共和党和保守派、极端自由派人士的攻击，目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小布什（美前总统布什的大儿子）已多次批评克林顿对华接触政策，声称将对中国“防范”与“遏制”两手都要硬，威胁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美应出兵“保卫台湾”。明年3 月台湾岛内选举也必然会在中美之间平添新的复杂因素。可以预料，未来一年中美关系能够维持现状而不继续滑坡已属不易，克林顿政府能否顶住压力，不做有损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海关系的事，更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即便明年11月大选结束，美国外交政策评估仍需6个月时间，此后中美两国才可能面临改善关系的真正契机。因此，今后20个月左右的时间将考验中美的政治智慧：中国的对美政策稳定多于变化，无意挑战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不愿看到对美关系演成对抗；能否避免双边关系出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内部政治力量的消长和美国人的政治眼光。如果美国有人坚持在涉及中国根本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作文章，中国自然也不得不再次奉陪。
再次，以理性务实的精神增信释疑仍应是中美打交道的重要原则。美国是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决定了两国在追求战略目标与手段方面存在差异。今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企图主导未来国际事务发展方向，谋求以超强实力为新世纪设规立矩，中国当然反对这种恃强凌弱的霸权行径，对于不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接受的所谓“新干涉主义”和“人道主义干预”等论调自然有话要说。但是，正如邓小平强调的那样，中美不要在“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个”。（注：《邓小平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351页。）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中美双方的分歧，甚至是重大分歧，只要不涉及根本国家利益，并不必然将两国关系推向对抗，否则就不会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更难产生“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务实地增信释疑仍将是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原则。理性务实就是正确处理根本国家利益与具体矛盾磨擦的关系，解决或控制矛盾的发展。增信释疑就是以行动明确双方互不挑战对方根本战略利益，多做增进双方及有关国家之间信任的事，少做或不做使对方疑虑的小动作。就近期中美关系看，美方尽快了结有关“五·八事件”的调查是增加双方信任的前提，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不”政策，减少对台军售则是体现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重要指标；从中国方面讲，对美国听其言、观其行是一项原则，而非以此打牌以抬高要价，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导致关系倒退的根本问题解决之后才有话可谈；就亚太地区而言，两国对稳定与繁荣负有责任是不言而喻的，中美在有共同利益和利益交汇点的问题上继续协调政策自然对双边关系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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