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许广平书简和《两地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书简论文,两地论文,许广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专题责任编辑注：
针对重新修订《鲁迅全集》中有关鲁迅与许广平书信和《两地书》的问题，本期选载了张小鼎先生发表于《纵横》的一篇文章，充分阐述了他对此问题的看法，本专题同时再补充他刊于《绿土》报上的一篇附记，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绿土》一文原题目为：《关于鲁迅致许广平书信和《两地书》：读鲁迅与景宋通信的几则札记》
附记：2001年6月12日至18日于北京召开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向世人表明，酝酿多年的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6卷本《鲁迅全集》的全面修订工作已开始正式启动。依据“增补不足，修订错讹的原则，新版《鲁迅全集》从文本方面来说，除了增补编入近20年来新发现的许多佚文和书信外，对原第11卷所收《两地书》究竟采取怎样的编辑方法更为科学、合理、完善，也是会上众多专家、教授、学者展开讨论、争执的热门话题之一。也就是说，预期于2003年面世的，既充分吸收学术届多年研究成果，又生动体现了21世纪特色的最新版《鲁迅全集》，其第11卷，是依然仅仅只收鲁迅生前编定的《两地书》呢，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面对早已发生天翻覆地巨大变化的客观现实，为适应满足今天全国千千万万读者、研究者的需求，积极探求某种科学稳妥的编辑方法，将《鲁迅景宋通信集》（即《两地书》的原信）也一并编入，或者至少应将鲁迅致许广平的78封信函以附录形式依其原貌收入全集。显然，由于时间所限，会上虽然热烈争论，意见尚未统一，没能达成共识。今后有待“《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继续广泛听取意见，并报请有关方面审批决定。众所周知，许广平先生生前也曾多次明确表态；“我的信件，可以在我死后发表。”（引文见海婴：《书后说明》）。所以我们的编辑思想似应更灵活、更解放一些。依此精神，本人不揣浅陋，撰此拙文，权当抛砖，以期进一步引起学术界和广大鲁迅爱好者对即将面世的21世纪新版《鲁迅全集》的更加积极关注。
摘自 《绿土》（沪）2001年9月
鲁迅一生除创作、翻译外，还写下了数目相当可观的信札，据大致统计约有6000封左右，现保存、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6卷本《鲁迅全集》中的就有1400余封。而其中鲁迅致许广平（景宋）的书简，虽数量有限，不足80封（即使加上经鲁迅修改或润色后编入《两地书》中的许广平书简，也仅只140多封），但却是鲁迅光华璀璨的书信宝库中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了解鲁迅生平、思想、创作，尤其是研究、探讨鲁迅与景宋心灵对话、情感发展的具有独特价值与意义的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现将有关情况和材料分别归纳、简介如下。
（一）
现存鲁迅致许广平书简共79封，除去1926年9月23日致许广平（即“H·M兄”）信，曾以《厦门通信》为题发表于1926年厦门《波艇》月刊第一号，后又作为杂文收入《华盖集续编》外，其余78封书简原信皆有手迹，并已全部影印。写信日期参见文物出版社1980年6月所出《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8册致许广平信“索引”。
（二）
《两地书》是鲁迅与景宋的通信集，收入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两人相互的通信135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书简占67封半。当1932年，鲁迅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严重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着手整理、编排两人相互通信时，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曾对原信进行一些筛选并作了不少必要的增删和细致的加工与修改，经重新抄定并撰写《序言》后，起名《两地书》于1933年4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书一问世，颇受欢迎，两月后即再版。至1937年3月第5版印行时，始改为北新书局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在鲁迅著作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种“全集”版本：即1938年复社版20卷本《鲁迅全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具有开创性的第一部附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和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6卷本《鲁迅全集》，均主要以《两地书》形式，集中收入鲁迅致许广平书信。
（三）
十年浩劫结束，进入新时期以来，鲁迅致许广平书信还曾以非《两地书》的形式，编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以外的另三种书中出版，这就是：(1)《鲁迅致许广平书简》。此书系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初版。收入本书的78封书信，一律按照原信手稿排印；倘有画图者，亦按原图绘制。(2)《鲁迅手稿全集·书信》共八册，文物出版社1978年至1980年的6月先后分函出版。此书系由鲁迅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共同组成的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收鲁迅书信手稿约1400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书简的原信共78封，全部按写信日期先后为序编入。(3)《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系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书卷末有鲁迅之子海婴所作的《书后说明》。他在“说明”中不但阐述了鲁迅、许广平当年这些通信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而且强调现在出版时“没有删去一封、一段、一字，所要做的，就是将信稿的全貌，奉于读者之前，并以此作为对母亲十五周年忌的纪念。”该书收鲁、许两人自1925年至1932年互通信札164封。正因为书信均据《两地书》中信的原稿刊排，所以异常真实地展示了信稿的原貌。以上这些书籍的出版为我们了解、研究鲁迅在近70年前编辑《两地书》过程中究竟怎样梳理、筛选、增删、修改自己致许广平的书信提供了既简捷方便又极有价值的第一手宝贵史料。
（四）
鲁迅致许广平现有手迹的78封书简，已分别以《两地书》和“书信”编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1、12、13三卷中。除鲁迅编定的《两地书》收入了67封半外；其余10封半被打散按年月顺序编入“书信”。
（五）
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北京阶段（1925年3月—1926年8月）
厦门—广州阶段（1926年9月—1927年1月）
北平—上海(1)阶段（1929年5月—1929年6月）
北平—上海(2)阶段（1932年11月）
以此对照1933年4月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可知，鲁迅在编辑该书时，将自己致许广平的信，于北京阶段删去三封半，写作日期依次为250715（即1925.7.15），250716，260815三封以及250628的前半封“训词”；又将北平—上海(2)阶段的7封全部删去，即321113①，321113②，321115，321120①，321120②，331123，331126。而中间两阶段，即厦门—广州和北平—上海(1)阶段的信函则全部收入，只是在内容文字上有所增删和加工润色。
（六）
总的说来，《两地书》与《鲁迅景宋通信集》（即《两地书》的原信）相比较，修改、增删还是十分明显的。迫于当时政治环境和其他缘由，编辑出版时，鲁迅对原信不得不适当地做些润色修改乃至必要的增删，而对许广平的原信删改尤多。这里不妨略举两例以见一斑。例一：对1925年4月6日许广平来信，删有关《现代评论》的作者背景；删有关对钱玄同的评论；在比较土匪与丘八的一段中，删丘八何尝不是“发财主义”之后的一大段重要议论。例二：1925年4月10日许广平函，对原信第一段、第二段、第四段、第六段均有较多删节改动，特别是第四段详述了对暗杀“乱臣贼子”的看法与建议；第六段涉及石评梅、陆晶清、冰心、庐隐等的议论文字虽很重要，但都统统删去。自然，原信基本照收或一字不改的也有，如许广平1928年5月17日致鲁迅函。而整封信删除不收的也有，如1925年6月30日许广平致鲁迅信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举例赘述。下面想重点谈谈鲁迅在编定《两地书》时，对自己原信所作的几种修改删节方式。
（七）
鲁迅对自己原信的修改方式之一：将对收信人的戏称或亲昵称谓，如“林”兄、乖姑、小刺猥、小莲蓬、哥姑等一律删去而改为广平兄、H.M.D、H.D、D.H、D.H.M、D.L、ETO、H.M、D.S等，书信落款原戏署H.M（即“害马”）或小白象、你的小白象以及“象”的各种变换图形等均分别改署L.S、EL、ELEF（系德语“象”—Elefant的缩写）、L等，使感情色彩由浓烈转为含蓄。
（八）
鲁迅对自己原信的修改方式之二：将信中涉及的一些“名人”和实指对象予以更改或以“□□”替代。例如顾颉刚改为朱山根，黄坚改为白果，陈万里改田千顷，潘家洵改为辛家本，陈乃乾改为田难干，周览（鲠生）以“□□（□□）”代替；开明书店以“□□书店”代替，郑振铎（西谛）改为C.T.；黎锦明改为乌文光；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至于“梁山泊”改为《三国志演义》等则属于比喻更加贴切、生动，另当别论。
（九）
鲁迅对自己原信的修改方式之三：将一些感情色彩异常鲜明、措词尖锐的批评，进行了“冷处理”，尽量予以“淡化”。如：1929年5月22日致许广平函，原信有“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这样一段话，编入《两地书》时删改为“照例说些成仿吾、徐志摩之类，听的人颇不少——不过也不是都为了来听讲演的”。又如：1926年9月30日致许广平函，原信说顾颉刚“颇阴险”，批评林语堂、沈兼士对顾毫无警觉，“真可谓胡涂之至”，“呆得可怜”。而《两地书》定稿时，鲁迅将此段文字精心修改后，把“阴险”、“胡涂”、“可怜”等等统统删去。
（十）
鲁迅对自己原信的修改方式之四：出于种种缘由，鲁迅直截了当地删去了原信的一些词句和段落而未留任何痕迹。例如：1929年5月26日致许广平函，原信中谈到有关高长虹、谢冰心、韦丛芜等人的两段文字：一，“丛芜因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引者按：指社会学家吴文藻），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二，“丛芜又指《冰块》之封面画告诉我云：‘这是我的朋友画的，燕大女生……很要好……’。”鲁迅在编辑《两地书》时，可能考虑到倘全文发表似不太相宜，因为这或多或少涉及到他人的一些隐私，所以定稿时，索性将这两段文字不留任何一点痕迹地全部删去。又如：1929年5月25日致许广平函，原信为七段，在《两地书》定稿时被删去三段：即删除原信的第四、五两段（关于“北新”与“开明”书店）及第二、七两段的大半，又将被删后的第二段与原第三段，合而为一，这样七段就变为四段了。再如，1929年5月17日致许广平函，原信为七段，删去原信第三段（关于小白象），又将一些段落合并，这样《两地书》中此信最后就变成了五段。
（十一）
鲁迅对自己原信的修改方式之五：编定《两地书》时，根据当时环境和现实需要，加添一些新的材料，增写一些新的文字，用以充实和丰富原信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容。例如：1929年6月1日致许广平函，原信在谈到自己的“坏脾气”后说：“此后仍当四面八方地闹呢，还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呢，倒是一个问题。好在我们就要见面了，那时再谈。”编入《两地书》时，此处添加了二百余字的一大段：“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哪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按：指郭沫若化名杜荃所写《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
（十二）
关于鲁迅修改、增删自己致许广平原信的方式很多，限于版面篇幅，以上仅举数例，可见一斑。总的说来，对原信进行润色、修改、增删后出版的《两地书》，文字更精练、更准确，书信内容多针对现实，更具有社会意义；而涉及鲁迅、景宋两人感情世界和内心深层活动的那些真挚、热烈、坦率的文字或被一一删去，或被修改得委婉、含蓄。而鲁迅致许广平原信在表现鲁迅、景宋两人感情的交流、发展以及鲁迅的独特个性、心理活动等方面是非常生动传神，细致入微的。不妨再举一例：1929年6月1日致许广平“小莲蓬而小刺猥”信的第四段：“小刺猥，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它们以它们自己的心，来相窥探猜测，哪里会明白呢。我到这里一看，更确知我们之并不渺小。”当收入《两地书》时就被删去了。类似这样被删除的不胜枚举，对于热爱鲁迅先生的广大读者来说，实在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