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若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启示论文,中外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5)01-0040-07 政党和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政治的重要支柱和普遍现象，也是大多数国家政治运作的主要形式。中国的政党问题虽然具有显著特点，但同样属于政党政治范畴。就中外政党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政党政治发展规律，进而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改革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演进，集中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特点；多样性和统一性，既是政党政治发展演进的两大趋势，也是政党政治这一事物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政党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理。 一方面，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和民主政治的重要载体，政党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与各国特定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具有各国特色、反映各国国情的政党建设发展模式和政党政治道路，充分体现了政治文明多样性的要求。在五彩斑斓的政党群体中，姑且不说那些以特定议题为建党目标的“单一问题党”“抗议党”(如茶党、汽车党、啤酒党、女子党等)，即便是那些突出意识形态色彩的传统政党(如共产党、社会党、保守党、自由党、民主党、共和党、宗教类政党等)，各类政党又由若干亚类型构成，这些亚类型又由于国家地区的不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亚非拉发展中民族主义政党，由于宗教、民族、种族、部族等因素的结合，情况更加复杂。非洲几乎每个国家的社会党都举一面属于本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帜。至于政党制度，虽然大类屈指可数，但每一类在各国运行中则出现很大的反差，比如，同为两党制，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在运作机制上完全不同；1993年前意大利“一党主导、两级对立、多党竞争”的政党格局，可谓多党制的一朵奇葩。而在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中形成的政党制度，往往更多地体现了多样性、特殊性，如乌干达，1986年“全国抵抗运动”夺取政权后，实行“运动制”，既允许政党独立存在，又限制政党活动，不以政党的名义搞选举，以至于人们很难将“运动制”归类，有学者质疑“运动制”究竟是一党制还是“无党制”。①这种情况虽然是民族独立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具有过渡性，但充分体现了政党制度在各国实践中的极大特殊性、变异性。 另一方面，世界政党和政党政治在其发展中又反映了统一性、共同性、普遍性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各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纵有千万差别，但政党总有政党的内在规定性，各国政党政治、政党制度总有其沟通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运行准则，如政党要代表反映民众利益呼声，权力需要制约(执政党需要监督)，政党制度要最大限度满足民众的政治参与愿望等等。这些都是政党政治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准则。一个真正的政党，一个有效的政党制度，无论其依托的国别和环境如何，对于这些理念和准则，都应当遵循和实践。其二，从主流政党的发展历史看，总体上呈现了一种逐渐趋同、各类政党之间的相同相通之处越来越多、交集越来越大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主要政党的趋同发展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价值理念逐渐向中间靠拢，左翼政党(社会党、共产党)不再执着于公有、私有、阶级这些传统价值理念，右翼政党在坚持和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也借鉴了若干左翼政党的政策主张，如重视社会福利等；二是在政党的代表性方面，选举条件下的政党，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极力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把自己打扮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全民党”；三是都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建设清廉政党，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使各主流政党有了更多的交集。 所谓多样性和统一性，亦即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既是政党政治发展演进的两大趋势，也是政党政治这一事物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普遍性、共性所反映的是政党群体中某一特定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共同之处，反映的是此一政党个体与所有政党的共同性以及政党政治这一大类事物的规律性。特殊性和个性则反映的是某一政党与其他政党之不同，即某一政党的内在规定性或本质特征。准确把握政党与政党政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是认识政党政治内在规律，推动政党发展的前提。既不能片面强调普遍性、共性，而忽略特殊性、个性，也不能片面强调特殊性、个性，而忽略普遍性、共性；既不能把不是特殊性的现象当成特殊性，也不能把不是普遍性的现象当成普遍性。研究事物的共性和普遍性，离不开对事物个性和特殊性的准确把握，反之亦然。无论是哪方面的偏差，都会出现违背政党政治内在规律的情况，从而造成破坏和损失。这既是政党应当遵循的基本原理，也是政党政治发展中的一条重要规律。 二、善于把握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趋势，正确运用多样性和统一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和共性相互关系的原理，是关系到政党兴衰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是对左翼政党来说，更是如此。 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共产党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具有作为共产党的特殊内容和要求，即共产党之所以为共产党的内在规定性或本质特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党的性质或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与其他政党的相同之处，有作为政党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即有其作为政党的共性和普遍性。准确认识把握这两方面内容及其相互关联，是共产党自身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政党哲学问题。任何片面强调其中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的倾向，或者不能准确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必然会给党的自身建设和生存发展造成这样那样的危害甚至巨大灾难。在国际共运史上，这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 一是在党的自身建设和理论研究中，突出强调党的个性和特殊性，而对共产党作为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与其他执政党之间有何共同之处，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和深入研究，忽略抹杀了作为政党的共性和普遍性，对共产党是否应当遵循政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共同要求的问题，实际上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从而把共产党排斥在政党范畴之外，把共产党当成可以不遵循一般政党规律的特殊政党，认为共产党执政可以不遵循执政党应当遵循的执政规律和原则，如党内民主的原则、权力监督的原则、党政分开原则以及合法性原则，等等。这就使共产党越来越背离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和要求，逐渐偏离了政治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是片面强调和错误理解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共性和普遍性，淡化甚至抹杀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先进性，抹杀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本质区别，把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甚至资产阶级政党等同起来，把那些仅仅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的规律原则当成普遍适用的，进而认为对共产党也适用，如两党制、多党制、指导思想多元化等等，放弃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这种错误的集中体现，最终导致了苏东剧变，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灾难和挫折。 因此，对于共产党而言，正确认识和处理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既要反对那种片面强调和夸大党的个性、特殊性，进而把共产党“神话”为法力无边、可以不遵守一般政党规律、不受任何政党政治基本原则约束的政党，也要反对那种片面强调和夸大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共性、普遍性，抹杀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否认共产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把共产党完全等同于一般选举党的错误主张。 三、政党自其产生到遍及全球，生生灭灭，但真正历史悠久的持续性大党并不多，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政党及其政权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树立正确的政权观和群众观，是否正确处理谋取政权和争取群众之间的关系。 对于任何政党来说，政权、群众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政党生存发展中的两大主题。一般来说，政权是政党活动的目标指向，是保证实现群众利益的主要标志；而群众则是政党的力量源泉，是政党得以执政参政的根本前提。但是，世界上大大小小几千个政党中，真正有机会执政、参政的政党并不多；对于绝大多数政党来说，执政参政都只是可望不可即的期冀。这样，它们只能把对执政参政的幻想转化为代表群众表达利益诉求，以种种方式引起执政者或社会的关注，或者向执政者施加压力。做群众工作可谓这些政党的中心议题甚至唯一议题。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政党而言，应对处理政权和群众关系，是相对比较单一的。 但是，对于把政权作为现实目标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来说，在政权和群众关系上所面临的问题则更加复杂。执政党取得了政权，就要千方百计保持政权，尽可能长时间执政，这是政党的本性。政党因所处体制不同，所采取的维持政权的方法也不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通过群众选票确认授权，竞争性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往往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维持和巩固政权主要是通过争取群众，以赢得群众手中的选票来达到目的；二是执政党通过宪法法律的规定来维护其执政地位；三是执政党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政权资源，通过打压小党、操纵选举等方式来保持其执政地位。第二、三种情况可以概括为“以政权维持政权”，主要出现在一党制和霸权党制国家。 当然，“以政权维持政权”，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不重视群众的作用；相反，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一般都特别强调群众对保持政权的重要性，强调要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巩固和扩大群众基础、千方百计做好群众工作。但是，一党制和霸权党制的体制性弊端容易使执政党一边高喊密切联系群众，一边又犯官僚主义的错误，脱离群众；特别是当执政党因长期执政，出现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甚至异化为利益集团的代表或者党本身就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这种情况下，执政党会逐渐把自己声称代表的群众当成异己、对立力量，进而进行防范、压制，这样，“以政权维持政权”就进一步演变为“以政权压制群众以维持政权”。执政党的异化使其与群众的矛盾逐渐积累，这种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群众与执政党的冲突，进而发生以颠覆执政党政权为目标的群众性事件。 对于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来说，要在激烈的政治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关键在于树立正确的政权观和群众观。 其一，做好群众工作，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是政党生存发展最基础最根本的环节。对于那些没有执政希望而又有一定代表性的政党而言，不能做好群众工作，必然很快消失；对于那些有执政希望的政党来说，不能做好群众工作，将永远在野，其消亡也是必然的；对于执政党而言，不管执政党手中掌握了如何强大的政权资源，不能做好群众工作，失去群众的支持，其下台是迟早的事。民意基础，群众的支持，是政党生存发展的第一要素。 从理论上讲，政党之所以为政党，根本就在于其是一定阶级、一定群众利益的代表，阶级性、代表性是政党的本质所在；争取政权是代表群众的自然延伸。政党生存价值的根本依托在于它所代表的群众及群众的支持，而不是是否掌握政权。在代表群众和争取政权方面，代表群众更具有根本性。 其二，对于执政党尤其是长期执政党来说，保持政权要以争取群众支持、厚实民意基础为根本，以真正反映民意、体现时代潮流的方式争取和保持政权，以良好的执政业绩和清廉形象接受人民的检验。长期执政党更要防止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成为群众的对立面，防止出现以政治高压维护统治，甚至镇压群众的情况。以政治高压维护统治，也许能够维持一时，却难以持久。纵观世界政党史，那种逆潮流而动、逆民意而动，单纯“以政权维护政权”“以政权压制群众以维持政权”的执政党，最终都难逃败局。前苏联共产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其三，尽可能长时间保持执政地位是政党的必然要求，但世界政党史同时表明，真正历史悠久的持续性大党为数甚少。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已知政党中，乌拉圭红党(1835年成立)1839-1958年期间执政，前后执政长达120年；利比里亚真正独立党从1869年开始执政，1980年被推翻，前后执政11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921年至1996年连续执政76年；苏联共产党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1991年下台，前后74年；中国国民党若从1928年算起，包括在台湾地区的执政，到2000年下台，前后执政72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到2000年，前后执政71年。可见，政党的生存发展和执政，要遵循政党自身的内在规律，要以符合执政规律的方式追求长期执政，否则会适得其反。 四、对于长期执政党来说，要保持政权，除了处理好内部关系之外，还必须准确把握世界潮流，更加重视国际环境和外部关系。 在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每个政党无论其自身建设还是制定内外方针政策，都不可能把眼光局限于国内，而要充分体认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同时，要妥善处理同国际社会的关系。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外部因素越来越成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成败的关键。冷战时期，意大利天民党长期腐败，却始终能主导意大利政坛，根本就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反共反苏、避免意大利被赤化的需要而一直支持该党；而意大利共产党能够在此期间成为与天民党一决高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的龙头老大，根本在于有苏联等国家的支持。1993年意大利共产党解体，天民党失去了竞争对手，但同时也失去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最终被抛弃，沦为意大利政坛微不足道的小党。 政党要善于借助国际势力、国际格局为己所用，同时要努力排除外部势力干扰。2010年底开始的“北非中东颜色革命”，导致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埃及民族民主党等长期执政的政党下台。这些政党的下台，与其说是国内经济、群众关系等没有搞好，不如说是西方国家直接干预的结果。 五、一个国家实行何种政党制度，关键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和发展需要，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团结稳定，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广大民众的有效政治参与。 如前所述，政党制度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各国之间政党制度差别很大。世界政党史表明，大凡比较成功的国家，在进行政党制度选择和设计时，都特别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一直实行以人民行动党为核心的政党制度——实为霸权党制，此间，人民行动党曾因其思想主张与民主社会主义十分相近，被社会党国际吸收为成员党，但后来又被开除，根本就在于人民行动党操纵选举，不搞真正的竞选，不符合民主理念。二战后，日本在美国大规模民主化改造之下，移植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多党制理念与制度，但是，经过战后近十年的运转，最终形成了以自民党为中心的“一党优位制”(即“五五体制”)。墨西哥政治制度与美国有很多相同之处，即都是“合众国”，实行总统制，但惟独在政党制度方面与美国大相径庭，长期实行以革命制度党为主导的霸权党制。 邓小平说过，评价政治体制，“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②这对于评价政党制度也是完全适用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局稳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无疑是头等大事，这对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政局稳定以及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一党制以及以一个大党为主导的政党制度(如霸权党制、多党制下的一党独大制、中国的多党合作制等)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初在新一波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非洲大多数国家纷纷抛弃原来以一党为主导力量的政党制度，实行多党制，使非洲许多国家陷入政局动荡、部族冲突、民生更加艰难的困境，多党制带给非洲的不是民主，而是灾难。但必须指出的是，政党制度作为人类进入政治文明、人民主权意识觉醒时代的产物，民主政治、人民参与也是政党制度的必然逻辑和内在要求，一个好的、有效的政党制度必然能够为最大多数人民政治参与提供广泛有效的途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人民参与也应当是衡量一个政党制度优劣的重要尺度。 目前还没有一种各方面都十分完美的政党制度。如何创造出真正体现民主要求的政党制度，还需要继续探索。而这一探索的认识起点不是事先设定某种政党制度优越这样的前提，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从本国发展战略和发展需要出发，从本国民意出发。 六、西方与中国政党制度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是本国历史发展和历史选择的结果，对于各自的发展来说是最合适的制度选择，也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政党制度本身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西方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伴随着议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西方国家的大党、老党，如英国保守党、自由党，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加拿大的自由党、保守党，德国基民盟等都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并逐渐形成了以这些政党为支柱的两党制、多党制。同一时期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工人阶级政党，在演变为改良主义政党之后，逐渐融入到议会民主制中，进一步巩固了西方政党制度。西方政党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早期被人抨击诟病到后来被接受被规范的过程。在最早出现政党的英美，政党和政党制度一开始都是恶名昭彰，英国“辉格”“托利”这些党名都是贬义的，而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国早期政治家都对政党予以抨击；英国的政党制度是在改革选举制度、使下层民众获得广泛选举权的情况下随之建立起来。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经历了被人诟病的“政党分肥制”，之后政党分肥制被逐步废止。法国政党制度经历了第三、第四共和国乱党林立的时期，到第五共和国经戴高乐改革逐渐成形。德国的政党制度在二战前后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西方政党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政党竞争和政党之间的监督，比较好地体现了权力制约的要求，是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有效制度机制。同时，尽管西方政党制度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但随着各国选举制度的改革，也为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人民参与的渠道比较切实、比较广泛，体现了公开公平的要求。但这一制度却具有政党之间相互掣肘的缺点，出现“分裂政府”、内阁更迭频繁、政局不稳以及“少数人总统”等现象，以及选举容易被利益集团操控等问题。对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两党制、多党制是其最好的选择，但这一制度仍在改革完善之中。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和创建新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从中国近现代政党发展史来看，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主要政党(如中国同盟会、中国共产党)都产生于体制外，都是以彻底改变或颠覆旧体制以建立新体制新国家为目标的，是先有政党，再有由政党创设的一套政治体制(包括政府、议会等)。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晚清，其目的就是“驱逐鞑虏，复兴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要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则是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也就是说，在中国，是先有政党，后有一种由新的体制支撑的新国家。这样，创建新体制新国家的大党在构建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中自然就居于显赫的位置，体现在政党制度上往往就是一个特定的大党处于主导或领导的地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提出革命胜利后实行“以党治国”，所体现的就是这一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开始萌生的，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处于这一政党制度的核心领导地位，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以人民民主、政党合作为设计理念，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性，具有党政适应性强、党际关系和谐、政治运作效率高、政策连续性强等特点和优点，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 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总体上是适应当代中国发展需要的，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但同时又面临着重大挑战，需要认真改革和完善。 当代中国正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政治制度提供强有力保障。“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系统能够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多大程度上的政治支持。”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不仅有效地保证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且为中国现代化确立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没有多党合作制，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当代中国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中国国际地位的巨大提高。但是，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全球化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和多党合作制的历史方位、所面临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冲击和挑战，特别是在世界范围政党政治多元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极力向我国鼓吹和推行多党制。同时国内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都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必须及时回应的重大问题，要求及时进行改革和完善，这将最终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要坚持核心价值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盲目照搬西方的政党制度，否则中国将陷入动乱局面，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也就失去了保证。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要政局稳定。”“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④他在同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谈话中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⑤只有实行以中国共产党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制，才能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定。 另一方面，要善于借鉴西方政党制度某些合理的因素和某些好的民主形式。周恩来在1956年讲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⑥这里所谓“对台戏”是指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非党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是对共产党权力的监督。 世界政治发展史表明，对权力的监督有多种方式，但最行之有效的是政党监督。西方政治制度中，基于权力监督和制衡的原则，设计了反对党制度，每个议会期专门设立了“反对党日”，以加强对执政党的批评监督。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反对党通行的原则就是反对执政党的一切事情，为反对而反对，致使政党恶斗，政府空转，这是政党监督的一大弊端，直至今日许多不成熟的多党制国家仍然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在英美等政党制度成熟的国家，那种为反对而反对的观念已经过时，英国早已确立了“英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的制度，即反对党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对执政党进行监督，有批评也有合作，即所谓“建设性反对”，而执政党也要尊重反对党。在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中，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是参政党，共产党的友党。但可以探索借鉴西方政党“建设性反对”机制某些做法，加强政党之间、主要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制约，使这种监督真正起到对共产党的鞭策激励作用。 批评监督，参政议政，民主协商，作为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都需要制度化法律化。虽然中共中央围绕多党合作制颁布了一些实施意见，作出了相应的制度性、程序性规定，但这些毕竟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制定《多党合作法》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完善可供选择的一项举措。通过法律法规，确保民主党派在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参与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民主党派在民主决策机构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要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包括民主党派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增强民主党派成员的参政议政意识、政治协商意识和民主监督意识，特别是要增强民主党派的政治主体意识，明确政治参与的权利与责任。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对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涉及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但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科学制度，既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又符合时代潮流和民主精神，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特别是要切实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和人民民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使党的活动和工作程序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同时以法律来规范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尊重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从根本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总之，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作为新型的政党制度，虽然实践过程不长，但已迸发出了强大的活力，也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这已经为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只要遵循“保持特色和优势，注意融合和借鉴”的原则，按照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要求，既不盲目照搬，也不因循守旧，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定会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陈公元：《非洲民主化进程研究的重要成果——“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评介》，《西亚非洲》2006年第5期。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③王邦佐，谢岳：《政党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演展逻辑》，《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3期。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285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5卷，第244页。 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8页。标签：政治论文; 中国民主党派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日本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党制度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共产党论文; 多党制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