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者的情感表达与定语句位占据的语用斜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斜坡论文,语句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定语是名词性短语的修饰性句法成分，是信息传递的重要语义算子，从而承载着复杂的主观和客观语义信息。在当今有影响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中，修饰性句法成分的语法意义通常是将其置于短语的层面观察、描写和归纳的结果。（朱德熙，1982）这种做法对于状语和补语来说无可厚非，但对于定语则显得有些简单。就句子层面而言，现代汉语的定语跟状语、补语有着不同的句法分布。通常情况下，后者只能占据一个句法位置（不包括语用移位），而前者则可以获得两个句法位置：一个是位于主语中心语前（称为“主内定语”，标记为“
”），另一个是位于宾语中心语前（称为“宾内定语”，标记为“
”。新近的研究表明（张国宪，2011），作为句法形式表征的句法位置不单纯是语言线性特征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其自身蕴含着丰富的语义内涵。由此可见，将可以拥有两个句法位置的定语作为一个内部匀质的句法概念来定义和描述存在着偏颇，抹杀了定语（尤其是相同词项的定语）因句位占据不同而引发的意义上的系统差别。我们先看一个句对：
就语义解读而言，数词所对应的概念意义少有歧义，尤其是实指，基本上表述的都是确切的数目义。不过，这并不妨碍受话人对数词可以有不同的识解。按照认知语义学的基本思路，语义结构的意义一部分属于“语言知识”（linguistic knowledge），另一部分属于世界“百科知识”（encyclopedic knowledge）。在认知语言学看来，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没有清晰的分界线，今天词汇化了的语言知识其实有可能就是昨天的百科知识，今天的百科知识在适当的语境中就可能被使用为语言意义，并可以逐步转化为语言知识。稍有点儿语法知识的人都会知晓，例（1）中的“15条”是个定语，其中数词“15”表达的意义是“14加1后所得的数目”，这种“语言知识”在（1a）和（1b）没有区别，是词典上能够找到的规约性语义。①不过，除了这种规约性语义之外，话语中的数词还可以蕴含着更为深层的隐性意义。比如，（1a）
位置上的“15”是个全称量，表现的是一个全称命题，可以解读出参展上海世博会的大鲵总共是15条的意味。由此，上海热线在报道这则新闻时用的标题就是“世博15条参展大鲵全部死亡因不适嘈杂环境”
，记者在谓语动词“死亡”前用的不是“相继”而是“全部”，但二者传递的命题并没因此而改变，其区别只在于这儿凸显的是“量”而（1a）凸显的是“序”。再来看一下（1b），句中作
的“15”则是一个存在量，表述的是一个特称命题，说话人只是提供了大鲵死亡的数目，至于参展的大鲵总共有多少条则无法从话语中得以推导，所以就真值语义而言，（1b）中的“相继”不能用“全部”来替换。这种现象说明，在无标记情境下，数词居于
位置比居于
位置所表述的“量级”（scale）要高。这种因句位占据不同而引发的隐含义不需要凭借具体的语境，可以说是一种概念化了的百科知识。由此，就语法研究的任务而言，探究和揭示“隐性”的共时层面中已经概念化或者正在概念化的百科知识比描述“显性”的词类分布现实更为实用和重要。 本文遵循当今认知语法“语法的本质是象征性的”（参看Langacker，1987：12）这一基本理念，将“主内定语+主语中心语”和“宾内定语+宾语中心语”认定为两个不同的构式，匹配着不同的语义结构。我们基于现代汉语的真实语料，重点考察
和
在情感（affect）袁达层面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主观性程度差异。 说话人表达情感的语言手段是极其丰富和多样的，既可以借助情感谓词、语气词、副词、代词、时体标记等词汇方式，也可以借助语序、重复等句法手段。现代汉语定语所承继的主语中心语前和宾语中心语前的句位分布现实，为说话人借助语序手段表露情感提供了语法可能。本文将从感情、态度、意向和情绪等诸方面窥见因句位因素呈现的主观性表达梯度，从一个侧面昭示定语主观性表述的语用优势句位序列。 主观性（subjectivity）普遍存在于语言使用之中，原本一切都是主观性的反映，不存在纯粹的客观。因此，不带有说话人情感、视角和态度的语句是不存在的，任何话语都会或多或少的带有自我表现的印记。不过，主观性确有程度高下之别，表现为主观性表述梯度，这就如同不同类型的语言在主观性的表现方式上有直白和隐晦一样。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将主观性程度低（几近于零）的情形笼统地称之为不带主观性或具有客观性。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形容词作定语的情感表达现象。 二
寄托着说话人的感情 现代情绪认知心理学家把“有意识的经验”作为感情的重要特征。用当代著名情绪心理学家Frijda（1999）的话说，“感情基本上是指享乐经验，快乐或痛苦的经验”。②不难理解，感情是一种主观体验和主观反映，属于主观意识范畴。 在人类的大部分语言中，有上类专司感情表述的动词和形容词，尤以后者为常。一些主观性痕迹比较显赫的语言对于这类词语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语法允入规则。比如日语，我们知道是一种带有浓厚“自我中心式”特征的语言，说话人习惯于以自身体验方式来把握事态，因此，说话人往往被“零标记化”，通常不参与语言的形式编码。例如：（不合语用法的句子我们用“%”标示） （2）a.嬉しい。（很高兴）
按现代汉语的表述习惯，对应于（2b）的“我很高兴”比对应于（2a）的“很高兴”更符合语言规范，更具有独立成句的资格，后者往往需要语境（比如，对话）的辅助才得以成立。不过，日语则完全不是这回事儿，如果说话人将“嬉しい”说成“私は嬉しい”，就会产生将“我”与“他人”进行对比的意味，造成语用意义溢出。再来看（2c），作为日语，这是一个不合语法的句子，因为日语对感情形容词的使用存在着人称限制，日语社团的语言使用者不喜欢将感情形容词原封不动地、直截了当地用于第三人称。由此，感情形容词在日语中也被称为“第一人称形容词”，其认知理据就是感情只有说话人自己才能够感受（水谷信子，1985），③日本教育学会编纂的《日本语教育事典》（1982）索性就把感情形容词叫做“主观性形容词”。作为句法规则，现代汉语对于感情形容词谓语句没有这种限制，在操汉语的母语者眼中，与（2c）对应的“花子很高兴”与“我很高兴”同样的自然，都是合法的句子。其实，在我们看来，（2c）的不合法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认知理据，情感感悟的生理机制是人类共存的，《庄子·秋水》中惠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反诘足以表明汉、和具有共通的情感亲验性和自明性，差异只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现代汉语对于感情形容词的使用没有人称允入的句法限制规则，但也并非没有其他的句法表现。毋庸赘言，形容词的主要句法职能是作定语，感情形容词也不例外。不过，据我们初步观察，感情形容词作定语时存在着句位优选序列，与
相比，
更宜于表述说话人的感情。例如： （3）农妇一面替他穿着一套整齐一点的衣服，一面用
说：“要好好读书，才对得起你的爹呀。读书不易啊。我们穷，儿，我们连饭都没得吃，送你上学……好好读书，替我们穷人争口气，儿，可怜你的爹呵，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农妇说，一面流着
。（曾卓《悲歌》） 有人认为，上例中“快乐的泪”与文章所描述的凄楚的情景并不协调甚至抵牾。因为农妇当时用“破碎的、悲怆的调子”述说着作为佃农的“爹”的劳苦和“连饭都没得吃的”窘境，何以“快乐”而言？用“伤心的泪”更加切题。其实，无论是“伤心的泪”还是“快乐的泪”都是言者（作者）的主观感受。用“伤心”映衬的是言者对现实的凄苦之痛，用“快乐”映衬的是言者对农妇“替我们穷人争口气”未来希冀的憧憬之感，无论是选择“伤心”还是“快乐”都是言者主观内心世界的言语外显。在现代汉语中，表述感情的词语作
基本上都可以视为是言者主语的心声，例如： （4）许立宇的洁身自好和不肯同流合污的态度渐渐令我们深感不安，后时，也使我在狂放之后面对他有一种
。（王朔《许爷》） （5）蒋爱珍在狱中也听到了广播，她边听边哭，边哭边听，哭得连看守她的女狱警也流下了
。（金榆、林水《蒋爱珍生死十三年》） （6）孩子无声饮泣的姿态所流露出的强烈痛苦，使同时在饭铺里进食的顾客以及饭铺的伙计纷纷投来关注和
。（王朔《我是你爸爸》） 情感只能自我感知。对于语言而言，自我的表达形式可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通过第一人称代词来表达（例（4））；另一种通过零形式表达（例（5）（6））。前者说话人的表达对象是一个包含了自身的整个事件，说话人置身于言语所描绘的事件之中，被语言编码，即句子主语“我”一言者主语“我”，自己亲临现场并亲身体验，通过直接经历的方式把握事件，感悟和体验情感，以第一人称即说话人的视点来建构语言，“真挚”（例（4））的情感来自于说话人“我”的感受；后者说话人客观上置身于言语所描述的事件之外，但说话人通过“自我投入”（self projection）的内省操作手段将自身这一认知主体移位于事件内部，凭借“神的视角”观察事件和领悟感情，以与事件现场密切相关的方式进行主观识解。在语言形式层面尽管说话人自身没有被语言编码，但在认知层面却有一个无形的自我，以无事不晓、无处不在的“神”（自我）的身份来把握事态，并将一切视为或者说认定为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进行语言描述，即句子主语“他”=言者主语“我”。例（5）的“同情”和例（6）的“怜悯”都是说话人认定句子主语“他（们）”所体验的情感。不难理解，零形式的自我表达比第一人称代词的方式更加隐晦，主观性程度更高。 前贤们研究注意到，在概念结构层面，表述感情词语的
前面意念上可以镶嵌“一个‘使’类动词来标明属性、属性拥有者和属性导致因素的关系，加上后整个结构意义不变”（刘丹青，1987）。尤其当宾语的中心语是抽象事物名词时，在句法层面词语的允入度极高。如： （7）江水幽幽，勾起了郭沫若心中一段不能忘却的（令/叫/让人）
。（桑逢康《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8）她皱起眉来，但那声调却一点也没有（令/叫/让人）
，反倒像有点得意地说，“长得漂亮点又成了罪过了，人们围你，追你，你心肠好点，和他们亲热些，人们说你感情廉价！……”（邓友梅《在悬崖上》） 其实，这儿“令/叫/让人”中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说话人自己。即便语篇中的“人”是现实世界或虚拟世界中实有的人物，也是说话人主观“认定”语篇中的人物具有此种情感： （9）但是，杭州会议并没有取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前后》） 这儿有关毛泽东不满意的断言，是说话人根据当事人当时的言行和杭州会议后的表现推断的结果，是说话人的主观认定，臆测性显而易见。 正是由于
表现的是说话人的情感，所以“移情”现象屡见不鲜： （10）章明清凝视了一下两张可爱的小脸，吐出
，为他们整理了一下被。（曾卓《悲歌》） （11）人们互相祝福着，欢欢喜喜地从圣诞老人那里接到了
。（桑逢康《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幸福的叹息”、“愉快的礼物和卡片”作为言语备用单位的静态短语，都是语义错配字符串，但用在语篇中，却并无突兀和乖谬之感，这正是移情的产物。有人试图以形容词与名词的选择关系为切入视角，给出情感形容词与同现名词的语义关系和同现规则。由于感情形容词是说话人移情时常用的重要词汇手段，所以从语义选择关系的切入视角只能归纳一部分语言现象，并不能囊括全部的语言事实，进而很难做出组合预测。④ 作为现代汉语的感情表述，感情词语还极易被说话人安排在介词宾语的定语位置，以表达自我的情感感悟。例如： （12）她的哭声发自肺腑，牵动几十人、几百人的神经，无形的指挥棒发出命令，于是一大群人用
为孩子的纯情协奏，压倒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形成回响于星际的交响乐……（柯文辉《于是之告别“王掌柜”》） （13）戏还未开演，络绎而来的观众就被商城剧院大厅内的一块大布告牌吸引住了，那上面没有剧情梗概，也没有演员介绍，而是以
告诉大家，为了让真正喜爱话剧的观众进入剧场……（《新民晚报》“先看戏后付钱”） 大量的语言事实表明，现代汉语中感情词语并不是不能占据主语的定语位置，而是居于此位置上的
因句位分布差异会引发语法意义的倾向性波动。如： （14）a.你们要想想，多想想，今天的
来之不易啊，那是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王朔《懵然无知》） b.好，我要再多去看看，据说在西山面前，在东陵……也有满、蒙旗人在公社里劳动，过着
。（老舍《北京的春节》） “幸福”在（14a）中作
，在（14b）中作
。尽管“幸福”是个感情形容词，但居于主语的定语位置倾向于识解为性质，主要语义功能是分类性限定；而居于宾语的定语位置更易于识解为状态，主要语义功能是描写性修饰（有关更为具体的讨论，我们另文以详）。句法的证明是：
的后面不加“的”是常态，如有个游戏的名字叫“欢乐教室偷吻”，说成“欢乐的教室偷吻”就不太自然；而
的后面常常缀上助词“的”，因为“的”的基本功能是描写（陆丙甫，2003）。描写比分类更具言者主观性。 三
凝结着说话人的态度 按照心理学的定义，态度由情感成分、认知成分和行为倾向成分构成，是个体对某一特定的人、事物或者观念等等的具有评价性质的心理倾向。大多数的态度研究者认为，评价占据了态度的中心地位，并且可能是其中最具支配性的内容。因此，本节主要从评价的视角窥见说话人的态度表现。 就当今评价研究的深度而言，研究最为充分的当属俄语，汉语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不过，无论是俄语还是汉语，目前评价研究的热点大都局限在词汇层面，即更多的关注词所表达的评价意义。如，“漂亮”和“丑陋”是对相貌的评价，“热情”和“和蔼”是对态度的评价，“聪明”和“愚蠢”是对智力的评价，“善良”和“凶狠”是对心地的评价，“开朗”和“内向”是对性格的评价，“公正”和“正直”是对品行的评价等等。在语法层面，除了对个别带有明显评价意义的结构有所涉及外（参看Hunston & Sinclair，2000），对其他句法结构缺乏专门的深入研究。我们注意到，在现代汉语中即便是典型的评价词语，仅就
和
而言，也会因句位占据的句法结构变化而引发评价力度的弱化乃至评价性质的逆转。 人类的评价活动主要是通过言语来实现的。毋庸赘言，评价句是表达评价的常用的语言手段。如： （15）毛主席曾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王小波《王朔的作品》） “毛主席”是评价主体。“高贵者”和“卑贱者”是评价对象，“愚蠢”和“聪明”是典型的评价谓词，作谓语，代表着评价主体对评价对象的主观态度。不过，评价并非只是这种典型评价句的专利，叙述句、描写句甚至判断句（谓语动词为判断动词“是”）等诸多句类都可以表述说话人的评价。在句法操作上，说话人只要将评价谓词置于这些句类句中的
位置就可以实现对评价对象的评价，表白自己的态度。如： （16）他单单遇见那个
。这个猪贩子确实够蠢的了，肥阔的额，肥阔的肩，肥阔的背，肥阔的嘴唇，他的脂肪过多了呀！（骆宾基《一九四四年的事件》） “他单单遇见那个愚蠢的猪贩子”是个叙述句，但说话人的要旨并不在于仅仅告诉听话人“他遇见了一个猪贩子”这一事件，而全句的凸显焦点在
评价谓词“愚蠢”上。其证据是，说话人在陈述事件之后，旋即出现了一个补述句“这个猪贩子确实够蠢的了，肥阔的额……”，回溯说话人作出愚蠢评价的理由，再次将听话人的“注意窗”（the windowing of attention）拉回到说话人主观感兴趣的部分，强化其主观态度。下面的句子则是演绎评价： （17）正因为他胡涂，他才有
，正因为他愚蠢，所以他才有
。（老舍《四世同堂》） “他胡涂”和“他愚蠢”都是典型的形容词谓语评价句，是因；“他才有胡涂的眼光”和“他才有愚蠢的办法”都是存在句，这儿说话人的主旨不是肯定“他有眼光”和“他有办法”，而是由因及果地评价“他的眼光胡涂”、“他的办法愚蠢”，
“胡涂”和“愚蠢”才是说话人凸显所在。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16）（17）与（15）不同，这儿的评价主体并不是句子主语“他”，而是隐含在语言表层之外的高层次的“言者主语”。⑤ 可以说，将评价谓词居于
位置以表述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是当今汉语社团的语言使用者话语组织的惯常手法，形成了一种主观表述的规约模型。如： （18）我发现父亲是一个
。（[美]孙穗芳《我和父亲孙科》） （19）这一所中学的那位美国校长，非但态度和蔼，中怀磊落，并且还有着外国宣教师中间所绝无仅见的一副
。（郁达夫《大风圈外》） 由于
往往是说话人借助句法方式凸显情感的重要的语法手段，负载着说话人意欲表达的主观态度，所以，折射到语言的语义层面其表现为：当
被删除（即“语义隐藏”，与“语义凸显”相对）时，尽管在句法上仍不失为一个合格的句子，却会引发语义信息耗损乃至语义信息扭曲，构成对“适量准则”的践踏。比较：（#表示不合语义的句子）
不难发现，这是一种语义粘定构式，
是全句的新信息所在，是说话人刻意“加细”部分。从构式的表义层面上定义，这种以评价谓词充任
的构式属于语义评价句，
其本质是一种深层次的句法谓语，大都可以进行句法成分置换，这可能正是评价谓词其词项义得以保留的认知基础。 不过，我们要强调的是，评价谓词并不意味着一定表述评价，其词项义会受句法位置的占据影响而发生词项义异化。在现代汉语中，当评价谓词作
时，其词项义将出现惊人的语义耗损。比较： （20）a.亚茹一笑：“
总是自信，先别得意，到时候要看你的考试成绩的。慧芳，腿怎么样？没什么异常吧？”（王朔《刘慧芳》） b.他生的非常的秀丽，显见得是一个
。（鲁彦《菊的出嫁》） （21）a.
最容易受感动，阿宝心头一热，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李国文《危楼记事》） b.丁玲说：“她是一个
，甚至有点傻，总是牺牲自己。……”（尹骐《关露之死》） （22）a.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
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余秋雨《抱愧山西》） b.出前门站时，刘掌柜急中生智，将写有地址的小包袱悄悄塞给了一个看着
。（邹静之《琉璃厂传奇》（故事梗概）） 评价形容词“聪明”、“善良”、“憨厚”分别在a句中充当
，在b句中充当
。由于句位的占据差异，致使其语法意义发生变化：这些谓词在b句中其评价意味跃然纸上（其中（20b）的“显见得”和（22b）的“看着”等信号词则是说话人评价来源于自我潜意识领域的显性标注，是主观性的下意识坦露），毋庸赘言；而在a句中，其评价意味则荡然无存，“聪明”、“善良”、“憨厚”等只是对宿主原生态特质的忠实转述，并不因说话人的立场和时间而有所改变，所以可以允准“一向”等惯常副词的修饰。例如： （23）
，并没有因为要告别舞台而过分忧伤。（《艺苑春秋》） Martin（2000：145）强调所有相关的评价资源都涉及到分级，相关意义都可以通过“度”进行调节以反映评价的力度（参看何中清，2011）。这种语义特性映射到现代汉语的句法层面的表现是，评价成分可以凭借强化词（amplifiers）和弱化词（downtoners）的介入来阐述语势（force），以标志抽象强度阶上的某个点，增加和减弱评价意义的力度。例如： （24）史丹利在研究所中是跟随奥本海默一块工作的理论学家，他有着犹太血统，是一位相
。（江才健《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 说话人用强化词“相当”来语言外显评价结果“聪明”的质量，标注评价对象的“智力”正向级差。即便是没有进行力度刻划的评判，只在表述需要，都有被显性标注的潜能。但是这一具有普适意义的跨语言“分级”语义表现在现代汉语的
和
身上却有不同的句法反映。比较： （20'）a.*亚茹一笑：“
总是自信，先别得意，到时候要看你的考试成绩的。慧芳，腿怎么样？没什么异常吧？” b.他生的非常的秀丽，显见得是一个
。 a句的
“聪明”在句中抗拒分级，而b句的
则表现出高度的兼容。（21）、（22）同此不赘。可以说，是否具有分级特征是
和
重要的语义区别，折射的是
描述性与
评价性的特质对立。 四
彰显着说话人的意向 意向是指人们为实施某一行为而抱有的意图倾向，是一种作出导向和有所期待的心智活动（徐盛桓，2006）。根据Searle（1983）的观点，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言语行为之中，语言符号被用来表达说话人的意向。但是，心智的意向性是最基本的，语言符号的意向性派生于心智意向（参看任蕊，2006）。 毋庸赘言，意向属于情态范畴。纵观以往的研究，中外学者无不热衷于从含情态义的主要动词、情态动词、情态副词、句末情态助词及重音、语调等韵律手段切入审视和探究情态意义的语言表述。不过，不同的语言利用何种手段表述情态意义会有所差异。有充分的语言事实证明，至少在现代汉语中，句法成分也可以表述情态，状语是表白说话人主观情态的最佳句法位置已为多数学人接受，我们要证明的是，
是表述意向情态的重要语法手段，尤其是在表达“意欲”（intending）意向时，
极易成为意向信息的焦点所在。比较： （25）a.忽然，春红说话了，“想
的，现在就坐下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你们总不能让我们奶奶和我们少爷们饿着呀？
的，就先到正厅里去坐着，有人给你们送茶，过一会等我们老爷吃完饭，再过去和几位爷说话。”（林希《婢女春红》连载之五） b.白厨子诧异地瞪着黑厨子的背影说，“还没开席呢，你不是说想
吗？”（苏童《两个厨子》） “想”既是实义的心理动词，也是情态动词。作为情态动词时，“想”表达“意愿”这一动力情态意义。不过，在表述意向的概念结构中，“想”、“要”等情态动词只是意向主体实施某一意向活动的方式或路径，不是说话人言谈的主旨，条件适宜完全可以隐遮（如（25a）中的“不吃饭（=不想吃饭）”），就（25）而言，“吃饭”、“吃一顿饱饭”才是意向情态中意欲活动的具体内容。在现代汉语中，由于“吃”和“饭”是高规约性组配，二者存在着最大的线索有效性，几近乎词，所以“饭”在语义层面是个羡余信息，在句法层面是个傀儡宾语。由此，其隐现有很大的自由度。就语料库的检索结果而言，“饭”不出现为常态，如“不用了，我不想吃。早饭吃不吃无所谓，不是必不可少的。”（王朔《顽主》）等等。这一现象符合语言交际规则，因为语言单位的可预测性越大，表明其负载的信息量就越小。（25b）不同，“饭”前有定语，尽管修饰语在线性结构上常是可有可无的，不过就语义表述而言，修饰语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表达功能上的需要。按照徐杰、李英哲（1993）的说法，同句子中心成分比较，句子的修饰成分更容易成为焦点成分。由此，与羡余信息“饭”相比，定语“饱”才是说话人提供的新信息，是意欲内容中所要彰显的关键所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汉语者心理层面“吃一顿饱饭”与“吃饭”有着天壤之别。下面都是与（25b）类似的用例： （26）抗美援朝时，他到过朝鲜，部队首长问他们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他说想吃一碗
。（汪曾祺《谭富英佚事》） （27）又是南瓜！娘呀！你怎么老是南瓜当饭吃！我要——我想吃
呢！（茅盾《秋收》） （28）他一把捉住个孩子，“莫跑，”他说，“见了牛都要跑，改天还想吃
？”（叶圣陶《牛》） 我们知道，句子的信息编码一般遵循从已知到未知的原则，越靠近句末，信息内容就越新。由此，句末通常是句子的自然焦点所在。落实到现代汉语的句法层面，宾语成分是自然焦点。不过，在表述非事件的意向句中，当宾语（尤其是傀儡宾语）由光杆形式蜕变为带有修饰性成分时，
一般会成为意向内容的关键所在，是说话人最想让听话人注意的部分，于是，造就了语义焦点与信息结构的扭曲。有时说话人为了凸显新信息，颠覆修饰语在线性结构层面先天的劣势地位，继而实行必要的句法改造，通过句法手段明示自己的信息意图。现代汉语中，其最为常见的句法操作手法是遮隐中心语，将
提升为句法宾语，以提高语言单位的显著度，实现语义焦点与汉语句末焦点句位的统一，达到语义凸显内容与句法结构形式的对应与和谐。比较： （29）a.哎哟！常四爷！我正想找你这么一个人说说话儿呢！我沏
来，咱们喝喝！（老舍《茶馆》） b.（在外边大吼一声）闪开了！（进来）大栓哥，沏
，我有钱！（老舍《茶馆》）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的过程就是交际双方通过语言手段或非语言手段向对方明示自己的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的过程。（Sperber & Wilson，1995）（29a）作为话语的自然表述，如果没有其他的语用动机，说话人通常会用重音来强调
位置上的言者意向，将对比重音落在宾语的定语“好”上来昭示其信息意图，达到通过韵律手段以匡正修饰语的劣势句位与焦点语义这一形义扭曲的目的。再看（29b），说话人在这儿摒弃了韵律手段而改用操控听话人认知反应的句法手段，隐去中心语“茶”，将
成分“（壶顶）好”直接升格为句子宾语，以增加话语施事意图的力度。在我们看来，无论是重音还是宾语提升都是“语力标示手段”（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ors），其唯一的语用动机就是为了增强“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当然，不同的标示手段在实现其意图中所体现出来的力量的强弱程度并非等同，无疑宾语提升比重音标注更具有施事意图力度。 与宾语提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说话人将
成分单独提取出来，然后语序移位并升格为子句。例如： （30）嗯，我老头子也得许个心愿：赶到“五一”和国庆，我要沏出几大盆茶来，
，叫大家白喝，好去游行！（老舍《女店员》） “香香的”、“热热的”显然是移位生成的，下面的句子可以视为是（30）的源句： （30'）嗯，我老头子也得许个心愿：赶到“五一”和国庆，我要沏出几大盆
，叫大家白喝，好去游行！ “沏出几大盆香香的、热热的茶”是说话人的意向内容，而“香香”和“热热”显然是说话人最想让听话人注意的部分，同时也是焦点所在。要想达到凸显的目的，说话人对于（30’）的语用处理，除重音之外别无选择。而作为有标记句子（30），其标记性（就非正常语序而言）的达成肯定是语用致使的后果。说话人为了强调和凸显“香香”、“热热”而采用了非正常的语序手段，将其后置，并继而提升为子句。语言单位句法等级的提升意味着语义内容的显赫和厚重。据刘龙根（2005）评介，塞尔认为，语序与重音、语调、语气、施为性动词、标点符号等一样，正是语力标示手段。由此，（30）比（30’）更具使用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往的研究表明（奥津，1982；中川，1987；王立弟、顾阳，2000；卢建，2003；张国宪，2005等），
与状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注意到，尤其是在表述意欲的意向句中，当
是由状态谓词充任时，几乎都可以实现“定语的词语跑到了状语的位置上”（吕叔湘，1986）的句位移动，形成语义错配： （31）a.白厨子诧异地瞪着黑厨子的背影说，“还没开席呢，你不是说想吃一顿
吗？”（苏童《两个厨子》）（25b） b.谢明超拿着可用的10块钱，领着女儿进了一家又一家旅店，希望能
，再美美睡一觉。可是，10块钱谁肯收留他们？（王平《川妹子和她的三个“父亲”》） （32）a.我承认我是没多大出息的人，还是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过
吧！（李斌奎《天山深处的“大兵”》） b.周洁承认多少次绝望时，她曾灰心丧气地想嫁个有钱的男人
算了。（周玉明《周洁难架贵妃桥》） a是
意欲句，b是状语意欲句。“意欲（做某事）”类似于“信念”、“希望”等意向性状态或事件，是诸多意向性语义内涵中的一种（Searle，1983：1-3）。就真值语义而言，“（想/希望）吃一顿饱饭”和“（想/希望）饱饱地吃上一顿饭”、“（想/希望）过安稳日子”和“（想/希望）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即便在说话人的心理层面，其表述的语义重心也都是着意强调和渲染意欲对象（“饭”、“日子”）的达成性状。张国宪（2005）认为，构式的选择是一种具有最佳关联性的明示刺激，旨在传递说话人特定的意图和话语隐含，而词语的异位是说话人对语言符号进行最优化配置，有意识地试图达到某种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和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而采用的句法手段，是一种有着明显语用动机的明示行为。以往的研究表明，“言者的主观意图”是宾语指向的状语得以成立的主要特征（奥津，1982；中川，1987；王立弟、顾阳，2000；卢建，2003；张国宪，2005等），这与
意欲句是一脉相承的。
意欲句表述的是意向性事件，可以说比“担心”、“信念”等意向性状态更具主观能动性，因为后者可以是无意识的，诚如Searle（1983：1-3）所言，人们怀有的很多信念而他们并不一定意识到。可见，浓郁的言者主观性是
和状语具有移动可能的语义基础，而凸显意欲对象的性状则是说话人所持有的共通信息意图。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在主观性程度上，二者并不能同日而语，指宾状语比
更具言者主观性，充当状语和定语的谓词重叠差异是其主观性程度差别的形式佐证。前贤的研究往往提及，指宾状语以重叠形式为常；我们的语料检索显示，
则多为原生态形式。遵循认知语言学“数量象似性”（quantity iconicity）理念，语言形式的繁复对应着概念结构的复杂。从原生态的“饱”、“安稳”到重叠形式“饱饱”、“安安稳稳”的形式表征变化表达了性状的“程度的加深”（张敏，1997），折射到意识层面是言者主观性程度的增强。此外，从书面语的表述角度审视，
的韵律重音形式并不具备书面标示作用，是隐性语力标示手段。相比之下，形义错配的指宾状语则是标记性句法成分，是句法操作的结果，属显性语力标示手段。按塞尔的观点，显性语力标示形式总有取代隐性语力标示手段的可能（刘龙根，2005）。这种种现象似乎暗示着
和状语在主观性表述上存在着下列不等式：
的主观性特质＜状语的主观性特质。 由于
意向句的宾语不再是新的信息成分，或者说不是说话人所要叙述的重点内容，修饰语的语用凸显颠覆了常规结构式宾语的信息表达功能，进而诱发了其语篇功能的异化，即
意向句往往表现出一定的附庸性——较难实现句子自身的独立自足，在话语片段中常常充任广义因果关系的方式、条件、原因等背景信息。比较： （33）亚若以为他多喝了几碗说醉话，但她知晓蒋方良为筹建儿童新村已搬到虎岗去住，虽然自己也不胜酒力，但该尽点义务照顾他，
给他醒醒酒什么的，就半推半就下了车跟他进了宅院。/花园塘分外寂静。屋角蒋经国亲手栽的白玉兰和柚树倒长得枝叶繁茂，穿过走廊套间，颇有些迂迥曲折。进到迷宫般的卧室，门一开章亚若惊呆了！/“战争”的“创伤”历历在目。圆桌翻倒，石膏像破碎，室内一片狼藉。蒋氏夫妇的习惯，卧室是由女主人亲自收拾的。/她负疚、她羞惭，沉甸甸的自责压迫着她。她早应该感觉到蒋方良“出走”的真正的原因啊。是她，破坏了这个原本完整也完美的家庭！她叹了口气，给他
，便默默地拾掇起满室的零乱。（胡辛《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连载之十） 在上述话语片段中“沏（了）杯酽茶”先后出现两次。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意向构式时，“沏杯酽茶”充任背景信息，表述“方式”，而“给他醒醒酒什么的”才是前景信息，表述说话人意欲施行“沏酽茶”的目的。再来看“沏了杯酽茶”，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件句，作为章亚若“叹气”、“沏茶”、“收拾房间”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独立的相关子事件存在。在意向构式中，“酽”是说话人意欲达成的性状，为了更为凸显性状的程度，说成“酽酽的茶”也未尝不可，所以这儿的
意向构式可以变换成指宾状语构式“但该尽点义务照顾他，
给他醒醒酒什么的，就半推半就下了车跟他进了宅院”，这恰好与指宾状语句充任背景信息的篇章功能相吻合（参看李劲荣，2007）。⑥就句法单位的性质而言，意欲句中的宾语部分⑦“酽茶”更像是个短语。而在非意向句中，“酽”只是茶所呈现的客观状态，这一状态形容词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出于与前文章亚若的意欲（沏酽茶）相“照应”，所以句子中的定语“酽”难以变换成主观意味强的指宾状语“她叹了口气，给他酽酽地沏了杯茶，便默默地拾掇起满室的零乱”。当然这儿并不存在着任何的文法错误，只是与客观描述的叙述视角不和谐，文脉不顺畅，有悖说话人的语用主旨罢了。 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句法语义研究室编制的Cocosearch语料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语料而言，我们还没有发现说话人用
来彰显言者意向的用例。这一不对称现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语的话题性所致，话题对已知信息的语用要求与彰显意向新信息的言者语用动机相抵牾，从而限制了
表述说话人意向的允入。 五
蕴含着说话人的情绪 所谓情绪（emotion）⑧是指个体受到某种刺激后所产生的一种身心激动状态。有实验表明，社会中的人每时每刻都要处于某种情绪状态之中，也无时无刻不受到其自身情绪状态的影响。当个体处于某种情绪状态时，当事人通常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受当代认知心理学关于自动化加工或内隐认知研究的启发，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无意识情绪的引发和反应，但尚未形成共识），而且这种情绪状态是主观的。其直接的证据来自于人类对愤怒、快乐、恐惧、惊奇、厌恶、悲伤等六种基本情绪的体验（感受feeling）受自我意识的掣肘，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真正地获得感受，别人固然可以通过察言观色去揣摩当事人的情绪，但并不能直接地感受和体验。由此，在情绪理论的探讨中，大部分的情绪定义都把体验到的主观经验作为其本质属性，甚至是一个必要属性，强调意识经验在情绪产生和情绪状态中的作用。即便是实证研究，研究者的情绪测量（如认知测量、行为测量、表达测量或生理测量等）通常也是以自我报告作为判定情绪是否发生的“根本标准”（柳恒超、许燕，2008），即体验感受是一个中心变量。一言以蔽之，情绪本身就是一个体验，其本质是主观的。 情绪与语言是人类的两种重要的心理活动，彼此联系，相互影响。随着情感神经科学的兴起，情绪与语言加工的相互关系逐渐受到了心理学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包括行为反应时、电生理记录和脑成像扫描等方法）和多种刺激材料（包括词汇、语句、图片等）对两者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研究主要有两个取向：1）从情绪背景（如情绪图片、影片、音乐等）、内化的情绪反应模式（如生理反应、面部表情等）和语言自身携带的情绪信息等方面探讨情绪对语言加工的调节作用；2）从语义概念对情绪知觉的影响、语言指导对情绪习得的作用以及语言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等方面考察语言对情绪加工的影响（参看刘宏艳等，2009）。不过，心理学界关注的焦点是情绪的引发和反应，其基本视角是情绪。如心理学界通常把同时包含概念和情绪这两方面信息的词称为情绪词，在行为水平上探讨情绪词所含情绪信息的启动效应和加工机制，给出词汇的情绪信息的加工可能是自动进行的而概念信息的加工却包含了自动化和控制性两种过程的结论（参看郭晶晶等，2011）。作为语言学的情绪研究，则主要关注情绪的语言传递方式。比如同样是情绪词，我们关心的则是在什么样的句法语用条件下，情绪词只表达概念信息或者说主要表述概念信息，而又在什么样的句法语用条件下，情绪词除表达概念信息之外还彰显了句子主语或言者主语的情绪信息。例如： （34）a.“
是无法被忘记的，”格非说：“也无法通过理智与逻辑将其摒除。”（朱恩伶《格非的“敌人”》） b.那种声音使我
，彻夜难眠，因为我在想到新生的同时，又意识到这其实就是死亡。（路远《白罂粟》） 按照心理学界描绘的情绪词表，“恐惧”是个负性情绪词。不过，凭借语感我们可以感悟到“恐惧”在上述两段话语中给出的信息并不等值：（34a）侧重于表述概念意义，难以解读出个体的情绪色彩；（34b）除了概念意义“惊慌害怕”之外，还负载了言者主语“我”的情绪信息，是“我”因为受到“那种声音”的刺激而引发的心理反应。这种（34a）表达“概念意义”、（34b）表达“概念意义+情绪信息”的不同感悟表面看好像有悖于心理学界情绪词天经地义地携有情绪信息的基本理念，其实这种语感仍有坚实的心理基础，因为当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情绪词的情绪信息相对独立于词汇的概念信息”（郭晶晶等，2011）。语言工作者的任务是给出情绪信息表现的语言路径。 情绪信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递。口语中言语的韵律特征（包括声音长短、响度、基频等）可以表白不同的情绪信息，通常说得较快、较响亮较高的基频可以使受话人感悟到说话人快乐的情绪。我们注意到，作为书面语言，句法位置是情绪表现的一种有效语法手段。就本文所讨论的定语而言，
可以表述单纯的概念信息，
则除了表达概念意义之外还极易沾染情绪信息。例如： （35）a.忧郁
蕴含着神秘的未来，她不寒而栗！（胡辛《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连载之十一） b.而我，又能去做什么。我只能嘴角微扬，然后对自己说：就让风带走我那
。（http://www.duwenzhang.com/wenzhang/yuanchuang/20080914/18362.html） （36）a.一个人应该得意，
谈话都有精彩，譬如辛楣。（钱钟书《围城》） b.她和黄家父女不期而遇，一番闲聊，得知黄家穷得叮当响又看看被黄父谎称作十七八岁的女儿黄某，刘秋凤心中竟猛然间蹦出了一个十分
。（野村蒙生《愚昧使她作了小小新娘》）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于“伤感”的释义是“因感触而悲伤”。不过，“伤感”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会得到不同的语义解读：在（35a）中作为
的“伤感”主要表述概念意义“悲伤”，情绪信息背景化，类同于一个具有恒长性特征的性质形容词，换句话说，这儿的“伤感”不是一个情绪词，与主观性无关；而在（35b）中作为
的“伤感”除了表述概念意义之外，还彰显了说话人的情绪信息，悲伤是“我”因感触（个体受到某种刺激）而引发的心理反应，具有情景性和暂时性等情绪特征。由此，我们联想到指称与句法位置关系的研究，这个问题一直是语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指称可以分为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二者是个“指称关系对”。外延某种程度上就是范围，而内涵其实是对指称对象带有主观色彩的认知（Schiffrin，2006:13-15）。在没有特定语境的情况下，
倾向于凸显词语的外延，而
则倾向于凸显词语的内涵。（36）同此不赘。 研究表明，个体在某种情绪状态时，往往伴随有相应的机体反应模式，如，情绪性姿势（posture）、面部表情（face expression）等。由于这些反应模式与一定的情绪状态紧密相连，因此逐渐变成了一种内化的情绪线索（刘宏艳等，2009）。Allport（1922、1924）认为，情绪主要通过面孔来表达。他介绍了第一个面部反馈假设的基本要素，并提供了对应于每一情绪类别肌肉运动的描述列表。现代情绪研究更是给出了非常具体的面部肌肉动作构型，面部肌肉动作以一对一的方式对应于不同的情绪类别（参看李艳杰等，2011），并且有研究显示，人类的六种基本情绪在不同的文化中都能识别，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我们发现，这些内化的情绪反应模式至少对现代汉语定语的句位占据有深刻的语用影响。例如： （37）a.他们十岁的女儿康的妮从中看出了父母的不和，
笼罩了她的小脸，见了爸爸就乖巧地替妈妈讨好他，在妈妈这里就使劲替爸爸讨好她。（池莉《来来往往》） b.站在饭店门口，不一会儿就产生了
，像小时候独自一人在地里挖野菜，夜幕降临，迷失了回家的路……（孙友田《王老九夜遇郭小川》） （38）a.这羞愧有时简直是没有来由，可它死死地缠住了这儿的一大群人……
无法遮掩，它竟成为一类人共同的特征。（张炜《柏慧》） b.每逢念头有扯到它的远势，他赶快转移思路，然而身上已经一阵
。（钱钟书《围城》） “表情”、“神情”都是情绪的外显图式，而“感觉”、“微热（不是情绪的理想载体）”则是体验的，属情绪的内隐图式。就言据性而言，前者是“目击型”（eyewitness）的，说话人对情绪信息来源有第一手证据，即自己的所见；后者则是“非目击型”（non-eyewitness）的，说话人对情绪信息来源缺乏直接的证据，基本上属于自己的揣测或臆断。（详参张国宪、卢建，2014）这种外显与内隐的情绪图式归结到主观性层面就是后者比前者具有更高的主观性（眼见为实）；而折射到现代汉语句法层面则是典型的外显情绪拥有对
的倾向性占据，内隐情绪则表现出对
的拒拆以及对
的表述独钟。不难理解，基于语义兼容，这种句位的选择是
和
主观性语义内涵的语用映射。 从现代汉语的语料检索结果来看，典型内隐情绪图式所表述的低言据性情绪的句法功能较为单一，通常只充任宾内定语。例如： （39）肖月华这位活泼可爱的姑娘，凭着她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带着一种
，终于和李德结成了“革命夫妻”。（罗永常《李德和他的中国妻子》） （40）1949年11月21日，贺怡怀着
返回吉安。（尹纬斌《毛泽覃与贺怡的患难岁月》） （41）从驾驶舱里走出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显然不能克制自己某种
，泪水在脸上不断地往下淌；男人英俊魁伟，典型的德国美男子。（辛茹《希特勒身边的英国女间谍》） “心理”、“心情”、“心绪”都是情绪的内隐图式，说话人对当事人的情绪描述基本上都是揣度的结果，是主观上的自我认定，含有很强的主观性色彩，所以这种臆测情绪与
形成无标记组配，一旦占据
句位将有可能导致情绪信息的语义遮掩和概念意义的语用凸显。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与内隐图式不同，外显图式所表述的情绪则表现出极大的认知自由空间，占据了从较为客观到较为主观的悠长游移幅度。因为一方面有些外显图式属于Allport所描述的一对一的情绪脸谱，并且有实验证明面孔归类比物体和词汇归类所需的时间短得多，其情绪信息能被快速登记和分辨，这类情绪内化脸谱限制了说话人的想象空间，从而保证了情绪识别有较高的客观性。例如，笑容是“愉快/快乐”的情绪表征，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句法语义研究室编制的Cocosearch语料检索系统的检索，没有发现“愉快/快乐的笑容”的用例，当然也没有“痛苦的笑容”，这是由于前者语义冗余，后者语义抵牾。另一方面有些外显图式（如姿势等）并不与单一的情绪内涵对应，心理学的研究显示情绪性刺激的知觉依赖于背景，在60%～75%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无法有效地区分“愤怒”和“恐惧”表情（刘宏艳等，2009），下面的话语实例可以视为这种认知现象的真实写照： （42）县委招待所所长的娇妻张香莲也站在人群中，不知是
，瞅着赵镢头的麦垛。（张一弓《赵镢头的遗嘱》） “眼神”是情绪的外显载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说话人并不能凭借句子主语张香莲的眼神与自己内化情绪线索中的“妒嫉”或“懊恼”形成有效对接，游移于二者之间，难以定夺。也就是说，这类外显图式的情绪识别有较多的说话人参与成分，主观认定的意味较浓。外显图式的复杂性导致句法功能的多样性。就现代汉语的语用表述选择而言，大致是主观性程度较低的外显情绪倾向于作主内定语，而主观性程度较高的外显情绪则倾向于作宾内定语，构成一个主观性表述斜坡。例如： （43）a1.荒妹大声地哭着，
像决堤的河流。（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a2.然而，她的音容笑貌、她的温存体贴……和她离别时那一串
，都深深藏在梁霄那惨痛的记忆里。（吕雷《火红的云霞》） b1.张茜在国庆节前听到文件传达后，更是百感交集，忍不住流下了
。（汤雄《陈毅与小妹》连载之四） b2.我也曾在晴明的大好安息日，雇下一叶扁舟，倩它漂我到深碧的海面去，吃饼干，捉乌贼，看闪烁万张银波，洒
：居然也是海上的户口哪。（吴伯箫《海上鸥》） b3.在阿根廷队以2:1终场前的又一阵铺天盖地袭来的谩骂狂潮里，她默默咽干了她
，在无法言传的哀伤中，闭上眼睛，以一种痛楚的决绝，拼命吹起了胸前的小喇叭。（徐坤《狗日的足球》） b4.田曼芳忍住
，把卢华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说：“您先别跟我算账，万方公司的账总有一天会算清的。”（陆天明《苍天在上》） b5.他老人家亲自递给我一杯茶，当时，我强忍住
，怕总理看见。（贾世骏《和周总理一起唱〈过雪山草地〉》） “眼泪”作为“伤心、痛苦”的外显表征基本上属于规约性的内化情绪线索，主观性程度低，前者蕴含了后者的核心语义内涵，完全可以视为是“伤心、痛苦”的代名词。由此，（43a）句中的
“伤心”和“痛苦”既不是语义上的必需成分，更不是语用上的凸显信息，完全可以删除。比如： （43’）a1.荒妹大声地哭着，眼泪像决堤的河流。 a2.然而，她的音容笑貌、她的温存体贴……和她离别时那一串眼泪，都深深藏在梁霄那惨痛的记忆里。 删除后并不影响文意的表达。但（43b）不同，
“兴奋、欢欣、屈辱、羞愧、激动”等并不是“眼泪”的典型规约性内化情绪，说话人对于这些情绪的认定很大程度上是综合了其他的情绪性姿势、面部表情乃至背景情境等信息揣度的结果，有较强的主观性色彩。这些
情绪词是说话人语义层面意欲表达的新信息和语用层面的凸显内容，由此，不可删除。比如把（43b1）说成“张茜在国庆节前听到文件传达后，更是百感交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会产生歧义，听话人最有可能的理解是“流下伤心的眼泪”，因为“伤心”是“眼泪”的默认情绪值。值得一提的是，主观性程度较高的外显情绪还极易充当介词宾语的定语： （44）“嗯，油也要打了，今天的菜钱是青菜一千二……”胡妈用着湖北家乡的土话说。“不要报账吧。”章明清用一个
打断了她的话。（曾卓《悲歌》） （45）他用
偷偷瞅了赵镢头一眼，又说，“咱倒不是心疼到了嘴边儿的粮食又要归大队，你个才十一岁的小妮子家，还不算劳动力，往后又要‘打呼隆’干活，没你的底分儿，也没人给你派活，你要你周爷爷的镰刀啥用场？”（张一弓《赵镢头的遗嘱》） 从“手势”和“目光”中解读出句子主语的情绪是说话人主观识解的结果。同时我们还注意到，（44）的介宾定语“烦躁”可以提取出来放到状语的位置上，说成“章明清
地用一个手势打断了她的话”。我们知道，在句法成分中，现代汉语的状语是说话人表达主观性的最佳句位（张国宪，2005）。不过，在现代汉语中介宾定语到状语的句位移动只是引发了主观性程度层面“量”的增强，而不是“质”的异变。这一现象的本身恰恰是介宾定语主观性表述的佐证。 由于宾内定语是说话人表达情绪的理想句位，所以“移情”（empathy）现象俯拾皆是： （46）医院外面，一大群人默默地站着，许多人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在特拉维夫的夜晚里闪烁着
。（阿启德编译《忆外公拉宾》） （47）牲口颠踬着，大车摇晃着，马蹄和车轮踏碾着
。（张贤亮《绿化树》） （48）车头前射出强烈的一道怒光，车下放出些
；一切静寂。（老舍《蜕》） 修辞学把移情看成是“移主观情感于客观外物，使客观外物具有和人的思想感情相一致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特性”（徐鹏，1996：45）。上述例句中无生命的“火焰”、“土路”、“水气”都被赋予了人的情绪，是说话人自我情绪的表白。 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表明，即便是规约性内化情绪，偶尔也会被安排到宾内定语的位置。例如： （49）飘泊了几年，由故友口中知道母亲死了，在彷徨中，忽然接到了童时伴侣雍姐的消息，惹她流了许多
。（张爱玲《不幸的她》） （50）按照明娃的指点，林慧从赵镢头的布衫兜里取出了他的遗书和超产数字只是在赵镢头死后，明娃才突然明白，镢头叔所做的检讨，而又向他作了那么多嘱咐的全部含意，他流着
，向地委发了那份加急电报。（张一弓《赵镢头的遗嘱》） 规约性内化情绪“伤心”、“痛苦”与“感激、欣喜”、“愤怒”等非规约性内化情绪一样充任宾内定语，疑似构成反例，违背主观性程度较低的外显情绪不易占据宾内定语句位的语用倾向。其实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例（49）（50）中的“眼泪”不再是单一情绪的外显表征，从而破坏了“情绪脸谱”的内化对接，致使客观性耗损，原本规约性情绪嬗变为非规约性情绪，“伤心”、“痛苦”跟“感激”、“欣喜”、“愤怒”等一样是说话人主观认定的结果，带有强烈的说话人“自我”表现成分。由此，例（49）（50）非但不是反例，反而为情绪认定的主观参与程度与定语的句位占据存在着语用关联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六 结语及余言 本文依据现代汉语的真实语料，考察了主内定语和宾内定语在感情、态度、意向和情绪表达上的主观性程度差异。语言事实表明，占据不同句法位置的定语具有迥异的语用属性，宾内定语是一种容易以“自我视点”为中心的句法成分，比
更易于表达说话人的自我情感。由此，现代汉语的定语存在着一个情感表述的主观性程度斜坡，即宾内定语＞主内定语。 需强调的是，这个斜坡只是一种语用倾向，尚未完全语法化为一种句法规则。具体表现为宾内定语的主观性仍是分析性的。比如，按照定语的主观性表述斜坡，主观性程度较低的外显情绪倾向于作主内定语，而主观性程度较高的外显情绪则倾向于作宾内定语。由此，如果作为句法规则，客观性程度高的“情绪脸谱”外显图式不能实现“宾内定语+宾语中心语”的句位映射。不过，通过对社科院语言所句法语义研究室编制的Cocosearch语料检索系统“现代汉语”、“作家文摘”子库的检索，可以得到下列句法“反例”： （51）散会后，张茜与陈重坤等一起含着
，送陈毅的遗体去火化……陈重坤回到家中，更深人静了，她还毫无睡意。（汤雄《陈毅与小妹》连载之四） （52）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非常难过，甚至落下了
……有时，尤其是他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感到恐惧、紧张。（高维彝编译《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之死》） 我们知道，“眼泪”是情绪“伤心”最为典型的外显载体，“伤心”这一客观性程度极高的规约性内化情绪句法上理应不能占据主观程度高的宾内定语句法位置，尽管在3124万字的语料中只得到上述二则典型的
实例。不过，定语的语用倾向并不排斥句法层面的句位错配，其真谛在于凡占据其句位的语言单位必沾染上主观性色彩。例（51）、（52）说话人强调和渲染句子主语伤感情绪的动机众目昭彰，“伤心”的语言显化⑨是信息凸显的语用行为，是言者主观性的体现，区别只在于这类
的主观性内涵由情绪的主观认定引申到情绪的语用凸显，仅此而已。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庆祝张斌先生九十华诞及从教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现代汉语描写语法》首发仪式”（上海，2010年11月27-28日）、“第三届两岸三地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小型研讨会”（北京，2011年8月12-14日）上报告过，与会学者多有指教，《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也给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①比如“五”，《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释义是“四加一后所得的数目”。 ②转引自柳恒超、许燕（2008）。 ③甘露統子（2004）持不同意见，认为感情形容词断定形的人称限制是“视点”造成的，因为日语是通过附着于第一人称即说话者的视点来构成句子的。 ④详看赵春利（2007）。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表明，情感形容词与名词组合时远不止赵文给出的7种语义关系类型，赵文认为不能成立的“欢乐的教室”、“愉快的商店”、“悲伤的海滩”和“伤心的广场”中的“教室、商店、海滩、广场”完全可以成为移情的对象，互联网不乏“悲伤的海滩”的用例，可以预测，“欢乐的教室、愉快的商店、伤心的广场”只要表述需要，就有可能出现。 ⑤有时“言者主语”可以跟“句子主语”合一，参看例（18）。 ⑥李劲荣（2007）认为这种与状语具有变换关系的
句（李文称之为“宾语句”）是强调结果性，其句式充当前景信息。依我们的观察，最起码在意向构式中，
句的构式功能和篇章功能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 ⑦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用“宾语部分”来指称包含定语的宾语，而用“宾语”专指不含定语的宾语；用“主语部分”来指称包含定语的主语，而用“主语”专指不含定语的主语。 ⑧情绪与感情有一定的概念纠葛。就这两个概念主要区分而言，感情是可以通过基本的正性-负性效价（valence）进行识别的一种状态；而情绪通常是一种总括性术语，可以超越正负效价的描述，通常指紧张、而又相对短暂的特定状态。参看柳恒超、许燕（2008）。 ⑨在语篇中，“伤心”通常不被语言编码，通过对社科院语言所句法语义研究室编制的Cocosearch语料检索系统“现代汉语”、“作家文摘”子库的检索，“伤心的眼泪”仅有5例。换句话说，“眼泪”是“伤心的眼泪”的无标记形式，“伤心”的语言显化是其有标记形式，必有语用动机或目的，5则实例可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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