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解决西南民族问题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初期，邓小平受命主持西南局的工作，面对纷繁复杂的西南民族问题，邓小平同志给予了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亲自处理许多重要而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解决西南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采取了一些被实践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关注民族问题重视民族工作
正确对待民族问题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认清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是邓小平解决民族问题思想的基础。还未进入西南之前，邓小平就邀请民族研究方面的专家，调查了解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主持起草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和“进入少数民族区域的注意事项”两个重要文件，要求二野全体官兵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进入西南以后，邓小平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阐述了他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认识，并以此指导西南的民族工作。
首先，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民族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必须给予关注和重视。邓小平在进入西南后不久发表了著名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他说：“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西南的国境线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1](p.161)显然，邓小平的讲话已经把民族问题与国防问题以及国家命运问题联系到了一起。
西南区有着众多的民族和漫长的边防线，不论是从战略，还是从政治的高度考虑，都不能忽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邓小平在受命开辟大西南的工作时，他深刻意识到西南边陲事关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因此必须坚持国家统一的原则思想。他强调：“要广泛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爱国主义精神。不管是那一个民族的人民，都要懂得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无论那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荣和幸福，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是和祖国不可分割的。”[2]在西南局时期，他接见少数民族时，多次讲到中国是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办好事的政府，今天的政府与过去完全不同了，是真正代表各民族利益的政府。少数民族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才能使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得到发展。民族利益是与国家利益相统一的，所以对待民族问题要坚持国家统一的思想，坚持民族团结、平等的思想。在多民族的云南省开展工作，邓小平指示，民主团结和民族团结是关键。在解决西藏问题时，邓小平同样坚持民族团结的大局，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大陆的统一。
其次，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建设大西南的基础。整个西南地区，除四川大部分地区和贵州一部分地区以外，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因此邓小平强调“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1](p.164)西南民族问题涉及到各方面的工作，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都应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予以充分重视。不过，由于我军进入西南的时间还不长，对少数民族的情况了解不多，“因此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1](p.164)采取稳当的态度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民族关系上，历史已经遗留下很深的民族隔闽，如果我们的工作不顾客观实际，急于求成，就如同邓小平形容的工作中“患急性病”，旧的隔阂不仅没有消除，还可能加重隔阂和矛盾。所以，邓小平强调要以稳当的工作态度去开创民族工作。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完全符合我党制定的在民族问题上必须采用慎重稳进的方针。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将会长期存在，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整个工作的组成部分。在西南局时期，邓小平阐明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民族工作应摆在重要位置，如果说在当时有其特殊意义，那么在今天仍然不失有着普遍意义。因为；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属性没有变。同时，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建设成功、人民小康的性质也没有变。
二、解决民族问题的起点
西南局开展工作之初，邓小平一开始就意识到“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1](p.162)所以，民族工作迈出的第一步，按照邓小平同志开出的良方是“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2](p.164)“消除民族隔阑，搞好民族关系是一切工作的起点，做到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去帮助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逐步地获得解放。我们的军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不要放松任何一个机会去主动向少数民族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找寻各种关系去沟通和联络。”[3]
要真正做到消除民族隔阂，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应该坚持三个原则。
其一，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的原则。邓小平在欢迎中央派出的西南民族访问团时讲到，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民族隔阂的目的。要使少数民族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1](p.162)民族平等可以说是民族关系改善的前提，所以邓小平在西南局时期多次强调这项原则。他在接见西南少数民族参加国庆的代表团时再次阐述到，少数民族最关心的问题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是各民族真正的平等，还是假平等。关于这一点，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就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为例，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宜布过好的政策，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可见，真正的民族平等的实行，是共产党与旧中国的统治者的根本区别。
其二，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原则。邓小平认为：“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1](p.163)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民族隔阂的主要诱因是大汉族主义，因此，首先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个认识既尖锐，也更彻底。一方面，在民族工作中，由于对民族地区情况尚不熟悉，或者一些同志对民族问题认识不足，甚至仍然带有民族偏见和歧视的眼光和言行，这将直接影响到开辟民族工作的效果；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长期受歧视和压迫，对新的社会变革自然会产生各种猜忌，加之地域的封闭，思想的偏狭，从而导致对汉族或大民族排拒的地方民族主义更容易滋生。无疑，把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原则摆在调整民族关系的高度去认识是十分及时和正确的。
其三，坚持和加强民族团结的原则。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民族团结是西南各项事业得以推进的保障。这个时期，衡量我们的政策是否得当，要看它是否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例如，贵州的苗族提出土改的要求，山下的田比较好，下山分田是应该的，但全部下山分田，如果完全采取山上与山下对换的方式，就会引起冲突，显然不利于民族团结。[4]邓小平针对民族工作中这些具体问题，提出了以民族团结为标准的处理办法，所以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做好民族团结的另一项内容就是要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邓小平认为，团结这些人士，不发动阶级斗争，不仅不是丧失阶级立场，恰恰是坚持了正确的阶级立场，最终实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1](p.168)事实证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大西南很快就出现了民族团结的局面。
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工作期间，不仅从理论上对这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加以精辟的阐释，而且在工作中大力实施。
邓小平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张十分有力，他说：“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1](p.165)不论是建立民族区域自治，还是民族民主联合政府，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少数民族的事应该有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1](p.166)
少数民族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后，还应从经济上获得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苦落后的状况。对此，邓小平的观点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1](p.167)自治地方如何搞好经济？此时，邓小平主张，要从经济上帮助他们，使兄弟民族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在这方面，我们要做更多的工作，把它作为一项中心工作。[2]他还把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与爱国主义联系到一起，这些观点十分实在，而且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
如果说党和政府要帮助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那么民族区域自治就是最大的政策。这正如邓小平说的：“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1](p.167)民族区域自治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制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同样，根据西南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应该制定相关的具体政策。
西南局确定在少数民族地区暂不进行减租和土改，但是，对贵州苗族人提出土改的要求却应该加以满足。其原因是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他们的要求很合理，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土改，就是不照顾他们的利益，就是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注意到可能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不赞成减租和土改。于是，对特殊情况下的苗区土改特别作了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邓小平同志举出此例，正是要说明他所主张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1](p.167)
邓小平对解决民族问题确定的政策原则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在民族地区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在当时情况下“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一方面要他们赞成的才能做；另一方面要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其二，这样的政策制定是依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
四、解决民族问题的其它主张
在接触和处理西南民族问题中，邓小平同志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主张，他的许多观点相互联系，用以指导实践，不论是在西南局时期，还是现在，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
（一）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强调经济是基础，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途径
邓小平看问题很客观和实际，他说，少数民族当家是他们的政治权利，不过“政治要以经济为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1](p.167)答案显然是不行。所以，西南解放才半年左右的时间，他就明确指示“从经济上看，现在不开步走也不行了。”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但是与经济相关的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没有哪一件可以不解决，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关系到政治基础是动摇，还是稳固。他讲出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1](p.167)邓小平在很多场合讲明了共产党人的职责，就是要使兄弟民族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相信：“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1](p.162)
（二）文化方面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
邓小平在对待西南民族工作中，把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放在了同样重要的位置。他相信少数民族的文化会得到提高，现在就要开始去做。首先，从教育入手“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1](p.168)他十分关注西南几所民族学院的建立工作，从办教育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过程即是少数民族文化得以提高的过程。通过教育事业的发展，实现民族文化的全面提高；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出一大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少数民族干部，这些干部在民族团结事业中将发挥关键的作用。1952年7月邓小平书记亲临西南民族学院举行的第二期开学典礼，并在讲话中表达了他对西南民族教育的殷切希望。
在西南局时期，邓小平认为“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在当前来说，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1](p.168)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健康素质，是解放初期十分重要的工作。旧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直接危害人口的健康和民族的生存。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以致一些文化习俗阻碍卫生进步。所以，把卫生工作与文化教育相联系，把她包含在广义文化的范围内也是可以的，而且这项工作也是疏通民族关系的政治任务，因此邓小平专门强调了卫生工作。
1950年11月，当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从北京回到重庆时，邓小平非常关心这些来自西南各地的各族代表，他与代表长谈，不仅涉及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团结等问题，专门谈到了文化。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字情况，邓小平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说：有些少数民族有文字，也有的文字不够用，还有一些完全没有文字的民族，这就成了教学上的困难。特别是开办医学这样的课程，还做不到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授课，所以在学某些课程时还得先学点汉文，把汉文作为桥梁，来补民族文字之不足。看来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急需提高，这是邓小平十分关心的问题。至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特别是没有文字的民族怎么办？他补充说，如何形成各民族文字的问题，将来一定要解决，也一定能够解决，这只是时间问题。[4]
（三）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上层的团结与教育，同时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严格要求
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历来被邓小平所重视，他的著名论述有：在民族地区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切工作，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他强调：“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1](p.169)团结民族上层并不等于放弃团结群众，由于民族上层的特殊作用，以及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所以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1](p.169)实际上统一战线的最终目的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
对民族上层并不是单纯的讲团结，也要讲教育，要让上层真正为民众谋利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邓小平分析说：谁能够真正为本民族人民谋福利，谁就是群众的真正的领袖人物。一个土司、头人、活佛乃至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群众的领袖，关键就在于是不是在为人民办事。凡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一定能够成为人民的领袖。[4]这些观点是对民族上层的教育和鞭策，他告诉人们，领袖人物是从群众中产生，并为人民谋福利的基本道理。
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了对少数民族先进分子的严格要求：一是要做好民族之间的团结和本民族内部的团结；二是个人利益要服从于人民利益；三是要有带头联系群众的作用。[4]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对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建设迄今仍不失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