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背后：现代性实践的起源、扩散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起源论文,其对论文,秩序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7)06-0013-16
自从麦克卢汉(Mcluhan)提出“全球村”(global viilage)的概念以来，“全球的”(global)一词经历了“主义”(-ism)、“性”(-ity)、“化”(-ization)这些不同后缀的一系列放大，到了这放大的第三波，“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经变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其广泛的概念。从分析的层面上说，它指某种实践向世界范围的传播或某种实践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就现实性的层面来说，它指上述意义上的力量塑造世界性事物的一种过程；就历史性的层面来说，它指某种具有世界史重要性的社会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或影响。如果采用全球化的广义概念，那么，全球化必然不是我们时代所独有的，它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有着相应的不同表现。这些表现既包括不同人类实践活动（如宗教、政治、文化、科学、经济等）的传播，也包括不同的影响力辐射中心（如埃及、希腊、中国、印度、西欧、北美等）被看作世界历史的轴心。但20世纪60年代流传起来的全球化概念无论对政治家还是学者的直觉来说都有一个特别的所指：那就是以西欧和北美为中心而辐射开的现代性实践及全球后果。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伴随着两大阵营对峙局面的结束和“三个世界”的国际秩序格局的瓦解，“全球化”的话语达到了兴盛的极点。这表面巧合背后隐藏着颇值深思的问题：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力量改变了并正在改变着世界历史；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全球化”接受为描述我们所处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词时，他们是在预断西方式的现代性实践的全面胜利呢？还是在表达自己对未来世界秩序建构逻辑的深刻怀疑呢？未来世界会回复到以地域国家为基础的霸权循环模式呢？还是会在经济一体化中整合成一统的世界社会呢？是不是会有其他的法则将成为建构未来世界秩序的强有力逻辑呢？要解答这些疑问，与其纠缠于全球化的语词和概念，不如直接去考察其背后的所指——现代性实践的起源、扩散及其全球后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直面西方现代性实践自身的内在矛盾，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全球化的力量如何既联系了世界，又分割了世界，并进而预断世界冲突与和谐的可能图式。
一、现代性实践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的展露：地域国家与两次世界大战
西方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世界的轴心，主要是因为，这个社会从16世纪到18世纪发生了有重大意义的政治经济转变。②这一重大的转变就是指，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三种力量促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沃勒斯坦认为，从一个时空上更加深广的维度来俯瞰人类历史，至少可以指出三种不同的社会集团，也即“世界体系”形式：第一种是小体系(mini-systems)世界；第二种是世界帝国体系(world-empires)；第三种是世界经济体系(world-economic)。小体系据说是那种建立在纯粹文化互惠之上的体系，因其文化和支配结构的相对单一而只具有相对有限的世界空间扩展范围；而世界帝国的体系则像艾森斯塔得的帝国概念一样，是一个以政治支配的逻辑为主，可以包容不同文化的社会集团结构；世界经济的体系则是建立在把生产、交换和消费联系起来的市场逻辑之上的，这种类型的世界体系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空间范围内都存在，但从16世纪以来，它在西方被多元的政治结构肢解并整合进了一种新的生产结构中去，那就是现代的资本主义体系。③无论学者们对沃氏的世界体系学说有什么具体的批评，16世纪到18世纪是西方现代性实践的兴起时期——这一历史洞见是不容抹杀的。从16世纪开始的200年正是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三种力量促成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期，也正是西方现代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形成时期。
民主、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则决定了民族国家内和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成为决定我们的世界结构的关键。见证这场巨变的现代思想家，坦率地为我们揭示了支撑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逻辑。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政治哲学摆脱了古典思想的束缚，把人性中的激情、欲望从理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既找到了所谓“最容易实现的人性”，也为社会维系提供了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国家理由、人民主权、自由等作为民主、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理论内核的概念都是从这样的政治哲学中演绎出来的。上述现代政治哲学的人性意见，可以大体上划分成两类：一类如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认为人性中的激情意气(thumos)是一种过于狂热的想象力，它应该被还原到更加基本的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另一类如卢梭和他的信徒，他们认为激情意气可以被引导向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激情意气的位置应高于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无论上面哪一类学说，个体权利的优先性都是其关键的理论枢纽。从这里出发，民主所主张的是个体政治权利的优先性，工业资本主义主张的则是个体经济权利的优先性，即为了更好实现自我保存，通过劳动和交换获得财富的优先性。从这两种优先性推论，安全是国家的最低理由，自由的更高理由则要求君主主权国家必然要过渡到人民主权国家，人民主权最后要扩展到全球，相应地，所有人类个体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不仅应该，而且在事实上都能得到保障。从个体的自然权利出发必然要求建立一种普遍同质的世界秩序。但遗憾的是，个体至福的许诺在现代性方案的扩展中遭遇到了十分自我矛盾的历史困境。
从保护和发展个体权利出发的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旦遇到区域性政权就产生出了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两者依托在区域性政权上，恰恰使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所许诺的个体自然权利的普遍实现变为不可能。民族国家分立的现实使人类以之为单位的激情争夺越演越烈。民主力量的发展使主权在民的概念建立起来，人民的概念构造了民族国家的新共同体。人民主权成为国家动员人民的有力媒介，从而战争也由“国王们的游戏”转变为“总体战争”。④经济秩序的扩展与上述政治秩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典自由主义本来把经济权利看作一种建立在个人自我保存权利基础上的普适的东西。但民主和主权国家政治运动的兴起，不仅打碎了英式新帝国，也瓦解了哈布斯堡、奥斯曼和俄罗斯等旧帝国秩序。在统一自己的国内市场，并争相实现工业化之后，新兴的工业国则不仅仅进行常规的经济竞争，而且把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设定为国家政治及对外政策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和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共谋的产物；那些力图用战争与老殖民国家较量，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新工业国，暂时被战胜国遏制住了，但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逻辑并没有被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改变，这导致了更大规模、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⑤
二、现代性方案彻底胜利的期待：普遍同质国家或一统的世界社会
现代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在雅尔塔（冷战）体系之前，现代的国际秩序经历了从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巨大变化。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在这不算短的历史时期内，决定世界秩序的内在动力原则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现代世界体系的矛盾内在于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积累发展模式之中，如果这种结构性的局限不能根除，那么，对人和自然的压迫和剥夺就不可避免，在全球范围内为争夺资源和市场以及转嫁经济危机而展开的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就不可避免吗？面对这种挑战，人们起而应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资本积累、经营和产品生产、分配及消费全面国家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采用了“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第三世界国家则努力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但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苏对峙局面的结束，“三个世界”总体格局的瓦解，上述三种纠正经典自由主义弊端的社会政治方案似乎也都成了疑问。于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就伴着黑格尔主义的乐调登场了。据说，资本-市场的理想逻辑获得了实现的历史条件，“全球化”会使资本力量穿透甚至打碎国家间的边界并与国家内部的地方力量结合起来，从而通过“全球地方化”实现对民族国家壁垒的超越。据说，自由民主是最后的意识形态和最后的人类社会制度，最终能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相互承认”，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最成功的和解。依照其逻辑，西欧、北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后历史世界”，所有重大的原则问题都已经解决，剩下的只是自然或社会技术问题。那些被甩在后面的国家和民族，也许还有历史，还处于“历史世界”之中，但历史的方向仍然在于以“后历史世界”为样本的自由民主制，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普遍同质社会这一最终使矛盾和解的人与人关系的绝对形式。冷战后的民主和平论所预言的国际政治前景实际上是与历史终结论互为表里的，只不过后者比前者对这“必然的前景”多了些悲观主义的装饰而已。⑥
在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者的眼中，无论通俗的民主和平论还是“历史终结”论所主张的更抽象的永久和平前景，都太理想主义了。在他们看来，冷战结束所带来的简约的意识形态两极图式的破碎似乎更证明了这个世界的真实图景应该是以每个国家为真实行为体的。经济、技术、军事、人口等实力对比的变化会使霸权关系发生转移，如果一个国家不可能永久地维持自己的霸权，如果每个霸权国家的衰落都伴随着一个新霸权国家的挑战，那么世界历史的图景一定是没有任何固定的结局。因为历史在现实主义这里只意味国家力量对比上的因果性，内在的目的没有意义，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严格意义的历史的开端和终结。⑦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是不是又要回复到由不同国家轮替主宰的霸权战争—霸权稳定的旧循环中呢？
三、全球化冲击下的守先待后之地：文化与文明
亨廷顿作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信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采用了一个居间方式。他既反对民族国家小单元的分割，又拒绝世界大同，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激进派的大同图景，他们预言一种以文明为整合单元的世界。
对于斯宾格勒来说，统一的、线性的世界历史只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历史意识的产物，每个高级文化的单元都有自己不同的生长、繁荣和衰落的发展历程，没有把不同高级社会整合起来的统一世界历史。⑧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对于斯宾格勒来说，是西方文化生长到了自己晚期的一种症候，依照他的历史哲学，每一种文化在衰落之时，金钱就成为最有力量的媒介，这不过是表明文化的人又“退回”到动物的人的状态而已，根据这样的逻辑，他断言了西方的没落。如果说斯宾格勒把有意义的世界历史单元看作“单子”一样的高级文化，那么，汤因比则承认高级社会之间存在着亲体—子体的衍生关系。但与斯宾格勒的共同之处在于，他把世界统一图景的范围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中解救出来的同时，并不相信世界会在经济网络的基础上实现最终的一体化。实际上，汤因比认为最可能超越民族国家而达成世界体系的就是文明。至于经济，在汤因比那里，只是人性的较低需求，在此之上，不可能建立任何牢固的认同形式。⑨
亨廷顿正是在综合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立场后才提出了自己观察冷战后世界政治秩序变化的世界观的，他称之为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⑩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这位弟子首先不能接受的就是福山“历史终结”论式的乐观主义预见，这种预见认为重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社会最终必然走向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原则所构建的“普遍同质社会”。亨廷顿把这种对均质未来社会的预言看作一种幻想。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地区冲突，种族和宗教冲突，新的政治意识，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表明，这个世界距离一个和谐世界的范式仍太遥远。
既然“一个世界”的范式有问题，那么“两个世界”的范式呢？这个范式曾为我们提供了文明与野蛮、西方与东方、南方与北方等两元的世界秩序范型。文明与野蛮对于高级文化林立的世界来说已经不太适用了。西方与东方不过是西方中心论构造的“西方”与“非西方”的简化世界想像，而且对亨廷顿的政策思考和对策选择来说又太过粗糙，因为即使西方是个明确的概念，“非西方”却变成了一个未经详细分类的杂烩。南方与北方的二元世界的划分倒有左派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实际上已经把地理地域的对立转变为一个学理上的“中心——边缘”对立结构。但对亨廷顿来说，即使这种结构存在，却不必然构成“南方”，也即不发达或落后国家对“北方”，也即发达西方世界的挑战。因为挑战不仅需要对抗的战略意志，而且还需要物质性的战略能力，从这两者配合的角度来看，这种挑战的可能性很低。特别是当西方世界已经丧失建立殖民帝国的意志之后，南方世界无论在物质力量还是意志力量，特别是战略意图方面没能形成一个整合的实体向北方挑战。更何况那些力图摆脱依附地位而选择孤立主义的南方国家现在正越来越主动地重新加入世界经济的体系。
至于现实主义所设想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180或190多个单元的世界秩序范式更不能帮助我们预测新的未来。对亨廷顿来说，这种世界范式不能区别解释冷战前和冷战中、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差别。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条约体系所贡献的世界秩序观把每个国家都看作一个“硬球”，民族国家的主权被看作是不可逾越的。但冷战中的世界政治格局早已表明，国家不仅依据权力来界定自己的利益，而且要依据自己内部的价值和体制、以及外部国际规范和体制来界定自己的利益，那些有类似价值和体制的国家会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
如果说冷战期间国家不依照经典现实主义的假设来行动是因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了从国家内部到国际的价值规范和制度体系，那么冷战的结束是否就意味着国际政治的原则向经典现实主义的复归呢？实际情况所表明的两个趋势都与之不合。第一个趋势是民族国家主权的硬壳正在被全球化的力量消解。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者，但国际机构宣布自己越来越拥有判断和限制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事的权利，更不必说跨国资本超越国界的组织、周转和动作能力。第二个趋势则是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具有共同语言、宗教、价值、体制，也就是说共同文化的国家往往会相互合作或结成同盟，并常常与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亨廷顿预言冷战后世界的政治图景既不像民主和平论所期望的，是一个统一结局；也不会像世界体系论所讲的，是南北对峙的两元图景；更不会是以每个国家为中心的无穷多元图景，而是以有限的几个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图景。
四、结语
“全球化”是后冷战时代的现代性话语。这一话语所透露的直觉是：西欧北美的现代性实践将伴随着最灵活、最具渗透力的资本力量冲破主权国家的“硬壳”，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新的一波强烈扩散，民族国家的内部社会空间都会被这力量打碎，重新整合进现代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如果这个直觉不错，那么我们要说，这个直觉还不够。因为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们，全球化并不能应验“历史终结”的乐观预断，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挫败也使得欧美式的现代性方案遇到了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全球化作为现代性实践的延续仍然继承着其内在的矛盾，穿透主权国家壁垒的资本力量把高积累率的许诺连同报酬和社会结构的两极化传播到世界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现代性政治方案深刻怀疑的人们将寻找新的集体庇护——他们将诉诸于文化。这新的认同能使人们重新获得政治整合的强大力量吗？每个文化或文明共同体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吗？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拥有一种长时段的眼光：世界历史的未来既取决于现代性实践内在矛盾的发展，也取决于人们预见矛盾而做出的战略抉择。
收稿日期：2007-08-15
修改日期：2007-09-21
注释：
①对全球化概念的批判分析，参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M]，高湘泽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5-146页。
②关于这种现代性转变的文明史意义，参见张广生：《文化、文明与现代性》[J]，《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③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M]，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第176页。
④民主的概念和主权的概念在卢梭那里被明确地联系起来，并通过法国大革命传播向整个欧美世界。有意思的是，汤因比发现，西方社会最早的民主国家美国正是总体战“极权主义”的典范。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中）[M]，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⑤世界体系的军事化不仅受到资本主义机制的制约，而且是在民族国家的推动下走向战争的巅峰的。参见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2-300页。
⑥参见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338页。
⑦参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⑧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M]，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1-49页，第330-333页。
⑨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M]，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沈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⑩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9页，第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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