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世纪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门槛上，关于20世纪的历史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自然成为热门话题。最近读到德国《明镜》杂志（1999年24-28期）连续发表5篇文章系统地总结和评述了本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现将其中4篇编译如下。
一次无与伦比的繁荣
（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拉迪·多恩布什）20世纪尽管有大萧条，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但人类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从生物学到因特网，革新的种子发育出即使最大胆的梦想也无法想象的福利。
多少世纪以来，人类的进步受到一种水平低下的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在19世纪曾经有过一场戏剧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与20世纪的伟大成果相比，还是无法比拟的。站在今天的水平上进行比较，1900年简直就是石器时代。
本世纪下半叶，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纪录使人发问，这背后隐藏的原因何在？经济科学区分出两类经济增长因素。第一，迅速的储蓄速度与资本构成速度，使得劳动力能够支配更多的机器，劳动变得更加富有效益。第二个因素是技术进步。它意味着我们已经学会更好地办事，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和机器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而且技术进步的意义就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新的创意和不断改善的技术制造出具有更大工作能力的机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用新的创造性地摧毁旧的。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把不断的资本积累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作出了令人目瞪口呆的结论；人均增长只有1/3可以归结到资本构成因素，其余的也并非全部都归结到技术进步的因素。
这个世纪的伟大奇迹就在于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内，消除了它们若干世纪以来的落后状况。日本是第一个成功地实现这种发展的国家。
特别是本世纪最后30年，在许多亚洲国家，还有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戏剧性地提高了效益。在这期间，印度的生活水平提高了3倍。这个国家摆脱了慢性饥饿者的地位，发展成为经济上保障人均收入增长的国家。新加坡从一无所有到人均收入超过英国。中国的生活水平增长了6倍，在那里50年前与1700年几乎毫无差别。
在这里，对亚洲成就的解释不存在什么误解，只有通过拼命工作，节省性地放弃物欲才能实现，只有集权政府才能实现这种进步。人们试图提问，哪个伟大国家是本世纪的胜利者。显而易见，俄国不能算。相反，那里的人们几乎到处都在受苦受难。欧洲、日本、美国与中国是经济上值得一提的决赛选手。根据数字来看，日本是胜利者——尽管最近正经受严重危机。由于在过去30年内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中国冲刺为第二名。欧洲与美国与以往历史时期比较，干得还是不错。在一个世纪内人均收入增长了5倍，这是前所未有的。而日本与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没有人能够赶得上的。
本世纪的经济悲剧就是大萧条——贸易流动的全面崩溃，对于开放性贸易的信任与对于市场经济的信仰全面崩溃。从1929至1932年的3年之内，凝聚了一个世纪的教训使资本主义名誉扫地，跨越国境流动的商品总量减少25%，外贸流动的商品总值甚至减少60%，世界贸易价格下跌。人们到处都在建立阻止进口的屏障，以便保护本国产品避免国外竞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走到极限的经济不得不停下脚步。
早在1934年美国就试图通过双边贸易协定重新开放世界贸易，大约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直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堡垒最终拆毁，世界经济重新得以开放，就像它在大萧条总崩溃以前那样。自然，在这期间通讯交往技术与运输技术已得到极大改善，贸易与资本流动明显扩大。然而，在80年代几乎没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全球化是本世纪末的巨大挑战。与1900年时的情况不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以惊人的高速度向前发展。像中国这样的竞争者在一二十年的时间内就可以从起步者的技术发展到中等水平。所以，不仅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受到威胁，就是稳定的工业国家也感觉到威胁。
全球化——资本的革命
（德国《明镜》杂志编辑、畅销书《全球化陷阱》的作者之一哈拉尔特·舒曼）
在繁荣的顶点，市场经济真正扩展到全球范围。多年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生产，把各个民族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公司企业把自己的生产网络和推销网络分布全球，超越了所有国家的边界。
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摧毁了旧的经济结构。人们可以迅速地、更好地跨越国境进行商业贸易。在一个处于变革中的技术化、合理化的劳动世界中，许多人变得多余无用。
全球化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商品与资本贸易的途径，使市场与公司企业、知识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融合在一起。按照民族国家框架组织国家经济的历史阶段正在走向终结。美国经济学家里查德·伊利预言说：“下一个阶段将形成世界经济。”这是1903年说的话。
多年担任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德国经济科学的首席专家赫贝特·吉尔施认为：“全球化只是一个形容一个早就开始的、漫长的发展进程的新词汇：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在空间方面扩展到了世界边缘。”吉尔施与其他市场崇拜者很喜欢引述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话，认为他们的说法“到现在还是正确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做了精彩而又深刻的论述。
美国历史学家、研究资本市场历史的专家米拉·威尔金斯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与百年前的全球化之间决定性的差异就在于：国际金融流通的网络化与直接的跨国投资总量有了质的飞跃。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日内瓦联合国世界经济中心的专家说，1998年已经有53000个跨国活动的公司，450000个分公司，整个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是由这些公司经营的，其中一半是在这些公司内部网络中进行的。
一辆在西班牙潘普洛纳组装的波罗牌小汽车，它的零配件分别是从墨西哥到捷克等16个国家制造提供的。丰田公司的许多汽车实际上是在国外生产制造的，仿佛这家康采恩公司是日本出口的。相反，美国汽车工业如果放弃日本厂家提供的零配件就会全面崩溃。
这样看来，似乎只有头脑糊涂的人才会把战争看作是富裕国家的一种政治选择。日本如果向美国发动一次进攻，就等于消灭入侵者自己的5亿美元的投资资本。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老板将会站在欧美冲突的哪一边呢？它的就业人员多数是欧洲人，但是股份的2/3来自美国。
第二次重新开始的全球化融合真的会带来伟大和平，带来一位戴着市场标记的和平女神？果真如此，岂不妙哉！
但是强国之间的和平正在悄悄地消失，伴随资本主义的全球凯旋，社会分裂与政治不稳定都在可怕地增长，无论是在各民族之间，还是在一个民族内部，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导致再一次历史倒退的潜力不断增长。
工资收入与资本利润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在惊人的相似之中，这种剪刀式的差距穿透了所有富裕国家。在美国，1995年4/5的就业人员的小时工资比1973年的水平减少11%，与此同时，人均经济效益增加了30%。
全部增长收益都流入1/5居民的手里，而在这些居民之间也是很不平等的。1%最富有的家庭在同期内收入增加1倍。
从人们对来自日本与欧洲竞争所作的反应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不平等。80年代初，这种竞争征服了世界市场，简直要迫使美国屈服。华尔街的摩根·斯坦利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回忆说：“对于这种痛苦”，企业家的回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解雇和降低工资的浪潮。经过“经营规模小型化与生产改组”的十年，美国再度拥有了世界上“最有效益的经济”。
与此同时，它的社会结构也在明显发生变化。约翰·肯尼迪最先用“水涨船高”这个公式描述经济增长与大众福利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个比喻不适用了，并不是所有人的福利同样都在增长。在肯尼迪时代一名美国高级经理挣的工资是一名普通工人的44倍，今天一名海外公司经理的收入是一名普通美国工人的326倍。《金融时报》写道：“如果有人说今天的老板是按照人的能力支付报酬，那么这简直成了一句挖苦话。现在股东的收入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人员的收入却最大限度地减少。”
这种原则所产生的结果恐怕没有一个富裕民族能够摆脱。全球网络化使得日本和德国的生产基地转移到美国，反过来形成一种剥夺穷人，有利于富人的逆向再分配。从东京到巴黎，康采恩经理被迫看到，利润增长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仅仅依靠经济增长所能达到的，这加重了劳动岗位或者工资的负担，也许同时加重了两者的负担，就像德国资格最老的全球经营家西门子公司那样。它的投资股东在以前150年之久的时期内始终满足于8%至10%的利润。而今天投资基金公司对于所投入的资本至少要求15%的利润。管理作了激进的改造，公司分支部门纷纷脱钩，服务企业划分给转移出去的公司，对于它们不再支付劳资协议工资，劳动时间再度被延长。
全球化显示出一种荒谬的发展趋势。它使得国民经济富裕国家变得越来越富。仅在德国，国民收入增加百分之一就会增加370亿马克。而职业劳动所挣的工资却越来越少，远远低于对于现有经济增长进行公正分配的最低限度。工资与薪金成为全部收益的一个越来越小的部分。
与此同时，各民族国家政府再也无法使用税收作为回答。国际金融市场把各国卷入了一场世界范围内争相为公司企业与资本所有者降低纳税标准的竞争，以便鼓励它们进行投资，结果加重了那些无法摆脱纳税的人们即雇员与消费者的负担。1995年与上一个10年相比，领取工资或薪金的人的纳税额平均增加13%，与此相反，资本公司几乎减少了40%的纳税额。
资本没有国界的流动改变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力量对比。如《商报》引用一家德国大型公司老板的话说：“资本的革命”本身隐藏着巨大危险，因为这个政治信号是灾难性的：民主选举的政府无法抵抗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德裔英籍的自由主义者拉尔夫·达伦多夫判断说，这种发展“不会促进民主”，他警告人类正在走向“一个专制集权世纪的门槛”。
借助市场途径的全球化到处都采取了殖民主义的可憎形象，毫不奇怪，在所有危机国家中反西方的、维护本国民族利益的政治反对派正在形成。
1973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的时候，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首脑阿瑟·伯恩斯曾警告说，给金融市场松绑肯定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这个阴暗的预言现在经过26年与87次货币危机以后得到可怕的证实。
世界经济出现了短路，它培植了一场衰退。这场衰退从泰国汇率下跌开始，经过放松控制的金融市场的渠道，两年之后在全球泛滥。大约40%的世界经济处于衰退之中。
单纯用市场控制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在失败，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放大了的美国，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太浅薄了吗？
在这个世纪终结的时候，人类全球一体化的前景就像本世纪初一样模糊不清。失败是从分配效果中发展形成的，结论就是“全球化正在自我摧毁”。
社会国家的崛起与危机
（原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林格·法伊彻）
自1878年以来，德国首相俾斯麦通过他的“反对社会党人危害公共安全的法律”，即臭名昭著的反社会党人法，开始挥舞镇压的鞭子，压迫社会民主党。与此同时他又想通过社会保障的小甜面包使工人安静下来。
如俾斯麦的信条所说，一种由国家资助的保障制度“可以使广大无产者群众产生保守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会给自己带来有身份的官方养老金领取者的感情。简单说来，一位有身份的领取官方养老金的工人再也不适合去做假革命家。”
除了这种权力政治的考虑之外，还有一种基督教的道德动机，推动这位十分保守的首相进行社会改革。三个社会保险立法分别在1883年（医疗保险）、1884年（事故保险）与1889年（老年—伤残保险）在经受国会较大党团激烈反抗之后，最终通过。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几十年以后，不可一世的俾斯麦帝国彻底垮台，他那个时代所创建的社会保险体系却在经历了20世纪的所有战争、巨变与危机以后，直至今天还保持了它的基本结构。地方医疗保险会与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就属于俾斯麦时代创建的，一直保留至本世纪末的为数不多的少数几个机构。
50年代迅速的经济发展很快地推动社会福利国家大规模扩建。平衡战争后果负担的法律、关于向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者发放补偿金的法律缓解了那些受到战争严重伤害的人们的痛苦。保护孕妇和产妇的法律、发放儿童补贴的法律大大帮助了有儿女的家庭。
为了有利于农业产业部门的结构转变，1957年为农民创造了退休保险。放弃生产经营的农民今后有权领取退休金，如果他们哪怕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期限内曾经交纳保险费的话。1961年联邦社会救济法的帮助对象是那些从社会福利保险公司领不到钱，或者领取的保险金数目很少而需要救济的人，他们通过获得一种领取国家救济的权利资格，获得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
战后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福利政策改革毫无疑问就是1957年开始实行的退休金浮动制——退休金自动地、在时间上略有间隔地与工资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就保障了退休人员生活标准的提高，使他们与就业居民的生活福利同速增长。
维利·勃兰特领导下的社会—自由联合政府通过1972年的退休金改革，把社会保险的扩建继续推向前进。实行灵活退休年龄界限使得保险者有可能提前两年进入退休年龄。退休金根据收入的适当浮动进一步加快速度，老年保险对于家庭妇女、残疾人、大学生也打开了大门。
多数其他欧洲工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以巨大的热情扩大法定保险制度，这些国家日益被描写为社会国家或者福利国家——作为这种国家，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广泛地保证自己公民的物质生存。
早在1946年英国人就已经在福利国家的方向上迈出了伟大步伐。根据经济学家威廉·亨利·贝弗里奇的计划，当时在克莱门特·艾德礼领导下的工党政府实行了一种人民保险（对于某些集团可以免除这种保险）与一种全国医疗保健服务。
而一种尽善尽美的福利国家的设计与营造者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根据在一个福利社会里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获得基本保障的信条，他们决定实行一种依靠收税筹集资金的统一保险制度。
70年代以后，依靠不断的经济增长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极限开始显示出来。联邦德国在1973-1974年石油价格猛涨以后，与所有其他石油进口国一样陷入一场严重危机，这是战后以来，第一次需要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修正，实行一种有节制的福利。于是，退休金对于工资的自动浮动再度被拖延下来，福利金的比例再度被削减，联邦劳动局为了减轻退休保险的负担不得不增加拨款。
尽管对于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批评越来越多，1994年科尔政府还是建立了除退休保险、医疗保险、事故保险与失业保险以外的“第五个社会保障支柱”：护理保险。这个制度主要考虑到这种发展，即越来越多的高龄老年人经常需要护理。多数情况下，单纯的私人预防措施已经不能为一个长时间的昂贵护理准备足够的资金。新的保险力图防止需要护理的人彻底贫困化，或者阻止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
对于护理保险法的长期影响，我们暂且不作判断，但是为此建立的保险机构暂时还是积聚了不少资金，目前的收入还是高于满足需求所动用的资金。在其余的社会保险体系中，在过去的几年中却出现越来越大的财政窟窿，不得不降低保险福利金，或者停止动用国家资金的补贴。
总之，在德国社会福利政策实施了100年以后，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攻击。许多批评者警告说，在今后几十年内退休养老保险将全面崩溃，医疗保险现在已经代价过分昂贵，社会救济已经泛滥成无数个人福利错综复杂的一团乱麻。
怎么办？一些人认为，由于失业率很高，人的预期寿命日益提高，出生率下降，领取福利金的人要求过分，迫切需要对于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与社会救济体系进行修复。另一些人认为，仅仅使用旧的结构已经很不够了，必须铺设一种全新的现代社会保障网络。实行基本退休金、用资本担保程序代替交纳保险投保程序、实行公民津贴或者负值税（对于收入在纳税标准以下的公民国家反过来给予相应补贴——译者注），这些就是改革辩论的主题词。许多社会政策专家和学者认为，由于不利的人口发展——老年人多，青年人少，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型年龄结构——传统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将失去生存机会，这个古老的制度绝对无法挺过下一个世纪。
社会学家洛塔尔和诺伊曼非常正确地断定：“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无论哪一代人，政治上、经济上都无法承受过重的要求。我们的退休养老制度对于当初所走道路的依赖性非常之大。他们认为，这个制度还是不错的。两个人都看到制度转换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主要保护一种“值得追求的”稳定保障，防御那种“歇斯底里的改革主张”。
消除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慢性亏空状况的真正彻底手段是重新恢复充分就业。新政府与国家、雇主、工会之间结成的劳动联盟将努力开辟整顿社会福利事业的道路。但是红绿联盟政府艰难起飞以后，并没有显示出这种努力会很快获得成功。
一个微弱的安慰就是，既然社会福利国家在本世纪末在经历了世界战争与经济大灾难以后，还能再度继续发展——为什么不能度过目前的危机呢？从社会福利国家发展的挫折失败与再度回归的进步阶段所得出的历史经验加强了人们的信心。
美好的劳动世界
（《明镜》杂志编辑马尔库斯·德特默）
本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了它的胜利进军，流水线是它的象征，从此以后，工业化就是大规模群众性生产，而大规模生产又成为现代化的同义语。它所包含的不仅有许诺，要尽可能地建立一个由商品组成的世界，它还与这样一种权利资格相联系，它要规范与统治这个世界。
泰勒主义只是这座大厦的一块基石，福特的流水线则是另一块基石。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年出生在美国日尔曼敦（宾夕法尼亚州），他把自己整个一生都献给了提高工厂效率的事业。他像一位病理学家一样，对劳动进行了解剖，把它分解为若干运动进程，分解为从时间与空间上衡量的、越来越小的若干单位，然后再把它们组合起来，把它们区分为正确的或错误的方法，最后给它们指出方向：提高生产，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提高工资。在他的设想中，他把人力部分与机械部分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成为一种人力—机械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工人与机械都要达到自己最高的使用效果。
把劳动分解为越来越小的若干步骤，这些步骤确定了，并且不断规范了劳动世界的节拍。如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泰勒的理论几乎对于每一个享受现代工业好处的国家都产生了影响。泰勒主义勾画了一幅劳动图画，直到今天还产生着很深的影响。在一个固定安排的世界中从事劳动的男性熟练工人、拥有定期休假资格与有保障的圣诞节费的中间等级的人们，他们的收入日益增加，劳动时间日益减少，这些都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样板。
亨利·福特出生于密执安州的迪尔伯恩。1903年在底特律建立了他的福特汽车公司，1913年开设了他的第一个流水线工厂。福特解决问题的方法以罕见的明确性表述了直到今天还在发挥影响的大规模生产的基本思想：为了降低成本，不是去改善产品，而是改善生产制造产品的过程。福特使工业生产发生了一场革命——流水线仅仅是最初成果。新的汽车是专门为了批量生产而设计的。由于在企业中实行了标准化，使用了专门的机器，统一的计量程序，零配件都是准确无误合乎标准的，可以相互置换的。为了避免浪费领取材料的宝贵时间，材料直接送到工作场地。这里还涉及到人的标准化。流水线不仅加快了劳动节奏，而且还改变了经济民族的社会状况。工作被越来越多地划分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专业工人被受过一点培训的辅助劳动力大军所取代。在打着福特主义印记的劳动分工中，为了使一名新手入门，只需要几分钟就够了。流水线旁的人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就像他所生产的零配件一样。
就这样，大规模生产和群众性大规模消费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典范。“美国制度”就是由生产程序、公司企业组织与广告营销组成的混合体，作为一种蓝图，无论在哪里，工业家总是要生产出大量的商品。
这个制度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泰勒和福特被称为圣人。“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就等于召唤福利的魔法咒语，毫不费力地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
那种理想状态在过去被当作关于未来的预言，现在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它又将成为过去。因为面临新世纪门槛的工业民族目前正处于一场深刻变动之中，劳动社会正在改变自己的形象，它的轮廓隐约可见。在服务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终生劳动岗位已失去意义，劳动日益灵活化、网络化，而且变得很不确定。
在本世纪末，工业民族遇到了进入信息社会、服务社会的强烈的结构转变。旧的劳动结构到处都在发生变化。资本与技术、知识与生产设备在世界范围内被人们自由支配。越来越多的公司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全球共同体的成员，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祖国仅仅是许多生产基地中的一个。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与铁路的发明，一切边界都被打破。流动性发展到了它的极点：由于国际互联网和个人电脑，人们自己身体不必移动，就可以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从国际互联网开始，人们进入了数字经济。由于它的普遍化的标准，千百万人突然之间可以相互直接交往，缔结生意。今天很大一部分国民经济的价值创造建立在可以数字化的、不受地点约束的信息基础之上。
商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波动的需求与饱和的市场改变了对于生产的要求。与此同时，工业国家的顾客提高了他们的要求，由于他们的个性化愿望而使商品的数量降了下来。但是，大规模生产的终结并不意味批量生产的结束。一个新的概念逐渐地取代旧的语言——“体现顾客个性化需求的批量生产”。人们需要一种生产体系——充分灵活、富于革新精神，具有高技术大规模生产的一切成本优势，同时又能够在需要时进行小批量生产。
本世纪初出现的泰勒的科学企业管理方法可能部分已经过时了。但是他关于卓有效益的“人力—机器体系”的幻想在今天却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没有一个有效顺利运转的、由人力、机器、通讯交往组成的联动机构就无法把握复杂的网络化的现实。
今天，人，再度进入被关注的视野。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人的思想第一次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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