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塞韦尼与黑非洲“新一代”领导人的政策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非洲论文,新一代论文,领导人论文,政策论文,穆塞韦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多年来，中东部非洲一批新的领导人陆续上台执政：1986年，穆塞韦尼在乌干达夺取政权，建立以无党政治为特色的“抵运制”；1991年梅莱斯就任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总统；1993年厄立特里亚宣告独立，伊萨亚斯就任总统；1994年，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卡加梅上台建立图西族政权；1996年7月，布隆迪发生政变，布约亚政权开始执政；1997年5月，以卡比拉为首的“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同盟”的军队攻占金沙萨，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卡比拉就任总统，标志着蒙博托时代的终结。这一系列变化对中东部非洲乃至整个非洲的形势造成重大影响，促使该地区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批新领导人大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并能够牢牢地控制局势。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有意改革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的政治体制和行政制度。其中，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以其对非洲问题的深刻认识、显著的政绩以及广泛的地区影响，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一
（一）穆塞韦尼的治国方略
穆塞韦尼执政后建立了独特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简称“抵运”）制。抵运确定以1984年发表的“十大纲领”为内外政策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有：建立人民民主制度；恢复和保障人身及合法财产的安全；加强民族团结和消除一切形式的宗派主义；捍卫和巩固民族独立；建立一个独立的、一体化的、能自我生存的国民经济；恢复和改善社会公益设施；重建遭战争破坏的地区；消除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现象；安置无家者和改善人民生活；与其他非洲国家携手合作，捍卫非洲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建立混合经济体制。根据“十大纲领”，乌实行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政治上，抵运在乌干达实行“抵运制”，允许政党存在，但严禁其从事任何活动。抵运吸收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在实行民族和解、化解部族和宗教矛盾的政策基础上，组成了以抵运为主，照顾各方利益的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穆塞韦尼将之形象地描述为：“我们与各种各样的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其中，有些人我们并不喜欢，但只要他们买了车票，我们就应该耐心地与他们在一起……制订政治纲领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最低纲领，以此作为团结各种力量的基础。”（注：引自穆塞韦尼1986年3月接受《新非洲》杂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穆认为，“每个非洲人都有权享受民主和尊严。所有非洲政府的权力都应来自人民。我们应该确保非洲人民至高无上的概念。没有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民的责任感，你不可能获得发展。如果没有民主、你不可能获得发展。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应由非洲人来决定。有些人企图将他们的政治组织形式强加于非洲人，这是错误的。我们是采用民主的群众运动的战略还是采用多党制，应该是每个国家自己的事。”（注：引自穆塞韦尼1990年7月9日在第26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他呼吁，“乌干达人的命运已不可逆转地结合在一起了。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国，其唯一的希望便寄于团结之中。全国抵抗运动已向所有的对手伸出了和解和友谊之手，让我们一同善意报国。”（注：引自穆塞韦尼1994年在乌独立32周年纪念日的讲话。）
经济上，抵运政府吸取了邻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乌国情进行了较为正确的估计，实行稳妥、务实的经济发展政策。穆塞韦尼充分认识到非洲经济落后的严重性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性。他说：“非洲社会不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不能利用原材料为自己建造房屋，不能利用原材料制造保卫自己的武器，不能为自己提供药品。总之，靠非洲以外社会的怜悯生存，这种社会无疑陷入了危机之中。”（注：引自穆塞韦尼1990年7月9日在第26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的讲话。）“经济支配政治，并支配其它一切……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本国的经济计划，我们也必须这样做。”（注：引自穆塞韦尼1991年1月25日在抵运政府执政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穆塞韦尼的经济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一体化的、能自身持续发展的经济”（注：引自穆塞韦尼1991年2月25日在非加太和欧共体议会联席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主要措施有：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采取私有化、自由化等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整顿金融，稳定币值，不断调整外汇比价，逐步放开汇率，清理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的贷款，抑制通胀；增加收入，引入增值税，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减少行政费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发放优惠农业贷款；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加强水电建设；兴办充分利用本国资源的中小型工业；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优化投资环境，鼓励外资和外国技术的流入；加强地区合作，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等。经过数年努力，乌经济以年均7%的速度稳步增长（1994年增长达10.7%），年人均增长4%。1996年、1997年增长率列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树为经济结构调整样板，通胀被控制在10%之内，偿债率下降，外汇储备迅速上升（1997年达5.28亿美元）。乌经济整体已逐步走上复苏和发展之路。
对外政策方面，抵运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其对外政策的基点是：1.致力于非洲大陆的彻底解放；2.建立范围尽可能广泛的非洲经济一体化；3.尊重所有非洲人民的权利；4.坚持非统宪章原则，不干涉成员国内政。（注：引自穆塞韦尼1987年10月9日在乌独立2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讲。）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抵运积极开展全方位务实外交，强调外交为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服务，对其他非洲国家为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所作的努力给予较大的支持，以帮助周边国家摆脱无能和腐败统治、建立新生政党为己任，谋求非洲各国共同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抵运执政十多年来，乌国际形象大为改善，地区影响迅速上升，成为中东部非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总之，穆塞韦尼执政以来成为乌独立后政局最为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二）“新一代”相似的治国之道
穆塞韦尼执政后，乌的发展在非洲，特别是在中东部非洲独树一帜，穆本人也被西方媒体誉为下一世纪非洲最有希望的两大领袖之一（另一人为南非副总统姆贝基）。1997年12月奥尔布赖特访乌时称赞穆政绩卓著，是中东非地区的“灯塔”。穆治国经验颇丰，与梅莱斯、卡加梅、卡比拉等人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和相似的经历，彼此在对非洲问题的认识以及治国方略上亦渐渐趋同。以穆塞韦尼为代表的非洲“新一代”领导人采取的内外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政治上积极探索并建立起非洲式的民主政体，采取“一党执政、多党参与”的模式，保证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乌干达的抵运、埃塞俄比亚的“埃革阵”、厄立特里亚的“人阵”以及卢旺达的“爱阵”等等，都采取这样的政体。主要原因是，这些领导人都认为，“多党制”不适合非洲现实情况，只会导致或激化部族、宗教冲突，不利于非洲稳定。但在西方的压力下，他们又不得不允许一些党派象征性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
2.经济上采取更加稳妥的政策，务实色彩浓郁。经过多年摸索，这些领导人都意识到搞国有化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经济上面临的困难，依靠外援只能使自己的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让西方国家从资源和市场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第二次“殖民”。因此，他们普遍采取了逐步推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政策，强调开发本国资源，优先发展农业，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促进对外贸易，整顿金融，稳定币值，增收节支，控制通胀，同时不放弃外援。
3.对外政策灵活务实，坚决反对西方新老殖民者利用与非洲国家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非洲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继续对非洲进行掠夺；淡化以宗主国的语言为界限的殖民地域格局，强调全非洲的团结和统一；同时侧重外交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服务，认为当前非洲最需要的不是援助，而是贸易和投资；积极争取双边及多边投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争取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注：引自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1997年6月2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谈话。）。
4.联合自强趋势明显，共同防御意识增强。许多领导人意识到，当前非洲的稳定和发展不能只靠一国的力量，必须走“集体自力更生”的道路。他们提出建立平等互利的地区“合作伙伴”关系，重视地区政治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加强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主张非洲人的事由非洲人自己解决，依靠集体的力量维护地区稳定；立志改变非洲和西方的不平等的经济秩序，以联合的力量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近年来，包括科迈萨、萨达克、伊加特、东非合作体等在内的地区性组织方兴未艾，各国也都初步尝到了统一大市场和联合自强的甜头。
二
近十多年来，中东部非洲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一批新领导人的出现，不仅仅是非洲国家领导层的简单新陈代谢，而应从世界格局的大背景下看待这一问题。
1.前宗主国和西方大国打着推行“多党民主”的旗号，利用非洲国家经济普遍十分困难的弱点，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重返非洲大陆，继续操纵非洲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力宣扬“多党民主”，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所谓的“民主”，在非洲国家内部引起争斗，利于西方“分而治之”，事实上已成为非洲国家动荡的根源。同时，黑非洲许多老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体制、行政制度甚至意识形态上，或沿袭了前殖民政府的做法，或搞激进的、不适合非洲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致使黑非洲在经历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获得政治解放后，内部矛盾仍旧突出，形势依然动荡，战乱不止，经济形势难见好转。穆塞韦尼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由于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出现了三种政权，一种是像乌干达的阿明那样的殖民地军士、小丑；一种是包括加纳的恩克鲁玛、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和埃及的纳赛尔等，他们有思想，但受时代的影响，要么亲东方，要么亲西方，但不能设想他们是亲非洲的，他们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东、西方大国的物质支持；第三种是像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他依靠中产阶级，保持了经济的增长，使津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注：引自穆塞韦尼1994年接受《新观察》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穆塞韦尼指出，“在过去的30年中，非洲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许多非洲领导人盲目模仿外国的做法。一些领导人盲目模仿西方，而另一些领导人则盲目模仿东方。历史已经证明，两者都是错误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灾难性的。”（注：引自穆塞韦尼1990年5月8日在第三次东非社会科学研究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他意识到，非洲国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稳定和发展问题。于是，他和一些接受过进步思想影响的非洲领导者致力于探索新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
2.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世界两极格局终结，使得黑非洲国家感觉失去依靠力量，在国际上的外交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近十多年，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日益提高，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事实，使非洲国家普遍产生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感到黑非洲正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他们意识到，在黑非洲国家政治解放使命完成后，只有在经济上实现解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这需要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适合非洲自身发展的道路，全面加强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努力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黑非洲国家利用西方大国在非洲的争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近来，西方大国特别是美、法两国在非洲加紧争夺。美国利用“一超”地位和非洲国家对原宗主国的“离心”倾向，蛮不讲理，一方面强加所谓的“民主”、“人权”问题，强化其左右非洲政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利用经济合作来实现政治目的，企图将非洲纳入其全球战略体系；法国则利用前宗主国的有利条件，视非洲为自己的外交“后院”和“传统地盘”，强化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大肆抢夺资源，抵制美国在非扩张。因此美、法均需要利用非洲国家的内部冲突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扶植亲美或亲法势力上台。美、法争夺战无形中为非洲国家创造了外交回旋余地。部分非洲国家正是利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他们的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打破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及地区政治格局，实现政权更迭，建立起符合黑非洲国家现阶段发展的新型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并逐步形成非洲政治新格局。
三
非洲一批具有“新思维”的领导人的出现，顺应了黑非洲部分国家的发展需要，代表了探索适合现阶段非洲发展道路的趋势。他们所实行的政策在非洲将产生深远影响。
1.从长远和整体上看有利于黑非洲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扎伊尔政权的更迭在部分国家造成连锁反应，引起一些国家老当权派的警觉，部分国家政权出现不稳，部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但总体而言，以另起炉灶的方式，全面、彻底地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适合非洲国情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利于推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
2.实现黑非洲部分国家经济一体化及安全上共同防御的战略。长期以来，乌干达等国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从非洲之角到南非，从刚果到肯尼亚、包括苏丹在内的“东南非统一大市场”，促进黑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在地区安全方面，希望建立一个安全防卫体系，防止非洲政治“巴尔干化”，实现黑非洲的长治久安。中东部非洲目前的变化正是实现此目标的重要一步。
3.促进黑非洲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目前，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卢旺达、刚果（民）等国政治观点趋同，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布隆迪、赞比亚、安哥拉、坦桑尼亚政策上也与前述五国相似。前已述及的这批新领导人上台后，美国虽有意插手他们的事务，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屈从美国压力和独立自主的倾向，这有助于打破传统的美、法或英、法对峙局面，争取黑非洲国家摆脱“新殖民主义”，加强团结，联合自强，共同抵制外来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