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的诙谐咏物俗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魏论文,诙谐论文,咏物俗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5-0083-06
本文所说的咏物之“物”，是一个较广义的概念，它不仅指动植物及其他没有生命力的具体物体，而且还指人、与自己相对的环境场景等。赋本来着重于“体物”、“写物图貌”（《文心雕龙·诠赋》），先天即带有咏物的倾向。荀子的《赋篇》，其《云》、《蚕》、《箴》三篇已开汉代咏物赋之先河。根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司马相如列传》，《汉书·贾邹枚路传》等的记载，西汉从中央到地方诸侯王门下，都有一大批文学侍从，为主子吟诗作赋，取笑逗乐。而西汉诸侯王的取乐方式的卑俗，史籍有明确记载。那么应诏而作的赋作、包括咏物赋，自然俗者不少。但今传《西京杂记》所载诸赋，却很难说是俗赋。据严可均辑《全汉文》、《全后汉文》统计，汉代咏物赋从贾谊《旱云赋》算起，大约70篇，另外题目可考者近10篇。但我们能看到的真正调笑戏谑的咏物赋却从汉末才出现。
我们首先对西汉的咏物俗赋作些推测。先秦时宫廷俳优侏儒往往诵说俳词以取悦人主，这些俳词，就是早期的嘲戏性俗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比较集中。汉代的赋家，或滑稽诙谐，被人们视同倡优。其作品，多诙谐调笑之作。如枚皋、东方朔等的赋作，虽多散佚，但其中肯定就有这类作品。《文心雕龙·谐隐篇》把枚皋、东方朔作为“谐隐”类的代表作家提出，并指出他们作品的特点是“博举品物”、“图象品物”，《诠赋篇》也说：“皋朔以下，品物毕图，”范文澜注：“品物毕图，谓皋、朔辄受诏赋宫馆奇兽异物。”枚皋、东方朔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常从武帝出行。《汉书·枚乘传》附皋传记载，皋曾“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蹵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诗赋略·陆贾赋》类著录有“枚皋赋百二十篇”，但《汉书》本传说这百二十篇是勉强可读的，“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有效十篇”，他的赋受诏辄成，恐怕只能是诙谐嫚戏的“类俳优”之作了。
东方朔本是“滑稽之雄”，他作的咏物纪行赋，当与枚皋同类。《诗赋略》不录东方朔的赋，惟“杂家”类有“《东方朔》二十篇”。《汉书》本传明明记载他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矣”。考《汉书·枚皋传》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余嘉锡先生说：“然则《朔传》所言，自‘皇太子生’以下，皆所作赋也。赋不入《诗赋略》，而入《杂家》者，以其学为杂家，而诗赋则非其所长耳。”（注：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从题目看，其中不乏“应谐似优”（本传）的赋作。《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等作品从题目看，就是咏物、颂德及纪行之作。可惜都未能传下来。
东汉时，有所谓“鸿都门学”（注：学术界都认为“鸿都门学”始于灵帝时，此说恐不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云：“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是则鸿都门学早在明帝时已经创立。不过到汉末，风格更为卑下。）。《后汉书·杨赐传》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他们的作品，《蔡邕传》说“熹陈方俗闾里小事”，“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4“科场书”条引用了这段话，解释说“是汉时有连偶捷录”，即用俗语编成的对句。《汉志·小说家》颜注引如淳曰：“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偶语”就是前文所说的“连偶俗语”，即用俗语对口争辩。那么，“鸿都门下”所作的“赋说”不乏这类赋。王利器先生也说：“余谓敦煌写本的杂赋，当即鸿都文学所献之赋之流馀韵也。”（注：《王利器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蔡邕曾上书灵帝，激烈批评鸿都门学所作的这类俗赋。但这位老学究，自己还是不能免俗，写了《短人赋》这样的作品。我们倒是通过他的创作，才了解了鸿都门学的俗赋：
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域外，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唯有晏子，中齐辨勇。匡景拒崔，加忍不恐。其馀尪幺，劣劂偻窭。砉啧怒语，与人相拒。蒙昧嗜酒，喜索罚举。醉则扬声，骂詈恣口。众人患忌，难与并侣。是以陈赋，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诚如所语。其词曰：
雄荆鸡兮鹜鸊鹈，鹘鸠雏兮鹑鷃
。冠戴胜兮啄木儿，观短人兮形若斯。巴巅马兮柙下驹，蛰地蝗兮芦即且。茧中蛹兮蚕蠕蝢，视短人兮形若斯。木门阃兮梁上柱，弊凿头兮断柯斧。鞞鞑鼓兮补履朴，脱椎枘兮祷薤杵。视短人兮形如许。（《全后汉文》卷69）
《汉志·杂赋》有“杂四夷赋”，可能就有这类嘲弄胡人的作品。《焦氏易林·噬喧》之《萃》云：“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过时无偶。”可见当时嘲笑胡女胡人的作品不少，所以焦氏才把它写进占卜辞中。
《全后汉文》卷93有繁钦的《明口赋》，只残存14字：“唇实范绿，眼惟双穴。虽蜂膺眉鬓，梓”。同卷还载有繁钦的《三胡赋》云：“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口，眼无黑眸，颊无馀肉。罽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隅目赤眦，洞頞仰鼻”， “硕似鼬皮，色象娄橘”。钱钟书先生曾对这两篇残赋有很好的解说，认为虽然“题与文皆讹脱，而一斑窥豹，当是嘲丑女者”（注：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44页。）。
秦汉以后，中华民族的统一国家基本形成，汉族同境内少数民族及周边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这里说的虽是东汉的情况，实际上反映了西汉以来中原与周边各少数民族间的交往。胡人的各种娱乐伎艺不仅为中原普通人民所喜爱，而且为汉廷王侯贵族所欣赏。《后汉书·五行志》云：“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写的虽为灵帝，但从西汉诸帝好胡马、胡乐的情形看，胡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玉台新咏》收有辛延年的《羽林郎》，其中写道：“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接着描写胡姬的美丽，及其对金吾子调笑的拒绝。辛延年其人，陈直先生则认为乃西汉末人（注：见陈直《汉诗作品之断代》，收入《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羽林郎》告诉我们，西汉以来即有大量的胡人胡女在中原从事各种工作，尤其是从事服务、娱乐性工作；这类“调笑酒家胡”的作品在当时一定流传不少。《短人赋》、《胡女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魏晋时期，嘲笑人形貌丑陋的俗赋时有所见。《全晋文》卷143辑有刘谧之的《庞郎赋》残句：
坐上诸君子，各各明君耳。听我作文章，说此河南事。
庞郎居山中，稀行出朝市。暂来到豫章，因便造人士。东西二城门，赫奕正相似。向风径东征，直去不转耳。（这则《太平御览》标名“迷赋”）
头戴鹿心帽，足著狗皮靴。面傅黄灰泽，譬插芜菁花。男女四五人，皆如烧虾蟆。（这则《太平御览》标名“下也赋”）
其头也，则中骼而上下锐，额平面承枕四起。
刘谧之其人，史籍无载，《艺文类聚》以为晋人，但不知具体时代。“庞郎”一作“宠郎”，按作“庞郎”是，根据残句所写，赋中主人公是一个杂乱而丑陋的人，“庞”有杂乱之意，《正字通·龙部》：“庞，又杂乱貌。”庞郎，等于今天所说的“
遢汉”。这篇残赋的开头四句明确告诉我们：本赋是用来“诵说”的俗赋。
严可均《先唐文）辑有朱彦时《黑儿赋》，残句云：
世有非常人，实惟彼玄士。察兹至缁色，内外皆相似。卧如骊牛
，立如乌牛跱。忿如鸜鹆斗，乐如鸬鹚喜。
朱彦时其人，史籍无载，《初学记》编于晋刘谧之后，可能是晋人。本篇所写的“黑儿”，是当时的奴隶。汉魏六朝以来，豪门富族常以周边民族的人为奴。比如称南海国人为昆仑奴，史籍对此记载甚多，如说昆仑奴“身黑卷发，倮行”（《新唐书·南蛮传》），“唯此昆仑，头卷体黑”（《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身如黑漆，虬发”（《诸蕃志·昆仑层期国》），“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旧唐书·南蛮传》）， “目深体黑”（《宋史·大食传》），“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 （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虽所记在某些方面有小出入，但卷发黑肤的特点是一致的（注：拙文《驾幸温泉赋补正》（《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文中曾对昆仑奴有考证。）。这里所引的材料虽以唐宋人的为多，但据岑仲勉先生考证，汉以来即有这样的昆仑奴（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页。）。我疑心王褒《僮约》中的那位“便了”，就是这类奴隶。石崇《奴券》中的那个“羝奴”宜勤，更是少数民族奴隶无疑了。
《先唐文》中列于朱彦时之后的有刘思真的《丑妇赋》：
人皆得令室，我命独何咎。不遇姜任德，正值丑恶妇。才质陋且俭，姿容剧嫫母。鹿头猕猴面，椎额复出口。折頞靥楼鼻，两眼
如臼。肤如老桑皮，耳如侧两手。头如研米槌，发如掘扫帚。恶观丑仪容，不媚似铺首。闇钝拙梳髻，刻画又更丑。妆颊如狗舐，额上独偏厚。朱唇如踏血，画眉如鼠负。傅粉堆颐下，面中不遍有。领如盐豉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长有垢。脚皲可容箸，熟视令人呕。
刘思真其人，爵里未详，《初学记》把他列在朱彦时之后，或以为也是晋人。但梁有刘之遴(477-548)，字思贞，可能就是此人。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多是光彩照人的美人。从宋玉、司马相如开始，历代赋家，各显神通，纷逞才华，不知精心撰写过多少美女、佳人、丽色之赋，而描写丑妇的作品却为数甚少（《庄子》、《淮南子》、《韩诗外传》、《列女传》、《东规汉纪》等书中皆有记载丑妇的文字，大抵叙述其女容虽然丑陋，德行则有可取，对丑妇少有嘲讽之者。这类形象的意义在于引导人们重视内美，所谓“好德”）。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写登徒子之妻“蓬头挛耳，
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可以说是赋中最早写丑女的句子。前引繁钦的《明□赋》，也是嘲戏丑女者。《文心雕龙谐隐》说：“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说明晋代以来，写丑妇的作品为数不少。然而连潘岳的《丑妇》在内，大都失传了。刘思真此赋纵笔恣肆地描写丑妇从头到脚的丑陋，极尽嘲弄戏谑之能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显得非常特殊。
这个时期的俗赋中，不仅有极端描写丑妇之丑者，而且由外表之丑进而描写其生性的狠毒嫉妒、粗野放荡。如梁张缵有《妒妇赋》，这篇作品中的妒妇确实有些可怕：
惟妇怨之无极，羌于何而弗有。或造端而构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传声而妄受。乍隔帐而窥屏，或觇窗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细忿，皆成大冤。闺房之所隐私，床第之所讨论，咸一朝而发泄，满四海之嚣喧。忽有逆其妒鳞，犯其忌制，赴汤蹈火，嗔目攘袂。或弃产而焚家，或投儿而害婿。（《全梁文》卷64）
妒病一发，无所顾忌，甚至杀人放火的事也干得出来。恶德与恶形，在这里难以判然分离。这位“嫉妇”对男人的伤害，除了视觉的虐待外，精神的禁锢与凌虐更为厉害。
敦煌俗文学中描写丑妇、嫉妇的片断不少，如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无名氏的《破魔变》中都有集中描写丑妇的段落，《丑女缘起》、《
新妇文》等则是集中描写“丑妇”、“嫉妇”的作品。至于赵洽的《丑妇赋》，则集中笔墨淋漓尽致地描写丑妇，全篇不仅写丑妇相貌之极端丑陋，不堪入目，而且通过丑女的举止行动，更深一层地揭示她内心的丑恶，“丑”和“妒”在这里得到了完满的结合。是六朝这类俗赋的流变。
《庞郎赋》、《黑儿赋》、《丑妇赋》基本用五言句子，这也对我们很有启发。现存五言乐府诗中有一些这样的作品：内容以叙事为主，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语言比较通俗，赋的因素明显，如著名的《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羽林郎》等作品。《陌上桑》在《宋书·乐志》中归入“大曲”类，在《乐府诗集》中归入“相和歌辞”，这是一篇喜剧因素很浓的作品。《孔雀东南飞》属于杂曲歌辞，审其体制风格，也是相和一类。虽是悲剧，但不排除喜剧成分，如“十三能织素”一节，显然受到《汉书·东方朔传》所引 《上书求仕》的影响，而《上书求仕》的形式，恐怕不是东方朔的创造，而是受了当时民间俗赋的影响。叶桂桐先生从演唱角度考察，认为“《孔雀东南飞》是很难入乐的，它可能只是念诵体”；进而从结构、内容、表现手法、句式等方面证明它是一篇“文人拟作演说之俗赋”（注：叶桂桐《论孔雀东南飞为文人赋》，《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2期。）。《羽林郎》与《陌上桑》不仅内容相近，而且体制句式相似者甚多。可见“乐府诗”中不同的歌类，是由不同时代演唱情形的不同决定的，并不由其体制决定。汉代自武帝立乐府采集各地歌谣以来，黄门倡乐在宫廷中十分盛行。倡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演唱通俗生动的乐歌。据王运熙先生研究，黄门倡乐，即黄门鼓吹乐，其演唱的歌词，主要是乐府中的相和歌辞（注：参见王运熙《说黄门鼓吹乐》，收入《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相和歌是汉魏时代主要的通俗乐曲，它来自民间，其歌辞先是民谣，在未被诸管弦之前，与民间口头传诵的俗赋很相近。正如《宋书·乐志》所说：“凡乐章古辞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其后渐被于管弦，即《相和》诸曲是也。”汉代赋家东方朔、枚皋之流，也以通俗文艺侍奉帝王，地位与倡优相当。不论是俗赋还是乐府相和歌辞，在宫廷中都是为了供帝王娱乐与消遣，所以都采用通俗的体制，或直接采取民间歌谣，或仿效民间文艺。
以戏谑的态度写动物、植物的俗赋，汉末以来才时有所见，这些咏物俗赋，写“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萧统《文选序》），是为了拟诸形容，像其物宜，或用以游戏取乐或调笑讽刺他人。
王延寿有《王孙赋》，描写王孙（猴子的一种）的各种情状、习性、活动，生动传神，奇谲可喜，但用词较为深奥。其中为数不少的难字形容词，也许用的正是当时的口语。如“
”“喔咿”等词，在敦煌通俗变文中都还保留着，可见是俗语无疑。
魏晋时期，这类俗赋增多。曹植的《鹞雀赋》是用四言通俗韵语写成的寓言故事。他还有一篇《蝙蝠赋》，也用通俗四言写成。曹植留下的咏物赋中，对动物都充满着同情，唯此赋例外，流露出憎恶嘲讽之情。蝙蝠可憎的嘴脸，正是现实生活中阴险奸诈、反复无常的两面派人物的写照。曹植后期，政治地位衰落，失势的他在自身前后穷达的境遇中，深切地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也清楚地看到了一些极端自私之徒在他和曹丕、曹睿父子之间所扮演的两面派角色。他在《赠白马王彪》中曾以鸱枭、豺狼、苍蝇等恶物比喻这帮奸佞之徒。这些奸邪之人受人指使，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多次陷他于险境。所以丁晏《曹集铨评》评此赋说：“嫉邪愤俗之词，末四句痛斥尤甚。”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也说：“据残存赋句，凝斥责监国谒者而作，惜佚脱过甚，文义不具。”
阮籍的《猕猴赋》（《全三国文》卷44）则用骚体的形式，通俗的语言，直接借“猕猴”斥责揭露那些不择手段追逐势利的“礼法之士”的丑恶嘴脸：“体多似而匪类，形乖殊而不纯。外察慧而内无度兮，故人面而兽心。性褊浅而干进兮，似韩非之囚秦。扬眉额而骤呻兮，似巧言而伪真。”猕猴巧言佞色，以种种卑鄙行径欲求干进，终于技穷被絷，羁于禁苑之中。作者以辛辣嘲讽的笔锋，为那些人面兽心的政客画了一幅生动传神的肖像画。
西晋的傅玄是一个写作通俗文学作品比较多的作家，他不仅创作了《大言赋》《鹰兔赋》这样的对问体俗赋，而且也留下一些讲诵体咏物俗赋、如《斗鸡赋》、《走狗赋》、《猿猴赋》等。下面是《斗鸡赋》刻画鸡斗时的情景：
前看如倒，傍视如倾。目象规作，嘴似削成。高膺峭峙，双翅齐平。攉身竦体，怒势横生。爪似炼钢，目如奔星。扬翅因风，抚翮长鸣。猛志横逸，势凌天廷。或踯躅踟蹰，或蹀蹑容与。或爬地俯仰，或抚翼未举。或狼顾鸱视，或鸾翔凤舞。或佯背而引敌，或毕命于强御。（《全晋文》卷46）
把斗鸡的紧张横逸姿态刻画得工巧逼真，惟妙惟肖。他的《猿猴赋》则是写猴戏的：
余酒酣耳热，欢颜未伸，遂戏猴而纵猿，何瑰畋之惊人。戴以赤帻，袜以朱巾。先装其面，又丹其唇。扬眉蹙额，若愁若嗔。或长眠而抱勒，或闇嚄咋而
龂。或颙仰而踟蹰，或悲啸而吟呻。既似老公，又类胡儿。或低眩而择飒，或抵掌而胡舞。（《全晋文》卷46）
《汉书·盖宽饶传》记载，一次在平恩侯许伯迁居新宅的庆贺宴会上，“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沐猴，就是猕猴，此舞显然是摹仿动物的表演。《沐猴与狗斗》的具体场景，我们通过三百多年后傅玄的《猿猴赋》了解了其大概。不过一是人舞似猴，一是猴舞似人而已。
与傅玄同时的著名赋家成公绥也写过这类通俗小赋。他的《蜘蛛赋》、《螳螂赋》（《全晋文》卷59）两篇各不足百字，但语言通俗，描写工细，神态毕肖，是难得的小制区畛。
宋齐时期的卞彬，是个典型的玩文学的人，根据《南史·文学传》的记载，他曾以童谣的形式讥讽萧道成，后来萧封齐公，又作“谁谓宋远，跂予望之”之语，似此摒废数年，不得仕进，作《枯鱼赋》以自况。“彬颇饮酒，摈弃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虱》、《蜗虫》、《虾蟆》等赋，皆大有指斥”，又作《禽兽决录》，以羊、猪、鹅、狗比吕文显、朱隆之、潘敞、吕文度等，皆齐代幸臣。《全齐文》卷21辑录了他的三篇赋：《虾蟆赋》、《蚤虱赋》、《禽兽决录目》，皆残缺不全，但从这些残句中还可以看出其诙谐幽默的风格。《虾蟆赋》的残句有“纡青拖紫，名为蛤鱼”，“科斗唯唯，群浮暗水，维朝继夕，聿役如鬼”。《禽兽决录目》的残句有“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蚤虱赋》只存下了序：
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缊，有生所托，资其寒暑，无以易之。为人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兼摄性懈惰，懒事皮肤，澡刷不谨，澣沐失时。四体
，加以臭秽，故苇席蓬缨之间，蚤虱猥流。淫痒渭
，无时恕肉。探揣护撮，日不替手。虱有谚言：朝生暮死。若吾之虱者，无汤沐之虑，绝相吊之忧。晏聚乎久袴烂布之裳，服无改换，掐啮不能加，脱略缓懒，复不勤于讨捕，孙孙子子，三十五岁焉。
这段序文已经够得上是一篇俗赋了，它以诙谐调侃的语言刻画了作者的落泊潦倒、玩世不恭和与物多忤。《南史》本传谓本序所言“皆实录”，可见卞彬确实是一个遢大王。但本传还说赋“大有指斥”，则赋表现了作者进仕不遂的愤慨，对统治者的羞辱，对现实的抨击，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风格上相近。本传还称他的“文章传于闾巷”，大概是因为赋具有民间通俗文学诙谐之趣的缘故。
北魏时期的元顺(494-528)有《蝇赋》（《魏书·任城王附传》载），卢元明有《剧鼠赋》（《全后魏文》卷37）。据《魏书》本传载，元顺是魏宗室元澄子，为人正直敢言，面折太后，累忤权幸，屡遭谗间。他作《蝇赋》的直接导因是因为元微、徐纥的进谗，他被贬谪，于是就写了这篇赋以泄愤。赋以通俗的四言为主，如：“欹胫纤翼，紫首苍身。飞不能迥，声若远闻。点缁成素，变白为黑。寡爱兰芳，偏贪秽食。”“习习户庭，营营榛棘。反复往还，譬彼谗贼。肤受既通，谮润罔极。缉缉幡幡，交乱四国。”充满着对奸佞之徒的厌恶之情，对现实政治的针对性是颇强的，但太浅露而欠蕴藉。
卢元明的《剧鼠赋》刻画的是猖獗危害人类的老鼠，在诙谐的笔调中，流露了憎恶之情，其特色是肖物工巧。如写剧鼠肖像的一段：“其为状也，僭惔咀吁，雎离睒旸。须似麦穗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类槐叶初生，尾若酒杯余沥。乃有老者，羸髋疥癞，偏多奸计，众中无敌。”对鼠须、鼠眼、鼠耳、鼠尾都描摹得惟妙惟肖，人们常说的“贼眉鼠眼”，在这里可以找到准确的描画。还有那骨瘦如柴的疥癞老者，也刻画得简劲有力，让读者印象极深。赋中对剧鼠肆虐之状的描写更是活灵活现，触目惊心：
深藏厚闭，巧能推觅。或寻绳而下，或自地高踯，登机缘柜，荡扉动帟。切切终朝，轰轰竟夕。是以诗人为辞，实云其硕。盗干汤之珍俎，倾留髡之香泽，伤绣领之斜制，毁罗衣之重袭。……庭院肃清，房栊虚寂，尔乃群鼠乘间，东西撺掷。或床上捋髭，或户间出额。貌甚舒暇，情无畏惕。又领其党与，欣欣奕奕，敧覆箱奁，腾践茵席。共相侮慢，特无宜适。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对此赋有精彩的评说：“此篇乃游戏之作，不求典雅，直摹物色，戛戛工于造语，《先唐文》卷一朱彦时《黑儿赋》、刘思真《丑妇赋》颇堪连类，惜其不全。‘剧’如‘剧盗’、‘剧病’，猖獗难制也。‘托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闭，巧能推觅’，写鼠之性能，简而能赅。前八字言鼠善自全，后八字言人难匿物。‘须似麦穗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类槐叶初生，尾若酒杯余沥’，写鼠之形模，揣侔甚巧。‘眼如豆角劈’之‘劈’，犹杜甫《胡马》言‘竹批双耳’之‘批’；‘尾若杯沥’思致尤新，指残沥自酒杯倾注时纤长如线状，非涓滴留在杯底。‘或床上捋髭，或户间出额，貌甚舒暇，情无畏惕’，写鼠之意态，读之解颐。‘貌甚舒暇’仿贾谊《鵩鸟赋》：‘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引周邦彦《游定夫见过，晡，饭既，去。烛下目昏，不能阅书，感而赋之》：‘馀膻未洁鼎，傲鼠已出额’，即用《赋》中语。《初学记》引此文，作‘床上捋髭’，而《太平御览》作‘壁隙见髭’，减色倍理；夫睹虎一毛，不知其斑也，壁罅只出鼠髭，何缘能见鼠貌之安闲而鼠情之恣放乎？‘捋’字稍落滞相；近人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卷下《月夜楼望》：‘松枝影瓦龙留爪，竹籁声窗鼠弄髭’，常闻师友称诵之，倘亦曰‘床上弄髭’，便髭毫无遗憾矣。” （注：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93页。）
我们之所以把《王孙》、《蝙蝠》、《猿猴》、《蚤虱》、《剧鼠》、《苍蝇》，等赋归入俗赋，除了它们以四言为主，语言通俗，风格诙谐之外，还和它们选择的题材有关。文学作品的题材对其风格是有很大影响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篇》中提出了文体的四要素：“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情志”是作品的思想感情，比之于人体，就好像“神明”一样；“事义”就是题材，即经过作者筛选的生活材料，因为作品的题材构成作品的骨干，所以刘勰把它比作人体的骨鲠；“辞采”是文章的词语和藻饰；“宫商”就是声律，声律不独有关乐歌，而且体现在一般语言的语调、辞气、节奏方面（注：参见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前言及相关部分。）。“事义”（题材）虽无雅俗之别，但却有大小之异、信诞之分、正邪之别。一般来说，俗文学所描写的题材偏重于狭小、怪诞，切近下层人民的生活。《汉志·诸子略》有《小说家》，其序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以后，在中国历代目录学家心目中，小说多为“轶事琐语”、“杂陈神怪”，我们翻检《四库提要》小说类，其中“谐谑猥杂”、“诙嘲琐语”、“多诙嘲神怪之谈”之类的评语很多，也主要是从“情志”“事义”入手评价的。东方朔的作品多近似于俗赋，《汉书》本传说“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贤莫不炫耀”，也是从他的“诵说”的题材和风格来说的。《风俗通义》一书，多次辨证当时的“俗说”，其所说的“俗说”，除了语言较为通俗之外，往往故事离奇，情节附会，表现的趣味怪异妄诞。
俗赋题材狭小、怪诞，切近下层人民的生活，在一般文人看来，其所表现的情志自然不够高雅。《汉志·诗赋略》把赋分为四类，我认为，分四类的主要根据就是赋所涵有的“讽谕”之旨的多少。其中第四类《杂赋》来自下层，篇幅纤小，作者无征，多诙谐调侃之意，讽谏之义微乎其微。《汉志》“杂赋”包括了大量的俗赋，这从所列类目的名称可以看出，如“杂鼓琴剑戏”、“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杂禽兽六畜昆虫”、“杂器械草木”等。正是由于这些赋题材或狭小、或怪诞、或切近下层人民的生活，与“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京殿苑猎”、“贤人失志”赋颇不相同，一般没有政治色彩，因而讽谏之旨微弱。
［收稿日期］2003-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