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米袋”、“菜篮子”抑制通货膨胀及财政政策取向_农业论文

构建“米袋”、“菜篮子”抑制通货膨胀及财政政策取向_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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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与“米袋子”、“菜篮子”相关的食品类价格上涨已成为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在1995年物价涨幅整体水平持续回落的同时,食品类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攀升。因此,抓好“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对抑制通货膨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一轮通货膨胀与“米袋子”、“菜篮子”相关因素

分析

物价涨幅过高是通货膨胀的直接表现形式。据有关人士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出现4次物价波动周期。1978—1982 年是物价波动的第一个周期,物价高峰值为6%;1983—1986 年是物价波动的第二个周期,物价高峰值为8.8%;1987—1990年是物价波动的第三个周期, 物价高峰值为18.5%;1991 年至今是物价波动的第四个周期, 高峰值将是1994年的21.7%。本周期虽未结束,但从走向分析,每一周期都呈攀升趋势。

(一)新一轮通货膨胀与食品类价格相关的几个显著特点。

1.食品类价格上涨已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主导因素。1993年以来,食品类价格持续上涨,1994年全国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21.7%,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约影响零售物价总水平提高13个百分点。在食品类价格中,粮食比上年同期上涨51.4%、油脂上涨62.9%、鲜菜类上涨29.7%、肉禽蛋类上张36.7%。1995年上半年,食品、副食品类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33%,约影响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12.7个百分点。食品类价格攀升直接推动了物价总水平上涨,并构成推动通货膨胀的主导因素。

2.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持续时间长、呈现日益加剧态势。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四个物价波动周期中,每一个物价高峰值年份同时也是食品类价格涨幅最高的年份。1980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上涨6%,食品类价格上涨10.5%;1985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上涨8.8%, 食品类价格上涨14.4%;1988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上涨18.5%,食品类价格上涨23%;1994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上涨21.7%,食品类价格上涨35.2%。但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分析,新一轮食品价格涨幅最大,比零售价格涨幅高出13.5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新一轮食品价格上涨持续时间还最长。前三个物价波动周期,食品价格从明显上涨到回落,持续时间都是2年,而新一轮物价波动食品价格上涨已持续了3年。 前三轮物价波动周期都呈现了食品类价格涨幅随零售物价涨幅回落而回落的变化走势,而最近一轮物价波动却出现了零售物价回落食品类价格快速攀升的非正常现象。

3.食品类价格上涨的地域不断扩大,已形成全国性上涨。1994年以来,地区之间、城乡比较,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离差进一步缩小,中西部贫困地区价格上涨速度快于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城市,基本形成了食品类价格全国性上涨的格局。

(二)食品类价格上涨过猛的原因分析。

1.有效供给不足。食品有效供给不足源于农产品供给不足。农产品供给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量供给不足。1984年以前我国粮食生产高速增长,1984年人均粮食产量393公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84年以后,粮食生产进入低速增长甚至徘徊阶段,人均粮食产量基本维持在350—380公斤之间,尤其是1990年后,人均粮食产量呈缓慢的下降走势。1990—1994年,油料、肉类人均占有量也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没有大的增长。二是结构性不足。就粮食品种结构而言,由于1993—1994年连续两年稻谷减产,分别比最高产量的1990年减产116亿公斤、134亿公斤,大米供给凸显不足,由于饲料需求快速增长导致玉米供给相对不足,这两个品种成为粮价上涨的导火线。食品有效供给不足主要是我国农业脆弱和农业发展相对滞后所致。近年,我国农业投入不足,尤其是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不足,非农产业挤占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投入资金,耕地面积减少速度过快等是导致粮食等与食品相关的农产品生产发展速度减缓的重要原因。

2.需求过度膨胀。从居民购买能力看,1991—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平均增长26.47%,增长的收入约有50 %左右转化为对食品的需求,而同期粮食人均占有量却在下降,其他食品人均占有量也没有大的增加;从新增人口对食品的需求看,1991—1994年我国人口平均每年净增加1000万左右,按人年均消费粮食400公斤计算, 第年粮食产量需增加40亿公斤。今后15年,我国人口将增加2亿, 平均每年增加1300多万人,按人年均消费粮食500公斤计算,每年粮食产量需增加 65亿公斤,而“八五”期间的第四年我国粮食实际产量平均每年只增加20亿公斤,既使从“九五”开始通过发展生产使粮食产量有较快的增长,但新增人口的粮食需求对供给的压力仍然很大。

3.成本推动。成本推动包括生产成本推动和流通成本推动。生产成本推动源于与食品相关的粮食等农产品购进价格提高。1992—1994年,粮食类收购价格分别上涨5.3%、16.7%和46.6%, 禽畜产品类收购价格分别上涨6.3%、14.2%和44.6%。粮食、 禽畜产品类收购价格上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一面,国家为理顺价格体系、提高农副产品的比较效益提高了粮食和禽畜产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其他生产成本上升也必然导致收购价格的上涨。但粮食等产品收购价格的上涨也有市价哄抬等不合理因素的影响。流通成本推动主要表现在流通费用不断上升。以国有粮食企业的粮食流通费用为例,1991 —1994 年流通费用率分别为16.08%、16.32%、19.62%和22.51%,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上升。

4.价格调控机制不健全。近几年,绝大部分食品价格都已放开,正在形成市场价格机制。在新旧体制更替过程中,食品价格管理遇到了十分棘手的两大难题。一是市场价格机制与价格调控机制结合点的寻找。在我国,食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在较长的时间内供给不足的矛盾不可能有根本改变,完全由供求形成价格的市场环境尚不具备,由政府实行价格调控是十分必要的。价格调控既要达到有效又要不产生负作用,就必须与市场价格机制形成有机结合,而结合点的寻找需要探索。二是价格管理方面的立法滞后、价格监督乏力。目前我国95%以上的商品价格由市场定价,但《价格法》、《反暴利法》等法规至今尚未出台,加上价格监督乏力,对价格违纪犯罪现象打击不力,一些单位和个人哄抬物价、搭车涨价,致使食品价格上涨。

二 、搞好“米袋子”、 “菜篮子”工程建设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举措

抑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目标是保持食品价格基本平稳。“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的目的就是通过丰富市场供应以达到食品价格的基本平稳,从而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

(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基础。

我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自然条件差异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农业资源匮乏,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市场经济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在这种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宏观调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制定宏观政策时,要把发展农业摆在首要位置,把“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作为农业发展的重点。江泽民总书记在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时指出:“加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制定计划首先安排好农业,研究政策优先考虑农业”。我们理解,宏观政策优先考虑,首先体现在指导思想上重视。实践经验表明,政府和有关部门什么时候重视了农业、重视了粮食生产,生产就发展,“米袋子”、“菜篮子”就丰富。其次体现在政策对“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倾斜和保护程度。“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与此相关的农产品生产是农业这个薄弱产业的薄弱环节。因此,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应对“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实行高度保护,运用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促进生产与流通快速、协调发展。

(二)坚持省、市长负责制是“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关键。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从战略的高度解决了发展“米袋子”、“菜篮子”责、权、利相结合问题。我理解,省、市长负责制有以下几层含义:

1.省、市长负责制实质上是一种明确的事权划分。实行省、市长负责制后,粮食由各地自求平衡,“菜篮子”由各地自行解决,中央负责宏观调控和特大自然灾害的救助。

2.省、市长负责制解决了“米袋子”、“菜篮子”与其他经济工作的排序与衔接问题。事权划分明确后,中央把“米袋子”、“菜篮子”责任交给地方的同时也把权力和利益交给了地方。地方政府为了确保本地区“米袋子”、“菜篮子”不出问题,必然要对本地区的各项经济工作做即期和远期的统筹计划,主动解决“米袋子”、“菜篮子”与其他经济工作的排序和衔接问题。

3.省、市长负责制是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有机结合。一方面依靠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在经济手段调节不能凑效或经济手段调节的结果不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时,运用适当的行政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给是“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根本。

针对我国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现状,“九五”期间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解决好种粮效益与粮食投入问题。我国农业发展滞后,主要原因是农业投入不足。要解决好农业投入不足问题,关键是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建立一套引导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的机制。我国农业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必须从多方面着手,采取综合措施。一是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目前,国家定购粮食收购价格与市场价差距过大,应逐步提高,保持略低于市场价水平。粮食收购价格提高是提高粮食比较效益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但粮价的提高是有限度的。粮食价格的提高既有增加农民收入、刺激生产的积极作用,又有带动物价全面上涨的消极作用。二是动员全社会可以动员的资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论及产业关系时强调:“引导二、三产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机制”。粮食是弱质产业,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高,需要工业的支持。近年部分乡镇企业发达地区“以工补粮”的实践证明这种发展粮食生产的思路是有效的、正确的。三是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力争在科学技术上有新的突破。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产出越大效益越高。因此,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加强农业科技队伍培养和建设显得更加紧迫。四是发展粮食规模生产、提高粮食生产率,使大量的种粮农民向非粮行业转移,从而增加种粮农民的人均收入。五是减少对农民的摊派,减轻种粮农民的额外负担。

2.解决好农业风险问题。农业生产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要解决农业的自然风险,必须依靠政府加强大江、大河治理和政府组织农民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要解决好市场风险问题,关键是要处理好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首先,政府应建立重要农产品风险基金,如粮食风险基金、副食品风险基金,在农业遇到风险时进行有效调节。事实上,我国已正在进行这项工作,今后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其次,培育市场主体,重点发展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联合起来直接面向市场、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第三,充分发挥农村或为农业服务的各类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在勾通市场信息、组织产品运销等方面的作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建立一些农副产品经纪组织等中界机构充当市场与农民的桥梁。第四,增强社区集体组织的流通服务功能,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国有商业、粮食、外贸企业实行经济上的联合,发挥各自优势,结成利益共同体。

3.解决好耕地问题。我国是一个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人均耕地仅1.2亩,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由于主客观因素影响, 耕地面积减少过快,耕地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要解决好耕地问题,一是要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将前几年撂荒的土地复耕。二是减缓第二、三产业占用耕地的速度。我国在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非农产业占用农业土地是必然趋势,但近几年占地速度过快,尤其是占用了大部分宜粮耕地,这种势头应该有计划地抑制,尽量减少宜粮耕地占用,使我国总耕地面积保持在16.5亿亩以上。三是在播种面积安排时,尽量提高粮食、蔬菜的比重,使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恢复到80%以上的水平;四是提高复种指数,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耕地。1994年耕地复种指数为156.2%,力争在“九五”末期达到160%。

(四)组织有序流通是“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的保障。

1.有序流通是商品供应充分的流通。市场没有充足的商品供应,势必出现抢购、多环节倒卖和价格飞涨,有序就无从谈起。保持市场农产品充分供应前提是发展生产,但市场的能动作用也不可低估。资料表明,1991—1993年粮食年度,粮食商品率与粮食产量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是同比例增长或下降,这说明市场主体对提高商品率有一定的能动作用。在农产品产量和价格既定的前提下,市场主体通过疏通流通渠道、积极组织货源、提供有优良服务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产品供应量。此外,我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有效供给偏紧的状况在短时期内难有根本性改变,保持粮食适量进口是充实市场供应的有效途径。

2.有序流通是市场主体位置明确的流通。我国目前农产品市场主体已多元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企业、农民联户、城乡个体户等多元主体共同进入市场,但市场主体位置不明确、主体过于分散不便于加强管理,容易造成市场的混乱。所谓市场主体位置,就是各主体在市场中的地位。确认市场主体位置关键是确认谁是主渠道。与“米袋子”、“菜篮子”相关的农产品流通谁适合充当主渠道,不同的商品应作具体的分析。粮食是特殊重要商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强调国有粮食企业是粮食流通的主渠道。1993年粮食价格和经营政策调整后,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地位提得少了,一部分国有粮食企业受利益机制驱动参与投机,主渠道作用发挥得不够好,致使粮食价格轮番上涨,流通出现混乱。所以,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流通中的主渠道地位应该坚持,但发挥主渠道作用的运作方式应该改革。

3.有序流通是渠道畅、环节少、费用省的流通。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环节多、费用高,这是推动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今后我国农产品流通应该通过规范的批发市场做好产销衔接,疏通流通渠道;通过减少批发层次和发展直销、真供等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国有流通企业通过分离富余人员、加强联合取得流通规模效益以减少流通费用;当前,加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是当务之急。国家有关部门应组织力量抓紧制定全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总体规划。确立合理的批发市场布局,加快建立以全国性批发市场为中心,以区域批发市场为骨干的批发市场体系。批发市场应根据不同经济区域的特点进行布局。全国性、区域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应主要建立在交通发达的主产区、集散地和集中消费的大城市。批发市场的建设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以改扩建为主、新建为辅。

4.有序流通是法制化的流通。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法规制度不健全、依法监督管理不力、政出多门也是造成流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九五”期间,应加强流通立法,加强依法管理市场的力量和力度,把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关系、市场调控逐步引入法治的轨道。

三、财政在“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中的政策取向

在“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方面,财政政策包括投入政策、税收调节政策、宏观调控政策、补贴政策、企业财务管理政策和监督政策等,这些政策与产业政策和其他有关政策联合发挥作用,从而加大“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力度。

(一)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政策应向粮食生产倾斜。

粮食是农业的重中之重,粮食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是最基础、极重要的工业原料。粮价一价带百价,粮食价格上涨,通过传递作用,引起食品价格上涨,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在农产品中,粮食的比较效益是最低的,这就决定了以效益为准则市场配制的资金投入很难向粮食生产转移,市场配制作用失灵必须用政府的行政配制来弥补。财政在承受能力内适度增加农业投入的同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向粮食生产倾斜:

一是增加粮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粮食生产条件。近年来,国家对粮食基础设施的投入是逐年增加的。“八五”期间,国家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的投入达100多亿元,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严峻的。以水利设施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水库1/3以上带病运行,淤积严重。由此可见, 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必需的、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二是增加对粮食产区的投入。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低,产区种粮积极性下降,已造成耕地、农业资金、劳动力大量流失。财政应该通过支农资金在地区间的转移、重点向粮食产区投放的政策导向来遏制上述状况,调动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财政对粮食的投入是有限的,必须重点使用,在产区的投入重点应放在产区商品粮基地建设上,巩固老基地,培育新基地。

三是监督地方财政对粮食投入资金的落实。1995年财政预算安排农业投入总额达694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3.7%。 抓落实已成为关键。从历年的执行情况分析,中央对粮食的投入到位较好,地方财政落实情况不理想。今后的重点是抓地方财政粮食投入资金的落实。

(二)在税收政策上应有重点的给予优惠。

实行新的税制后,国家对“米袋子”、“菜篮子”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了倾斜和照顾。如对“菜篮子”部分商品的批发和城镇居民基本口粮、军供粮食予以增值税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增加供应、抑制价格上涨起了重要作用。今后,现有的优厚政策应继续保留。粮食应成为优惠的重点,国有粮食企业应成为税收优惠的重点。

(三)在调控政策上要加强力度。

财政是政府实行调控的重要职能部门。财政对“米袋子”、“菜篮子”的调控政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力度:

一是逐步增强调控能力。随着粮食等重要商品实物储备和风险基金制度的建立,财政执行政府的调控政策已具备有一定的手段和能力。但相对于调控需要,能力有待于加强。今后,中央和地方财政应根据承受能力和调控需要,有计划地逐步增加实物储备和风险基金规模。

二是参与调控运作。财政在运用财力投入调控的同时,要积极参与调控的运作。协同主管部门研究调控手段的选择,是运用实物调控有效还是运用资金调控有效;与主管部门商定调控实物或资金的数量、实物价格、地点选择。对调控事项事前进行周密的可行性研究,减少无效调控和国家财产的损失浪费。事后,对调控效果要进行总结、分析,积累工作经验。

三是加强省级财政部门的调控职责。“米袋子”、“菜篮子”省市长负责制决定了省级财政部门负有区域调控职能。今后,随着“米袋子”、“菜篮子”事权划分的逐步规范,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的调控范围和职责将更加清晰。中央财政负责全国性的重大调控事项,制定原则性的调控政策和法规制度,是中央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对省、市范围内的食品价格上涨、供给短缺,主要由省级财政调控。

(四)改革补贴机制。

今后一个时期,财政补贴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四个转变:(1)变价差性补贴为调控性补贴。在市场经济时期,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样,价格补贴的前提已不复存在,补贴方式应及时进行改革。对农产品补贴是世界通行做法,我国农产品生产短缺,补贴是长期趋势。适应市场经济的补贴是调控性补贴,即通过政府对农产品的吞吐调节供求与价格,吞吐农产品发生的亏损由财政给予补贴。(2)变普遍性补贴为特殊性补贴。在品种上, 今后要将补贴逐步向粮食集中;在时间上,变连续补贴为间歇补贴,即由过去按时间计算补贴(如储备粮食的利息、费用补贴)改为按调控行为补贴,吞吐一次补贴一次,平日发生的利息、费用由财政垫付。(3)变垄断性补贴为竞争性补贴。过去,财政对农产品补贴主要是补在流通环节,国有商品流通企业垄断了补贴。这种办法没有引入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竞争机制,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补贴的效率。今后要逐步将竞争机制引入补贴管理,打破国有企业的独家垄断,根据国家调控任务和特点,通过实行委托代理制、面向社会招标等方式,在不影响调控政策落实的前提下,实行补贴对象的多元化和最优化。以达到调控效果最佳、财政补贴最省的目的。(4)变混合性补贴为纯政策性补贴。过去, 粮食企业既是商品经营者又是国家调控政策的执行者。经营性亏损与政策性亏损难以分清,财政对粮食企业的补贴实际上成为混合性补贴。今后,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粮食企业实行两条线经营的政策,把粮食企业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经营彻底分开,国家调控政策由政策性单位执行,财政补贴根据政策性业务量与适当的标准确定。通过实现以上“四个转变”将提高财政补贴的有效性和时效性,为“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创造财力条件。

(五)在企业财务管理政策上应以减少流通成本为重点。

“九五”期间,财政对流通企业的财务管理应以减少流通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财务管理政策的取向:一是在流通企业中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转变企业机制;二是按计划逐步解决国有粮食企业政策性财务挂帐,为企业创造好的经营环境;三是支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建立新的农副产品流通秩序;四是加强流通企业财务制度建设,规范流通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财务行为;五是进一步强化国有流通企业的财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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