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叙述风格应多样化——民国历史教科书读后札记兼响应任鹏杰先生“历史教育文本危机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民国论文,读后论文,历史教科书论文,历史教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促使我不得不写这篇札记的强烈动机是《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副主编任鹏杰先生对历史教育文本危机所作出的深刻检讨与反思。在我看来，这种检讨与反思，无疑体现了对历史教育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意识与其说是一种职业的敏锐感，不如说是力图振兴学校历史教育的责任心。
任鹏杰先生的这种意识显然与他所从事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这从任鹏杰先生的自责中就能明显地看出来。他说：“只消看看我们的杂志——《关于……的探讨》《试论……》《对……的思考》……这千篇一律的文章标题，再加上单调、乏味、干瘪、僵化的文意文风文体，你就不难推断我们的杂志所刊载的一些内容（虽非全部），究竟有多少多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由此而欲求良好的教育效能，岂不成了一厢情愿的自言自语！而更匪夷所思的是，纵然沉疴难起，我们自己竟往往浑然不知，甚至始终感觉满意、沾沾自喜。”说实在的，读了这段鞭辟入里的话我也觉得非常地愧疚，这几年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人给了我许多宝贵的版面，发表了我相当多应付学校科研检查之类的单调、乏味的“八股式”论文。古人常说“文以载道”，如果写出来的文章，陷入个人的自言自语，而非与读者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不要说文章的影响力，即使有人认真读了，估计也很难让人有长久的回味。
一般供交流性的文章自然是如此，历史教科书的叙述风格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然而，现今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在叙述风格上给人的感觉是平淡无奇、味同嚼蜡，毫无文采可言，较前相比并无明显的进步，这是让人颇为遗憾的地方。任鹏杰先生说：“教育文本的好坏，系乎教育效能的高低。而历史教育文本，更是因了‘历史’的特殊缘故，而有一些特殊的戒律。追求真实与追求精彩，似乎是构造历史教育文本永恒的一对矛盾。小说能够臻于精彩，乃因它讲述的是‘可能’，允许虚构。而历史的讲述，本诸‘已然’，则必须尊重史实。”“为了一个‘实’字，历史就得和精彩无缘？借口一个‘实’字，历史教育文本——教科书、报刊、影视媒体、课堂话语……就可以拒绝精彩，而不去考虑受众——读者、观众、听众的理解参与和接受能力？不能，绝对不能！”对于这一观点，我想是没有任何人反对的。我在这里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实现作为历史教育文本的重要载体——历史教科书的可读性，即如何叙述才能实现“精彩”？
二
民国时期出版的一些历史教科书的叙述风格值得称道，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这里我试着列举三本历史教科书中叙述“精彩”的内容，以与朋友们共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列举的三本历史教科书并不具有普遍性。
第一本历史教科书是李季谷1931年10月为上海世界书局编写的《高中外国史》教科书。李季谷当时是北京大学的世界史教授。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李氏在历史教科书中严厉谴责国际联盟“不主持正义”的论述。他是这样写的：
“一九二二年意大利因德尼利特在希腊国境内被刺，即不加调查真相，突然以武力占领科甫岛……联盟行政会始终不敢责备意大利，你看，联盟威信何在？此其一。”
“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强占中国胶济铁路，发生济南惨案，济南人民惨死于日本枪弹下者三千余人，中日两国都是国际联盟的盟员，故即诉之联盟行政会，但联盟非但不讲公道话，反而袒护日本。以这样的态度与手段维持和平，还有什么意义呢？此其二。”
“一九二九年，中、俄二国间因中东铁路问题发生冲突，中国政府请求联盟主持公道，联盟的回答是：‘俄国非盟员，所以不能管。’这样就推开了。”
“又同年英国军队大杀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的人民，惨无人道，于此为极，但联盟始终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地过去了，谁说联盟能扶持弱小民族呢？此其三。”
排比本是语文中的一种修辞方式，是语文教科书中常见的。李氏在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中用了三个排比句，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较一般四平八稳、波澜不惊一类的历史教科书叙述，有助于增强作者“谴责”的力度，其叙述风格很有特色。另外，该历史教科书叙述的文体是“口头语”，而非“书面语”，有助于更好地增强编写者通过历史教科书文本实现与读者（学生）的思想交流。而且，除了使用陈述句外，还有反问句，体现了叙述风格的多样性。这一特点在下边的笔者所列举的另一部历史教科书中也有所体现。
第二本历史教科书是王钟麟、宋云彬1934年11月为上海开明函授学校编写的《开明中学历史讲义》教科书。这部历史教科书给我的印象首先是叙述非常的生活化，极其朴实。比如作者在该历史教科书中对国际联盟以及胡适进行了批评，他们是这样写的：
“在五四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胡适，还在《每周评论》上著文反驳，不承认有所谓帝国主义，更替美帝国竭力辩护。”
“自九一八事变起后，国民政府自始即乞怜于国际联盟。但国际联盟是列强组织的团体，决不会站在什么‘公理’‘正义’的立场上来制裁日帝国主义的暴行的。所以国际联盟始终没有什么解决这次事变的方策。”
李顿调查书，则“完全是站在帝国主义方面说话的，不仅没有切实制裁日本的主张与方法，且公然说：‘此政府（笔者注：指伪满洲国政权）列有若干开明之改革，其实行不仅适宜于满洲国，亦且适宜于中国其他部分。’但中国的‘高等华人’如胡适之流，且称此报告书为公平，并且对李顿爵士表示感谢！”
除了叙述生活化外，编写者还使用了“乞怜”“高等华人”之类寓意深刻的词，立论相当鲜明。需要解释的是，王、宋二氏对胡适的批评，是有针对性的，是缘于胡适在当时国内有名的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上发表的倾向于赞成国际联盟的文章。
1932年，国际联盟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问题展开调查后，提出了“国际共管”东三省的方案。当时国内各界对国联的报告书多持批评的态度。然而胡适却对报告书的态度与众不同。他认为报告书是一个满意报告书，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因而是可以接受的。胡适当时是这么说的：
“国内的舆论对于这些原则必定有很不同的见解。依我个人的愚见看来，在今日的现状之下，在承认国际调处的原则之下，这些条件如果都能做到，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的途径。我们要清楚，这个解决方案的目标是‘取消满洲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及行政的完整’”“如果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条约上的利益，和承认满洲的自治权，可以取消‘满洲国’，可以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权重新行使于东三省，我以为这种条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调查团的建议，正是要说，这三省是已经被人家用暴力划出中国范围之外了，现在也许可以用这个自治省的方式使他们重新回到中国范围之中”。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在论断上，是只“立”不“破”，而这本历史教科书则将自己的论断建立在“破”的基础上，针对性很强。尤具对于胡适错误观点的批判，使得这本历史教科书具有了鲜明的时评特色。
第三本历史教科书是印水心1926年为上海世界书局编写的《评注近代史读本》教科书。这本历史教科书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编写者对“中俄秘约”签署的缘由及其对我国民族利益所带来的巨大损害所作的极有见地的评论。编写者是这么写的：
“中俄秘约十二条，实满洲存亡之大关键也。自秘约中有租借胶州之议，然后德人强占胶州之事起；自秘约中有关于旅顺大连湾之权利问题，然后旅大租借之事起；自有旅顺胶州之租借，然后威海卫广州湾及九龙继之；自秘约有开矿筑路权利，然后矿路两项，遂为近数十年来，外交上独一之问题；自秘约有驻兵保路之事，然后俄得藉口以踞满洲，而酿成他日日俄战役。要之清末数十年，外交事变，如悬崖转石，愈趋愈急，……推原此约，所以成立，全由马关和后，蓄怨积愤于日本，遂为俄国阴谋甘言所中。当局者既有仇视日人之心，乃有亲昵俄人之意，有亲昵俄人之意，乃有代索辽东之事，有代索辽东之事，乃有相当酬报之言。……一发牵全身动，一著差，全局输矣。夫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引虎驱狼，狼未去而虎已入室，谋国者，奈之何勿思之甚也。”
如此富于激情和气势的文字，读了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如此酣畅淋漓、针针见血、感情充沛的评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煽动性，能起到令人深思的作用。在历史教科书编写史上可谓是不多见的。尤其是文末编写者以比喻来阐发自己的论断，更有高屋建瓴之效，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方式。
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在叙述上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一共同特点从如上笔者所作的摘引中也能看出一二来，那就是多用第一人称叙述，这与今天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几乎清一色的第三人称叙述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杨人楩1934年5月为上海青光书局编写的《初中外国史》教科书，在论述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史事时，就这样写道：“就以往的几十年而论，我们应该说声：惭愧！’列强都已没有内战，而我们几乎整天在内战。对于现代文化之特征——自然科学，我们并没有什么贡献。政治上的纷乱，经济上的落后，社会上的不安定以及学术上的迟缓，使中国做了帝国主义的牺牲者；这只能怪我们没有肩起伟大民族所应有的负担。”杨氏的论断是否公正这里不谈，读者自可判断。单就第一人称这一点而言，有助于增强历史教科书文字的亲和力是毫无疑问的。
三
当然，笔者并非主张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全用口头语来表达；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印水心在历史教科书中对“中俄秘约”所发表的以“书面语”文体显现的叙述风格，其蕴涵的震撼力自然是不容否定的。所以，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不应忽视口头语的叙述风格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方面的积极意义。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知识的普及读物，与历史著作的叙述风格应该划清界限才是，使用较为普通的大众话语来叙述，应是历史教科书叙述的应有之义。而且，众所周知，口语语体是语言陈述中的自然表现形态，最生动，最灵活，最富于变化。与书面语体相比，在遣词、造句、修辞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如果保持叙述的科学性的前提下，变换以及丰富历史教科书的叙述风格与形式，将编写者的评论以“喜怒哀乐”体现出来，一改以往专著型或论文型历史知识“板着面孔”的姿态，肯定能在吸引学牛阅读兴趣上有所作为。这样的历史教科书，在叙述风格上才算是有个性的历史教科书，有棱有角的历史教科书，才能更好地充当编写者与师生之间进行“对话”的文本，更好地体现“教材”与“学材”的统一。读者朋友们如果对我上面的论述没有异议的话，那么你是否认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叙述风格上应该进行一场“革命”，而非“改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