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写史与学院史学：对立中的共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民间论文,学院论文,立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2-0077-06
21世纪的前十年，荧屏热播的历史题材影视剧，成就了学术明星的电视讲史、借助点击率生存的民间写史，以电视、网络、出版等现代传媒为主要推手，共同掀起了一股“通俗历史热”的浪潮。在“民间写史”、“全民读史”、“公民写史”成为热门话题时，历史学界开始对“历史热”进行思考，①思考的核心问题指向历史书写。相对于影视作品的艺术特性、电视讲史的学院血统，民间写史以其别样的民间姿态，促使我们思考历史应当由谁来写，为谁而写，怎样书写。
一、民间写史与历史叙事
通常意义上，民间写手以历史爱好者自居。当他们被这样指称或这样自称的时候，背后实际上预设了“官方与民间”、“专业与业余”、“正说与戏说”、“教育与娱乐”、“死历史与活历史”这样的二元对立。具体来说，在讨论历史问题时，民间写手通常被认为是不具有历史学的专业背景和专业训练因而是业余的，他们的文字虽说不是小说但也决不是历史真实，他们的作品是为了娱乐而不是教育大众，他们的写法不同于教科书和史学专著。换句话说，民间写手的文字算不算历史写作，民间写手有没有写史的能力，历史应当由谁来写是需要讨论的。
与民间写史相伴生，网民、出版单位、专业史家等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历史热”的另一个面相。来自各方的讨论意见不外两种，一种意见认为民间写手的文字压根不能算是历史写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民间写史值得提倡。近几年来，随着民间写史逐步趋于理性，各方讨论的声音亦逐步归于一致：普遍承认民间写手对于历史写作和历史阅读的贡献。尽管民间写手的写史能力参差不齐，但在社会开放度大幅提高、信息传播途径多元有效的今天，历史书写成了每个个体的权利，这个时代因此获得了“草根历史的新时代”、“全民读史”、“公民写史”的个性化标签。
知识与权力的运作密不可分，历史知识也不例外。历史真实掌握在谁手中，历史应当由谁来书写，是一个与权力有关的话题。历史学家虽从未停止过将历史真实与权力运作区分开来的努力，但古往今来，官方的正史论述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国家权力——在起作用。正所谓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民间写史的兴起是对学院史学的反抗。民间写史以“新”相标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学院写史而言的，它表明民间写史与学院写史之间的某种对立。毋庸讳言，今天专业历史学研究占有统治地位的话语之中嵌有意识形态前提，学院史学受到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艰深，表达过于晦涩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民间写手试图借助消费文化的大潮和网络传输的便利，打破甚至挑战学院史学近乎偏执的话语霸权，让普通大众不仅有权利读史而且有权利写史，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史学殿堂。历史的功能之一是让人们在时间的变化与回忆的铺陈中整理自己的生活。因此，相对于学院史学的专业疏证，民间写手的文字更能体现历史写作对于普通民众的意义。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是社会开放度提高和民众历史意识觉醒的表现。与此同时，对民间写史的态度，学院派专业历史学工作者从最初的充满狐疑到今天的热烈肯定，表明在历史写作的问题上二者之间是有共识的。
民间写史获得认可和尊重，首先得益于其写史的方式。正如媒体所宣扬的那样，民间写手竭力以叙说历史的新方式、解读历史的新视角、审视历史的新观念吸引读者的注意。所谓叙说历史的新方式即讲故事的方式，《明朝的那些事儿》出版人曾这样归纳这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从体裁看，这是一本正说历史，每一个细节和事件都遵循着历史的由来和发展；从写作特点看，作者吸纳了叙议结合、伏笔照应、铺垫悬念等，并穿插了很多类似冯小刚电影中的“冯式幽默”，阅读间隙可以读到很多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精辟评断，做到真正的“好看历史”。民间写史一个基本的信念是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以鲜活的语言、有趣的笔法和富有个性化的评论写史，被誉为继教科书、史料和戏说的叙述方式之后的第四种写史方式。所谓解读历史的新视角，即在重新解读历史的口号下，强调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史。打破“反面人物”妖魔化、“正面人物”清一色高大全的书写规律。尽管依据的仍是史书记载，但重写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努力使自己融入历史，切身体会历史人物的内心，不但写历史人物做什么，还探究他为什么这么做。审视历史的新观念即用具有当代气息的新观念审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赋予历史作品当代意识。
民间写手注重讲故事的写法，暗合了学院史学领域对于历史叙事的复兴。西方史学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全面走向“叙事的复兴”，所谓复兴指的是对传统历史写作方式即讲故事的回归，也即在历史写作中从历史分析向历史叙事复归。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对西方史学科学化结果的普遍失望、是对史学专业化日益走向历史分析表示不满：
随着史学的专业化，特别是史学日益走向社会科学，故事性逐渐淡化，分析性成为史学主流叙事方法的地位也就趋于下降。综合性的叙事史不再是文学著述的主要形式，代之而起的是篇幅较小的论文和专著。史家的工作程序，通常是以某个具体的问题为核心，收集证据，展开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尤其是“新史学”研究者，大多不屑于“讲故事”，开口必谈的是问题与分析。于是，史学著述就成了“论说文”，而不再是“记叙文”。叙事的式微就成了现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趋势发展到极点的结果是，史学著作变成了“研究报告”，“问题-证据-结论”或“假设-材料-理论”成为一种刻板的史学著述模式。这类弊端在欧美史学界表现得相当突出，人们对史学缺少可读性的批评也十分尖锐，于是出现了“叙事的复兴”的趋向。②
西方史学界复兴历史叙事的理论与实践很快被介绍到中国，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学院史学迄今仍是历史分析的天下。易中天说“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把历史当作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点一点地切割，取出肾脏、肝脏、心脏来研究”，③在某种程度上就道出了学院史学的尴尬。一本正经的历史写作虽然够真实、够具体，但远谈不上细腻，引人。民间写史恰逢其时以讲故事的方式挤进历史学家和大众阅读的视野，他们宣称历史写作可以拥有文学品质。在称赞与质疑杂交的喧嚣中，普通大众对这种方式的认可强化了学院史学对历史叙事的迟钝，有人戏称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当然，这里无意夸大民间写史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二者的契合更多地是一种巧合而非自觉追求，但民间写史的叙事手法无疑是业余对专业所敲的一次警钟。
事实上，民间写史与学院写史有着诡谲的关系。首先，民间写史与学院写史一样，鱼目混珠。其中虽不乏优秀的作品，但来自读者、出版社的众声喧哗以及出版之后带来的名利双收，使越来越多的写手看到了捷径，因而打着编著的名号抄袭、侵权。好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忽悠网民的结果是遭到声讨与谴责。其次，民间写史与学院写史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学术界包括一些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民间写史的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民间写史的初衷虽是反叛，包括对学院史学、历史教育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反叛，但越是优异的民间写手被收编的可能性就越大。2006年，当年明月还只是个网络写手，次年就已经加入中国明史学会，在毛佩琦老师指导下研究明史。用当年明月自己的话来说，他已经从原来的业余爱好“转型”为专业研究，在他讲到自己可能是中国明史学会中最年轻的会员时还流露出些许得意。曹昇《流血的仕途》出版后，包括电影导演、央视名嘴、著名杂志主编、北大教授等在内的社会名流纷纷给予高度评价，随着《流血的仕途》成为焦点畅销书，曹昇迅速成为名人。《流血的仕途》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提名。④
站在学院史学的角度看，能够将民间写手收归旗下，摒除了文人相轻的意气，营造了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其一，对学院史学来说，吸收了新生的力量，补充了新鲜的血液，似乎也宣告了学院史学终究高出民间写史一筹；其二，对民间写史来说，经过学院史学整编后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似乎有了保障；其三，对大众读者来说，民间写手接受招安更多地意味着民间历史作品获得了权威专家的认同；其四，对出版界来说，来自学院史学对民间写史的肯定性评介无疑能够增强出版社的信心并进而保证出版效益。但是，毕竟民间写史和学院写史是历史书写的两种不同路数，一个民族不仅需要通俗历史读物，同时也需要严肃的史学作品。正所谓“娜拉走后怎样”，民间写手接受招安后何去何从?民间写史最强劲的生命动力在民间，与其让所谓的草根进化为精英，不如让草根和精英共同构成历史书写立体的生态环境。
很显然，由民间写史而引起关注的“历史应当由谁来写”在今天已经不是问题，民间写史和学院史学更多地在以合作的姿态，共同迎接“全民写史”时代的到来。
二、民间写史与历史通俗化
不应忽略的是，在历史作品生成的链条上，除了作者写作、媒体出版的环节，读者阅读也是不可或缺的，正是这一环节使得历史写作变得完整和有意义。因此，相对于“历史由谁来写”，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为谁而写”；相对于“全民写史”，更为实际的是全民读史。从阅读的角度和读者的立场讲，通俗化的历史写作更容易获得不同年龄、职业、性别、需求的读者的青睐。
所谓历史通俗化，即是将历史知识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呈现出来，它的特征是可读性强，它的目标是普及历史知识，它要求将历史的书写、讲述、阅读的权限向全社会开放。这一命题追问的是历史为谁而写的问题，不仅关涉历史知识的提高与普及，而且直指历史写作与历史阅读。从这个界定出发，民间写手的历史写作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历史通俗化，有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如《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副标题——“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所宣示的那样，民间写史通常以“好看”自期并吸引读者，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如何理解“好看”，“好看”和可读性强、通俗化的关系如何。葛兆光曾经有感而发：
所谓“可读性”并不仅仅是文字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叙述内容的问题，更是一个历史理解的问题。所谓“好看”并不等于一定通俗，就好像“枯燥”并不一定等于深刻一样，要把历史著作或教材写得好看，让人想读还愿意读下去，在于如何理解“历史”，以及如何经由历史叙述传递“历史的精神”，即怎样把历史放在一个好的叙述思路中，通过精心选择的情节和文字，传递学术思考的深度和难度，使阅读者理解和感受历史，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技巧，更是一个关于“历史何为”的观念问题，绝不仅是“通俗”和“深奥”的写作形式的分别。⑤
在这里，葛兆光藉由教科书和入门书的编写，站在阅读者的立场上思考“历史何为”、历史教育的目的，对我们反思民间历史书写颇有启发意义。民间写史所谓“好看”，更多地措意于文字技巧和叙述方式，在叙述内容和历史理解问题上，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与“可读性”、“通俗化”有距离，这正是民间写史容易流于庸俗化的原因所在。
但是，民间写史与历史通俗化也有交集。首先，民间写史是对历史教育的贫困的一种反抗，提出了以通俗化的教科书编写促进历史教育的要求。理论上，中等历史教育是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途径。民间写手的写作动因之一是不满当下的历史教育。有意思的是，各方力量都在不约而同地声讨当下的历史教育。人文学者留白控诉说：“我们所受的可怜的历史教育，使我们不知不觉中降低了历史阅读和书写的标准。这才造成一些畅销书‘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悦)’(刘知几《史通》)。出版上的佳绩恰恰暴露了这个时代历史感和阅读品位的双重陷落。与出版界的市场火爆相伴的是，历史书写和阅读终于迎来了它蛰伏已久的荒年。”⑥作家、出版人李黎愤愤地说：“官方的历史课本提供基本教育，并恶狠狠地考你。受到历史教育的人往往只会喜欢‘历史小说’‘历史随笔’等非官方著述，对教科书往往食之无味。”⑦网友“潜水潜到2008年”自称是“热心中学教育者”，他有个宏大的愿望，希望大伙儿能坚持不懈地一起将《明朝那些事儿》直接顶入中学课堂，成为每个中学生必备的书!这种一厢情愿的宏愿虽说有些过激，但也足以引起我们对当前中学历史教育的反思。中学生正值心智的成熟期，许多人的历史知识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学时代。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以及历史兴趣的培养至关重要。但应试教育指导下的教科书编写和历史教学更多地摧毁了历史兴趣的培养而不是相反。
其次，民间写史的初衷是解放历史书写，开放历史阅读，暗合历史通俗化的要求。讲故事的写法是对学院史学偏重历史分析远离大众的反拨，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以娱乐的方式让读者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让历史阅读离普通大众不再遥远。历史学家樊树志无奈地说：“尽管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历史学家不可能垄断对历史写作的权利，并提出了历史学家们自己拿起笔书写通俗历史作品的策略，但一直以来，历史学者往往研究故纸堆里的学问，写一些枯燥的高头讲章，一方面在历史学培养的过程中并没有注重写作技巧和文学素养的修炼，另一方面又往往孤芳自赏，有意或者无意地把文章写得高深。所以在大学历史系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经常有不少历史教授退休后才写历史小说，因为往往退休以后，他们才能放下学者的架子，无牵无挂地写历史。”⑧事实上，历史学家也一直未曾忘却大众阅读历史的这片领地，如上世纪末中国青年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套“龙蛇沧桑”丛书，由数十位专业史家撰写的从战国到晚清共十本历史书籍，⑨从创意到撰写、从文笔到内容都可见作者在历史知识社会化与通俗化方面的努力，看得出专业史家尽力使他们的作品获得更多受众的良苦用心。即使如此，在利用网络平台走红的民间写手的历史作品面前，专业史家刻意为之的通俗性历史著述无论是在读者数量还是在大众口碑上，仍难与之相提并论，个中原因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通俗化的道路上民间写史与学院史学都大有可为。历史通俗化应当是民间写手和专业史家都能参与的一项事业，也是一项共同的责任。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学院的历史写作者，都应该认识到，“每一门科学都有与之相应的语言美”，⑩历史写作“所使用的语言对于有兴趣的广大普通公众而言就应该可以理解、具有可读性”。(11)换句话说，历史书写不仅要对历史事实负责，同时也要对历史阅读负责，既要对过往的研究对象负责，也要对当下的阅读对象负责。在对历史真实不构成威胁的前提下，作者可以竭尽所能增强历史写作的艺术气质进而增强历史知识传播的有效性。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辩护的那样，历史学可以充满诗意不枯燥。作为一种预期，如何将历史写作的审美层面与其科学、哲学的关切紧密结合，将历史研究的娱乐性与科学性完美对接，以更加通俗的方式为广大读者写作，使历史作品的读者不再拘囿于学院范围，是所有历史写作者共同面临的课题。
要达致这一目标，民间写手须加强道德修养、夯实历史学养，避免使历史书写仅剩下讲故事的生动外壳。首先，有赖于民间写手的道德自律和知识优化。道德自律是个体行为，知识优化则有公共平台。在这里，民间写史再次与学院史学合谋：民间写手历史知识的获得，必须借鉴学院史学的成果。在成功的民间书写中，民间写手与专业史家分享共同的史料，并从专业史学著作中汲取养分。
其次，可以借助大众的阅读智慧。市场条件下，消费作为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完成一个循环的终点和开始一个新循环的起点，在市场经济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中起着根本性作用。消费时代的民间写史更多地遵循了市场主义原则，因此历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阅读所决定的。民间写手大约深谙此道，在经由最初的尝试阶段之后，开始联合出版、媒体等进行批量生产。于是出现了一味迎合大众口味的庸俗化倾向，结果使读者产生阅读疲劳。近十年的“历史热”虽不是幻象，但也渐趋归于理性，表明历史阅读对于民间写史有规范作用。
三、民间写史与历史书写的原则
民间写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事实上参与了历史通俗化、大众历史知识的社会化工作。既然关涉历史，是否要遵守历史书写的一般原则呢?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要求我们回答历史应当怎样书写。在对民间写史的热议中，史学工作者达成了如下共识：一方面承认不能以学院史学的标准要求民间写手，另一方面坚持认为能否尊重历史真实和坚持何种历史观是决定民间历史作品生命轨迹的重要因素。
历史学家之间的学术争论首先涉及的是真实性，而方法与资料都是在真实性的语境中受到评价，(12)民间写史就时常生存在这样的语境当中。尽管专业史家在面对史料的取舍、史实的叙述、历史的评价与针砭时，也难以完全剔除其主观方面的因素，但他们还是提醒读者：民间写手“普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足够的学术涵养，因此不可能展现客观的历史”，“别把这些通俗读物所写的事情当成历史那回事”。(13)不难发现，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是民间写手的文字受到欢迎和受到质疑的一个共同因素。在另类当中读出历史的一些粉丝，是切实将其作为窥视历史的一个门径，他们相信这当中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尽管是粉丝，他们并不缺少理智，且看明矾的自我定位：1.明月的fans，也有网友认为是明朝的fans。2.明矾晶莹剔透，放入水中有净化作用，喻fans洁身自好，跟明月间的关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可以说，历史怎么写固然重要，同等重要甚或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怎么读。《明朝这些事儿》注定会成为一个里程碑事件。这不在于明月的文学功底有多好，而在于这套书以足够有趣的笔法还原了历史原貌，吸引了像我这样每天追踪的读者。可以说，没有《明朝那些事儿》，明矾对于那个朝代的印象，肯定还是些电视剧胡编乱造的片断。资深明矾、历史爱好者公孙扬眉如是说。有趣的是，明矾在此将民间写史和历史题材电视剧进行比对，显然认为前者近乎正史，而后者一概戏说；前者尊重的是历史真实，后者听从的是艺术号令；前者以叙述历史事实为旗帜，后者以虚构情节为卖点。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是次要的，关键在于他们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当中首要重视的是历史真实。
事实上，民间写手不负众望，在自觉的状态下满足了读者的要求。换句话说，民间写手如果没有尊重历史真实的自觉，也就不会有如此众多的读者了。尽管史学工作者毫无异议地将这些作品定性为历史小说，但民间写手当年明月对自己的文字有清醒的定位：不是小说，不是史书，是明史札记。编辑的推荐是“真实再现晚明历史，颠覆传统历史观念”。曹昇说，误读或戏说，并不会伤害到历史，但可以误导读者，而对作者而言，久而久之，也就相信自己所写的为真了。因为他已经不在乎历史的真相了。对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这是很可怕的。历史的写法会有多种多样，但我觉得至少有一点应该是起码的，那就是对祖先的历史抱一种起码的敬意和温情。(14)梅毅则郑重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写作者，他的书是一本针砭时弊的杂文。(15)从民间写手的自我表述来看，尊重历史事实是民间写史的底线。民间写手并无意拆除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将历史等同于虚构，只是他们更愿意将历史写作的科学要求与诗性表达结合起来，他们要用另外一种写法来呈现历史，使历史更好地面向大众。应该承认，历史写作的方式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如果说守卫历史真实是历史书写的基本原则和底线，那么尊重历史的文学品质，将历史写作的科学要求与诗性表达完美结合，在历史意识与现代书写之间保持巧妙的均衡，则是历史书写的一种境界。
显然，不管是广大读者的期许还是民间写手的自我定位，都以尊重和追求历史真实为历史写作的基本原则。问题在于民间写史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坚持在历史书写中融入自己的感情，这种“以心证史”的方式被称为心灵历史，而当年明月等人也荣获了“新派历史天王”的尊称。从知识论的角度讲，过分注重历史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会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上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16)专业史家的职业习惯与学术素养固然让大众期待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失去了一些精彩，但是在客观与理智以及学术规范的把握上则值得民间写手借鉴。毕竟作为知识的历史是严肃的。历史真实固然不应该成为限定民间写史的樊篱，但对历史应当保持起码的敬意和同情，这是民间写史避免流于媚俗、史观飘忽的基本保障。
关系民间写史走向与前景的除了保持对历史的敬畏，同样重要的是历史观。
到目前为止，由网络走红的民间历史作品大多保持帝王史观，写作对象多是王朝历史，因此频频受到美化帝王历史的质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帝王将相之外应当关注平民的历史。一直以来，学院史学对新史学、微观史的倡导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民间写史的帝王史观是否可以不受质疑呢?事实上，平民百姓书写底层生活史早已成为民间写史的另一个声部。2003年，陈文将自己的小学作文本、介绍信、病历、工资单等，连同5万字的书面记述一起，出版了个人史《吃饭长大》，被称为“中国人口碑历史的先锋试验版本”。之后候永禄的《农民日记》、萧一湘的《天堂脚印》、邹洪安的《个人史：草根百姓的一生》相继加入到“另一个声部的历史合唱中去”。(17)这类作品显然和史学工作者所倡导的口述历史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谋。然而从目前读者的反应来看，这类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帝王将相的历史。看来，尽管我们不能低估读者的智慧，但大众读史确实需要引导。
相对于帝王史观，男性中心史观更值得警惕。与学院史学一样，民间历史叙事的主体依然是男士，历史舞台的主角也是男士，history(历史)就是“his”“story”，历史叙述成了男人故事会。在帝王将相的历史中，“戏不够，美人凑”，女人成了历史的花边和点缀。女性在历史书写中集体失声，比平民缺席帝王历史更为可憎，历史书写即便不能重视起码不能无视女性的存在。当然，在历史当中寻找女性的身影可能比在历史当中倾听平民的声音更加困难，但对于作为人学的历史书写来说，缺少她们就是不完整的。
总的来看，民间写史与学院史学之间的对立只是历史的表象，它们在历史叙述与历史分析的问题上，在历史通俗化的目标上、在历史书写的标准上尽管不能重合，但至少是有共同语言的，通过对话，由对立走向共谋，是二者共同的历史任务。
注释：
①如王记录：《警惕“历史热”庸俗化》、张品萍：《“历史热”之冷思考：演义小说不能当真实历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24日(第174期)第4版；《“历史热”中的冷思考——对话历史学家雷颐》，《人民政协报》2011年2月14日第9版等。
②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13页。
③易中天：《我不是余秋雨》，《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
④《〈流血的仕途〉获鲁迅文学奖提名》，http：//www.sina.com.cn，2010年08月04日。
⑤葛兆光：《历史的意义——读两种历史教科书和入门书的随想》，《看澜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6页。
⑥留白：《出版的利市，阅读的荒年》，《社会观察》2007年第1期。
⑦李黎：《做人，不做政治动物》，《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1月。
⑧李培：《历史图书“山寨化”?》，《南方日报》2008年12月21日。
⑨分别为《崛起的士人——战国风云人物论》(沈长云著)、《猛士的乐土》(王和著)、《古道侠风》(彭卫著)、《可汗的子孙们》(陈琳国等著)、《煌煌盛世》(葛承雍著)、《文臣：兴邦还是误国》(黄燕生著)、《天师与帝师》(王岗著)、《天子的悲剧》(赵世瑜著)、《精神放逐的年代》(林乾、句华著)、《封疆大吏的沉浮》(房德邻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⑩[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11)[波兰]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12)[波兰]托波尔斯基：《历史叙事之真实性的条件》，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13)李培：《历史图书“山寨化”?》，《南方日报》2008年12月21日。
(14)曹昇：《写历史首先要敬意和温情》，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年10月19日。
(15)梅毅：《我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写作者》，《郑州晚报》2009年7月24日。
(16)金岳霖：《知识论》，《金岳霖文集》(第三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4页。
(17)赵涵漠：《草根写史：另一个声部的历史》，《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