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兼论生态伦理的制度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生态论文,维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伦理学是伴随着全球性生态问题而产生于西方学术界的一门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交叉性应用伦理学科。对于应该如何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西方“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围绕着“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自然是否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和权利”等价值问题而展开争论，这些价值争论有利于人类反思和正确认识人类实践的后果。但是总体看，它们都是一种脱离制度维度，抽象谈论人类生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西方中心论”的生态伦理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的突出特点是将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形成与改变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予以探讨，这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当代的生态问题，建立和发展“后西方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技术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它始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异化现象，而这种异化主要是由支配西方现代化的理性主义价值体系所造成的。在他看来，理性主义价值体系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可计算性原则”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机器生产体系和科层制的管理体系，造成了人的劳动的破碎化，劳动成为异于人的简单的机械化、操作性的活动，其结果是人的价值并没有伴随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得到提升，反而越来越受制于物，并通过物来衡量，人陷入被物支配和奴役的异化境地。卢卡奇的技术理性批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他们着重论述了技术理性的本质。
法兰克福学派指出，近代启蒙运动的主旨在于把理性从神话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启蒙理性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人，就在于人具有理性和知识。但这里他们所讲的知识并不是揭示事物本质的概念和观念，而是指为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技术。凡是不可预料和利用的东西，启蒙理性都认为是可疑的。由此世界仅仅被归结为量的形式方面，启蒙理性以形式的抽象统一原则来把握世界，数学化、标准化、实用化成为了启蒙理性的标志。其结果是启蒙理性不仅没有使人们从神话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走向它的反面，带来了新的神话：似乎凭借着科学技术理性，不仅可以从宗教神学和自然崇拜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可以依靠科学技术，通过征服自然从而“控制自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进一步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哲学渊源及其影响。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首先起源于基督教世界观中。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世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生物的派生统治权。基督教的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人的发现”的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模仿所有神性的工作，并且完善、改进和提高下界自然的工作。所以，在这种贯穿自身的人的行为方式中，人的力量几乎完全等同于神性的力量”（莱斯，第32页）。而培根则从哲学世界观上使之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观念，使得人们把控制自然的能力和人类能力的发展看作是一回事。莱斯同时也强调，“控制自然”实际上和控制人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因为通过技术进步控制自然，必然会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从而影响和支配人们的生活世界。问题在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都会遭到自然的反抗。因为一方面自然界本身的固有发展规律决定了它并非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没有抵抗的客体，它并不服从社会的意志。另一方面，一旦人的内在非理性欲望爆发超过了自然的界限，自然界必然要进行报复，这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应该学会尊重自然。但是在西方“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的支配下，特别是在资本无限度追求利润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进一步加剧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加剧生态危机。
通过上述技术理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求用辩证批判理性代替技术理性，实现社会和自然的总体解放。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要真正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解，仅仅靠实现抽象的哲学世界观的改变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打碎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人所遇到的自然界是为社会所改造过的自然，是服从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的，这种合理性越来越变成技术的、作为工具的合理性，并且服从于资本主义的要求”（马尔库塞语，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45页），只有通过利用技术方面的成就，把人与自然界从为剥削服务的破坏性滥用中解放出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在于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同时为了维系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他们把生产和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作为其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进而模糊资本主义制度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资产阶级利用广告、大众新闻媒体等大力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把广大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商品消费中，把商品消费等同于幸福本身，并在商品消费中实现其自我价值的确证。而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科学技术的这种意识形态功能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由于科技进步，财富增加，资产阶级利用大众新闻媒体和广告，引导人们盲目地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在全社会范围内制造一种和人的生存无关的“虚假需求”。在这种“虚假需求”的牵引下，人们逐渐丧失了和自身自由、解放直接相关的真实需求，其兴奋点和价值追求被引导到了消费领域，造成对政治意识的不断淡漠和弱化。
其次，由于科学技术理性盛行，整个西方社会盛行工具性的实证思维，使人们形成一种程式化的思维方式，越来越屈从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体系，丧失了人所固有的批判向度；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了无对立面的单向度社会，人也成了畸形片面发展的单向度的人。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生产的目的和本质是为了资本追求其利润，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会改变其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还通过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和提倡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断地强化社会和人的片面畸形发展，最终导致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就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本·阿格尔语，转引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94页）异化消费并不是人的真实需要，其内容和发展方向最终取决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和控制人们的消费需求的双重现实，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存在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必然会不断地走向紧张，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呢？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为了避免强化生态危机，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根本性变革。一是改变现行的生产模式和社会组织，实行“稳态经济”：“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转而采取一种较分散、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同上，第476页）二是需要改变生产、消费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新的消费价值观和需要价值观。
所谓“稳态经济”，就是指既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害生态系统，使人和自然得到和谐的发展。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实现“稳态经济”。对此莱斯指出，实际上已经存在着有关“稳态经济”的论述和传统。这一传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的，主张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要稳定化，因为人们在自我实现的机会方面和生活愉快的程度方面的差异，并不能通过物质总量的增加来改变，而只能通过建立合理的社会组织来改变；二是由傅立叶、马克思、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所论述的“稳态经济”，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独立存在的意义，要求通过正确解决劳动与消遣、闲暇活动的关系，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把需要的满足建立在生产过程中而不是消费过程中，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真正满足具有丰富的意义。莱斯则要求将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他指出，商品交换本身并没有什么邪恶，因此并没有什么理由去消灭商品交换本身，需要消灭的是使消费成为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的商品交换。之所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异化的状态，就在于人们完全是根据过度甚至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这导致了工业生产的日益集中和人们对它越来越强烈的依赖，阻碍了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的发展。因此，必须提出社会替代方案以改变人们的这种异化生存状态，而这种社会替代方案的本质和目的并不是让大部分人回到过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而是要有意识地舍弃集中生产的某些值得怀疑的“效益”，从而改变个人对庞大的工业经济制度结构的依赖，把现代技术分散地运用于环境之中，改变当前人们集中于能源密集型的城市生活的状况。同时，这种改变也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个人都采用一种特殊的单一的生活方式，而是通过运用现代科技的创造能力更公平地分配物质和文化成就，让人们有比现在更富于吸引力的其他种种选择，最终创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在这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里，经济增长并非总是衡量社会发展的评判标准，其本质在于要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改变以占有和消费商品量作为评判幸福的标准，使满足需要的问题不再完全看作是消费活动的功能。
本·阿格尔则强调，日益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并不了解消费者的真正需要和爱好，它是通过高度调节和操纵消费者实现其管理的，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极权主义，把社会政治制度的所有决策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在资产阶级大众新闻媒体的牵引下，为了逃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把幸福和自由寄托于劳动之外的商品消费和闲暇时间中，由此形成一种对经济不断增长的期望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应享意识”，这必然会进一步强化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限制之间的矛盾。生态危机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决定了日益集中的生产和管理体制是无效的，本·阿格尔把这称为“生态命令”。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代之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基本特征的“稳态经济”生产体系和管理方式。
“稳态经济”的核心，是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运用于生产过程，同时又运用于社会政治过程：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会真正产生革命性的变革。“分散化”和“非官僚化”运用于生产过程，就是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实施小规模中间技术，因为人生活的目的并不是无止境地获得商品，而是要协调好人的需要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日益集中和规模不断扩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求改组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关系，通过小规模技术的运用，民主地组织和调节生产过程，使人们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运用于社会政治过程，就是要求工人直接参与对生产过程的管理，从而激发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破除劳动和闲暇时间二元对立的价值观，进而将自由和价值的体验寄托于劳动过程中而不是消费活动中。因此，实施“稳态经济”需要如下四个方面的保证：首先，必须把资源耗费限制在一种可以维持而又能有效利用的限度之内，甚至可以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耗费，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稳定的经济发展；其次，必须使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但这种满足要不以损害生态系统为前提；再次，倡导环境道德，反对那些旨在使资本家牟利而损害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强调产品应具有耐用、简便、易于维修和易于回收的特点，使回到环境中的废物尽可能减少；最后，确立人类新的道德价值观，破除“异化消费”，把劳动和闲暇统一起来，使创造性的劳动成为自由和幸福的源泉。
四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价值观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是技术理性批判。他们将当代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首先归因于以“控制自然”为特征的西方哲学世界观。在他们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把人看作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把人类的使命归结为不断地认识自然，进而控制自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哲学根源。其二是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他们认为，生态危机之所以得不到根治，甚至越来越严重，其原因就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人类本质力量象征的科学技术必然反过来成为支配和奴役人的工具。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和本质就在于保护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整个社会和人的发展向度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的需要，完全受资本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不可能真正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人类，而只能是服从和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需要。这样一来，“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异化为了“阶级中心主义”、“地域中心主义”。因此，要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为人类谋福利的工具，就必须首先打碎资本主义制度，用“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取而代之。其三是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他们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故意制造出来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广大群众沉醉于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异化消费中，弱化其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必然会进一步强化当代生态危机。其四是树立新的需要和幸福观念，使人们从受支配、被牵引的需要中解放出来，把对幸福的追求和确证建立在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而不是异化消费中。以上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完整内容。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学相对于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特质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西方“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认为，当代世界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西方文化的哲学传统——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将人类看作是宇宙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一切事物的价值只具有相对于人类的工具价值，人类之外的自然及其存在物被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其结果导致科学技术的滥用。这一生态伦理由此以功利主义伦理学、康德道义论伦理学以及现代生态学的系统理论为基础，相继提出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论证人之外的自然及其存在物也具有内在价值和权利，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就在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此对应，“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既反思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的自我观念和需要观念，同时也指出生态运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捍卫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则生态运动将丧失其内在的动力和基础。因此，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不仅不在于是否承认人之外的自然及其存在物具有内在价值和权利，而在于立足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彻底贯彻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虽然都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揭示了传统人类中心论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科技理性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是它们都脱离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把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归结为“是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的抽象价值争论，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则始终坚持把技术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它们也并不否定发展科学技术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必要性，而只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必然会异化为统治和奴役大众的工具，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会演变为“阶级中心主义”，人的需要必然不是自主的、合理的需要，而只能是被资本所控制、所支配的需要。因此，生态问题、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摆脱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的支配，正确处理劳动、消费、需要与幸福之间关系。应该说，其理论更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更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生态问题的本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价值观对于后发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建构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生态经济伦理，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不可否认，“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的抽象价值争论，有利于人类认识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危机，但是由于它们始终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谈论生态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因而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抑或故意绕开当代生态问题的症结。当代生态问题的症结在于：只要存在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的存在，生产的目的和消费的方向就必然要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的需要，技术理性就必然要发生异化。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强调的人类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谈论的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也根本无法得到尊重。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存在物，包括人的价值和尊严都不得不屈从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提倡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的同时，却一方面不断地向后发国家转移具有污染性的产业，甚至转移其生产和生活垃圾；另一方面又以环境保护为借口，对后发国家实行“绿色贸易壁垒”，其核心点正在于捍卫资本的利益。从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学科发展的现状看，我们主要还处在引进、评介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生态伦理学理论体系还处于探索过程中。但从我国学者所认同的生态伦理价值观看，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认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并认为这种生态伦理价值观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伦理价值基础（参见刘福森；傅华）；另一类是认同西方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价值观，要求建立以生态为本位的现代经济学（参见余谋昌；刘思华）。它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西方两种类型的生态伦理学之间的争论在当代中国的回响，实际上只是被动接受西方生态伦理学的某一种流派，无法揭示当代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实质，更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因此我们主张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必须引入制度的维度，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
首先，从当代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实质看，生态问题并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价值观所造成的。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建立在人类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基础上的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从来没有被实践过，真正实践过的只有“阶级中心主义”、“集团中心主义”和“地区中心主义”，因此我们不能将当代生态危机归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当代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资本追求利润、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先发的现代化国家，他们不仅耗费了人类主要的自然资源，而且在其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和完成阶段，他们还通过使用暴力和殖民活动掠夺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自然资源，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他们的环境污染。而在其现代化完成以后的现时代，发达国家又利用他们所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破坏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来获取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因此当代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的责任首先应归之于发达国家，他们理应为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决定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建构不应该离开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度正义的诉求。
其次，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必须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前提和基础；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合理性与否，最终则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当社会生产的目的是建立在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之基础上时，社会发展的向度、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向度就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不正义性造成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和扭曲，同时也决定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和扭曲。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和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这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品的分配和自然资源的分配必然是不合理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主张后发国家应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霸权话语的束缚，将制度维度引入生态伦理学，立足于从生产制度正义、分配制度正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正义三个层面来建构当代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从生产制度正义的层面看，只有当生产的目的不再服从和服务于交换价值，而是始终定位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并且不断地提升和发展这种需要的时候，物质生产的发展才能真正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类才能摆脱狭隘自我利益的限制，从偏执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感受劳动创造过程的自由和欢欣，为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奠定基础。从分配制度正义的层面看，主要应当考虑社会产品和自然资源分配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实现占有社会产品和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与承担生态责任伦理之间的统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正义的层面看，针对建立在“地域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要求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发达国家为缓解当前人类生态危机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为了应对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这一共同利益，我们应该展开南北对话，为废除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作不懈的努力。这三个层面的努力都是向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和谐交融，即“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已主义性质，而自然畀失去了自己的纯粹有用性”（马克思语）这一崇高目标迈进的，因此有着远大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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