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论我国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古老而年轻的档案利用工作
在档案产生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使用种种原始的记事方法，诸如结绳、刻契、图画、口耳相传等，来帮助自己记忆、保存、传递信息。只是这些记事方法没有文字相助，难以准确地反映思想、完整地记录事件。而档案则不然，它凭借文字，能够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所以，档案一出现就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渐取代了种种原始的记事方法，成为我们的祖先跨入文明时代表达思想、交流经验、记录事实的几乎是唯一重要的知识载体。不断发展中的记事需要，正是档案产生的强大动力。
众所周知，档案的产生与国家的出现差不多同时，档案一经出现就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维护统治的工具。由此可知：顺应了利用档案的需要而产生的档案，从一开始就决非只是供观赏的摆设，档案和档案工作形成之时，应当是档案利用工作诞生之日。
我国夏代的档案，迄今没有发现，如何利用，不敢妄言。
考古发现的商代甲骨档案，集中保管、分类贮藏、排列有序（注：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8-30页。），应当与当时方便利用的考虑不无关系。
西周以降，迄于明清，史籍记载渐多，人们得以了解不同朝代的档案利用工作。归纳起来，我们大体上可以把这一阶段的档案利用工作分为三类：
第一类：资政。早期的档案，几乎是清一色的官府文书，用于资政乃是必然之事。周宣王“料民太原”、隋文帝“大索貌阅”，均是凭借旧档案搜括隐匿民户，事成后建立新档，控制人口，加强自己的统治。叔孙通定朝仪、唐代凭甲历授官铨选，也莫不是统治者利用档案处理国家政务的适例。
第二类：育人。在档案几乎为唯一重要的知识载体的时代，统治者教育培养后代的唯一可以依凭的教材，不外乎档案。我国历史上所谓“学在官府”的时期，情况更是如此。即便孔子以后“学下私人”，至少在孔子时代，仍是以档案为基本教材的。这从孔子编订《六经》均取材于档案可以窥见一二。之后，诸子百家各种著作衍生，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以档案作为教材来育人这一点似乎逐渐淡化。但是，从秦代以吏为师，直到朱元璋在太子读书的地方大本堂置放档案，让太子早早熟习政事，以及他编制《大诰》颁行天下，教民趋吉避凶等事例来看，以档案育人的观念，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并没有消失。
第三类：编撰。中国古籍汗牛充栋。自《六经》以下，以档案为素材编撰而成者数不胜数。众多史籍，包括方志，如果离开了档案，几乎无法成书。被誉为先秦科技百科全书的《考工记》，堪称最早记载了我国四大发明中火药、指南针制造、使用情况的《武经总要》等科技、军事书籍，如果离开了档案，又何尝能够成书？
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进入民国以后，旧的传统继承了下来：官修前期国史，即是一例。清代编辑档案的惯例，在北洋政府的一些国家机关中发展得更加系统化，又是一例。与此同时，新的因素也在滋生：档案的整理引进了较为科学的方法，档案利用工作也随之发生了若干变化，如汇编档案虽属已有之旧事，但档案目录的出版则属创新之举，而公布有历史档案的期刊《文献特刊》的创办，则更是前所未有之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整理、汇编历史档案的文化学术团体之多，也仅见于这一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视，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随着历史档案的开放，更是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到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查阅档案和资料的情况，有如下表所示（注：马仁杰：《论影响我国档案利用的因素》，《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3期。）：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前有落实政策的高峰，后有利用档案编史修志的高潮，至90年代中期，两个浪头过去，而利用档案的人次和数量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这说明前来档案馆查阅档案的执头仍然未减。
与此同时，各级各类档案馆编辑的档案资料，仅仅是公开出版的，1981年就有20种，约1339万字；1990年达425种，约27861万字；到1995年，更达495种，约37942万字（注：马仁杰：《论影响我国档案利用的因素》，《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3期。）。
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中后期，随着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高新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档案和档案工作，包括档案利用从内容到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大量产生和快速传送，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在快速融入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同时，档案利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一改变在目前主要表现为网上公布档案信息、网上借阅和网上咨询等。我们相信，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还将继续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从而使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超越前代，方兴未艾”。
二、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
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全国出现了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随之也开始了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注：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186页。）当时，全国档案工作虽然经过了建国初期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很多人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档案工作的管理不集中，制度不统一，方法不科学，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员量少水平低，致使档案管理不善等现象大量存在。这种状况，很不适应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对档案利用的迫切需要。为此，1956年3月27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同年4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这个《决定》，4月21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社论。
该《决定》明确指出：“国家的全部档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都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文书材料，都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财富。档案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统一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度，科学地管理这些档案，以便于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利用”。（注：裴桐：《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554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这一《决定》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档案利用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也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创立。尽管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分析，该《决定》有其明显的时代性和局限性，譬如，它认为档案仅仅是便于为国家机关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提供服务，忽视了档案更应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服务的内涵，并由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档案工作的相对被动和封闭，进而造成整个社会档案意识的薄弱。但是，理论毕竟是理论，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只能是一种指向真理的运动，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亦是如此。我们不应脱离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背景，用挑剔的眼光武断地评判初创时期的我国档案利用理论所不可避免地具有的局限性。
1959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我国著名的档案学家吴宝康教授发表了《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一文，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首次明确地提出档案的保管和社会的利用是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档案利用是档案工作诸环节中的主要环节，利用是中心，利用是目的，并说这是我国档案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
1961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吴宝康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档案工作矛盾问题的探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笔记》。该文是吴宝康教授《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一文的继续和发展，它更深入、更全面地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问题。该文认为：档案文件收藏和供用之间的矛盾是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供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推动档案工作向前发展的最有力、最活跃的因素，因而也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档案收藏工作与供用工作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档案工作自身存在着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内部矛盾；档案工作的客观需要，即社会对档案的利用需求，这是外部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发展变化影响着档案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档案管理学》。在论述档案利用的章节中，该书详细探讨了档案利用概念的内涵、档案利用工作的地位、档案利用工作的服务方向、档案利用与保密的关系、开展档案利用工作的前提条件等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内容，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对档案利用概念的分析和阐述。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形成的时间，与欧美国家基本一致，从初期理论内容和体系来看，甚至可以说略高于欧美国家档案利用理论的同期水平。我们认为：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的颁布、吴宝康教授《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和《关于档案工作矛盾问题的探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笔记》两篇学术论文的发表以及新中国第一部《档案管理学》的出版，是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形成的显著标志，它们宣告着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诞生。
三、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
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起步虽然不比欧美发达国家晚，研究水平和成果也并不逊色于它们，有些方面甚至略高于它们，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由于“左”倾思想的泛滥，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在档案工作领域中片面强调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阶级性和机要性，片面强调档案工作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认为“以利用为纲”是修正主义的方针，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产物，致使全国的档案利用工作遭受到巨大破坏，作为反映这一工作发展的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也随之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否定。从此，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这是导致我国档案利用理论落后于欧美国家的主要原因。
1978年12月，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获得了新生。这种新生的表现之一，就是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召开的档案工作路线是非座谈会，这次会议重新提出了档案利用工作是档案工作中心的思想。然而，对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80年5月23日至6月6日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的省级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曾三同志在会上做了《加强档案馆的恢复和整顿，积极开放历史档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讲话。会议“集中力量讨论档案馆怎样加强档案的基础工作，积极开放历史档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服务的问题”（注：曾喜琛：《历史档案开放与档案史料编研》，《上海档案》，1998年第6期。）。这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档案，除极少部分限于在一定范围利用外，其他一律向社会开放。这种在全国范围内开放历史档案，即档案利用工作从过去单纯地为特定机构服务转变为向社会开放，是一种质的飞跃，标志着我国档案利用工作开始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被动服务转向积极主动服务。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开放思想和开放精神的确立或许远比开放历史档案本身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从此以后，随着全国档案利用工作的蓬勃开展，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1981年11月，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同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档案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开创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新阶段，一批档案理论工作者就我国当时档案利用问题提交了具有相当理论水平的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我国历史档案的开放问题，反映出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实现了对档案利用工作从利用到开放这一根本转变的理性认识和总结。
1985年，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解放思想，加快步伐，积极创造条件，开放一切应该开放的历史档案，使开放历史档案的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服务”（注：罗辉：《档案信息开发与利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289页。）的档案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所谓进一步开放历史档案，一方面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历史档案的范围，这就是除了继续开放建国以前的历史档案以外，还要准备对建国以来满30年的档案，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实行开放；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扩大利用历史档案的对象，即除了向机关、团体、学校、研究部门开放以外，还要向整个社会开放，允许公民利用档案，还要在保护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继续向外国学者开放历史档案。
1986年，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就开放历史档案问题作出批示：“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包括对国外开放），势在必行，这是繁荣我国学术事业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要求，各国的通例我国不能例外”（注：罗辉：《档案信息开发与利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289页。），“这对于我国长期以来封闭式的档案管理方式是一大改革”（注：罗辉：《档案信息开发与利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289页。）。
档案工作指导思想与方针的确立，特别是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任务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和提高。
1986年5月15日，吴宝康教授在石家庄档案学术会议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档案利用理论，丰富发展档案科学”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他论述了档案利用理论在档案工作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利用理论的思想基础、核心内容以及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同年10月，吴宝康教授说：“现在，已经到了有必要、有可能提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中心课题的档案利用理论的时候了。对于档案利用工作从利用到开放、开发过程的演变和发展，加以科学的描述，也就构成了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线索”。（注：吴健 珊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档案学——论吴宝康教授学术思想（三）》，《档案与建设》，1998年第11期。）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规定了档案利用与公布的原则，为档案利用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准绳，促进了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1988年3月22日，吴宝康教授又说：“对于利用问题，档案部门先提‘利用’，后来提‘开放’，到现在又提‘开发’。我认为从利用到开放，到开发，这是对档案问题认识的深化与发展”（注：吴健 珊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档案学——论吴宝康教授学术思想（三）》，《档案与建设》，1998年第11期。）。
1989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邓绍兴、陈智为两位教授主编的《档案管理学》高校文科教材。在该书第六章“档案的提供利用服务”中，详细地阐述了档案提供利用工作的含义、开展档案提供利用工作的理论基础、档案提供利用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档案提供利用的途径与方式、档案咨询服务、档案用户调研和开放档案等，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1993年9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校文献情报学系罗辉同志编著的《档案信息开发与利用》一书。该书系统地阐明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基本理论、原理、原则和方法，内容涉及档案信息系统的构成，档案信息开发的程序、规律、条件、方式和方法，档案用户研究和信息反馈，档案利用理论概述等。这既是我国档案理论工作者对信息时代的到来所作出的积极敏锐的反应，又是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进行大胆探索和认真梳理的尝试。
1995年，吴宝康教授在《略论利用与编研》一文中说：“最近，我在利用与基础工作的关系上，主张用三句话来概括我们的认识：这就是以管理（包括收集、整理、保管和保护等）为基础，以利用为中心（目的、主导），以服务为根本（方向）。以此作为我们从全局出发的宏观管理的指导思想。它是辩证的、全面的，在贯彻执行时，应视各地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注：吴宝康：《略论利用与编研》，《航空档案》，1995年第1期。）。
1996年，吴宝康教授在《当代我国档案工作的重要文献》一文中说：“我是以利用为纲的思想理论的坚持者，甚至可以说我是个‘利用为纲论者’”（注：吴宝康：《当代我国档案工作的重要文献》，《档案与建设》，1996年第7期。）。“我始终认为利用为纲作为方针来说，随着实践的发展是可以改变并提出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新方针的，但作为思想理论来说，我们是不能丢弃的。‘利用为纲’不能丢弃的思想理论内容主要有：(1)利用是目的，利用是主要环节，是中心，是重点，是关键，收集、整理、保管等是基础。(2)档案工作的根本性质是服务，这是档案工作本身所含的矛盾特点所决定的。(3)档案必须利用，通过利用来充分发挥其作用，为社会服务，并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方面紧密联系起来，实现档案自身的社会价值。包含着上述思想理论内容的‘利用为纲’是历史实践留下的思想财富，不仅不应抛弃，而且还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丰富它，使它更完善成熟起来”（注：吴宝康：《当代我国档案工作的重要文献》，《档案与建设》，1996年第7期。）。可见，吴宝康教授是何等地重视“利用为纲”这一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核心内容，他对于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的确确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9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面向全国招标《现代档案利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是年，全国有38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档案实际工作部门参加竞标。最终，该研究项目为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档案学系青年教师马仁杰副教授所中标。目前，该项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如《论影响我国档案利用的因素》、《新形势下我国档案利用工作的对策》、《关于徽州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的若干问题》等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对丰富和发展我国档案利用理论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99年5月5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修订、颁布和实施，国家档案局经国务院批准，适时地修改并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修改后的《档案法》和《实施办法》针对我国档案利用工作中发生的随意公布档案造成国家秘密失、泄密以及构成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等行为，补充规定了档案公布的几种行为。补充的行为有利用电子出版物或利用公众计算机信息网络等首次向社会公开档案的内容，同时规定了公布档案记载的内容，也是公布档案的行为。这样规定，可以有效地控制档案利用工作中随意公布档案的行为，对违规者亦容易依法进行处理。
2000年3月18日，总参兵种部档案馆杜长安和李洪两位同志联合署名，在2000年第2期《档案学通讯》上发表了题为《档案工作 走近人民》的长篇优秀论文。该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大声疾呼我国的档案利用工作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更应该为公民个人服务，并指出“档案为公民个人服务，并不仅仅是指维护公民个人的物质利益，它还包括关注公民个人特有的精神需求，档案要为公民提供根源感、身份感、荣誉感和集体记忆”（注：杜长安 李洪：《档案工作 走近人民》，《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2期。）。这是新世纪有关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的振耳发馈之作，它引起了我国档案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获得了几乎一致的好评。因此，可以认为，该文是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发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之作。
2001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耿生教授编著的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之一《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该书内容涉及开发利用档案的重要途径——编纂公布、必要措施——鉴辩真伪、最高形式——编史修志三个方面，对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的发展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作用。
总之，我国的档案利用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善，体系日益成熟，并逐步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特色。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现代高新信息技术的应用，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时代的来临，我国档案利用的方式、方法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如何面对这种挑战，尤其是如何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提供档案利用服务，这就要求我国档案利用理论工作者应加强对网络技术、网上利用规律、网上利用者的特点等的研究。我们相信：对这些新挑战及时、准确的回答，将会使我国档案利用理论研究在21世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