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工业化发展进程与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论文,发展进程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的发展轨迹，大体上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1979—1988年以消费需求扩张为特征的“轻型化”发展时期；一是1989年以来逐渐转向以投资需求拉动为特征的“重型化”发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主导经济增长的产业具有明显差别，国民收入的积累、消费和投资的宏观总量特征也极为不同，比如在“轻型化”发展时期，由于居民收入被主要用于消费，所以需求扩张以消费为主，产业增长以农、轻等消费产业为主体；而进入到“重型化”发展时期，居民收入大量转换成储蓄，国内储蓄率显著提高，需求扩张就发生了从消费为主向投资为主的变化，产业增长也从“轻型”特征转换为“重型”特征。不仅如此，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甚至还影响到体制特征，在“轻型化”发展时期为主的80年代，改革主要集中在培育和发展商品市场，而进入到“重型化”发展时期的90年代，改革则推进到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的深层次。有鉴于此，为了正确处理好今后一个时期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总量与结构的关系、稳定与增长的关系，准确把握目前福建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与基本判定指标
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通常是从工业化进程的角度来进行的。所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往往被当作同义语。工业化的内涵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机器大工业占据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或从以落后的农业为中心向以先进的工业为中心的转变过程。
借鉴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和研究成果，从产业演进的角度和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工业化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即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工业化的起飞阶段，即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第三阶段是工业化的成熟阶段，即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已经全面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一般称为超工业化阶段。
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尽管其选择的道路、战略各不相同，但从一些经济变量的变动来分析，仍可以发现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若干指标的变动上。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阶段划分主要表现在工业结构的变化上，而工业结构演变又与人均GNP的变动有一定的相关性。一般来说， 人均GNP水平越高，工业化程度也越高。在工业化初期、中期、 后期以及超工业化阶段，该指标的标志性数值大体为：300美元以下、300 —1500美元、1500—10000美元和10000美元以上。
2.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工业化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劳动力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不断转移的过程。一般来说，工业化程度越高，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就越低，但在工业化不同阶段其递减速度有很大区别，在工业化初期、后期以及超工业化阶段速度较慢，工业化中期速度最快。在工业化不同阶段该指标的标志性数值大体为：80%、50%、20%和10%。
3.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制造业是工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业化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制造业的成长和壮大。用制造业而不用全部工业来衡量工业化，可以避免因各国自然资源蕴藏贫富不均造成矿业部门比重大小不同带来的不可比因素。该指标在工业化初期提高的幅度比较缓慢，在工业化中期增幅明显提高，在工业化后期变化已不十分明显，而进入超工业化阶段则开始停滞或下降，大体稳定在20%左右。在工业化不同阶段该指标的标志性数值大体为：5%、20%、30%和20 %。
4.机械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工业化进入到一定阶段后，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制造业内部结构也出现新的变化，主要生产投资品的机械工业地位越来越重要，反映其相对地位的占制造业的比重就成为划分工业化阶段的重要指标之一。该指标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变动不是很明显，在工业化后期和超工业化阶段增加较快。在工业化不同阶段该指标的标志性数值大体为：5%、20%、30%和40%。
5.贸易结构，这里主要用出口总额中机械及运输设备所占的比重来表示。一国的贸易结构与工业结构关系极为密切，或者说，贸易结构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结构决定的，因而借其可以比较清晰的观察一国的工业化阶段和水平。该指标在工业化初期基本为零，在工业化中期大多数国家的提高幅度也不是很大，增加最快的是在工业化后期和超工业化阶段。在工业化不同阶段该指标的标志性数值大体为：1%、10%、30 %和50%。
6.城市化，即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相对份额。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是在工业化之后出现的，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该指标在工业化初期、后期以及超工业化阶段变动很小，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 在工业化不同阶段该指标的标志性数值大体为：10%、30%、70%和80%。
二、福建经济所处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
为了对目前福建经济发展所处的客观阶段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概括，我们借助上述国际上通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基本判定指标，对福建工业化所处阶段作一描述与判断。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若国民生产总值以1990年不变价格为基础，按80年代平均汇率3.155折算美元，1994年福建人均GNP达1166.3美元；按90年代以来平均汇率5.1折算美元，则1994年福建人均GNP达721.5美元。若国民生产总值以当年价格为基础，按90年代以来平均汇率5.1折算美元，1994年福建人均GNP达1069.4美元。 综合上述三种不同的计算结果，目前福建人均GNP在700—1100美元之间，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建国初期的1950年福建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90.6%，至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这一比重为77.7%，28年间仅降低了12.9个百分点。1978 年以来是福建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比较快的时期，至1994年这一比重已降为51.3%，16年间减少了26.4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到有相当一部分在乡镇企业等务工经商的农民由于其在非农产业的工作不是很稳定仍被统计到农业劳动力中，以及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未被统计到非农产业中，目前福建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的实际水平要低于50%，与工业化中期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现有的统计年鉴中暂时还无法直接得到这一数据，我们根据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等有关统计数据进行匡算，结果是，1994年福建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在32—33%之间。从匡算的结果来看，这一比重大大超过了工业化中期的平均水平，与工业化后期的平均水平相当。应当看到，这一数值并不能完全反映福建工业化的实际，其一是福建第三产业不发达，相对拨高了制造业的比重；其二是福建工业企业兴办的第三产业有相当一部分被统计到第二产业内。因此，福建制造业所占比重的实际水平要比匡算的结果低一些。
——机械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若从工业总产值的角度衡量，按乡及乡以上工业口径计算，1994年福建机械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为23.3%；若从工业增加值的角度衡量， 按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口径计算，1994年福建机械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为21.7%。综合上述两种不同口径的计算结果，可以认为目前福建机械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工业化中期的平均水平。
——贸易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在福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1979—1994年对外贸易总额平均每年以29.9%（按美元计算）的高速度增长，对外贸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5.3 %猛增到1994年的67.5%。在对外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口的初级产品份额由1985年的44.7%降到1994年的18.5%；工业制成品份额则由1985年的55.3%增加到1994年的81.5%，其中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5.7%提高到1994年的16.1%，变动较为显著。尽管从统计数字来看福建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所占的比重已达到工业化中期的平均水平，但是，也应当承认，目前福建大多数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很低，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一些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城市化。改革开放以前福建城市化进展十分缓慢，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54年为18.8%，1978年为19.1%，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城市化水平和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85年达到42.8%，1990年上升为56.6%，1994年则进一步提高到82.6%。近几年福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城乡建制的变动较大。总的来看，福建城市化水平与其他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与工业化后期以及超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城市化水平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以上数量分析的结果，就总体而言之，目前福建的工业化水平大体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三、加速福建工业化进程的战略选择
综前所述，从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判断，福建目前正处于初步工业化之后的工业化加速阶段；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福建目前正处于从低收入走向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福建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从城乡居民解决温饱实现小康走向中等富裕的消费需求出发，以满足新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为目标，一方面重点加强“瓶颈”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振兴支柱产业，培育高技术产业，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加速工业化的阶段；另一方面重点解决农村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缓解二元经济矛盾，进而实现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换。为了完成好以上任务，在今后15年福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必须把握好以下几点：
1.大力充实基础结构，努力缓解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对整个经济增长支撑能力不足的问题是经常困扰福建经济发展的一个老问题。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看，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对外开放的推进，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如不及时改变基础设施、基础产业薄弱和滞后的状况，其供给短缺的矛盾也将进一步加剧。因此，必须下大决心，集中必要的力量，加快交通、通信、能源、重要原材料的发展。一是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过程中，要强调突出重点，解决主要环节的矛盾；要搞好合理布局，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二是拓宽融渠道，建立新型融资机制，增加基础性投入。在这方面，福建可以把重点放在扩大利用外资方面，努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除了对关系国计民生且易于形成垄断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一般不允许外商独资经营或控股外，其它的可以放宽外资进入的限制。三是按市场经济原则理顺价格体系，建立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新的价格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逐步提高基础产品价格，并可以根据不同的投资者实行较灵活的价格政策。四是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多种经济成份采取联合投资、股份制等办法，促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
2.加快发展支柱产业， 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民经济的振兴。80年代福建经济的较快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和轻纺工业的迅速增长，对整个经济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今后15年福建要再上新台阶，必需要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确立起新的支柱产业。近几年来，随着对福建省情和福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石化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工业等被作为支柱产业明确提了出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快支柱产业的发展，使之迅速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更好地发挥其促进福建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民经济总体素质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支柱产业的发展单靠市场发挥作用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何况目前这些产业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投资过于分散、规模不经济、技术水平低、产品价格过高等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支柱产业发展规划及其配套的产业政策来解决支柱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要根据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切合福建实际的产业结构政策，明确今后一个时期支柱产业发展方向、任务和重点及其配套的政策措施，有效地引导福建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要遵循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制定符合“规模优先”原则的产业组织政策，明确不同支柱产业内企业进入的起始规模，限制小型企业的无节制进入，合理引导福建产业组织结构调整。
3.积极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实现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换。如何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是工业化的核心内容。由于福建二元经济结构差别过大，这一工业化任务就显得更为艰巨和重大。实现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的难点在于如何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主要走了一条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路子。但是，由于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脱节，一方面使以城市为依托的第三产业难以发展起来，大大降低了农村工业化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一方面失去城市依托的乡镇企业难以发挥工业化聚集效应，严重影响了自身的成熟和发展。为了加快福建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积极推进农村工业化、城市场化。为此，在经济发展战略层次上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实行城乡双重工业化协调发展，即通过城市工业走向高级化，为农村工业让出传统领域，以此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二是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城市化发展原则上应以中小城市为主，但对不同地区要有所区别：人口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的闽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应以中、大城市为主；人口稀疏、经济相对落后的闽西北山区，则应走中小城市化，并适当发展小城镇的道路。
4.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拓宽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回旋余地。改革开放16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不自觉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最大限度地使福建经济逐步转向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就很难把加速工业化进程的要求变成现实；不积极地吸收与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促使福建经济不仅有量的增长更具有质的提高，就很难走出一条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路子。从今后一个时期来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是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搞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阶段性调整，在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广度和深度的同时，对外贸易要由“过度贸易”向“适度贸易”转变、由完全“出口导向”向“鼓励出口与适当进口相结合”转变、由“数量型出口”向“质量型出口”转变；与此同时，加快实现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和其他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有机结合，实现商品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一体化协调发展，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与经济合作。二是搞好利用外资战略的结构性调整，在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利用外资要从相对被动引进为主转变为有选择地主动引进为主，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变为重质量、上规模为主，从吸收中小型外资为主转变为大中小型外资并举，从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转变为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对外借款与重点企业（项目）海外直接融资并重，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与此同时，要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通过有条件地适当开放国内市场，把外资更多地引导到农林水利开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以及现有企业技术改造上来，使利用外资向高层次、宽领域、纵深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