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收益、绝对收益和对外援助——二战后援助国收益偏好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益论文,战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的收益偏好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中的一个焦点。本文认为这个争论本身就存在问题。国家追求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可以被视为一个进化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国际关系力量格局的演变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政治议程的转换是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本文从这个理论假设出发，以二战后这一时段中的对外援助现象为案例，对援助国收益偏好进行分析，以探查其历史演进及内在逻辑。
一 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争论
关于国家追求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这一争论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尤其突出。一般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假设国家主要关注其绝对收益，而对其他行为体是否会在合作中得到比自己更大的收益并不担心。①因而，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野中，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不管合作是否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收益，它至少给一个信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带来了绝对的收益。作为“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国家不关心其伙伴是否得到了更多的收益。②而在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者那里，国家追求的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相对收益比绝对收益更为重要”。③因而，在结构现实主义的视野中，国际合作让位于国际冲突。④合作会带来收益，而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使任何一个国家从合作中受益都有可能会成为对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
表面上看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乎在国际政治理论的前提假设上存在基本的共识。他们都承认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假设，却由之演绎出不同的结果。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正是来自于两者对这一前提的不同理解。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所谓无政府状态意味着一个能够维持规则和保证承诺得以履行的中央权威的缺失，欺诈成为阻碍合作的最主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会受到欺诈所带来的收益的诱惑而放弃合作。因而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就是探求国际机制在促进合作中的作用。而在现实主义者那里，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不仅意味着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来保证国家承诺的履行，更关键的是无法阻止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因而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不仅造成合作的失败，更关乎国家的“生存”。对于一个追求生存甚于追求福利的国家而言，关注相对收益是理所必然的。⑤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相对收益—绝对收益问题上的争论并非完全泾渭分明。在新现实主义阵营内部，对于国际合作和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有不同的看法。作为结构现实主义阵营内部的新兴流派，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比防御性现实主义更加强调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米氏认为对相对收益和欺诈的担心是国家之间合作失败的主要原因，安全竞赛是国际政治中的强大逻辑。⑥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虽然也承认相对收益，但并不认为其必然会造成合作的失败。⑦例如格拉泽的“因情况而变”的现实主义(contingent realism)可以视为一种调和的努力：他坚守现实主义者对相对收益的关注，排斥国际机制等因素的影响。但同时他也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竞争偏见”(competition bias)进行了批判，试图搭起相对收益和国际合作之间的桥梁。⑧
正如杰维斯指出的，新自由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这场争论被夸大了。⑨鲍德温也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相对收益—绝对收益问题上的立场并不能截然分开。⑩如果以相对收益—绝对收益为参照系对理论进行划分的话，则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相对收益，新自由制度主义关注绝对收益，而防御性现实主义介乎两者之间。(11)
从无政府状态的前提假设出发，在相对收益—绝对收益的问题上，不同的理论走向了不同的逻辑终点。这一点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中的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出于对这个矛盾的不满，也出于整合理论、使之与国际关系现实相契合的需要，一些研究者寻求将国家对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追求纳入单一的理论框架之内。鲍威尔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试图用一个简约模型将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整合起来，认为它们分别是在同一个模型中不同变量影响下的两个特殊结果。他假定国家都是追求绝对收益的，但是这一特性受到无政府状态的限制。在军事力量使用性高的时候，国家追求相对收益，放弃合作，这符合新现实主义的假设；而在军事力量使用性低的时候，新自由主义更有发言权。(12)施内德从力量均衡的角度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他认为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分布和国家数量决定了国家的收益偏好。在两国或少数国家博弈，以及多极但力量不均衡的情形下，国家会更关注相对收益，而在力量分布大致均衡的多极格局下，国家可以通过结盟等手段相互制衡，因而可以不必特别关注相对收益，进而合作成为可能。(13)
自从华尔兹将国际关系理论提升到一个高度简约的理论化水平以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们的工作大都试图维持这种理论的严密性和逻辑一致性。试图将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统合于单一理论框架的努力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可是综观各学派在相对收益—绝对收益问题上的争论及整合，我们会发现研究者们在追求理论严密性的同时却忽略了议题的转变和进化维度在相对收益—绝对收益问题中的意义，导致了理论的形而上学化。
在相对收益—绝对收益的问题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各流派的观点至少有两处不足。
首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共同的逻辑起点出发却走向不同的终点并非仅仅由于他们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不同。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分歧正是由于他们试图解释不同领域的问题。关注相对收益的文献大多讨论的是军事安全领域的议题，而关注绝对收益的文献大多与国际政治经济相关。以鲍威尔为例，其所谓“军事力量使用性高”其实就是与国家生存密切相关的军事安全领域，而“军事力量使用性低”无疑指的是经济贸易环境等领域。杰维斯认为进攻性、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分歧“至少部分是由于他们研究的是不同的世界”。(14)相对收益—绝对收益辩论的参与者们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米尔斯海默在批评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收益偏好理论时就指出：“对国家根本利益相冲突且任何一方都不认为能从合作中获取收益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没有什么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关心如何使自己之所得超过对手所得”。他认为自由制度主义忽视了安全事务领域而专注于经济、环境领域，是建立在国际政治可分为安全事务和政治经济事务两个领域的假设之上的。(15)然而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者在关注安全事务领域的同时也回避了发生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大量经验事实。这一逻辑漏洞导致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无法真实全面地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的真相。
其次，从历史学的方法转向行为科学曾经使国际关系学在走向科学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对理论的逻辑一致性的关注却有可能以历史维度的缺失为代价。鲍威尔和施内德等人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实经验表明，从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到追求绝对收益实际上是一个进化过程，既是无政府结构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不同产物，也是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的必然结果，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点。在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中，这种时代性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自华尔兹以来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体系理论，“共时性”是其重要特征并使其更接近于科学化。但是，对共时性的强调抹杀了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和进化发展。(16)秦亚青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前景的展望中就指出了进化对于理论的价值，认为突破机械的循环理论立场，将进化性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历史的进步。(17)唐世平也指出了时代性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论中的重大意义。(18)如果注入了时间维度，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间的许多争论都可以有机地统合在一个解释框架之内而不会相互矛盾。相对收益—绝对收益的问题也是如此。
二 对外援助与收益偏好
现代对外援助是二战后发生的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现象，尽管它从来也不是国际政治学的煊赫命题。在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中，经贸政策、外交政策等都比较直接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图、目标、价值观和收益偏好，因而容易被研究者所识别。而对外援助政策则披上了一层含意模糊的面纱。对于援助政策的动机和援助行为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从来都存在着争论。因而从国家收益偏好的角度来讨论对外援助现象是有意义的。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外援助政策自身的演变与国家对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不同关注存在着相关关系。但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廓清对外援助的发展，而是要以对外援助这一经验领域的事实来证明：国家对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关注并不是同一逻辑起点的两个互不兼容的结果，而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政治议题的转变而发生的一个历史演进。
对外援助固然包含有伦理动机（西方殖民大国对前殖民地的反哺(19)、日本的战争赔偿(20)、人道主义援助）、自由主义动机（福利国家的全球化(21)、相互依存(22)）和某些超然的价值取向（如一些北欧国家的援助(23)），但它主要是作为理性利己行为体的国家所使用的一项对外政策工具。除了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发展援助和军事援助，都带有明显的国家利益的烙印。既然援助是一种国际政治行为，相对收益—绝对收益争论的逻辑在对外援助政策领域内也是适用的。对外援助领域内的收益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讨论：援助国之间关系和援助国与受援国关系。
从援助国之间关系来看：如果假设国家追求的目标是生存和权力，则国家外援政策必然以追求相对收益为主，即在援助过程中获得比竞争者更大的收益，这符合新现实主义的结论；如果假设国家追求的是福利，那么国家的外援政策将在追求相对收益的同时，体现出对绝对收益的关注，这符合新自由主义的结论。二战中美国对欧洲盟国、苏联和亚洲反法西斯国家提供了巨额的援助，这显然可以视为美国为追求生存（盟国的生存及国际关系现状的维持）而采取的国家行为。冷战期间，美苏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拉拢“穷兄弟”而进行的大量援助也体现了对相对收益的追求。总体看来，这种援助行为是建立在零和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在二战中的生存收益（盟国的生存、国际现状的维持）意味着法西斯轴心国的败亡；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中一方的所得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而大国为应对全球问题而采取的援助行为（美国资助销毁前苏联核武器、遣散前苏东地区武装力量、环境援助、促进穷国的良好治理、国际毒品产地的产业替代和发展合作等）则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对绝对收益的追求，因为这些行为建立在正和的基础之上——这些问题的解决或缓和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福利。
因而，不同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假设，国际体系和行为体本身的性质并非影响对外援助政策追求何种收益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国际机制的成长取得了一定成果，非国家主体的出现也丰富了国际政治的舞台，但国家仍然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主要行为体。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明显变化的变量是冷战结束所带来的两大阵营斗争的终结、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议题的转变，后两者恰恰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较少谈及的。
从援助国与受援国关系来看，似乎相对收益—绝对收益的争论模式没有很强的解释力。事实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品都在论述大国关系。对于大国和那些完全被边缘化的小国、穷国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的解释力不够。比如对于黑非洲的一些国家，首先，他们面临的国际体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他们可以向大国求助，他们的行为也会受到大国的制裁、甚至轻易被更换政府；其次，他们很难被看做完全的理性行为体，因为一些国家基本没有有效的行为能力和政策手段，连有效的国内统治都无法维持；再次，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伤害大国的能力（而国家具有相互伤害的能力是米尔斯海默的假设之一(24)。这给用相对收益—绝对收益来解释对外援助现象带来了困难。如果从正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看，许多援助政策的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连一般的国家间关系都谈不上（当然，相当一部分国际援助的受援国不是“赤贫”国家，如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东，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有解释力的）。
但是如果不局限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还是可以分辨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收益状况。从战后50余年的援助历史来看，对原材料、能源供应和商品输出的考虑从来都是援助国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援国也从援助中得到了资金、技术、社会稳定和军事安全。在军事援助领域，援助国和受援国存在着大量的共同利益，因而可以视为一种双方都追求绝对收益的行为。比如冷战期间美国对第三世界小国的军事援助使双方都得到了相对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相对收益，双方的安全收益得到了共同的提高。在经济领域则有必要区分受援国国家利益和统治集团利益，一些以维持受援国政治现状为目的的经济援助虽然证明在促进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上是失败了，但却支持了这些国家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大量的束缚性经济援助(tied aid)给援助国剩余产品找到了出路、增加了援助国对外贸易顺差，同时却没有培育出受援国经济发展的能力，造成了受援国经济结构的恶化和对援助国的依附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是援助国得到了可观的相对收益。当然，相当一部分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为目的的援助应当被看做是有利于双方的绝对收益。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主流，对外援助领域发生的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它们发生在“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但是更主要的是发生在援助国与援助国之间”。(25)因而本文试图讨论的是援助国之间的关系，对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收益关系不做过多论述。下一部分将重点讨论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政治议题的转变，主要援助国从追求相对收益向逐渐重视绝对收益的转变过程。
三 援助国收益偏好的转变
对外援助在产生之初，本质上就是一种资本输出，必然延续了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特性。然而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对外援助的形式和本质却并非一成不变。本文认为对外援助的发展经历了相对收益主导阶段和绝对收益上升阶段。
与相对收益主导阶段相对应，世界主要援助国以援助作为国家战略手段，推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抢占势力范围、为国家安全和争夺霸权服务。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和苏联，其援助形式以双边援助为主。这一阶段的国际援助行为更加符合新现实主义对国家偏好的假设。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缓和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大量全球性问题，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新自由主义的视角被赋予了更多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此时国际援助进入了第二阶段：绝对收益上升阶段。这一阶段中，大量超越传统战略考虑的新议题出现，从市场化、私有化等经济条件到民主、人权、法制和良好治理等政治条件被广泛关注。(26)从援助国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一阶段开始更多强调绝对收益，即共同利益。援助国为了避免各自援助政策效果的相互抵触，提出了“一致性原则”。此阶段的代表是欧盟的发展合作政策。这一阶段的援助形式以双边和多边并重，多边的重要性上升。
国内外关于对外援助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做出了与此相似的区分：斯多克的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现实主义的国际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划分，周弘对于“追求援助国的既得利益”、“谋求援助国广义的国家利益”和“关注人类共同利益”三种目的的划分都在某种程度上与相对收益—绝对收益的划分相契合。(27)不仅于此，对外援助发展中通用援助术语的变迁（对外援助〔Foreign Aid〕—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发展合作〔Development Cooperation〕）也反映出这种国家收益偏好的变化。(28)
1.对外援助的相对收益主导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20多年的时间。二战刚刚结束，冷战就拉开了序幕，罗斯福总统关于美苏合作的设想成为泡影。国际冲突代替盟国合作成了当时国际关系的主题。在冷战哲学的影响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展开了以生存和争霸为目的的追求相对收益的斗争。现代援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起源的，一开始就带着明显的冷战烙印。对外援助承担了三个主要功能：促进阵营内部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冷战工具对对方的阵营进行瓦解，维持重要战略地区的现状（即拉拢“穷兄弟”，例如美国对蒋介石、李承晚、朴正熙等“友好暴君”国家的支持）。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共同安全法》、《480号公法》等以外援作为冷战的重要工具。60年代苏联的快速建设和第三世界的独立浪潮使美国更加重视对外援助在军事外交政策鞭长莫及的领域内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至于赫鲁晓夫曾表示：美国援助的受援国应该感谢苏联，因为没有苏联，美国就不可能向他们提供援助。(29)1961年，美国通过了《对外援助法》，宣称“美国必须为未来50年的发展而慷慨捐助”。(30)在对外援助法的指导下，美国在拉美大搞“争取进步联盟”以抵制因卡斯特罗力量兴起而带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美国还借1967年的食品换和平法案(Food-for-Peace Act)，通过援助来打压古巴和北越；(31)在非洲，美国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援助，以填补欧洲殖民者退出所造成的势力真空。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援助具有明显的追求相对收益的特征，最明显的证据就是1968-1970年由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ID)及其前身分配的援助资金中，有一半是流向了与美国结盟的9个不发达国家。(32)援助的目的主要是巩固反共产主义势力的存在和抵消苏东阵营施加影响的努力，因而这一阶段的对外援助具有从动的性质，基本上没有形成独立的援助理念，而是服从于冷战战略需要。
苏联在二战后初期对新独立国家的态度是怀疑和敌视，而非援助。苏联认为这些国家与前宗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对西方的依赖。因而苏联试图通过推动世界革命来扩展势力范围。但1953年以后，随着世界革命形势的衰落和斯大林的去世，苏联改变了政策，开始重视对外援助的作用。在苏联的意识形态中，“两大阵营”理论让位于“和平地带”，这为对外援助奠定了理论基础。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阿鲁蒂乌尼安(Arutiunian)关于苏联打算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言是一个重要标志。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发言指出了苏联要在对外援助领域内与美国进行竞争，抢占第三世界。随着这一转变，苏联对阿根廷、印度、阿富汗、古巴、中东及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援助。在西方拒绝对埃及提供援助之后，苏联立即插手援助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工程。这一事件鲜明地体现了苏联的援助是对西方在第三世界实施的经济制裁和援助冻结的一种对应政策，是作为一种冷战工具而进行的。罗伯特·沃尔特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此阶段美国和苏联援助政策追求相对收益的性质，他认为“当面临增加自己的影响还是削弱对手的影响这一抉择时，美国和苏联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33)
这一时期欧洲和日本的对外援助具有不同的特征。欧洲国家和欧共体在70年代以前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前殖民地国家（欧共体对中东、地中海地区和拉美的援助始于70年代，对中东欧的援助则始于苏东剧变之后）。其主要目的是维持欧洲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影响，寻求出口市场和原料供应。(34)如果美国70年代以前的外援可以总结为“战略型援助”，那么日本则是“开发型援助”。日本的外援固然包含战争赔偿的成分，但主要还是以开拓出口市场、确保能源和原料供应及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主导权为目的。(35)日本的外援虽然主要关注的也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却不像美国那样直接服务于冷战和争霸战略。然而无可置疑的是，欧洲和日本的援助同样是在冷战的框架下展开的，也服务于西方阵营的相对收益。即便是一向被人们认为在援助问题上持有超然姿态的北欧等中立国家，也曾将遏制共产主义作为援助的目标。(36)
虽然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都滥觞于二战结束之际。(37)但是70年代之前的大国援助主要体现为双边援助。这既是由国家追求相对收益的政策目标造成的，也有利于冲突性援助政策的实施。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援助大国都以战略考虑为实施对外援助的首要原因，因而必然会选择便于操纵、效果直接、透明度较低的双边援助形式。而双边援助也的确便利了援助国以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补充以追求冷战利益。直到60年代，西欧国家加入援助国集团，经合组织成立了援助委员会，这对于多边援助是一个促进，同时通过对美国外援政策的监督和评议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援助。
这一阶段的对外援助基本上符合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对外援助主要仍是国家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补充性工具，而这一工具的价值在于能够服务于援助国的国家利益，为援助国争取相对利益的最大化。摩根索发表于1962年的一篇论文就体现了现实主义者对这一阶段对外援助的基本认识。摩根索分别论述了人道主义(humanitarian)、生存(subsistence)、军事(military)、声望(prestige)、贿赂(bribery)和经济发展(economic)六种形式的援助，并认为作为纯粹的对外政策工具，外援偏离了政策的目标。(38)且不论这一阶段的外援政策是否成功，摩根索的论述体现了这一时期对外援助的主流本质：对外援助没有“更高的道德原则”，各种冠冕堂皇的理念无非是掩盖了争夺相对收益这一国家目标。
2.对外援助的绝对收益上升阶段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转折的年代。石油危机和非洲粮食危机的爆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美元的贬值和越战的拖延等诸多因素使战后的发展观念面临严峻挑战。检视对外援助在第三世界的成果，结果却是发展中国家失业上升、分配差距和城乡差距拉大、人口贫困化以及外债负担加重。60-70年代和70-80年代两个联合国发展十年都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导致了援助国“援助疲劳”的出现。90年代发展中国家又发生大面积的金融危机，整个国际金融体系都受到了威胁。战后形成的援助理念中的乐观心态逐渐消失，援助国内部和受援国一方都出现了对援助政策效果的质疑。由于本文不拟讨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关系，故不对70年代以来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收益进行分析，只重点解析援助国之间关系中绝对收益的上升趋势。
本文认为，两个重要因素引发了援助国之间关系中绝对收益的上升趋势：其一，60年代，大批新独立国家加入了联合国，这使得发展成了与安全并重的议题。(39)其结果就是，发展援助成了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其二，石油危机等突发事件引发了对传统安全概念的反思。日本经济受到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更兼两次“尼克松冲击”的外交打击，感到建立在美日同盟关系基础上的安保体系已经不能完全保障日本的国家利益。1981年，日本外务省发表了《经济协力的理念——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政府开发援助？》的政府白皮书，指出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相互依存和综合安全保障三大根据之上，正式提出了综合安保的援助理念。(40)世界发展问题和综合安全在大国的传统国家利益视角中并不是重要议题，此时却开始列入决策者的关注菜单。无论是联合国提出的发展问题还是日本首先提出的综合安全问题都不可能在单个国家内部得到解决。它们已经成为真正的全球性问题，不仅关乎各国的利益，而且也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才有望解决。这就是对外援助政策中对绝对收益关注上升的基本原因。
对外援助政策中绝对收益关注上升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多边援助的日渐突出，多边援助在全球官方发展援助(ODA)中所占比重在60年代到80年代这一阶段中发生了显著上升（见图1）。其标志性事件是1973年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对外援助法议案。议案提出美国应当与其他援助国更好地合作，并向多边援助机构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这一时期对外援助的导向发生了转变，不再以战略考虑为压倒性的因素。美国提出了人权外援的口号，重视经济发展本身的价值，并主张应区分安全援助与发展援助。(41)这种转变说明：一方面，援助国之间的协调提上了日程；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本身拥有了与竞争性战略考虑相抗衡的价值。也就是说，冷战初期显赫一时的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开始隐入幕后。
图1 全球官方发展援助中双边和多边援助所占的比重
数据来源：OECD官方统计数据库，http://stats.oecd.org/wbos/default.aspx?DatasetCode=TABLE1。
其实早在尼克松议案之前，多边援助就已经开始走进前台。上世纪60年代陆续成立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除了前文提到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设立（1961年），世界银行也设立了国际发展协会（1960年）。美、法、西德、日等成立了对外援助的管理机构。1961年，联合国宣布第一个发展十年开始，确立了发达国家捐助GNP1%的目标，试图对援助国的政策进行协调。(42)这一进程在1991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91年的OECD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高级会议提出发达国家应共同面对全球挑战，世界经济的有效运转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经合组织国家的“文明私利”。鉴于此，DAC提出了“一致性”原则，以寻求援助国政策的相互协调。对此，斯多克指出“不同的援助者对同一个受援国政府的政策和援助行动应当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43]DAC的立场可以看作是对援助国之间绝对收益的明确表述。
但是在90年代之前，由于冷战的阴影尚未消失，国际体系中仍存在着结构性的冲突。斗争的需要有时会压倒绝对收益的影响，因而这一时期国家对绝对收益的追求尚不可能成为主导因素，这也是本文将此阶段命名为“绝对收益因素上升阶段”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美国的援助偏好很快就发生了回潮。1980年里根就任总统之后，改变了尼克松的“新方向”，对多边援助进行巨额削减。美国这一时期的多边官方发展援助在援助总额中所占份额经历了数次大的起伏，这一变化也影响到了全球ODA的构成比例（参见图2）。外援重新成为美国实现国家相对收益的工具。与此同时，美国在各种多边援助框架中力图施展自己的影响，利用多边组织实现自身利益，不能得逞时便不惜抛弃多边组织的掣肘，如有意拖欠联合国等组织的会费等。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作为援助国关系中的一个行为体消失了。这大大弱化了援助国之间关系的斗争性，促进了绝对收益因素在援助国关系中的上升。
这一时期，欧盟作为援助领域一支新的重要力量登上了舞台。欧盟本身就是一个超国家行为体，众多成员国的政策取向使欧盟具有多元化的援助偏好。对于欧盟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新现实主义的合作理论显然已经无力解释其行为。欧盟对外援助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个多层次的政策领域，各成员国仍然控制着外援的决定权，同时却缓慢发生着援助政策的欧盟化。这种欧盟化不仅将各成员国的政策偏好带进了欧盟机构，同时也使成员国的诉求本身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成员国仍然没有放弃对相对收益的追求，那么在欧盟内部的合作之中，共同的利益已经使得绝对收益逐渐取得了相对收益曾经占有的地位。欧盟对外援助的独特结构还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协调成员国和欧盟层次的援助取向。正是由于欧盟最早深切体会到了在国家和超国家之间、在双边和多边之间进行协调的重要性，欧盟提出了3C原则。所谓3C原则是指协调(coordination)、互补(complementarity)和一致(coherence)，分别强调成员国之间援助政策的协调、共同体和成员国政策的互补及欧盟整体对外行动的一致。DAC提出的一致性原则正是基于这一思想。
从欧盟发展援助政策的发展轨迹也可以发现从追求相对收益向追求绝对收益的演进。欧盟发展援助政策起源于《罗马条约》中所规定的联系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维系成员国与前殖民地和领地之间的特殊关系，从本质上讲，一方面是为了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这些地区的原料和市场。此时的援助政策具有较强的相对收益色彩：首先，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的援助几乎全部注入非洲联系国，在援助对象的选择上，“政治和地缘战略的考虑一直是影响欧共体／欧盟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44)其次，援助方式以双边援助为主，援助主体是成员国，共同体层次上的决策程序也不适用共同体模式。(45)20世纪70年代起，欧共体对外援助的对象选择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欧共体逐渐建立了针对联系国和非联系国的发展援助体系。到了80年代，欧共体的援助对象已经遍布世界，到2000年，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发展援助已经占到了世界发展援助总额的一半以上。这一转变意味着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进行对外援助时的主要考虑已经不再是与苏联以及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其援助政策的支配逻辑有了更多的绝对收益色彩。《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提出的欧盟发展合作政策目标体现了这种色彩，条约规定：欧盟的发展政策的目标是扶植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对贫穷的斗争。(46)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援助政策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背景就是冷战对抗的终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整个世界的高度相互依赖，人口资源等问题的恶化，环境保护、全球疫病和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凸现。DAC于1996年发表了《塑造21世纪：发展合作的贡献》，倡导“全球发展的伙伴关系”，将经济福利、社会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定为发展援助的三大目标。(47)与此相应，欧盟也进行了援助政策的调整，对人权、良好治理、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予以特别的强调，出现了援助条件的“政治化”发展，(48)并重申了对“一致性”的重视。
毋庸置疑，在这一阶段欧盟已经部分取代了美国在冷战时期所占据的对外援助领跑者的地位，这种替代标志着以保障援助国共同利益为特征的欧洲援助模式逐渐取代了重视相对收益的美国援助模式。图2展示了基于OECD统计数据的分析结果，直观显示了重视双边援助的美国模式和重视多边援助和援助国协调的欧盟模式之间的区别。欧盟模式体现了多边援助的稳步上升；美国则有较大波动，90年代后多边援助比重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单边主义世界战略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的影响；(49)日本的援助偏好模式则介于两者之间。
20世纪末，欧盟援助政策有了一些新发展，如欧盟的援助更多流向周边、特别是东欧地区；(50)在决策程序方面，随着2001年新设立的欧洲援助合作办公室得到了欧盟委员会在援助方面的大部分权限以及2002年后总务与对外关系总司在发展政策方面权力的加强，欧盟成员国的发言权增加，发展政策服务于欧盟外交政策的特征更加明显。然而，欧盟对自身战略安全关注的上升和援助政策决策程序的政治化并不意味着从相对收益向绝对收益发展趋势的逆转。援助国之间在援助对象、目标和手段方面的协调达到了更高的水平。2008年5月在日本横滨召开的国际非洲发展大会(TICAD4)上，欧盟及部分成员国，尤其是瑞典、法国、比利时、荷兰和以波兰为首的维谢格拉德(Visegrad)集团，都表达了与日本在对外援助方面进行协调合作的愿望。另外，今年的G8峰会也十分重视援助国在非洲发展方面的协调。虽然G8今年在ODA方面没有作出新的承诺，但是重申了2005年格伦依格尔斯(Gleneagles)峰会的精神：援助国在协调的基础上增加对非援助（至2010年，每年增加250亿美元），并将援助重点放在公共健康方面。这些新发展都显示了多边援助和对绝对收益的关注在外援领域的重要性。
图2 美国、DAC的欧共体／欧盟成员国和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中多边援助所占的比重
数据来源：OECD官方统计数据库，http://stats.oecd.org/wbos/default.aspx?DatasetCode=TABLE1。
四 结论
通过本文对对外援助领域中国家行为偏好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援助国从追求相对收益为主转向逐渐重视绝对收益的价值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国际结构从冷战向后冷战的转变。冷战所带来的结构性冲突和两极争霸的严峻局势对国家的行为造成了影响，这一时期援助国在选择援助对象时首先考虑的是阵营划分和地缘政治。这一背景决定了多数援助政策是以追求相对收益为目标。冷战的终结大大减弱了大国之间的冲突因素，主要援助国得以关注相对收益之外的其他收益。其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国际援助的议题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中东石油危机发生之前，日本不可能在其援助政策中赋以经济安保的意义；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凸现之前，发达国家也不会将穷困问题视为一种“体系性风险”。(51)全球化使许多以往不可想象的议题进入国际关系的中心，并发生巴利·布赞(Barry Buzan)提出的“安全化”，从而成为国家关注的优先目标。
由此可以看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静态解释模型并不符合二战后国际关系的经验现实。而对这两大理论阵营进行综合的努力——如鲍威尔所提出的基于力量均衡的理论模式——也未能给援助国之间关系的演进提供完美的解释。理论的纯粹性和简约性固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如果脱离了对经验的紧密关注，便难免形而上学化的危险。二战后对外援助领域的国际关系演变表明：国际体系结构是决定国家收益偏好的重要变量，但国际体系结构本身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同时，非结构性因素，如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交往深化所带来的议题的转换也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收益选择。
注释：
①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p.6; Charles Lipson,"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World Politics,Vol.37,No.1,1984,p.2.
②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27.
③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an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198.
④Robert Jervis,"Realism,Neoliberalism,and Cooperation:Understanding the Debat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1999,p.42.
⑤Joseph M.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in Charles W.Kegley主编：《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8-160页。
⑥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orton,2001,p.53.
⑦Jeffrey W.Taliaferro,"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3,2000,p.130; Robert Jervis ,"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p.171.
⑧Charles L.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 1994-1995,pp.58-60.
⑨Robert Jervis,"Realism,Neoliberalism,and Cooperation:Understanding the Debat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1999,pp.44-45.
⑩［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荣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11)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2页。
(12)Robert Powell,"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5,No.4,1991,pp.1303-1320.
(13)Duncan Snidal," Relative Gain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5,No.3,1991,pp.701-726.
(14)Robert Jervis,"Realism,Neoliberalism,and Cooperation:Understanding the Debat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1999,pp.44-45.
(15)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 1994-1995,pp.15-16.
(16)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7页。
(17)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第61页。
(18)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第144-145页。
(19)王育红：《试论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依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94页。
(20)张光：《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21)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Robert S.Walters.American and Soviet Aid:A Comparative Analysi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0,p.19。
(22)W·勃兰特、A·桑普森：《北方与南方：一项求生存的计划》，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主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3)斯多克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援助源自他们在联合国内所承担的义务，也源自其人道主义传统：Olay Stokke ed.,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EADI Book Series 16,London:Frank CASS,1995,p.4。
(24)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30.
(25)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26)Olay Stokke ed.,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pp.7-11.
(27)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第1-18，20-21页。
(28)同上书，第29页。
(29)Robert S.Walters,American and Soviet Aid:A Comparative Analysis,p.15.
(30)周弘“美国：作为战略工具的对外援助”，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第185页。
(31)Robert S.Walters,American and Soviet Aid:A Comparative Analysts,p.13.
(32)Robert S.Walters,American and Soviet Aid:A Comparative Analysis,p.15.
(33)Ibid.,p.41；苏联对外援助的内容也参见Leo Tansky,U.S.and U.S.S.R.Ai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ia,Turkey,and The U.A.R.,Frederick A.Praeger Publishers,1967,pp.1-11。
(34)邝杨：“欧共体：对外援助的演化与特征”，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第513-572页。
(35)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第39-58页。
(36)Olav Stokke ed.,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p.15,"foot note 4".
(37)Ibid.,p.3.
(38)Hans 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6,No.2,1962,pp.301-309.
(39)Olav Stokke ed.,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p.6.
(40)张光：《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第37页。
(41)周弘：“美国：作为战略工具的对外援助”，第188-189页。
(42)贺光辉：《第三世界发展理论与援助功能的演进(1950-2000)》，《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页。
(43)［挪］奥拉夫·斯多克：“发展援助中的政策一致性：想象还是现实？”，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第33-35页。
(44)陈志敏、古斯塔夫·盖拉茨：《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45)《罗马条约》第238条，戴炳然译：《欧洲共同体条约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46)《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30U条，戴炳然译：《欧洲共同体条约集》，第433-434页。
(47)邝杨：“欧共体：对外援助的演化与特征”，第565页。
(48)1993年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30U条款规定，发展合作方面的共同体政策应有助于发展和巩固民主与法制的基本目标，即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基本目标，戴炳然译：《欧洲共同体条约集》，第433-434页。
(49)参见OECD,"Debt Relief is down:Other ODA Rises slightly"，最后访问时间为2008年9月1日，http://www.oecd.org/document/8/0,3343,en 2825_293564_40381960_1_1_1_1,00.html。
(50)参见陈志敏、古斯塔夫·盖拉茨：《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第174-175页。
(51)OECD秘书长葛利亚(Angel Gurría)演讲（2008年4月4日）：“‘We must Do Better’Trends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http://www.oecd.org/document/7/0,3343,en_2825_293564_40385351_1_1_1_1,00.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08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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