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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国际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无论这次危机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这次危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部分地归因于这次危机发生在我们的邻国，而且和我们发展水平相近，文化背景相近，经济联系紧密，面临问题相似。在我们看来，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不仅广泛影响着亚洲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经济理论，虽然不敢断言由此会产生一场经济学的革命，但至少会推动经济学走下“神坛”，融入现实经济生活。
1.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
尽管30年代大危机已经宣告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尽管二次大战后国家干预理论一度占了上风，但70年代以后，伴随着“滞胀”现象的出现，人们又开始怀疑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更有人重新怀念自由市场经济，并把过去出现的危机等现象视作是市场开放不足、自由度不够的产物，认为只要能建立起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定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其实不然。我们承认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经济，但它同时又是一种契约经济和秩序经济（法治经济）。离开自由谈秩序可能会防碍秩序，离开秩序谈自由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自由。在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中固然会演绎出种种合乎自身发展需要的秩序来，但过程未免太长，代价未免太大，因而尽管国家干预还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它在建立和规范市场秩序方面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适当地强化国家干预固然不对，盲目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特别是以金融自由化为前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尤为有害。且不谈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也不谈30年代大危机和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单就90年代以来，数次国际性经济危机的共同之处，都表现为深陷危机的国家多数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资本市场的管制取消殆尽。无论是1994年底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还是本次亚洲金融危机，都一再提醒人们，在本国尚未建立起足够强大的经济基础，缺乏有效的宏观控制手段的情况下，盲目放开资本市场等于把虚弱的经济机体毫无保留地裸露在狼奔豕突、动荡不定的国际经济舞台上，这样，一旦国内经济环节出现问题，遭受沉重打击将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生活再一次提醒我们，政府固有失效之处，市场也有失灵之时，双方皆非万能之神，联手协作方有可能促使市场经济走上相对稳定、健康发展之路。
2.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
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是众所周知的两个基本概念。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必然含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经济衰退。但是，应当看到，经济周期中的经济衰退与经济危机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经济衰退有大有小，有重有轻，而经济危机一般都是比较严重的大范围衰退。因此，经济衰退，特别是小规模的经济衰退，与经济危机相比，对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有所不同。小规模的经济衰退固然会影响暂时的经济发展，但它同时也可以起到清洗市场的作用，让那些效率低、经不起衰退压力的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净化”环境，增强市场经济的竞争实力和健康发展的能力，因此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新陈代谢的自然代价。但是，经济危机的影响则不同，它不仅把低效率的企业清洗出市场，而且会因为倒闭的骨牌效应而迫使一部分本来不错的企业走向破产，因而是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种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与经济危机的起因也不相同。我们不否认，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也包含着一定的人为因素，但在多数情况下，在较大程度上，它表现为市场机制本身不完善的一种周期性的自然产物。至于经济危机，固然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基本矛盾，但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突发事件，更为直接地表现为人为因素（如宏观决策失误，政策措施失当，或者如凯恩斯所说的信心不足等因素）的产物，因而，对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言，它和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有点类似于“人祸”和“天灾”。
尽管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与经济危机在表现及起因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都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内部矛盾，又都外现为市场经济的衰退，因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也会演化为突发性的经济危机。
以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一方面，这些国家内部市场机制不健全，而且外贸和外债都到了比较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国际流动资金为利润所驱使，不失时机地进入该地区大搞投机活动。二者的结合终于诱发了这次席卷“四小虎”，牵连“四小龙”的金融危机，而且，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金融领域，严重冲击着该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促使这一事件由一般性的局部金融恐慌和比较严重的局部经济衰退演化为牵涉范围更为广泛的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所在国政府及其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初应付金融恐慌的策略严重失误。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该地区汇率压力极大，金融趋于崩溃，经济出现恐慌时，本该大量注入资金，稳定人心，托住市场，以免引起信贷系统的全面崩溃，相反，它固守以前对付拉丁美洲结构性通胀的老办法，强迫那些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国家接受其极为苛刻的贷款条件，关闭有问题的银行，缩减财政，抽紧银根，其结果是雪上加霜，火上烧油，使得这些国家的银行系统更加拮据，从而把该地区彻底推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漩涡之中。因此，事后反思，固然有马哈蒂尔之类大骂索罗斯等国际投机家，但更多的人仍然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从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也看到了外界（政府和国际组织）干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更证实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3.货币流通与金融交易
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目益走向开放化、国际化，不仅突破了商品及其生产本身的地域限制，也突破了商品交易和金融交易的时（如期货和期权）空（国内交易与国际交易）限制，更突破了货币与资本的界限，使得各种原本就是形式化的现象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形式衍化。
货币本来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但是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货币流通逐渐外化并相对独立出来；进一步讲，货币流通依靠其独特的运作方式，逐渐演化为一种能够带来一定利益的资本经营，并且取得了金融交易的形式；再进一步，金融交易日趋独立，不断衍化，在证券化、虚拟化、电子化的基础上发展起现货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等多种形式，并且在长期市场和短期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等多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衍化。
可以说，当今的金融交易已非昔日的货币流通，二者明显不同。首先，从形式衍化方面看，尽管货币流通也日益与电子化技术结合起来，但与金融交易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其次，货币流通仅仅表现为商品流通的必要条件，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密切相关，而金融交易则与物质生产和社会服务相脱离，表现为彻头彻尾的以谋利为目的的资本运作。再次，货币流通固然要冲破地域封锁和行政限制，甚至也可能走出国门，形成更大区域内的流通一体化，但它始终是商品流通的伴随物，而金融交易的开放化、自由化和国际化则主要是为资本进行国内和国际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不劳而获提供便利和服务的。
当然，货币流通和金融交易也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有一点必须强调指出，尽管货币流通表现为一种媒介性的流通活动，而金融交易则表现为一种谋利性的资本运作，但在本质上，二者都不创造物质财富，其中，货币流通只是为创造物质财富提供服务，而金融交易更多地则是进行“字面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再分配。
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货币流通与金融交易的区别。我们重视货币流通（包括电子化货币）的媒介和服务功能，也承认金融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所起的刺激作用，但是，对于金融交易不创造物质财富的特性，以及运作谋利性、形式多样性、交易复杂性、影响两面性的特点，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把金融交易混同于一般的货币流通，用后者的合理性论证前者的合理性，并不加思索地顺应前者的种种内在要求（如开放性、自由化、国际化等），完全有可能滋生金融危机，冲击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4.金融危机与宏观调控
金融市场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国际市场更是如此。但是，金融市场的波动，金融形势的恶化，是否会演化成为金融危机，并且进而引发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与信心，因为信用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对未来的信心问题。如果市场信心不足，人们担心其银行存款的安全，那么即便是一个很小的风波，也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挤兑现象，甚至进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但是，金融危机并非突然降临，往往有其明显的先兆，因而应当引起各国金融管理部门的警惕。以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泰国为例，危机来临之前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宏观经济严重失衡；对私营部门发放外币面值的巨额贷款而没有采取避免损失的措施；国内房地产市场恶性膨胀；银行体系脆弱，过度承受风险；出口增幅明显下降；外债不断上扬；实际汇率大幅上升，已经到了很危险的高位。然而，泰国政府及其金融管理部门对此熟视无睹，未能及早采取预防措施，因而当危机爆发之后束手无策，不知所措。
反观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对于本国以及周边国家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其一，保持较高的储蓄水平。新加坡外汇储备金多达750亿美元，300万公民的储蓄率属世界最高水平。其二，及早清除隐患。与周边国家对房地产价格飞涨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同，新加坡政府在1996年初就下令银行减少房地贷款，同时减少对私人发展商的土地供应，制止房地产市场的短期投机。其三，慎重对待引进外资，重效率而不重规模。其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新加坡有比较发达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业，更有强大的石油化学工业、服务行业和配合制造业，因而当危机来临时不必通过出口来避免经济滑坡，从而增强了自身的抗冲击能力。因此，尽管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新元兑美元汇率下降了11%，股市下跌了24%，区域贸易与投资也减少了，但新加坡经受住了这些冲击，并逐步开始恢复。
新加坡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大有用武之地。当然，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也有一个政策得当、切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政府干预也非万能，也有其失效的时候。以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假如开始卷入危机的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像1987年“黑色星期一”事件中的美国中央银行那样，不失时机地大量注入资金，保持市场资金充足，避免市场恐慌和信贷不足，也许现在就将是另外一种形势了。这就告诉我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固然大有可为，也应合理而为。
5.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经济、开放型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开放是不行的，但是，国家的强大并不是靠开放就可以得到的，关键还是在国内。必须明确，自力更生并非只适应于自然经济，对外开放也并不简单等同于市场经济；自力更生并非一定要闭关锁国，对外开放也并非一定要大开特开。因此，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对外开放，每一步都要稳定、扎实，避免留下隐患。
首先，正确对待外贸依存度。应当看到，外贸依存度过大并非好事，特别是当它与国内市场潜力不相匹配的时候尤其如此，不管怎么说，这次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外贸依存度过大。因此，当1996年世界市场需求下降，导致这些国家出口增长下降，经济增长放慢，外债日趋扩大，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国际收支不平衡时，这些国家就感到很难应付了。因为这些国家大都同时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经济问题，未能及时扩大国内需求以填补外贸出口需求下降的缺口，保持经济较快增长。这样，当外部金融危机冲击来临时，国内金融危机也同时并发，并引发国际收支危机，从而陷入全面的经济危机之中，损失的并不仅仅是“字面财富”，实际生产和市场也已经濒临崩溃。就算是这些通过扩大国内需求以填补外贸出口需求下降的缺口，减轻了危机的冲击和影响，这也至少说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应当放在国内市场，这样才有可能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补；单纯依赖国际市场是靠不住的。
其次，不能过分依赖外资。外资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刺激资金流入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冲击该国的经济体系，引发金融危机。纵观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80年代末期的东欧国家政治动荡，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多数卷入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外债负担沉重，压力太大。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必须立足于国内资金，不能过分依赖外资。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内资相对闲置，国内资金供给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资本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大量外资流入国内市场，此举未必明智。我们强调，一定要立足内资，严把引进外资关，着重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
再次，认真对待汇率政策。尽管货币贬值对进出口业务和经济增长有利有弊。但不管怎么说，货币贬值就是国民福利的下降，就是国家财富的流失，因此，汇率政策的变化一定要慎之又慎。
第四，开放资本市场不可草率行事。在一定程度上讲，我国没有过多地受到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部分原因在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外国人还不能自由涉足国内股票和货币市场。这确实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们要为改革和发展积蓄能量，就必须设法防止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套利。因而在各项法律、法规健全以及中央银行具备足够的监控能力，金融体系适应世界性资本自由流动之前，就不能匆忙实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应当认清一点，资本就是资本，其本性就是追求利润与财富，在现代甚至是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与财富，而资本的国际化、自由化正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过早、过急地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那么，国际资本就可能在一夜之间把一个国家辛苦多年所创造的财富一举卷走。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马来西亚货币贬值20%，人们的收入也相应减少20%，经济倒退了10年。
第五，合理把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策略。不管怎么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应当在国内，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国际组织上。应当看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远未获得成功，还不具备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和适应世界金融体制改革的能力，还需要有一个积蓄能量的过程。如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子太快，或者做出不切实际的让步，对大部分刚刚完成转机建制的国有企业来说，将是非常难以应付的事情，而且也可能因此而使得本来就不堪重负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所以，我们的策略应该是积极谈判，但在原则上不再做大的让步。因为，中国固然需要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更需要中国。
6.增长与稳定
增长与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之间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抵触的一面。说它们相互促进，是指增长为稳定创造条件，稳定为增长提供基础。说它们相互抵触，则是指两个方面在实践中很难合理兼顾。从理论上说，我们应当把增长与稳定兼顾、结合起来，在增长的条件下讲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求增长。脱离稳定讲增长，是一种风险型增长；脱离增长求稳定，也主要表现为一种静态的增长。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把增长与稳定兼顾起来确实很难，特别是当增长与稳定发生矛盾，需要我们决定谁应当优先考虑时，尤其困难。这需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相机抉择，并无一般的规律。不过有一点值得考虑，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增长在多数情况下应当成为居于首要地位的宏观经济目标。而且，国内不稳定因素越多，越是不能停止增长。只有不断增长，才能够为消除诸如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不良债务问题等不稳定因素创造条件。
7.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和增长与稳定的关系相并列的两个基本关系之一，并且被许多经济学家看作是经济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不仅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关心它，就是各国政府也都在实践中按照自己的理解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然而，有谁知道，这里面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极大的认知误区。
效率与公平实际上分属于两类不同的基本范畴。效率，或称效益，是一个基本的“经济”概念，而公平则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道德”范畴。效率讲的是人们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与付出的各种费用的对比关系，它要求人们尽可能用最小的耗费获取最大的收益，因而效率原则实际上是最基本、最经典的经济原则。反观公平，它讲的是人们在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中应当遵守特定的法规、制度和传统观念，它要求人们把自己的各种行为严格纳入特定的规章制度范围内，彼此平等相处，不能损人利己，因而公平原则是特定社会制度及其特定的运行程序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因此，在纯粹的经济领域或道德领域，本不应存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当然，从广义上讲，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也属于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因而，在“社会”领域中，经济与道德，进而效率与公平也就挂起钩来，有了联系。而且，在这个领域中，从社会的长远发展角度讲，就像不可能没有经济，也不可能没有道德一样，社会既不可能不讲效率，也不可能不讲公平，因而就在这里产生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所以，无论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或者笼统地讲，把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都应当是在“社会”这个领域中，在社会关系的范畴中来讲的。把这样一种社会范畴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搬到经济范畴中（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见到有人把这一关系搬到道德范畴中），不仅在逻辑上不成立，而且会造成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混乱。
显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决不类同于增长与稳定的关系。因为增长与稳定都属于经济现象，二者之间的关系属于经济发展中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可以说是同一种经济活动的两个方面的表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则是一种广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说到经济领域和经济现象，我们的着眼点自然应当主要放在效率上。当然，经济活动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理应遵循特定的社会规律和社会原则，因而也要在这个意义上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至于有些人把效率与公平理解为生产和分配应当遵循的两个不同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谈论二者的关系，或者把效率与公平看作是分配活动中应当处理的一个基本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生产还是分配，都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遵循经济规律，而在这个领域主要是一个效率问题。只是当着我们把生产和分配这两种经济活动同时看作是一种更广义的社会现象时，才需要遵循社会规律，慎重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说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有必要提及在1997年9月下旬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围绕这次亚洲金融危机，马哈蒂尔与索罗斯之间的争论。我们无意于对他们的争论作出评判，只想说明一点，马哈蒂尔等人主要是站在社会道义的立场上遣责索罗斯等人的投机行为，而索罗斯则从纯经济原则的角度为自己的投机行为作辩解，二人之间缺乏同一的是非基准。由此也可以看出，把效率与公平联结起来，并且视作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将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和危害。
8.经济研究与模型分析
众所周知，定量分析已成为现代经济研究的重要方法，经济问题模型化更成为现代经济研究的基本趋向，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经济研究如果不与模型化结合起来，就不够“科学”、“规范”；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手段的程度标志着它自身的发展水平。当真如此？未必！
我们承认经济研究既要有定性分析，也要有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是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我们也承认数学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手段在经济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经济数学模型在研究许多特定的经济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过分宣染定量分析特别是模型研究的作用，更不能将其形式化、庸俗化。
经济数学模型分析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规模、确定、“均衡”的基础上，将复杂的经济现象纳入一个相对比较直观化的数学关系中，进而研究其规律和特性。它所追求的主要是表现的直观性、推理的逻辑性、形式的完美性。但是，现实经济活动确实非常复杂，并且具有不确定、不规范、不稳定、不均衡的特点。因为市场的参与者都在依据不同的观念、思维方法和参照对象预测市场变化，并据此“对未来贴现”，因而就市场预期本身而言，其结果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所以，规范、确定的经济数学模型与不稳定、不确定的现实经济生活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并非其完全真实的反映。
经济数学模型分析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在“大数定理”的基础上，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梳理，找出其常规变化的规律。但是，在经济研究和现实经济决策（包括微观决策和宏观决策）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常规分析和规范性决策，而是意外事件分析和例外决策。因为，只有实践中的意外事件能够影响市场参与者的普遍预期，并从中显示出市场参与者不同的适应能力和例外决策水平。因此，我们承认经济数学模型在分析常规经济现象中的作用，但决不用因此而盲目崇拜它，更不能不加思索地用它来研究经济活动中的意外事件。
经济数学模型分析的第三个基本特点就是，假设的前提条件太多。因为，只有借助于这些假设的特定的前提条件，才能够把复杂的经济现象整理成规范、确定的数学关系，进而建立起形式完美的经济数学模型。因此，一旦某个假设的前提条件发生变化，其模型及其所描述的数学关系就会发生相应改变；一旦同时有几个或全部假设的前提条件都发生变化，则这个模型就面目全非了。这是经济数学模型最致命的弱点。
经济数学模型分析的第四个特点是，它大多是一种静态均衡分析，并且建立在对于市场变化的完全认知基础上。但是，如前所述，现实经济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没有人能够完全认知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因而经济数学模型分析关于人们对市场具有完全认知能力的假定是错误的、不存在的。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中，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是绝对的；静态均衡是相对的，动态非均衡是绝对的。因此，经济数学模型分析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科学、完美。不然的话，何以有众多的经济学者常年致力于研究金融市场变化的数学模型，成果累累，而且，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专家们也在运用各种自认为比较科学、也比较切合本国实际的数学模型监控金融市场变化，但是，仍然不能科学预测和有效提防近十几年来不断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地域和国家中的金融危机，而且当特定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中的不同的专家又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和对策，从没有形成一种像一般数学模型所揭示的那种公认的最优方案。由此不难看出，经济数学模型也并非包治百病，灵验无比。
还应当看到，在我国近年来的经济研究中已经出现了把经济数学模型分析形式化、庸俗化的现象。不少人利用人们普遍对经济数学模型的盲从和崇拜心理，开口闭口模型化，大有非模型化不足以言科学之势。也有人把某些直接相关的经济关系演化成简单的函数关系即谓之模型。更有甚者，对于本来简单明了的经济关系，非要随意捏造几个数学上不成立、经济上不相关的函数式，摆在那里，吓唬读者，欺世盗名。这种风气不仅是对经济数学模型分析的败坏，也是对经济研究的玷污。
9.形式和内容
许多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偏重于研究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现象和形式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更为强调透过各种形式化的表现进而揭示形式掩盖下的内容和实质，正是基于这种研究对象的区别，前者多研究效用、价格、供求、成本、利润、要素、产权、期货、期权等具体的形式问题，后者则多探讨诸如商品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价值所凝结的劳动、等价交换所潜藏的剥削条件、资本所体现的剥削关系、工资所掩盖的劳动力价值、利润名目下的利益分配等抽象的内容问题。我们尊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和市场经济现象的实际内容和本质表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基本规律方面所做出的巨大的理论贡献，也承认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研究市场经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关系、基本原理和基本表现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更主张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问题时把内容研究与形式研究结合起来。
不管怎么说，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主要是建设问题，我们所需要的也主要是指导“建设”的经济学，因此，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不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形式问题显然不行，甚至不花大气力去主要研究各种形式问题也不行。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或不看重研究内容问题，而是说，我们至少不必像过去那样把主要精力耗费在内容研究上，而应当把内容研究与形式研究结合起来。
10.经济学的革命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突破了产业、贸易、金融之间的界限，突破了地域、国界和时间的限制，也突破了传统观念、文化和思维方式的限制，正在引起一场经济学革命。其研究对象将把经济运行的形式和内容融合起来，其方法将把传统的以逻辑推理和数学分析为特征的理性分析与非理性分析结合起来，其出发点将从商品分析转向生产要素分析，其突破口将从资本增殖转向效益组合，其主要内容将是对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基本关系、基本原理和内在体现的重新思考和总结，其结果将是体现时代特色的现代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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