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亚共同体”战略解析——以“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报告① 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共同体论文,评议会论文,日本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初，小泉首相在新加坡发表演讲，呼吁建立“共同进步的东亚共同体”。此后，日本政府每年都照例表示要推动共同体的建设。2004年起，以“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以下简称“评议会”)的成立为契机，日本各界开始高频追踪和评述这个话题。然而，这些倡导和评论，却多属“针对中国”的“应景之议”，显得虚多实少，既缺战略又乏内容，使得人们难以清晰地把握日本东亚合作战略的全貌。唯其如此，2005年8月由“评议会”提出的政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便格外引人注目。该报告的问世，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得以系统地剖析日本政府及其主要智库在东亚共同体战略上的“主流”见解，找出其推动或阻碍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同时区辨其他各类“非主流”战略，以此初步总结和勾勒出现阶段日本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战略与对策的全貌。
一 《报告》反映的“东亚共同体战略”
(一)《报告》的出台经过
“评议会”于2004年5月成立，很大程度上是中韩尤其是“中国因素”刺激和促成的产物，其目的在于改善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战略上的贫困，赶超中韩的相关“构想”。其会长为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副会长和正副议长以及顾问由前首相羽田孜、前外务大臣柿泽弘治以及丰田公司社长张富士夫、新日铁会长今井敬等十数名政财学界重要人物出任，参事由外务、经产、财务等九省厅政府高官担任，评议员则由日本11家主要智库和各大企业代表以及知名专家、学者近百人组成，事务局设在“10+3”的二轨机制“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和“东亚论坛”(EAF)的日方窗口单位“日本国际论坛”内，该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兼任评议会议长。“评议会”的成立，意味着诞生了战后日本最大的“产官学”一体的对外战略研究体系，颇有就共同体政策研究进行“总力战”的架势。“评议会”耗时年余于2005年8月推出题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的政策建议报告(主审为田中明彦)，内容长达十数万字，可谓在“10+3”范围内无出其右者。
《报告》由前篇“考察”和后篇“提议”构成，前篇说明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背景和现状，后篇则提示了日本的战略原则和应对政策。《报告》虽然不是政府文件，不具有政策指导效力，但它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演绎着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代表着当前日本社会各界的主流见解，因而对日本的相关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产生着重大影响。解读该报告，无疑有助于把握目前日本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战略取向和政策思路。
(二)基本取向：总体赞成，经贸和功能建设优先
《报告》的前篇“考察”首先回顾和总结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发展历史，继而从文化角度论述了共同体形成的厚重基础，介绍了中、韩、东盟各自的共同体战略，然后从贸易投资、金融货币、政治文化三方面说明了东亚合作的进程。以上内容占全文三分之二篇幅，显示出对东亚合作的潮流采取了充分肯定的态度。后篇“提议”则表露出，《报告》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原则、内容、程序上已基本认同经“10+3”各种机制形成的政策共识，包含着“接轨区域、赶超中韩”的意识。其内容可概括为：
1.在建设原则上认同共同利益原则，将东亚共同体目标理念设定为：以“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遍价值为基础，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繁荣、进步”。而“和平、繁荣、进步”理念本身就是由东亚展望小组(EAVG)首次提出的。其具体含义是：东亚共同体应作为不战共同体，以确保相互安全；确保基于经济竞争和合作平衡的繁荣。
2.在建设框架上基本认可东盟主导原则，认为东盟提供中立平台使大国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是极其合理的方式，同时也主张召开“10+3”基础之上的东亚峰会，强化以东盟秘书处为中心的机制建设；原则上对开放地区主义不持异议，提出“开放性、透明性、包容性”理念，提议构建很多国家都可以灵活参加的共同体框架组织。
3.在建设内容上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合作三大方面。限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该报告对三方面内容的阐述并没有均衡展开。三方面中对经济合作的现状和献策的论述所占篇幅最多，显示出对经济领域合作的重视倾向；政治安全和文化社会次之，而政治安全问题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占大部分篇幅。
4.在建设程序的设计上基本遵循了一条先难后易、由功能性合作起始的思路。具体而言就是先经后政，从具有引擎效应的经济领域着手，从贸易、投资、金融等合作开始分阶段实现域内经济统合；然后推及政治安全领域，而在政治安全领域又从共同利益较集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起步，如创设关于能源、环境等的合作机制；同时大力推动作为合作长远基础的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以促进相互理解和地区认同。
5.建议日本政府整备国内体制并采取如下政策以迎接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潮流：每年举行数次“东亚政策内阁会议”，以及时调整和决定政府方针；提高农业的开放程度和放宽接纳外国劳动力的标准；促进相关宣传和研究，使日本国民充分理解东亚外交的重要性；加强对外宣传力度，以扩大日本对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影响。
(三)政治安全领域：“国益”至上，从美防华
《报告》在拟定日本的东亚共同体安全战略时多显冷战思维，提出的战略原则是：在与国家利益吻合的基础上推进相关政策，把东亚共同体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良性组成部分。而日本的国家利益是“维持与增进日本及日本人的安全与繁荣，以及日本人认为重要的自由、民主主义等各种价值”。坚守日美同盟被认为是维护日本国家利益与外交安全的基轴，因而日本在共同体政治安全领域的立场是：以坚持日美同盟为前提，积极推进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政策。该报告力图在日本的对美关系和对东亚关系、主观战略和客观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但在处理“中国因素”时凸显其“战略贫困”状态和对抗意识：
1.《报告》认为，东亚在安保上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完结的模式单位，其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及其与东亚各国的双边同盟关系。“中国自进入21世纪以后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与作用，但对美军介入台海有事时的前景持有强烈警惕”，因而不具“遏制、针对型功能”的“东盟安保共同体”模式不适用于东亚。反之，维持带有“抑制、对应型功能”的安保体系，即利用日美同盟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中心、轮辐”型同盟等既存体系来维持地区和平，就是当前东亚安全合作以及安保共同体构想的重点。
2.《报告》多处显露了对中国利用东亚共同体战略“谋求霸权”的猜忌和防范。例如，《报告》指出中国近年周边外交的性质是在积极推动次区域合作中谋求东亚区域内的主导地位；认为中国外交中潜含着“国际协调与本国中心”的双重逻辑，中国在为经济发展实行国际协调政策的同时，民族主义也随国力增强而抬头，“东亚共同体有可能转化为中国本位的东亚秩序，要考虑沉积在中国人意识中的华夷秩序的严重性”；称围绕部分群众涉日游行、东海领土与资源争端以及日本入常问题的中国外交反映了“中华霸权性”的对外姿态。
3.《报告》多次提到事关东亚共同体形成基础的“理念、价值观”问题，强调这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即日本人重视的价值相一致。报告断言东亚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共同价值观，虽在各领域进行功能性合作，但未来共同体的形成需要“理念上的方向性”，具体说也就是日本必须推动“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在共同体的实现，阻止共同体未来成为“专制、压迫或国家霸权的秩序”。不言而喻，日本所谓“霸权、专制”的对象就是中国，其用意即在欲以西方价值观主导东亚政治合作和抢占战略制高点。
4.《报告》还屡次特别提及台湾在东亚共同体中的“地位”问题，认为此问题不仅与日中关系有关，而且也是共同体形成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既然不能否认台湾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实体”，那么将来如何在共同体中定位和包含台湾就是“考虑共同体构想时不能忽视的一大课题”。此举的目的，无疑是通过在地区组织中将台湾问题议题化和国际化来达到在共同体进程中制衡中国的意图。
二 “主流派战略”的基本思路
《报告》的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集约并代表了当前日本政界乃至社会各界精英在“东亚共同体战略”上的主流见解。
从20世纪60—70年代提倡“环太平洋经济合作设想”，到90年代初赞同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再到90年代后期发起“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和“新宫泽构想”，日本可以说是最早倡导“东亚区域合作”的国家。然而，它一则顾忌美国反对，二又缺乏“入亚”决断，加上国内产业保护主义阻碍，长期以来不是只说不做，就是自食其言。近年来，面对内外因素的变动尤其是中国推动东亚合作的积极姿态，日本各界产生了危机感，不甘“主导权”旁落。在此背景下，小泉首相及其内阁接连出招：2002年1月在东南亚呼吁建立“共同进步的共同体”；2003年12月，在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以《东京宣言》的形式明确倡议建设东亚共同体；在2004年秋的联大演说中再次提出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方针；2005年初在众议院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又提出日本将为构筑“包含多样性、共享经济繁荣的开放型东亚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② 在2005年东亚峰会前夕，又表明“将构筑东亚共同体纳入视野，为峰会成功进行力所能及的合作”③。
此外，小泉首相在2002年初的讲演中，就东亚合作声明“日中韩的合作深化是建立共同体的巨大动力”，赞赏中国欲为地区合作积极发挥作用的姿态。2003年10月初，中日韩三国又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认为三国友好是东亚合作不可缺少的，三国要为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推进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与和平对话。2004年12月，在万象举行的“10+3”峰会之前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由安保、贸易投资、环保等14个领域组成的《关于中日韩三国合作的行动战略》，还提出了《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书》，达成了“以开放方式建构东亚共同体”的目标意向。④ 如果再算上其间的多次相关声明，应该说日本政府已经相当程度上表明了谋求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意向，也发出过在这一问题上欲与中韩进行合作的信号，在推动共同体建设的态度上总体显示出日渐积极的趋势。
这一积极姿态直接反映在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的态度上。正如《报告》所云：“维持繁荣在共同体构想中较之安全等其他领域更直接与日本国家利益相连，所以与发展潜力巨大的东亚地区构筑密切关系、建立自由安全的经济合作体制极为重要。”以经济产业界和主流学术界为首，日本对于在经济领域推动共同体建设显得最为积极。同时，正如通产省2001年《通商白皮书》所承认的那样，“东亚雁行时代已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群雄竞争时代”。该派论者又部分地完成了观念的调整和跟进，竭力顺应区域一体化以及日中经贸关系的大势，对中国经济发展之于日本及东亚合作的影响进行了很大的修正，即已不再留恋昔日东亚产业分工中的“雁行模式”，也不过度夸大所谓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认可“中国机遇论”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因而，该派在主张利用作为自己优势强项的资金、技术、市场积极主导东亚经济合作进程的同时，也适度调整观念回归亚洲，顾及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希望中国在东亚经济共同体中发挥部分主导作用，提出了建立包括东亚所有国家的综合性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共享繁荣的共同体远景目标。
然而，在这一经济合作战略的背后，依然隐含着日本欲利用经济领域的优势以及自由贸易协定(FTA)、经济伙伴协定(EPA)等相关综合战略来主导东亚经济合作进程、抢占有利态势的战略企图。例如，《报告》针对中国率先与东盟缔结FTA的势头，力主日本采取主动与相关各国缔结具有更广泛合作领域和利益的EPA；明确提出日本在具有优势的领域，如技术、金融及资金、市场及投资等领域发挥合作中心作用；建议日本政府通过提出统一市场、统一经贸制度、统一货币等三阶段目标构想来主导实现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
实际上不需《报告》指点，早在数年前，日本政府就以抢占东亚区域合作制高点为目的，相继与菲律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启动了旨在签署EPA的磋商。2001年中国政府宣布将与东盟在十年内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后，日本马上追踪而上，把FTA的缔结对象排列成新加坡、韩国及东盟其他各国，而把中国列于其后。而在2005年末东亚峰会前夕，日本政府匆匆决定专门设立总额为一亿美元的“东盟综合支援基金”，其用意也被认为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和削弱中国主导会议的能力。东亚峰会两周后，针对中国在2004年已与东盟就农工产品实行自由贸易化达成一致的形势，日本政府又紧急召开“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决定争取在2010年前分别与中、韩、东盟签订包括FTA在内的EPA。日本首次与中国谈判FTA，并使之与日韩谈判并行，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此打乱中国与东盟先期达成的FTA启动进程，制造中韩之间的竞争，以便重新掌握规则制定权，夺得东亚合作的领跑权。
日本不忘争夺经济合作领域的主导权，显示出其对外经贸战略受到政治、安全战略的制约和指导。换言之，日本推动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活动，在大局上仍要服从于在政治、安全领域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战略。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显然面临着经济合理性与战略主观性之间的内在矛盾。
在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目前在政治、安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其亲美保守派政治势力以及学界、智库的战略派学者和专家。⑤ 正如《报告》所说，其根据和理由多建立在有关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日美同盟至上、价值理念差异、台湾地位等问题的认知和理论上。其结论公约数，是认为构建东亚共同体是一种潮流、远景和目标，日本应主动参与并主导这一进程；主张以日美同盟为依托，以台湾问题为牵制，以价值观念为名分，通过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国际影响，扩大日本对东亚安全机制形成过程的发言权，加强日本引领东亚合作进程的作用力，同时配以日本在经济合作领域中的操盘优势，从而形成日本在东亚地区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就在《报告》出台的2005年8月，“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委员会发表了有79位政策委员署名的题为《新威胁与日本的安全保障》的政策建议(主笔佐濑昌盛，委员中有相当部分与“评议会”委员重合)，提出日本面临着“更新”和“新生”两种新威胁，公然将中国与朝鲜划入“更新”类威胁，理由是中国随着国力增强，在台湾和东海问题上加大了军事威胁和强军志向的扩张主义，提出了要以复合性对策和加强日美同盟来应对的建言。⑥
2005年10月，该论坛政策委员会又提出名为《在变化的亚洲中考虑对华关系》的政策建议(主笔小岛朋之，部分委员与“评议会”委员重合)，指出日本追求的东亚共同体目标是：在经济方面，通过缔结广泛的EPA实现经济统一并将中国纳入其中。而保证经济市场化与自由化的是政治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东亚各国应形成共识把中国朝此方向引导。在安保方面，要求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理解日美同盟是地区的稳定装置，提出日美应就亚洲战略尤其是“共同体构想”进行磋商。同时，该报告还指出应该把台湾正式纳入将来的东亚共同体，提出日本在共同体进程中的对华政策方向应是“对话中的抑制”，即在推动区域合作潮流时，针对需要警戒的“中国动向”构筑并强化牵制机制。⑦
可以说，《报告》和以上两份论坛建议提出的政策主张，也正是日本政府大力推行的路线的写照。近年来，日本在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对华防范制约的一面可谓日益明显，旨在构筑“防华制华型”地区合作机制的举措也越发无所顾忌。
比如，近期日本在安全防卫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就是急速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加速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其目的，一方面是借机深入参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事务，提升自身的军事作用与国际地位，为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目标积累资本，同时也是在借助日美同盟防范快速崛起的中国，从而谋求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制衡中国、谋主亚太，已成为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关注重点和战略指向。于是，作为制衡的口实，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已被正式写入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防卫白皮书》，作为制衡的名分，“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日美煽动新的意识形态对立的议题，还被小泉首相带到东亚峰会进行现场兜售；作为制衡的“利器”，台湾首次被日本现职外相公然呼作“国家”，台海问题则在2005年日美“2+2会谈”上成为被干预的“共同战略目标”；而作为制衡的手段之一，美、澳、新、印诸国正在被日本热邀加盟东亚共同体，用以“稀释”中国的影响。
三 两种主要的“非主流派战略”
如果把上述“战略”称之为“有条件赞成论”，那么相对于此，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中起码还有两种显然与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全面反对论”，另一种则是“全面赞成论”，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全面反对论”在日本社会乃至政界颇有影响。原因之一是该观点的持论者几乎均是反华原教旨主义分子⑧。其反华理论经营有年，在呈总体保守化趋势的日本政界和社会上有一定的市场。而且，这派人物在“中国威胁论”、日美同盟至上、台湾“地位”以及“民主自由”价值观等问题上，与上述“主流派战略”多有重合和认同。两者的不同在于结论相异：“全面反对论”坚决主张为了避免所谓的“利益受损、生存危殆”，日本根本无法也不应与中国共建东亚共同体。当然，“全面反对论”的攻击手法更露骨，论据更多样，目的也更险恶。比如：在政治、安全方面，公然主张并支持台湾独立，渲染中国的威胁是出自于要拆散日美同盟、控制日本、谋求并恢复历史上的“华夷秩序”及“朝贡体系”式的东亚霸权；在思想理念上，诋诟中国在“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上处于与日本无法沟通的“低等和异质”状态；在经济上，贬损中国发展阶段太低、没有市场机制、不守世贸规则，不可能与日本对口合作；更有甚者，其中一些人物至今还在叫嚣中国迟早会发生“分裂、崩溃”，妄言日本昔日推行的“东亚共同体——大东亚共荣圈”就因中国而招致了失败。
相形之下，“全面赞成论”虽也赞同日美同盟论，主张普遍价值观，但其着眼点是：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同时，主张日本外交应采取均衡战略，真正重视亚洲，建构亚洲自己的区域合作组织；在强调普遍价值论的同时，也强调尊重亚洲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性，更积极强调以此多样性和包含性的宽容精神，来增加和丰富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普世性意义。此外，该派人物基本上不赞成“中国威胁论”，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中原则”。这派观点的持有者与亚洲国际派及亲华派政治家、学者大部分相互重合。⑨
在该派人物中，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现任岩手县立大学校长谷口诚的主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近著《东亚共同体》一书中主张，为了东亚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应当建立东亚共同体；一些政治障碍尤其是日中历史问题的负面影响波及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日本应改进其外交思路；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应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信赖关系，做到携手共进、互利双赢，并发挥核心作用；日本应当改变以往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姿态，抛弃过去“脱亚入欧”的精神结构，确立重视亚太的战略，开展更为自主的全方位外交。总之，日本应在更多的合作领域做出贡献，为东亚共同体的成立发挥积极作用，这样不仅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对整个亚洲的安定与发展也非常关键。⑩
综上所述，日本各界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构建东亚共同体方面存在着三种基本思路。现阶段日本政府的立场显然最接近于《报告》所提出的政策思路，但其他两种思路也正极力扩大其对政府方针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展望未来，这一局面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期。从中长期的观点看，不能排除其他两种思路中的某一种上升为主流见解的可能性。
注释：
①报告内容参见http://www.ceac.jp/j/index.html/。有关“评议会”的成立经过，可参见金熙德：《日本抢占东亚合作制高点》，《环球时报》2004年7月12日。
②以上各文件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index.html/。
③『日本経済新聞』2005年5月26日。
④以上各文件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index.html/。
⑤前者可举出小泉纯一郎首相、麻生太郎外相、安倍晋三官房长官以及石破茂前防卫厅长官、町村信孝前外相、平沼赳夫前经产相等人；后者包括田中明彦、伊藤宪一、北冈伸一、渡边利夫、冈崎久彦、森本敏等人。
⑥该报告参见http://www.jfir.or.jp/pr/j-jf-pr-26/pr26j.pdf/。
⑦该报告参见http://www.jfir.or.jp/j/pr/j-jf-pr-28/outline/paperpdf/。
⑧如政界的石原慎太郎、西村真悟等人，学界和评论界则有中岛岭雄、中西辉政、古森义久、屋山太郎等人。
⑨该派人物中政治家、官僚有河野洋平、羽田孜、加藤纮一、田中均等人，学者有谷口诚、五百旗头真、猪口孝、青木保、伊藤元重、
原英资等。
⑩谷口誠『東亞共同体』、岩波書店、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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