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水利实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元代论文,水利论文,地位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史书所称：“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1〕在元代，有“巧思绝人、 度越千古”的水利专家郭守敬；有“准今酌古、以资实用”的科技著作《河防通议》；还有“巧慧绝伦，奏功神速”的治河工程“黄河白茅堵口”。在这些水利建设的主要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和代表工程中，都明显地反映出讲求实际、实效、实用的实学思想。讲求“笃实”的思想方法，在当时就已被人们明确地称为“实学”。如郭守敬被称为“以纯德实学为世师法”〔2〕。 人们在列举郭守敬的功绩时说到：“而水利河渠皆为一代实效”〔3〕。如沙克什被称之为“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 皆笃实之学”〔4〕。 他编著的《河防通议》一书被称为：“可谓有用之实学”〔5〕。 他自己也说编写该书的目的是为了“以便观览而资实用”〔6〕。
一、元代水利实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1.注重实际、实用。（1）从实际需要出发确定水利建设项目。 郭守敬的主要水利功绩是恢复宁夏农业灌区和引水白浮开通通惠河。这两项工程，一是为了恢复战后北方农业生产，一是为了巩固元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贾鲁进行的白茅堵口工程，其目的是确保京杭大运河。这些工程所要解决的都是当时社会事关重大而又迫在眉捷的实际问题。（2）坚持实地调查进行工程设计。 郭守敬为了开发黄河上游水利，“自孟门以东，循黄河故道，纵广数百里间……”〔7〕。 贾鲁为制定白茅堵口工程方案，“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8〕。 沙克什在强调实地调查时，要求工程负责人必须亲临现场，“相视地形，审度水性，测望斜高”〔9〕。 这反映出元代水利工作者们事必躬亲的科学态度。（3）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具体问题。 贾鲁为了及时堵复白茅决口，打破常规，毅然采取讯期堵口，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疏塞并举”的治河方针和“石船障水”的堵决方法，为后世人们治河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沙克什在《河防通议》中指出，在水情紧急的情况下，对于民夫的征派，埽兵的节假以及役夫的作息等制度要不拘惯例，灵活应变，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措施。（4）对客观规律的探索。 沙克什在《河防通议》中根据“水信有常，率以为准”〔10〕的原则，以物候水情反映洪水的规律性；提出治水的根本经验在于“顺物性而治之”〔11〕，强调尊重自然规律。
可见，元代水利实学思想反映出，元代水利工作者已意识到外部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并有其规律性，因而必须从自然界本身去认识自然界。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些思想在本质上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
2.强调整体、联系。（1）全面考虑水利工程设计。 郭守敬在恢复“金河口”的工程设计中，包括有“致西山之利”〔12〕，“广京畿之漕”〔13〕，并可“灌田若干顷”〔14〕。同时开减水口“以防涨水突入之患”〔15〕，兼顾到航运、转漕、灌溉和防洪多种效益。贾鲁在白茅堵口工程设计中，将疏浚、塞河、堵口和修堤几项工程互相结合，把主流引离决口，保证了堵决工程的顺利完成。（2）联系地看待不同的治水方针。贾鲁在白茅堵口中，提出了“疏塞并举”的主张，并根据两者的内在联系，采取“先疏后塞”的策略，使堵决成功。郭守敬在恢复宁夏灌区和开通通惠河的工程中，对旧有的基础提出了“因旧谋新”的治理方针，使宁夏“诸渠皆通”，通惠河“舳舻蔽水”。（3）突出水利建设的重点。郭守敬在水利建设中“决金口”、“复唐来”、“引汶泗”、“建斗门”，以及多项水利建设和调查，都是围绕航运、转漕、灌溉和防洪等重点项目进行的。沙克什在《河防通议》一书的编写中，改变了过去那种“只言其道，不言其方”〔16〕的传统方法，重点记载了水利施工方法、河防管理制度等具体措施，“足补列代史志之阙”〔17〕，使后世水利工作者有所借鉴。
可见，元代水利工作者表现出了一种对事物全面看待，并突出重点的思维方法，并且已具有一定的对立统一观念。对旧事物既保留又克服的方针，使元代水利思想方法自发地趋近于辩证的否定观。这些思想方法在本质上属于自发的辩证法。
3.提倡力践、真知。（1）根据实践经验制定工程方案。 郭守敬引水白浮增辟通惠河水源的方案，就是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先引用玉泉水，后改引卢沟河水，但都因流量不足或淤积严重而未能成功。在第三次方案中，他总结了前两次的实践经验，采取停浑改清和广汇诸泉的方案，打通了通惠河的航运。贾鲁在白茅堵口工程中的成功，与他长期从事治水活动是分不开的。在白茅堵口前，他就曾“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18〕，对水工技术有深刻的了解，人们当时认为：“盖由鲁习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19〕。（2）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沙克什在《河防通议》一书中，对黄河水情规律的探索，对埽的制造、作用的说明以及对分流堵口技术的记载，都是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千百年来与洪水作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整理出来的理论性总结。贾鲁在白茅堵口后总结出了“治河论”、“疏塞论”、“治堤论”和“沉舟法”，也是从他亲身参加治河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得来的。这些水利理论，离开了水利实践活动是不可能产生的。（3）强调思想认识的客观依据。郭守敬在规划黄河水利时，对黄河中、上游进行广泛的勘察、测量，并以海平面为依据比较了京师与汴梁的地势高低，提出了海拔标高的概念。人们称郭守敬“其言信而有证”〔20〕。贾鲁在白茅堵口合龙时，不用沉船而全部采用埽工，是依据埽的特殊性质而决定的。即所谓“草虽至柔，柔能狎水，水渍之生泥，泥与草并，力重如锭”〔21〕。
可见，元代的水利实学思想，反映了认识必须来源于实践经验并符合客观实际即所谓“真知”的思想方法。同时注意水利理论应在水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完善，应有其客观依据，即所谓“力践”。元代水利工作者在认识上遵循了从实践出发的认识路线，在本质上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元代水利实学是在元代水利建设中所形成的一种注重实际、实用，强调整体、联系和提倡力践、真知的水利思想方法。它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自发的辩证法和反映论三者相结合为其思想基础的。一方面它与传统的儒学思想相对立，另一方面它也同其他的实学思想相区别，是我国实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
二、元代水利实学思想产生的原因
1.思想原因。虽然元朝统治者仍以理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但理学已经发生了变化。朱学的“格物”更加支离泛滥，陆学的“本心”进一步被禅化，朱陆各自的学统难以为继。元代理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与过去空谈性命不同，比较倾向日用生理，提出“治生论”。以刘因为代表的理学家提出反求六经的主张，比较务实。元代理学的这些演变，说明人们已经对理学“离事言理”的实质有所反思。许衡批评那些专事言辞而于事无补的理学家是“道尧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诸其口，由之以责其实，则霄壤矣”〔22〕，只会在“纸上摆布成文”〔23〕。而“圣人岂肯为此哉”〔24〕。刘因批评消极避世，追求虚幻的人，是“皆不知义命而已矣”〔25〕。认为那些“皆将苟简避事〔26〕的人，逃避一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这些现象，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候，作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出现了裂痕和危机，并开始产生了异化。
由于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广事利用”的政策，各种宗教在元代都比较兴盛。元王朝的宗教政策规定：第一，容许各教并存。第二，提倡宗教信仰自由。第三，保护寺庙、教堂的财产。第四，寺院、教堂免除差役赋税。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元朝统治者接触到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他们对各种宗教并不尊此抑彼，只要求他们各自宣扬的教义符合元朝的统治，用各自的宗教仪式来为自己告天祝寿，并用各自的宗教权威来使自己的信徒顺从元王朝的统治。这样，各种宗教渐渐成为元王朝服务的工具。在元大都里，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萨满巫祠等各种殿堂都能见到，各种宗教以其特殊手段佐理着元王朝的统治。
此外，在元代还出现了邓牧的“异端”思想和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表示不列入儒、佛、道行列。他在《伯牙琴》中对“君”和“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揭露皇帝是最大的剥削者和掠夺者，幻想重新出现尧舜时代，谢应芳一生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反对佛、道宗教迷信，所著的《辩惑编》是反对迷信的专著。
可见，儒学在元代已经开始异化，并丧失了“大一统”的主导地位，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开始从实学思想方面来认识问题，这是元代实学思想产生的思想原因。
2.社会原因。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隋、唐以后，若想为官主要是通过科举的途径，而科举制度一直是以诗赋取仕，其他科学技术被视为雕虫小技，自然科学的发展长期受到压抑。在蒙古人取代金朝统治中原汉地以后，就不再举行科举考试。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后，科举仍长期没有恢复。到1314年，科举的停罢在北方长达80多年，南方也有40年，使两三代读书人断绝了正常的入仕之路。延元年虽然恢复了科举，但对汉人、南人则严加限制。蒙古人、色目人只须考试两场，且试题容易；汉人、南人须考试三场，而试题艰深。“蒙古人、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27〕发榜时，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取士数目相等。表面上看，似乎不偏不倚，但从人口比例上看，汉人、南人取士比蒙古人、色目人不知低多少倍。从公元1314年至元朝末年，每三年一科（元顺帝至元二年、五年两科停罢），共举行16科。取进士共计1137名，平均每科仅71人，其中汉、南人只占一半，这对于解决读书人入仕问题，只能是杯水车薪。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说：“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万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28〕。由于科举之途关隘重重，汉人、南人考中进士相当困难，使许多人“文雅而洁，年逾耳顺……然而再试再默”〔29〕，功名蹭蹬，屡试不第的情况大量存在。
科举之途不通，儒者求仕只得去做吏或任教，但也绝非容易。如做吏，蒙古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其所与图大政为将为相者，皆根脚人也，而负大器，抱大才，蕴道艺者， 举不得与其政事。 ”〔30〕所谓根脚人，是指蒙古人、色目人的权贵而言。此外，儒者往往自命清高，使之屈膝应诺，奔走伺候，又有所不为。这样，他们在由吏入官的竞争中就显然处于劣势，不少人才进即退，或中途废然而返。任教入仕的路也不顺畅。首先是教职的位置有限，按满额计全国共需直学（相当于候补人员）2100余员；学录与教谕合计1300余员；学正与山长合计不到900员；教授则不足300员。这对于全国六七万儒者（仅按儒户每户一人计）来说，获得教职的机会并不多。其次即便是做了教官，境遇也不佳。他们“早作入馆，戴冠束衣授业，终日不得休，还舍昏惫，忌气抑郁弗舒。故多不乐居是官者”〔31〕。而且“儒官禄薄”〔32〕又无职田禄米，自是十分清苦。
元朝统治者，虽然有时对儒士进行一些笼络怀柔，但总的来说，儒士在元代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以至“小夫贱隶，亦皆以儒者为嗤诋”〔33〕。在百姓中流传着“生员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祗卒”〔34〕的说法，甚至有人说：“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35〕。儒士社会地位之低下，可见一斑。
求仕路途艰难和社会地位低下，致使众多的知识分子转向了天文、地理、农学、医学以及印刷术、造船术、航海术、水利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方面。由于他们“不屑事举子词章，而必期措诸实用”〔36〕成为元代实学产生的社会原因。
3.历史原因。从11至13世纪，中国和西亚、北非伊斯兰国家是世界上的两个文明中心，在科学文化上保持着领先的地位。
元代对外关系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它同亚、欧、非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由于蒙古统治势力扩展的结果，其统治地域一度达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统一南宋以后，“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37〕，都在元朝的管理之内。在这个辽阔境域之内，以前的各种疆界被扫除，“舟车毕通，无所底滞”〔38〕。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儿汗国还有驿路相通。元人形容当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39〕。足见交通之便。
除了因战事远征之外，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伊儿汗阿鲁浑遣大都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各国，访问了罗马、巴黎等地。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历访欧洲诸国。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和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年），元人汪大渊两次随商船出海游历，到达了非洲的层拔罗（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等国，并著有《岛夷志略》一书。此外，元朝同亚洲的高丽国（今朝鲜）、日本、越南、暹国（今泰国）、瓜哇、真腊（今柬埔寨）、印度、马八儿（今印度半岛南部）、俱兰（今印度半岛南部）等国均有经济、文化的交往。
由于元朝交通发达，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中国的印刷、火药、武器制造技术等重大科学发明在这一时期西传。波斯、阿拉伯的天文、医学、数学等成就，也被介绍到中国。在元朝秘书监中藏有阿拉伯文的20多种上百部的“回回书籍”，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历算、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机械学、文学以及相术、点金术和占卜学等许多方面。并且，入居中国的西域各国人极多，其中不少人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叙利亚医生爱薛，将各种西域药物、医法输入中国。波斯星历学者札马鲁丁，在中国撰写《万年历》，制造多种西域仪象，并建立回回天文台。阿拉伯建筑家也黑迭儿，参加了大都皇城和宫苑的建设。
这些中西科学技术的交流，特别是阿拉伯自然科技的传入，对元代实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如沙克什“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40〕。这是元代实学产生的历史原因。
三、元代水利实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注重实际、实效、实用的思想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如墨翟所提倡的“取实予名”；荀况提倡的“制名以指实”；王充提倡的“重效验”；陈亮、叶适提倡的“实事实功”等，但因各种条件的限制，都没能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在元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促使了元代实学思想的产生，在经济、政治、史学、文艺以及自然科技等其它领域均有所反映。明末清初的明清实学思潮，使实学思想达到顶峰。
元代实学思想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兴起起到了先导作用。明清实学思潮所体现的四种精神，即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思潮；反对逃避现实，讲求实际、实效、实用的经世致用；反对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以及“工商皆本”的市民意识；发展自然科技，重实际，重考察，重验证的科学精神，在元代的实学思想中均有所表现。但明清实学思潮中，许多代表人物和理论是唯心主义的，而元代水利实学思想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自发的辩证法和反映论三者相结合为其思想基础的。这是明清实学思潮不及元代实学之处。
元代水利实学思想对中国实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特别是对明清实学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元代水利实学思想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也具有继承和发展的作用。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经历了先秦、汉唐、宋明三个发展阶段。先秦时期，辩证思想以天然纯朴的形式出现，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都得到了发展。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的经验中猜测到了对立统一思想，把自然现象无限多样性看作是矛盾统一，但只是从某种具体的东西中或特殊的现象中去理解对立统一。汉唐时期，由于先秦辩证思维还没有把自然界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没有从总体的联系上进行仔细剖析，于是就被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所代替，并被封建统治者运用政治、法权的力量大加提倡，作为官方哲学而笼罩整个思想界。本来是辩证思维“合”的命题，成了“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婢女，成了直接论证僵死不变的封建等级观念，辩证的思维受到形而上学的严重桎梏。宋明时期，哲学适应于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辩证的思维在形而上学的冰封中渐次解冻，辩证法思想开始了发展。这时的哲学家注重于宇宙的生成及自然界事物之间联系的探讨，从物质运动变化中说明物质不灭和具体物质形态变异性的关系。元代水利实学思想，为宋明时期辩证法思想提供了验证和说明。在元代水利实学思想中，特别是对立双方相互连接和主次分明的思想方法对宋明哲学中“分一为二”和“合二以一”关系的探索，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和材料，促使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元代水利实学思想由于受到生产方式发展程度的制约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之元代水利主要代表人物本身没有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在他们的思想方法中难免带有历史局限性。
元代水利实学思想虽坚持了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正确立场，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没有从理论上提出世界的本源问题，没有从世界无限多样性中找到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在其思维方法中，比较丰富的对立统一思想，质量互变思想虽有一定的反映，但对事物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没能认识到事物内部矛盾引起事物发展变化这一辩证法的精华。虽在其认识路线上，强调了从实际出发，认识和理论必须同客观实际相符合，但没从理论上概括出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没能提出科学的实践概念。
总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实践条件的限制，元代实学思想未能将自己的世界观理论化、系统化，未能将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因而也未能使它发扬光大，而这也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家所共有的不足之处。
注释：
〔1〕《元史》卷64，河渠志。
〔2〕《元朝名臣事略》卷13，太史郭公。
〔3〕《元史新编》卷35，郭守敬传。
〔4〕〔36〕〔40〕《元史》卷190，儒学二。
〔5〕《河防通议·后序》。
〔6〕《河防通议·序》。
〔7〕〔20〕《国朝文类》卷50，郭公行状。
〔8〕《元史》卷187，贾鲁传。
〔9〕〔10〕〔11〕《河防通议》卷上。
〔12〕〔13〕〔14〕〔15〕《元史》卷164，郭守敬传。
〔16〕〔17〕《四库全书提要·河防通议》。
〔18〕〔19〕〔21〕《至正河防记》。
〔22〕〔23〕《语录》上，《遗书》卷1。
〔24〕《中庸直解》。
〔25〕《庄周梦蝶图序》。
〔26〕《和永贫土》。
〔27〕《元史》卷81，选举志。
〔28〕《草木子》卷4，杂俎篇。
〔29〕《至正集》卷33，林野文集序。
〔30〕《庚申外史》卷下。
〔31〕〔32〕《安雅堂集》卷7。
〔33〕《青阳先生文集》卷1。
〔34〕《一山文集》卷8，与董涞水书。
〔35〕《谢叠山文集》卷1，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37〕《元史》卷58，地理一。
〔38〕《道园学古录》卷37，龙兴路重建滕王阁记。
〔39〕《麟原文集》、《前集》卷6，义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