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雷海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今论文,中西论文,融汇论文,雷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兼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总起来说，可以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可各以1937年和195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一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家庭出身中农，父亲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25岁。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
1927年，雷海宗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不但讲授世界史，而且以史学家应兼通中外，改造旧史学为己任，进而研究和讲授中国史，发表《孔子以前的哲学》、《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评汉译〈世界史纲〉》等文章。已故著名英国史学者蒋孟引先生回忆道：“那时雷先生还很年轻，却是全校宣扬的名教授，我慕名选课，果然十分满足，收获很多。从此爱好外国史，确定了一生学业的方向。”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他采用新的方法，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的观点，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这一看法的妥当，从而推断周室元年当在公元前1030与1020年之间，因此肯定《竹书纪年》关于周室元年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认为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王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雷海宗的这篇文章受到了当时著名史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重视和赞赏。
1932年后，雷海宗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和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及代理文学院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的著述，除《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和有关中外历史的多篇书评外，主要有《皇帝制度的成立》、《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中国的家族制度》等论文。1938年后，他将以上数篇的题目略加改后，再加上《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文章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 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该书即雷海宗的代表作。其后，他为《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撰稿，其中主要文章《历史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外交：春秋与战国》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后编入林同济主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由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出版。此外，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他铅印出版多卷本《中国通史选读》，不断发表文章，如：《张伯伦与楚怀王》、《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司马迁与史学》、《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海战常识与太平洋大战》、《中国古代制度》、《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世界战局总检讨》、《历史过去的释义》、《春秋时代政治与社会》、《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欧美民族主义和前途》、《理想与现实》、《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和《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等。至于政论性杂文，多不胜数，不赘述。
1948年后期，全国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当局动员雷海宗“南飞”，为他准备了机票。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雷海宗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发生转变。雷海宗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活动进行了自我批判，决心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力量。1951—1952年间，雷海宗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批判文章，并将稿费捐献。这些文章是：“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苏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苏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宗教与梵蒂冈》、《二十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和《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
解放后，雷海宗最初仍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的论文，探讨古书中所见的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事，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1952年秋后，根据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编写出《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1956年，他发表《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一文，此文，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和拓荒意义。1957年，雷海宗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视为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可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
在此期间，雷海宗还为《历史教学》撰写了一系列比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参考性文章，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关于公元纪年各种西文名词的意义及中文译名问题》、《读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大师对普通中学历史教学事业的关注，而且在简明扼要的阐述中显示了渊博学识与真知灼见。
1957年，雷海宗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后因健康情况急剧恶化而停止了教学活动，学术研究也难以进行。但他仍精心译注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其译文和注释有许多独到之处。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尽管身患不治之症，步履艰难，他马上于1962年春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一百多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
二
以上简要介绍了雷海宗的生平及其重要著述。总起来看，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的多方面的著述体现了这一主张。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国通史、史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
雷海宗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讲解历史事件人物既材料翔实，又将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感到余兴未尽。每节课他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他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枝粉笔，但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先生在《忆念伯伦师》文中说：“听过他的课程的学生，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在解放前的旧大学，讲授历史课能达到这样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的程度，可说是罕见的了。”
这一切都表明雷海宗学问渊博，研究精深，口才好，思路清楚，教学认真负责，又讲究教学方法，这才能使讲课成为一门艺术，挥洒自如，引人入胜。他在清华西南联大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故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就是这样的旁听者，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
第二、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自成体系。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郎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有如选择地点，准备建筑材料；综合为史学的主体，乃修建房屋本身；艺术则是装饰而已。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雷海宗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普遍称为“过去”，而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一为相对的。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发生的独特事实，这个过去是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但是，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宇宙人生观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所以，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孔子之为孔子，已经过去，万古不变，但这个绝对的孔子，人们永远不能知道。不仅史料漏载的孔子言行已不可知，即使有文南可征，其当时的心情、背景和目的，大部也永不能知。历史上和今日所“知”的孔子，是不同时代的后世对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观认识。由此，他提出了主观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参见《历史过去的释义》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雷海宗的历史认识论是与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分不开的，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一定的宗教色彩。他采用佛家语“大我”、“小我”作为哲学名词来观察人生的境界，把个人看成宇宙的缩影，个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为个人的扩形，宇宙就是大我。他认为：宇，空间，整个的太空，在物质方面是因果的世界。宙，时间，有机的发展，在心灵方面，是复杂的意志，无穷的希望，整个是有意义的。时空无限的宇宙之能有意义，是人类给予它的。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人类总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解脱和出路，但追问所得的答案各代不同，至今尚无一个令人长久满意的解脱方法或最后出路。可以勉强猜想，宇宙中大概有不知是一个什么的力量，要自知自觉，生命就是这种力量的表面化。人类，表现一种相当高的知力和觉力，但绝不代表最高可能的知力和觉力。人生中偶然会因过度悲喜和过度奇异的遭遇，而出现某种一纵即逝的心境和经验，突感超过普通人生，好似与宇宙化而为一，明白了宇宙最后的真理。伟大的诗品，不朽的艺术，超绝的音乐，都是此种心境下的产物。然而，于此种心境最浓厚深刻的，是真正的宗教家，如耶苏、释伽、庄周之类的创教圣者。禅定修行，杂念全消，一片光明，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最后达到无碍自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境界。雷海宗觉得，最好将此种经验视为宇宙中的自我表现力可能高于今日的预示。他由此展望：或进步不已的今日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新的灵物，对于宇宙必有大于我们的了解，终有一天有物能彻底明了宇宙，与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参见《人生的境界（一）一释大我》）
就历史观和整个历史体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他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在时间上以最近的五千年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和欧西。这些时间和空间都不相同的历史单位，虽各有特点，但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
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的进展，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期而亡。唯独中国文化四千年来却经历了两个周期。经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 由殷商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期。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时代、秦汉帝国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8至383年）。 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灭亡，经淝水之战胜利后，却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期。第二周期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与汉人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艺术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期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另一方面，南方的开发与发展则是中国第二周文化的一项伟大的事业与成就。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这是与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统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
雷海宗在解放前的历史观和史学体系大致如此，从根本上看来，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相迳庭的。但是，他努力打破欧洲中心论和旧王朝体系，独自提出中国文化两周说。重视胡人血统、印度佛教和南方发展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第三、追求真理，锐意创新，勇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雷海宗生活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冲击激荡的时代，又远赴美国留学，他决心吸取西方新的理论和思想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
从英国回来后不久，年轻的雷海宗就向中国史学界介绍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史学理论，翻译克氏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第一章“历史与记事”，认为“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同时，他又发表对汉译《世界史纲》的书评。该书原著者威尔斯是西方著名作家，中译本的校译者多是中国学术界的前辈名人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然而，雷海宗却对《世界史纲》原书和中译本的出版，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充分显露出不畏权威、敢于阐发个人意见的精神。其后，他撰写《殷周年代考》，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这种采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史学领域的方法，是十分新颖的。《中国的兵》是雷海宗的另一成名作。关于中国的兵制历代学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另辟蹊径，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份、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由之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和原因。至于他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建立中国文化两周说的体系，也是其锐意创新的表现。可惜的是，无论是克罗奇还是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体系都属于唯心史观的范畴，未能真正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雷海宗求教于他们的理论，并加以宣传，方向明显是错了。
解放后，雷海宗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觉得找到了真理，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他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丰富的史料，编写了《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不断创新，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的形态学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尤其是：（1）、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 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界限，以世界史为背景概述了上古中国的历史，并通过对比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各方面说明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强调中国人学习世界史，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2）、 重视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整体和全局来把握世界史。特别是有专章集中论述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族及其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与迁徙。（3）、 结合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分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度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发展，并就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总问题提出了上古史上这方面的三个疑难问题。此外，诸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重视，将希腊、罗马的历史合起来分章节叙述，具体到对金属器的使用与作用、希腊哲学的兴起与发展、罗马皇帝制度以及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的兴起等问题，也都有创见。至于《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再一次表现了他敢于打破禁区，按照自己对于马克思著作的理解和对实际历史的认识，独立发表自己观点的精神。
第四、热爱祖国，积极评价和弘扬中华文化。雷海宗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对祖国积弱和文化衰老的现实，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
雷海宗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和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象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家族而言，汉代恢复古制，大家族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此后维持了两千年。大家族是社会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中国经“五胡之乱”而能创造新文化，至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但大家族与国家似乎不能并立，近代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大家族制遭到破坏。大、小家族制度，各有利弊，当去弊趋利，采中庸之道加以调和，建立一个平衡的家族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秦汉以来，皇帝制度统治中国，直至近代。在西方势力摇撼下，经辛亥革命，这个战国诸子所预想，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曾经维系中国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以及三四千年曾笼罩中国的天子理想，一股结束。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政局的稳定与否，就由元首产生时的平静与否而定。古代罗马帝国的制度，或可供将来的参考。
从一二·九运动到卢沟桥事变，这是雷海宗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前此，他是一个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学者，中国文化两周乃至三周说的体系尚未最后完成。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雷海宗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政治联结起来，不仅确立中国文化二周说，并进一步提出第三周文化的前景。他强调中国之有二周文化是其他民族历史上所绝无的现象，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他检讨自己前此的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对中华民族的坚强生命力，只略为提及，但抗战开始后，这种缄默已不能继续维持了。当欧西文化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战国中期阶段），其时代特征是大规模的战争和强权政治，发展趋势是走向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而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伟大局面。抗日战争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它比淝水之战更严峻，更重要，中国文化第二周的结束和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中国前后方应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记录，通过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雷海宗慷慨激昂地写道：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更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
解放后，他热爱新中国，积极参加各项运动，改造思想，他说自己从思想感情上体会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和真正意义。此后，他在南开大学的全部教学实践、政治活动和学术生涯，直至1962年抱病重上讲台，都深深地体现着他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
1962年12月，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 过早地离开人世， 年60岁。雷海宗为建设祖国的历史科学和发展教育事业，南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代不少知名学者出自他的门墙，至今仍深深怀念他。著名世界史学家齐世荣曾写道：“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学不到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