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果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1-0043-09
200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在他的流行教科书《经济学》第17版中谈到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时认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之一，这些发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如何去对付周期性经济危机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1](P413)另一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教授在世纪之交撰文指出：“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中心，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我们这样说并非是自我标榜。宏观经济学的这种中心地位仍将继续下去，其最充分的理由是：我们需要理解当前的经济事件，尤其是那些不好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政策——甚至善意的忽视也是一种政策，以便解决这些问题。”[2](P151)我们认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它是由几次大的经济学事件和重要的经济理论的出现勾画出来的。
一、“凯恩斯革命”
20世纪的第一个25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庇古(Arthur C.Pigou)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当时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包括凯恩斯在内的那一代经济学家都是在古典经济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把古典经济学从西方经济学正统派宝座上拉下来的是“凯恩斯革命”掀起的风暴。“凯恩斯革命”是由两个经济事件促成的：一是英国自1920年开始的长达10余年的长期慢性萧条；二是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和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纽约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两度大幅下挫所引发的1929-1930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衰退，随后又演化成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这两次经济萧条无论是生产衰退的程度，持续时间的长度，还是失业率的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现实与古典经济学坚持的“经济一旦遭受冲击，市场力量可以迅速而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的核心命题明显不符。于是，以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为代表的一批现实感较强的经济学家试图对这些经济灾难提供理论上的新解释，并找出拯救灾难的途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凯恩斯就对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明确倡导通过政府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来解救英国的萧条和失业（注：参见凯恩斯在1924年5月和6月在《民族》杂志上发表的三个姊妹篇：《失业需要猛剂吗？》、《美国政府和失业》以及《对付失业的一帖猛剂：对批评意见的答复》。）。为了使同行经济学家和政府能够接受他的“新”思想，他在他的《货币论》（1930年）出版不久就着手新书的写作，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
与古典经济学相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征，如果没有外在干预，经济会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处于均衡，这种均衡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而不是一种短期的暂时现象。其原因在于：“仅仅存在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便有可能、而且往往会在充分就业到达以前，使就业量的增加终止。尽管在价值上，劳动的边际产品仍然多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有效需求的不足却会阻碍生产”。[3](P36)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资本边际效率的短期波动和长期下降趋势连同流动偏好造成的利率粘性使得私人自发投资不能完全填补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这样，一个社会越富裕，社会的实际的与潜在的总产量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凯恩斯《通论》不但系统地阐述了有效需求原理，而且提出了新的总供给理论。古典学派假定价格和工资是完全伸缩性的，从而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相反，凯恩斯认为价格和工资是粘性的，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因此，“供给会创造它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肯定不能成立，实际产出通常会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经济学家们原来只强调凯恩斯在总需求分析上的贡献，实际上，凯恩斯关于总供给的理论同样具有“革命”的意义。
经过希克斯(John R.Hicks)、汉森(Alvin Hansen)、萨缪尔森等人的改造、修正和通俗化，如IS-LM模型[4]的提出，哈里斯(Seymour Edwin Harris)主编的《新经济学：凯恩斯对理论和公共政策的影响》（1947年）、迪拉德(Dudley Dillard)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1948年）、汉森著《凯恩斯经济学指南》（1953年）的出版，对凯恩斯理论进行形式化和经验验证（如战后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的检验），尤其是萨缪尔森等人所进行的“新古典综合”，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很快在欧美发达国家流行起来。
凯恩斯《通论》掀起的“革命”包括三个方面：(1)经济理论上的“革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新的正统派。萨缪尔森曾经说，到20世纪60年代，90%的经济学家都信奉凯恩斯主义。甚至连古典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庇古，在和凯恩斯进行了20多年争论以后，最后（1949年）也不得不承认，在凯恩斯以前还没有一个人“把所有这些相关因素，实际的和货币的因素，纳入一个规范的分析框架，通过这种框架，可以系统地研究它们的相互作用”。1950年，庇古在《对凯恩斯的〈通论〉的反思》一书中进一步承认，他对凯恩斯的批评太苛刻了，并认为，在高水平的失业情况下短期均衡确实是可能的，而古典理论没有预见到这一点。(2)经济政策上的“革命”：用政府干预主义或积极行动主义(activism)取代自由放任主义。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凯恩斯倡导的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纷纷转化为发达国家的政策法规。1944年英国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报告书发表，同一年，英国政府在其《就业政策》白皮书中承诺要保持一个“高而且稳定的就业水平”。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就业法》规定：联邦政府要把追求“最大化的就业、产量和购买力”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和职责。在其他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和挪威，都承诺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优先政策目标。甚至《联合国宪章》（1945年）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年）也把“有效需求”和“充分就业”写了进来。(3)教科书“革命”或教学内容“革命”：凯恩斯《通论》的主要思想被编写成初级教程的经济学教科书，这就是1948年初版、以后每3-4年修订一次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教科书的流行使凯恩斯主义迅速进课堂、进学生的大脑，从而使35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
“凯恩斯革命”大大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和内容体系。凯恩斯用产出和就业理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用非充分就业假设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充分就业假设；用移动均衡或比较静态分析（凯恩斯在《通论》中认为是动态分析）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用货币的生产理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用政府干预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一直倡导的自由放任论，等等。“凯恩斯革命”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自此以后，宏观经济学作为与微观经济学并列平行的一门学科发展繁荣起来。
“凯恩斯革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有：(1)促进了战后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繁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英美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达25年的高就业率、高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繁荣时期。这种长期繁荣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但是其中确有凯恩斯主义的作用。(2)经济周期变形。自从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以后，经济危机不再周期性地出现，而是呈现不规则变化；经济衰退的深度和破坏程度也大大减弱了。于是，有西方学者建议用“经济波动”来取代“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的说法。(3)混合经济的出现。推行凯恩斯公共政策主张的结果使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公共部门的不断扩大和公共部门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由以私人经济占绝对优势转变到公共（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并存的一种“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体制。(4)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滞胀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凯恩斯主义，就像50-60年代的长期繁荣不能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一样，但是滞胀肯定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有关。
二、货币主义“反革命”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货币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兴起于美、英等国家。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在1996年回顾货币主义产生的背景时曾经说：“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为凯恩斯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一样，70年代的滞胀使经济学者和公众欢迎（货币主义）反革命。[5](P8)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风靡了50年代和60年代，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有：缺少微观基础；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货币因素对经济影响的分析、对供给因素重要性的认识相对较弱；只是假定价格刚性或粘性，而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理论。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主要发达国家掀起的通货膨胀风暴使凯恩斯主义的这些缺陷暴露无遗。于是，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乘机揭竿而起。
货币主义把攻击凯恩斯主义的突破口选择在菲利普斯曲线上。1958年菲利普斯(A.W.Phillips)根据英国1861-1957年的经验资料发现了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变化关系。这个经验成果后来经过利普西(Richard Lipsey)、萨缪尔森和索罗等人的进一步阐发，成为凯恩斯主义范式的主要构件之一，同时又为政府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进行长期权衡选择提供了一个菜单。
在与索罗关于工资和价格指导线问题的争论中，弗里德曼（1966年）第一次公开对菲利普斯曲线提出批评。1967年12月弗里德曼在对美国经济协会发表他的题为《货币政策的作用》的会长演说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这个思想后来被称作“愚弄模型”(fooling model)。在这篇演说中，弗里德曼指出，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把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即把失业或就业看作是货币工资率的函数；根据古典经济理论，应当按照实际工资率的变化来建立菲利普斯曲线。弗里德曼还提出适应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并主张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一个决定货币工资变化率的附加变量来扩展菲利普斯曲线（即附加预期变量的菲利普斯曲线）。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对于一个既定的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来说，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替换关系，但是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是垂直的，这就否定了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持久的长期的权衡选择。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主要是针对大规模失业和经济萧条的话，那么货币主义则是针对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者把通货膨胀归因于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弗里德曼认为：“当货币数量增长的速度大大地超过生产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就发生了。每单位产量中货币数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就越高。在经济学中可能没有第二个命题能像这一命题那样地确凿无疑。”[6](P4)
弗里德曼等人又进一步把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归咎于政府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的结果。货币主义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如果没有外在干扰，经济具有自我稳定的能力。货币主义把经济波动归因于货币供应量的无规则变动。
货币主义的主要影响在于：(1)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7]激发了经济学家们对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理论研究的兴趣。(2)货币对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尤其是通货膨胀的成因成为经济学研究新的热点。(3)将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由总需求管理重新转向总供给管理。根据货币主义的分析，如果政府为了实现较高的就业水平而希望降低自然率，政府就应当实施旨在改善劳动市场与产业结构和功能的总供给管理政策。(4)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受到质疑，货币主义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英美等发达国家所采纳。(5)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纳了货币主义的建议，把稳定物价作为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自己控制的变量；而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中央银行控制的变量是利率。货币主义对中央银行的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持久的。
三、“理性预期革命”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遭到第二波攻击，这就是以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发动的“理性预期革命”。在反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货币主义之所以让位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经济现实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经济学家们方法论偏好的改变：经济学家们由相信货币主义强调的实证方法转向重视规范方法。(2)货币主义倡导的“信誉”(credible)思想被主流宏观经济学所吸收（例如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是垂直的假说）导致了一种被称之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综合”。(3)货币主义范式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就指出，货币主义的理论分析存在着“黑箱”：货币主义者没有进一步分析货币对收入与支出的影响形式，没有探讨货币—收入关系的动态均衡。经济现实方面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美国1982年的经济衰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货币流通速度意外并且是大幅度的下降。弗里德曼一直坚持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80年代初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大大损害了货币主义的这个“硬核”。并且，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是高度易变的，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货币主义所主张的“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单一规则是否可信，是否有效。由于理论和现实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货币主义既在学术界也在经济政策制定部门受到“重创”。
到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无疑成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支配着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在1972年的《预期和货币中性》一文中，卢卡斯把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的自然率假说和连续的市场出清假设、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在一起试图论证：如果由于信息不完全，通货膨胀未被预期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替换关系是存在的；但是，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实际产出之间的有用的替换。
卢卡斯1972年的这篇论文标志着“理性预期革命”的开始，标志着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当时称作“理性预期学派”）取代货币主义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对手。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在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次年（1996年）撰文高度肯定卢卡斯这篇论文的重要性，认为它可能是“自从凯恩斯以来理论宏观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论文”。[5](P35)
除了上文以外，卢卡斯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8][9][10]，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与奈尔·华莱士(Neil Wallace)[11][12]、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3][14]、芬纳·基得兰德(Finn Kydland)与爱德华·普里斯考特(Edward Prescott)[15]等人发表的研究成果，掀起了一场横扫7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成果有：(1)用理性预期假说取代了适应性预期假说，并把这种假说和卢卡斯总供给函数结合在一起，得出“政策无效性命题”。(2)通过重新解释“李嘉图等价定理”和提出动态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者一直主张的以借债筹资为主的财政政策和斟酌使用的旨在管理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3)他们提出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这一思想为经济学界所普遍认可。根据著名的“卢卡斯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计量模型之所以大多失败，是因为这些模型的参数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数据得出来的，没有考虑到经济当事人会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他们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4)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研究，提出了均衡的或货币的经济周期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市场连续出清和经济当事人形成理性预期的假设基础上，用未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来解释产出和就业波动。在“理性预期革命”以后，西方宏观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就由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转向是要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还是要固定不变的政策规则的争论。
四、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
20世纪70年代支配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是卢卡斯等人提出的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把经济波动的根源归因于来自需求一方的随机因素冲击：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的冲击或总需求冲击。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产出和就业变化的经验数据说明，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具有惯性，并不是随机的。麦卡勒姆(B.T.McCallum)甚至认为，经济波动的货币意外冲击的模型“已经被广泛认为不适用于目前的工业化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80年代基得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6]、朗(J.B.Long)和普劳索(C.I.Plosser)[17]等人提出了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被认为是均衡的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
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把经济波动主要看作是由对经济的持续的实际（供给方）冲击引起的。实际冲击包括大规模的随机的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波动，这种波动导致相对价格波动，而理性的经济当事人通过改变他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来对相对价格波动作出最优反应，从而引起产出和就业的周期波动。
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出现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掀起了一场“革命”。这主要表现在：
1.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使用不同的分析工具来分别研究增长和波动的传统方法提出了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被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所接受的传统方法是把产出波动解释为围绕着一个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的短期波动，这种波动最初是由总需求冲击引起的，当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最终消失时，经济最终会回到它的趋势增长率上；而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是由资源数量、技术等实际因素决定的。与传统的观点相反，纳尔逊(C.R.Nelson)和普劳索的研究成果说明，技术冲击会引起增长路径上移，经济不会恢复到以前的增长趋势上，每一次持久的生产率冲击决定一个新的增长轨迹；观察到的GNP的波动实际上是增长趋势自身的波动，而不是短期产出围绕着长期增长趋势波动；由于技术变化引起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是经常性的并且是随机的、不稳定的，所以伴随着随机行走的产出轨迹表现出经济周期的特征。因此，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来自同样的根源，即对技术（生产率）的冲击。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整合到一起，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淡化了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之间的区别，从而打破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的二分法；另一方面，使宏观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由经济的需求一方再度回到供给一方。
2.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影响是突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的跨时和动态的特征。在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中，为了解释总量波动过程中观察到的就业（或失业）的大幅度波动，必须假定存在劳动（或闲暇）的跨时替代。劳动的跨时替代作为经济波动的有力的传播机制，使得劳动供给对实际工资的较小波动作出很大的反应。由于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影响，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或储蓄）、劳动供给和投资的分析，都赋予跨时的维度。也因为如此，一些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把主流经济学中的IS-LM模型看作是一种完全没有动态分析的结构，因而主张放弃这种模型。坚持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将包括“动态随机的一般均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3.对宏观经济学方法论产生的影响。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不是试图提供各种能够进行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模型，而是提供一种校准方法(calibration method)或“可计算试验”(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不是要作出某种趋势预测（如计量经济学模型所做的那样），而是首先按照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构造出特殊的总量模型，然后在计算机上用一个随机技术冲击序列对这个模型进行模拟，最后将模拟结果与经济的真实行为进行比较，然后再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校准方法的应用，又促进了经济学实验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发展，促进了计算机技术在经济分析中更广泛的应用。
由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得出的政策结论更加激进：常规的稳定政策不但不起积极的作用，反而有害。因为，根据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观察到的产量和就业波动主要是由供给方引起的自然率水平（或增长趋势）的波动，因此，政府就不应该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这些波动。虽然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际影响，但是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政策往往使产出和就业偏离经济当事人所选择的最优数量，这将导致福利的减少。
五、“新生的凯恩斯主义”
虽然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是切中要害的，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严重削弱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力，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在70年代中期结束了。卢卡斯在1980年甚至宣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死亡了。但是事实证明凯恩斯主义远没有消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躯体因重新赋予坚实的微观肌肉而获得了新生”（曼昆语）。这种重新获得新生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孕育于70年代末、成长于80年代的以格雷戈里·曼昆(N.Gregory Mankiw)等人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
曼昆认为：“新凯恩斯主义是凯恩斯主义的再生(reincarnated)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复活(resurrected)”。[5](P46)。新凯恩斯主义是通过从其反对派那里吸取“营养”而获得“新生”的。到70年代中期，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已经把通货膨胀预期和供给冲击的影响纳入其理论模型。大多数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已经承认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1975年以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新版本不但融入了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而且包含了供给冲击变量。把供给冲击变量纳入凯恩斯主义模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承认了短期内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同向变动关系（“滞胀”）的可能性。这使得凯恩斯主义模型对当时的“滞胀”有了一定的解释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新凯恩斯主义者继续为在短期内斟酌使用总需求政策来稳定经济进行辩护，其理由是，经济恢复到自然失业率水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为经济当事人对来自需求方和供给方的重要经济干扰的识别和反应是滞后的。
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也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脱节有关。与货币主义相比，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更加严密、更加深奥，形式化也更加漂亮。但是它是否合乎实际则又是另一回事。1979年春天，保罗·沃尔克(Paul A·Volcker)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面对高达13%的通货膨胀率，来自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迫使沃尔克采用货币主义的政策方案。但是，进入80年代，美国的经济形势更加糟糕：1982年的失业率高达10.5%，通货膨胀率在两位数居高不下，长期利息率上升到5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13.8%)。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也导致英国经济在1980-1981年陷入衰退。事实宣告了用“货币方面的意料之外”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的死亡。货币的经济周期在解释经济周期的长度和深度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还发现，无论是预期到的还是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都影响产出和就业，事实不支持政策无效性命题。
曼昆和大卫·罗默(David Romer)在谈到“什么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时说，对以下两个有关经济波动的理论问题给出肯定回答的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8](P2)
第一个问题是，这种理论违反古典二分法吗？它承认名义变量（如货币供给）波动影响诸如产出和就业这些实际变量的波动吗？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理论认为经济中市场的实际不完全对于理解经济波动是至关重要的吗？对诸如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刚性的考虑是这种理论的中心内容吗？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接受了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假说，在此基础上他们致力于考察阻碍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信贷市场出清的工资、价格和利率粘性的各种原因以及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各种因素，并试图说明这些不完全性的宏观经济后果，由此形成了名义工资粘性理论、名义价格粘性理论、实际刚性理论和协调失灵理论。
与凯恩斯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主要“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方面，新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是名义价格刚性，而不是名义工资刚性。这和凯恩斯、凯恩斯主义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把价格接受者的厂商、新古典生产技术和名义工资粘性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衰退过程中的总需求收缩和实际工资提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实际工资是反周期变化的。经验事实似乎不支持这种实际工资反周期变化的理论。正是这种实际工资困惑促使曼昆和其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再度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的定价行为上。于是，“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near rational)模型、长期合同理论或价格交错调整理论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2.新凯恩斯主义强调各种实际的不完全性(real imperfections)。这是新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曼昆和大卫·罗默在谈到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其他学派的宏观经济学的区别时指出：“多数老的宏观经济理论反对古典二分法，但是他们通常并不强调实际不完全是他们理论的关键所在。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多把工资和价格刚性加到非瓦尔拉斯经济上。因此，名义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征。[18](P2)这里的实际不完全主要是指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新凯恩斯主义者用这些实际不完全来解释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狄克森(Huw Dixon)认为，“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关键的新思想是不完全竞争’。[5](P46)
3.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具有逻辑一贯的微观基础，这就是价格和工资刚性及其缓慢调整。自从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开始猛烈攻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以来，新凯恩斯主义者就把他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以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为基础来探索严密可信的工资和价格刚性模型。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综合派的关键区别是，后者的模型只是假定存在一个固定的名义工资，而前者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提供一个微观基础。
通过把名义不完全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预期假说、自然率假说或“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假说结合在一起，新凯恩斯主义力图说明，名义总需求的波动如何能够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实际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干预政策如何可以稳定经济，积极行动的政策并非无效，与凯恩斯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者对稳定政策的有效性的看法要温和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提倡政府对经济实行“微调”(fine-tuning)。但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几乎都赞成政府对经济进行“粗调”(roughtuning)。这与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主张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或规则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别。
新凯恩斯主义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色：
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是一种“新的综合”。这里所说的“新的综合”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新凯恩斯主义既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又吸收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有用成果；第二，新凯恩斯主义着力寻找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微观基础，从而把凯恩斯主义的失业和非均衡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微观分析基础上。
新凯恩斯主义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传统，这表现在：新凯恩斯主义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失业和非市场出清是经济的常态”的说法，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市场失灵的证据；认为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重要的，货币是非中性的；认为古典二分法失效；重视短期分析；强调市场不完全性；赞成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认为总的说来，政府干预比自由放任要好。但是，新凯恩斯主义力图吸收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有用成果来修补凯恩斯主义的缺陷。这表现在：新凯恩斯主义愿意接受货币主义的分析框架，尤其在长期问题分析方面；承认理性预期假说；接受利益最大化原则；着重从微观层面上来解释失业和经济波动等宏观经济现象。美国学者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和小威廉·戴瑞提认为，新古典主义有三个基本假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价格和工资有完全伸缩性），“新凯恩斯主义者接受了三分之二的新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即货币主义（至少就长期而言）和理性预期”。[19](P311)
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综合不同。后者主要是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和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古典”微观理论综合起来，强调在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以后“古典”理论仍然有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样重要，同样有效，新凯恩斯主义则从市场缺陷出发，力图通过考察这些缺陷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来解释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它们与失业和经济波动的关系。
新凯恩斯主义的这种“新的综合”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两大主流派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他们之间的对立和界限日益模糊。
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是一种研究按照非市场出清价格进行交易的经济的非均衡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所研究的主题是一样的，这就是“什么原因引起失业，什么原因造成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凯恩斯主义给出的答案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可以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上找到原因。虽然凯恩斯主义也从价格和工资粘性上寻找失业和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原因，但是他们常常从制度和历史方面去寻找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原因。新凯恩斯主义则试图提供一套系统的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微观理论。因此，我们在新凯恩斯主义的论著中看到大量的有关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微观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中与新古典主义——实际的经济周期研究思路相抗衡的主要力量。这两大主流派的争论左右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着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思路。
六、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沉寂了大约15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增长问题重新进入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而导致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
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既有经济事实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理论方面的原因。在经济事实方面，萨默斯(Robert Summers)和赫斯顿(Alan Heston)对114个国家1960年到1985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进行了研究，发现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国际差异不但是明显的，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这个研究成果否定了索罗(Robert M.Solow)等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增长率趋同说”。20世纪80年代，国际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净流入，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无法解释这种“资本倒流”现象。“在相当长时间内，共产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未能在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充分提高其人口的生活水平，也是促使经济学家对增长问题重新产生兴趣的重要因素”。[20](P22)在经济理论方面，索罗等人的增长模型虽然认为技术进步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他们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索罗增长模型中的“A”（劳动的有效性或技术进步）成了一个神秘的变量，我们不知道它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并且，索罗模型假定各个国家都有相同的机会获得技术进步。80年代初出现的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试图把经济增长理论和周期波动理论整合到一起，也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上的帮助。卢卡斯[21][22]、保罗·罗默(Paul Romer)[23][24][25]等人试图使技术进步或增长率内生化，即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体系的一种产出。
新增长理论虽然没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共同认可的基本模型，但是他们都接受这样一种共同的观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体系的内生因素决定的，经济可以在这些内生因素的作用下实现持续的长期增长。新增长理论主要从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上寻找经济增长的源泉，并探讨实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机制。于是，新增长理论致力于研究私人市场力量、公共政策和不同的组织机构如何导致技术进步的不同模式，如产品品种增加、私人投资、国际贸易、研究与开发机构、边干边学、政府的税收与支出政策等。
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改变了人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造成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技术又是一种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经济学就应该研究一个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和体制促进技术进步。
［收稿日期］200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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