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云南籍翻译家与文化建构的翻译精神研究述评
任佳佳1，郝会肖2
(1.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云南昆明650550；2.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650224)
[摘 要]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世纪以来，在这个多民族聚居区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如罗稷南、艾思奇、楚图南、马坚、纳训等，对我国现当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具体通过时代使命、翻译活动以及文化建构等方面来探索翻译家背后的思想与精神意义，同时指出云南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以期推动国内译学研究发展。
[关键词] 云南籍翻译家；翻译精神；文化建构
一、引言
翻译家作为翻译实践的主体，跨文化交流的先驱，人类文化遗产优秀的传播者，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构成元素。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认为翻译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并非是译本或者译本的语言特征，或者译本相关的各种背景因素，只能是译者本身。只有译者才负有对社会因果的责任，因此翻译史应围绕译者生活和工作的语境展开，同时还不能忽略译者的多重身份这一关键问题。[1]近十年来，国内翻译史研究逐渐开始深化，重视对译者及译者主体价值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以地域划分来考察翻译家生成的研究趋势和特色。林本椿的《福建翻译家研究》(2004)，陈爱钗的“近现代闽籍翻译家研究”(2007)，温中兰、贺爱军的《浙江翻译家研究》(2010)，张旭的《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2011)，蒋林、王毅霖的“区域与时代视域下的闽派翻译复兴”(2015)，郑锦怀的《泉籍翻译家与中西交流》(2016)，金其斌的“港台地区当代翻译家群体翻译思想中的语文情结”(2017)，以及李同良的《浙江女性翻译家研究》(2018)等研究成果，都从地域角度对翻译家及其译作的社会效应、译学思想等进行了整体性的探析，构成了一部部简明的中国现代翻译史的地方分卷。
“译者何为”是翻译史研究追问译者主体价值的另一个重要话题。译者首先是通过翻译进行跨语交际与信息传递的社会实践主体，可以通过翻译活动来影响和改造他人思想。译者同时又是翻译精神的主体，通过翻译活动满足了自我实现需求和自我超越需求。[2]构建翻译的精神世界，注重译者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把译者看作能够主动地作用于他人和自我内心精神世界的人，能够更好地拓展译者研究的维度与空间，了解翻译的本体特征，思考在何种状态下，翻译家能够让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的情感体验，满足自我的精神需要。云南翻译史源远流长，近代以来更是涌现出了一批对云南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的翻译家，组成了中国翻译史上一幅绚丽的篇章。然而，当前翻译史研究对云南籍翻译家的史料整理、挖掘和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尚嫌不足，尤其是对推动当代社会进步、经世致用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翻译和译者的研究还有待展开。因而以现当代云南籍翻译家为研究对象，着重论述多民族聚居区译者的时代使命和文化精神，有助于从客观上构建一个翻译家研究的坐标系，树立翻译家作为文化建构者的身份和地位。
二、“五四”至建国前的云南籍翻译家与开创性的翻译精神
(一)罗稷南——外国文学翻译大师
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强华，云南凤庆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受“五四运动”影响，是倾向于进步的文化人。罗稷南热爱文学，在1925年至1952年的30多年时间内，他翻译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体裁涵盖小说、戏剧、传记文学、回忆录、文艺批评等，主要译著有高尔基的《幼年时代》《燎原》《魔影》《磁力》《旁观者》《没落》《和列宁相处的日子》《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等，以及其他一些英、德、俄文作品，如《法朗士传》《怒吼吧中国》《高尔基论》《铁甲列车》《日本在中国的赌博》《马克思传》《双城记》《安娜·卡列尼娜》《有产者》《漂亮女人》和《暴风雨》等。罗稷南是用文学形式介绍西方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最突出的中国翻译家之一，在我国翻译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3]林煌天通过分析译文的句法特征，提出罗稷南的翻译有欧化汉语的倾向。例如在译句“When He got out of the house， the air was cold and sad， the dull sky over-cast， the river dark and dim./当他走出这屋子时候，空气是凄凉的，呆滞的天空是阴暗的，河水是黑蒙蒙的。”中，他频繁地使用主语加系动词的句法结构就是最好的说明。[4]马士奎从罗稷南、巴金、萧乾等翻译家们所处的历史语境，探讨了意识形态变化对翻译主体的构成的影响。他提出了“殉翻译现象”，即在特殊时期译者的命运与其译作的思想内容或原语的文化性质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而这正是罗稷南等翻译家及其作品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中集体消失的原因。[5]杨义从翻译的主体角度剖析了“五四时期”罗稷南的文学翻译活动，认为他是接受新思想的人，他的翻译成就也是与当时高校所有系科都很重视外语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体制分不开的。[6]邓集田通过统计高尔基作品的中译本出版史，发现罗稷南所译数量最多，而且译文的句式和措辞在情感色彩上更为浓烈，语调上也更为铿锵有力。[7]韦精华在对罗稷南的翻译活动和译学思想进行考证后，提出他的翻译实践和开创性翻译精神对丰富我国的文学系统，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均功不可没。[8]杨延延从文化因素与译者翻译策略的关联视角，分析了罗稷南的《双城记》译文，论述了民国时期文化对罗稷南翻译策略的影响，如词汇层面的译法，句子层面的译法，恰当处理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关系，创新增用标点符号等。[9]综上，罗稷南在20世纪前半叶作为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文化传播者，理应被历史识记和研究者重视，他的“翻译要适应社会文化心理变化”的译学理念，开创性翻译精神亟待更多的学者去记述和深化。
(二)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翻译家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从小受其父“处今之世，非至少通外语一种，不足以言致学问”思想影响，在国外求学期间对外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要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就应通晓世界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字。艾思奇精通英、日、德、俄四种语言，除了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工作外，他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1931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在上海从事翻译和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工作。他的第一部译著是与郑易里合译的《新哲学大纲》，译作彰显了他朴实、自然、亲切的文风。在延安工作期间，他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等一些有影响力的马列哲学著作。此外，他还翻译了《伏尔加船夫曲》、蒲格达诺夫的《火星》、高尔基的《论现实》、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外国文学名作。
随着哲学家的不断涌入，这段时期的中国译学理论较以往有所深化。艾思奇最早提出翻译的哲学思想，对过去单纯语言学化的翻译标准进行了辩证分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在我国翻译思想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10]在《谈翻译》一文中，艾思奇从他翻译《新哲学大纲》的经验和教训谈起，对合作翻译、中国语言的精密度、直译和意译、“信、达、雅”翻译标准等一些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提出要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来理解“信、达、雅”三者之间的关系：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却又是第二义的存在。其次，他认为译者既要对读者作介绍，又要对原著者负责任，因此直译和意译并非是对立的存在。[11]但就翻译的根本原则来说，艾思奇还是强调“准确的直译”，即在正确和理解原意的基础上用最适当的字句表现原意，译者不应该掺杂自己的成见。[12]总之，《谈翻译》是一篇十分精彩的充满辩证法的译论，应引起译学界的重视。
在矿体资源量双对数坐标图上（图3），大吨位矿体对应于较高的分维值(D3=1.22531)；小规模矿体对应于较低的分维值(D1= 0.01114)；中等规模的矿体中对应于分维值D2= 0.1160。与矿体的三个成矿阶段相对应。当D > 1时,说明矿床储量规模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中间储量的矿床比较发育[3]。因此，肖家山矿区大吨位矿体有一部分尚未被发现，仍具有一定的找矿前景。
(三)西南联大翻译学派与云南籍翻译家的萌芽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为新中国保存了重要的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堪称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大南迁昆明为云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同时也推动了云南教育的发展，云南学子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比以往有所增加。[21]众多西南联大翻译学派大师如杨宪益、穆旦、闻家驷、卞之琳、吴宓等云集至此，使昆明一时成为西南地区的文化重镇。肩负抗战使命的翻译家以外国文学翻译为抗战救亡的武器，为民族图存奉献了自己心地的赤诚和生命的热力。刘兴育通过考证西南联大与云大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诸多翻译名家曾在云大外国语文学系兼课，云大也聘任了一批西南联大的教师及毕业生任教，促进了学校学科建设，造就了大量外语人才。[22]此外，西南联大还为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提供了优越的师资，专兼职教授有吴可读、温德、吴福恒、鲍志一、闻一多、萧涤非、赵西陆、蔡希陶等。他们不仅为抗战期间的驻地空军培训了大量翻译人，也为云南教育输送了大批外语人才，在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23]
纳忠 (1909—2008)，回族，云南通海人，阿拉伯历史学家、教育家。1931年赴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学习，本科毕业后又进该大学研究院深造，期间翻译了《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明》《回教学术文化史》《黎明时期的阿拉伯文化》《穆罕默德传》等史学著作。建国后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专著《回教诸国文化史》，其他主要译著有《伊拉克美术史》《也门社会史一撇》《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等。因在弘扬阿拉伯文化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授予了纳忠首届阿拉伯文化沙迦国际奖。纳忠认为中阿文化交流始于秦汉时期，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美好的未来，只有摈弃有色眼镜去审视和评价不同于自己的文明，才能平等地进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30]翻译家的使命就是力图实现这种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他精美传神、译作等身的阿拉伯历史、文化译著和学术思想奠定了他“我国研究阿拉伯历史、文化的第一人”的地位。[31]
楚图南(1899—1994)，云南文山人，著名学者、翻译家，在外国文艺作品方面著译颇丰，译著有惠特曼的《草叶集》、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以及德国斯威布的《希腊神话与传说》等。对于外来文化和新文化，楚图南主张要报以宽容的态度和开阔的视野，这样才能改进云南地理上的限制和文化史上的局限性。楚图南的翻译活动，如同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一样，都是在时代的感召下，与他投身于祖国解放事业的斗争活动紧密相连的。楚图南翻译外国文学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当时青年朋友们的知识领域，鼓励他们走上积极的进步道路。西南边陲的绮丽风光陶冶了他纯真质朴的心灵，而文化的落后则促生了他立志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25]。
马坚(1906—1978)，回族，云南个旧人，翻译家、教育家。1931年赴埃及艾资哈尔大学选读法学，期间他将中国传统文化译介给了阿拉伯世界的读者，在开罗出版了《论语》《中国格言·谚语》以及一些中国民间神话故事的阿文译本。学成回国后，马坚主要从事《古兰经》及伊斯兰教义、哲学、历史等著作的翻译和注释工作，译著有《回教教育史》《回教哲学史》《回历纲要》《伊斯兰哲学史》《教典诠释》等，致力于拓展我国的外交事业和东方文化的传播。新中国成立后，马坚主要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和翻译工作，主要译著有《埃及宪法》《阿拉伯简史》《阿拉伯半岛》《古兰经》等。
场镇特色文化、旅游商品开发缺失，对武陵山地方特色历史文化、景区文化信息的传达缺乏物质载体，如能反映当地特色历史文化及武陵山大裂谷景区文化雕塑、小品、特色建筑和构筑物等。
三、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云南籍翻译家与文化多样性翻译精神
(一)楚图南——文化自觉下的翻译先驱者
综上，抗战时期罗稷南、艾思奇以时代为己任，用翻译传递了民主、革命和爱国思想。他们既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也是译学创新精神的启蒙者，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二者开创性的翻译精神从笔名就可见一斑：艾思奇取名自Eski-mos(爱斯基摩人)词前三字的谐音，寓“爱思考新奇事理”之意；罗稷南则有着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品质，他把自己比作那个不合时宜的“疯子”的坐骑——瘦马Rocinante。西南联大的存在虽只有八年，但如星星之火，影响了云南的文学和科技环境，为云南籍翻译家“继往圣，开来学”的翻译精神提供了孕育的土壤。
楚图南文学翻译最大的特色就是力求形神兼备，若不能兼顾则求神而舍形，使译作能与原作在表达效果上大致等同。刘树森在对比了《草叶集》的六个中译本后，认为《草叶集》的楚译本为我国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惠特曼奠定了基础，译者灵活地顺应原诗形式变化，恰如其分地再现了诗人的思想和意识。尽管译文在翻译技巧和措辞造句方面有待进一步推敲，但是从历史与辩证的观点来看，他为介绍惠特曼的民主进步思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6]楚图南所秉持的向他者学习的跨文化态度和翻译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自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建构。[27]楚图南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践行者之一。
(二)马坚、纳忠和纳训——中阿文化传播的三杰
据报道，我国护理科研在心理护理、人文护理等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在对照顾者的护理方面与国外相比差距甚远［4］。因此，重视患者照顾者的早期心理状况，尽早介入照顾者的心理干预，能有效减轻照顾者的身心压力，有助于促进患者的康复。
近三十多年来，国内开始注重对艾思奇的翻译活动以及辩证的翻译精神进行研究。艾思奇在昆明任《云南民众日报》副刊编辑期间，翻译了济慈的《夜莺颂》、木田独步的小说《孤独者》和海涅的一些短诗，然而由于部分译本的流传范围较小，对艾思奇翻译实践及思想的研究史料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整理。[13]曹文学认为“信、达、雅”三字凝聚着历代翻译家的心血，而首个对它做出较为科学论断的就是艾思奇同志，为后人对这一翻译标准的认识提高到了哲学高度。[14]达生通过研究《伏尔加纤夫曲》的汉译风格，认为艾思奇用词通俗而深刻，“齐心协力把纤拉”，“踏开世界不平路”等译句对原文有了新的升华，反映了劳苦大众心声，得到了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推崇。[15]此外，学者们还通过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艾思奇的翻译哲学思想。曾文雄从中国传统翻译美学角度提出艾思奇在翻译美学理论上有着独到的见解。[16]乐黛云从比较文学视角梳理了中国译界长期以来“直译”“意译”各执一端的情况，哲学家艾思奇强调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调和了直译意译的论争造成的概念上的混乱。[17]黎难秋则从“科学翻译的标准讨论”出发，指出艾思奇对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三者之间的辩证论断超越了前人的论点。[18]姜倩、何刚强等认为艾思奇的翻译观深受鲁迅的影响，他以一个哲学家深邃的目光看出了“外语是一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直译的翻译方式能够改进“中国语言不精密”的现状，可以“创造出新的中国语，推进他的表现力量”[19]。曹明伦从宏观的译学建构方面提出艾思奇不仅从事简单的翻译活动，而且还参与了翻译理论建设，推动了中国译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20]艾思奇既是著名哲学家，也是翻译名家。他对“信、达、雅”三字内在涵义的开掘和个人对它的理解和发挥，体现了翻译家作为翻译主体意识的觉醒。
为帮助中国穆斯林克服语言障碍，领悟古兰真意，进而传播伊斯兰教义，马坚将毕生的心力都倾注到了《古兰经》的翻译。他先后用文言和白话两种文体来翻译《古兰经》，历经四十多年的修改和润色，通译本在1981年终于得以出版，迄今已成为流行最广且被学术界普遍引用的译本。马坚在卷首《译者序》和《古兰经简介》部分梳理了清代以来我国翻译《古兰经》的历史脉络，以及《古兰经》的颁示背景、记录整理经过、内容与形式以及在欧洲的社会影响等。译者遵循“力求忠实、明白、流畅”的翻译宗旨，对人名、地名、术语等采取了传统译法，以照顾穆斯林的阅读习惯；章名以意译为主，括注音译；译文使用了现代汉语，通俗易懂而不失雅正。金星华评价道马坚的《古兰经》汉译本精审渊雅，译文忠实准确，文字简洁流畅，风格古朴清新，超越了此前的所有译本。[28]通过回顾马坚的学术成就和自觉翻译《论语》《古兰经》等的历程，马成明认为马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回族人民的“自我表达”和与他者的“文明对话”，这也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29]
就磷铵供应来看，随着湖北企业开始向东北陆续供货，磷铵供应紧张的局面也在缓解。二铵的东北到站价始终难以突破3000元/吨这一关卡，也说明了二铵后市上扬的可能性不大。
通过教学和翻译出版活动，西南联大翻译学派的翻译思想和精神在云南这片红土高原上撒播开来，催生了新一代云南籍翻译家的萌芽。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5：学生卷》统计，在1938至1945年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的毕业生中，当地人虽占比例不多，[24]但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翻译事业的中坚力量，推动了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的双向译介。如：郭旭(1922—)，昆明人，将云南26个民族的代表性民间传说译为英文South Of Cloud ——Tales of Yunnan (《彩云之南——云南故事》)，引起了英语世界学者对云南多样性文化的关注；李希文(1924—)，昆明人，主要译著有《云南彝族图案》《康巴撷珠》《秘境节祭》《南行漫记》等；刘自强(1924—)，昆明人，法国文学翻译家，在联大读书期间受翻译家吴达元、陈定民、闻家驷、金岳霖等影响，开始对诗歌和外国文学翻译产生兴趣。译有《黛尔菲娜》《茶花女》《利科传》《梦想的诗学》《伏尔泰的一生》等。
纳训(1911—1989)，回族，云南通海人，阿拉伯文学翻译家。1934年赴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学习，译著有《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哲学家传》《古兰经的故事》等。纳训认为译者担负着沟通学术、交流文化、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的使命，译文既要忠实于原著，又要为了读者理解。正是这种翻译家使命督促着他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多次删改和重译后，完成了国内首个《一千零一夜》全译本。为了译好这部巨著，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埋头书案，对难译的地方总是拿出几个翻译方案，通过比较，择优而取之，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32]纳训的译文既保留了原作风貌，又考虑到中文表达习惯，韵味浓郁，朴实流畅。他的相关译本都译自阿拉伯原版，在翻译文学方面，具有原创性，填补了中国阿拉伯文学、东方文学、乃至整个外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空白。[33]
云南的大多数民族都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有强烈的同根意识和维系中华的向心力、凝聚力。这种长期历史形成的特殊文化生态环境，造就了多元共存的民族文化，也为大批本土民族文化、宗教学者和翻译家的涌现提供了环境。马坚、纳忠和纳训都是优秀的云南籍翻译家，被誉为是“中国阿拉伯学的三杰”。[34]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翻译为中阿交流架起了文化的桥梁，体现了探索不同文明对话的翻译精神。
四、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籍翻译家与经世致用的翻译精神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云南籍翻译家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开始关注东南亚文学和地域资源，发扬“经世致用”的翻译精神，助推云南经济和文化走出去。据中国译协网统计，从2001年到2014共13位云南籍翻译家被授予了“资深翻译家”的荣誉称号(见表1)，[35]对他们在过去30年弘扬老一辈翻译家优良的译德译风和敬业精神，以及为中国翻译事业发展、促进中外交流所做出的表率给予了肯定。
表1 云南籍资深翻译家名录(2001—2014)
翻译的历史也是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史。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着多样性的历史文化。这批当代翻译家分别在外国文学、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外交、民族语文建设、科学技术和东南亚文化交流等领域发挥所长，弘扬了“经世致用”的翻译精神，在所研究领域都成为了卓越的学术专家或技术专家。他们长期在译坛耕耘，将大量外国经济、哲学、文学、科技等领域的有关著作翻译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同时将优秀的少数民族译介到了国外，让云南以更动态、更开放、更积极的身份参与到国际化的交流平台。
老年脑卒中患者出院后，往往还需长时间卧床，并且需要居家进行康复锻炼，但很大患者受到担忧预后、行动受限等因素影响，积极性不足，心理状况不佳，更使得恢复效率和生活质量下降。压疮是脑卒中卧床患者常见并发症，这也和老年人机体功能弱、皮下脂肪少、营养不良等因素相关。既往此类患者接受的基础护理，并没有在患者出院后进行干预的手段，使得护理服务失去了延伸性、针对性，而此类患者却非常需要一种高效的护理手段，将优质的护理延伸至院外到患者的家庭，帮助患者提高压疮的预防意识，使家属掌握压疮的预防和应对方法，帮助患者改善心理状态、营养状况，更加系统的进行阶段性康复锻炼。
续表1 云南籍资深翻译家名录(2001—2014)
五、结论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特色和人文资源各有千秋。翻译事业的兴起、演变和发展也呈现出地域的不平衡性。为了充分了解一方译家的共同社会境遇和时代背景，了解他们的共性和个性，在区域文化研究日趋重要的今天，集中研究某一地区翻译家行为和翻译贡献是十分必要的。[36]从地域文化和历时的维度来审视云南翻译家群体，能更详细地阐释云南独特的多民族地域文化积淀。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共同发展为翻译家提供了给养，他们又反过来肩负起时代的使命，自觉在西方文化译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对外传播方面构建起另一处精神家园，他们的翻译实践和思想精神等对现当代的各个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前，云南籍翻译家正在民族文化传承上发挥着主体能动性，对云南各少数民族丰富的文献典籍进行整理、翻译和阐释工作，让世界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文化、艺术的源流、风俗人情等各方面都有更好地认知。李昌银教授完成了10部云南民族典籍的英译工作，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经典作品英译文库》，还有更多学者以“民族典籍翻译”课题的形式来开展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对外传播，[37]他们继承了先辈“开拓创新、传承历史、经世致用”的翻译精神，延续了译者的文化使命。
[参考文献]
[1]PYM，A.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Beijing：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xxiii-xxiv.
[2]蓝红军.译者之为：构建翻译的精神世界：《傅雷翻译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2017(1)：68-73.
[3]段世琳.著名翻译家罗稷南[C]//黄恩德.云南政协文史资料目录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76.
[4]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518.
[5]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1966—1976[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36.
[6]杨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6.
[7]邓集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1902—1949[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75.
[8]韦精华.罗稷南的翻译活动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5.
[9]杨延延.文化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影响的探索：以民国时期罗稷南译《双城记》为例[J].译苑新谭，2015(0)：177-182.
[10]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212.
[11]艾思奇.谈翻译[C]//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35-437.
[1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335.
[13]陆万美.艾思奇与民众日报副刊[J].新闻与传播研究，1983(1)：109-116.
[14]曹文学.翻译论[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83.
[15]达生.谁翻译了《伏尔加纤夫曲》[J].炎黄春秋，2004(6)：76-78.
[16]曾文雄.中国翻译美学研究新发展[J].美中外语，2006(6)：44-48.
[17]乐黛云，王向远.比较文学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48.
[18]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M].合肥：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515.
[19]姜倩，何刚强.翻译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89.
[20]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58.
[21]张朋园.“云南王”龙云之子口述历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34.
[22]刘兴育.云大与联大互动关系之调查[EB/OL].(2013-07-18)[2018-05-20].http：//www.archives.ynu.edu.cn/info/1008/1354.htm.
[23]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316.
[24]陈心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5：学生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6.
[25]胡君亶.楚图南和他的译作《草叶集选》[J].中国翻译，1985(7)：2-4.
[26]刘树森.评《草叶集》的六个中译本(上)：纪念惠特曼逝世一百周年[J].外国语，1992(1)：40-46.
[27]罗杰.楚图南的文化身份与《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的翻译[J].文山学院学报，2017(1)：55-58.
[28]金星华.共和国少数民族文化学者传[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3：141.
[29]马成明.从马坚理解中国回族知识分子的心史[J].中国穆斯林，2017(4)：53-55
[30]余葶，杨君.一代师表 大家风范：访著名穆斯林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纳忠先生[J].中国宗教，2005(3)：22-25.
[31]薛庆国.视求学为天命：纳忠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成就[N].中华读书报，2011-06-22(18).
[32]李华英.纳训与《一千零一夜》：纪念纳训先生逝世一周年[J].中国翻译，1991(1)：54-55.
[33]孟昭毅.中国东方文学翻译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4：454.
[34]陈友康，罗家湘.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465.
[35]中国翻译协会.中国翻译协会表彰的资深翻译家[EB/OL].(2016-01-12)[2018-05-19].http：//www.tac-online.org.cn.
[36]周领顺，彭秀银，张思语，等.译者群体行为研究思路：主体以江苏籍翻译家群体翻译行为研究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4)：101-104.
[37]李正栓.典籍英译与民族典籍英译研究新成就[J].外语与翻译，2017(3)：8-12.
A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Yunnan Translators and Their Translation Ideology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REN Jiajia,HAO Huixiao
（1.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550，China；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Kunming 650224，China ）
Abstract: Yunnan,situated at southwest China,has a long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from which a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translators have come out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among whom are Luo Jinan,Aisiqi,Chu Tunan,Ma Jian,Na Xun,etc.They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translation in China.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se major translators and their translation ideologi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or's historical missions,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and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s,hoping to supply som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translation history study.
Key words: Yunnan Translators；translation ideology；cultural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DOI] 10.15883/j.13-1277/c.20190504307
[收稿日期] 2019-03-18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傣族叙事长诗《召树屯》英译及研究”(2016ZZX159)
[作者简介] 任佳佳(1983—)，男，河北隆尧县人，在读博士，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研究；郝会肖(1984—)，女，河北石家庄市人，硕士，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 董明伟]
标签：云南籍翻译家论文; 翻译精神论文; 文化建构论文; 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论文;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