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将何去何从——“颜色革命”，还是“反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何去何从论文,反恐论文,颜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反恐”似乎成了时代的主题。然而，近些年来，“颜色革命”却逐浪高。2005年，这个“革命”步入中亚，便与当地的“三股势力”不期而遇，嬗变为骚乱和暴乱。随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恐怖袭击——伦敦七七大爆炸。对于西方来说：是继续推进“颜色革命”，还是“反恐”？本文探讨的是，在这一背景下，中亚将何去何从？我们认为，首先应从近30年来的世界性三大政治运动展开分析。此外，美国的大战略（美国的霸权）和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都是极其重要的研究视点。
世界近30年来的三大运动
最近30年，“民主化”运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崛起，并迅速发展，它们几乎遍地开花，蔚为大观。这三大运动相互碰撞和交织，搅得世界不得安宁。
“民主化”运动“第三波”：“颜色革命”
1974年4月25日，里斯本发生军事政变。此后葡萄牙政局处于大动荡之中， 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建立了各自的政党，从左翼的共产党到极右翼的法西斯团体都有，6届临时政府相继更迭。在政变一周年的全国性大选中，温和派胜出；18 个月后，苏亚雷斯（A.Suarez）出任总理，后来又当上了总统。 里斯本政变的那天上午，大街上人群如潮，欢呼的人们将康乃馨插在士兵的枪筒上，于是里斯本四二五政变被称作“康乃馨革命”。这就是今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颜色革命”的滥觞，也就是西方某些人士津津乐道的“民主化”的“第三波”。14年前，亨廷顿（S.P.Huntington）为此写了一部大部头的书：《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按照他的说法，“第一波”始于19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第二波”始于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波”便始于是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亨廷顿称：“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政权。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威权政权之下的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还有一些国家，促进民主的运动获得力量和合法性。”①
近两年，“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开花结果”。其胜利者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在喀尔巴阡山区度假时发表了一个《喀尔巴阡山宣言》，声称在他们两国发生的变化开始了“欧洲解放的新浪潮，这个浪潮将导致自由和民主在欧洲大陆的最后胜利”。在发表于《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萨卡什维利总统表明，这“第三个和最后一个欧洲解放的浪潮”应该包含“整个后苏联地区”②。
这“第三波”，一浪高一浪，迄今已大体历经3个发展高潮。
第一个高潮以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为标志，尔后蔓延到西班牙、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几十个国家的“民主革命”。
第二个高潮以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为标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独立的国家，至少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式的总统直选。
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开始的“革命”，是第三个高潮，或者如某些人所说的“民主化”“第四波”，其锋芒主要指向后苏联共和国。2005年3 月的吉尔吉斯斯坦骚乱和同年5月的乌兹别克斯坦暴乱，就是这个运动插手中亚的直接后果。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革命”
1979年1月31日，全球聚焦德黑兰：一位白发苍苍的大毛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在百万信徒的狂热欢迎中返国， 号称拥有“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的总统巴列维仓皇出逃，随着一场有声有色的伊斯兰“革命”，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由此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教虽是世界性三大宗教中最年轻的宗教，但在它的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式微—复兴—式微—复兴，总是周而复始地出现，形成了一条规律，即每100年左右发生一次。其实，伊斯兰教史早就有这种说法。一条广为流传的“圣训”道：“在（回历）每个世纪之初，真主将向乌玛派遣一些人以复兴其信仰”。1979年正值回历1400年，许多穆斯林以为这条“圣训”又一次地被验证。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很快席卷北非、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其规模之宏大、来势之凶猛、发展之迅速，对伊斯兰世界的冲击，在伊斯兰教史上也是空前的。无论是保守的君主专制国家和激进的军事独裁政权，还是实行代议制的世俗政权以及原苏联拥有大量穆斯林的中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大体上有宗教性、宗教政治性和极端政治性的特点。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不是直接问题，但它往往营造出极浓厚的宗教氛围，推动宗教狂热。在这种氛围下，它极易政治化、组织化甚至恐怖主义化。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运动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它的典型口号是：“既不要东方（共产主义），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在“圣战”的狂热鼓动下大搞血腥的恐怖活动，其本质是极端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这里，我们想引用吴云贵先生的精辟论说：“什么是宗教极端主义？也许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加以界定，尽管科学的界定对学术研究十分必要。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另一种现象：事实有时比抽象的概念更有说服力。如果我们坚信宗教的本质是和平，是弘扬真善美价值观，那么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就偏离了宗教善良宗旨，就可以称作‘宗教极端主义’”③。
塔利班和本·拉登“基地”组织，是恐怖主义化的极端势力。从这点上看，极端与恐怖势力是合二为一的。在中亚活动的“东突”组织、俄罗斯的车臣非法武装，以及中东的库尔德人组织则是极端主义化、恐怖主义化的民族分裂势力，即极端、恐怖和分裂合一的“三股势力”。
民族运动的“第三波”：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发生政变。但这很快就流产了，几个月后，有着70 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苏联不复存在。苏联解体的直接结果是出现了15个新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由此进入高潮。
20世纪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民族运动世纪，全球范围的民族运动一浪高一浪。如果说，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相继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获得了独立，那么，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是本世纪之末的民族运动的“第三波”。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民族因素不容忽视。当时，俄罗斯学者指出：“在原苏联领土上有180个点，其族际紧张程度正超出‘常规’。民族仇恨的激化已经夺走了不止1000条生命，有几十万人由于恐惧而逃离了，或正在逃离舍不得离开的故乡”④。20世纪80～90年代，民族分离问题非常严重，亚洲有库尔德运动、泰米尔运动和东帝汶运动；欧洲和北美有前南问题、车臣问题、北爱尔兰问题、巴斯克问题、佛拉芒问题和魁北克问题；非洲大湖地区民族冲突中的民族分离主义也十分活跃。可以说，当时除拉美以外的世界各地都有民族分离主义。英国《简氏防务周刊》说：“1993年，（全世界）有27个地区发生冲突，12个爆发点局势一触即发，有31个地区局势紧张。2004年的主要事态发展将是，民族关系更加紧张，民族暴力冲突将会增加。”当代民族分离主义，是在殖民体系完全瓦解、彻底崩溃的背景下，以“民族自决”为口号，在多民族国家里搞民族分裂和民族独立的极端民族主义。它的泛滥，造就了恶化国际局势和破坏地区安全的分裂势力。
上述三大运动并非互不相干的孤立运动。当代民族分离主义理论，归根到底是源于西方的“国家、民族一体”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民主的”“民族原则”所激励⑤。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本质就是面对西方的强权政治和文化侵入的反应，当然这种反应在更大程度上是消极的、扭曲的和非理性的。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它的产生有5个条件：（1）政治停滞和中央权威的软弱；（2）经济停滞和低落及贫富差距拉大；（3）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相互交织，治安状况恶化；（4）因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传入而受到威胁；（5）政府执政党被认为是支持西方的思想，因此遭到站在伊斯兰立场上的反政府的批判⑥。
在以上5个条件中，至少有3个与西方的政治经济的侵入有直接关系。例如，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就是对巴列维国王“全盘西化”的“白色革命”之反动。从这一点看，西方的“民主化”运动是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催生婆”。其中，美国的作用举足轻重。
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
最近30年国际政治上最大的事件，莫过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和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前者标志着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还要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后者标志着“恐怖”与“反恐怖”较量开始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九一一事件或许是世界历史的划时代的转折点，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但毋庸置疑的是，国际大环境从此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大战略也随之处在变化中，这一变化对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对于本论题，即对中亚政局的影响，当然也是至关重要。
美国的霸权：Pax Americana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从根本上就是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如其智囊所称：不得“致使（哪怕和平地）美国黯然失色”，同时“在地缘政治方面（包括在重要的军事和经济领域）保持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⑦ 哈佛大学的战略研究所所长就认真地告诫道：“许多美国人不喜欢‘霸权’这个词，但美国的确是全球霸主，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件好事。我们必须制定出一种战略来保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⑧。在这里，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霸权”、“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同一个东西，无需隐讳，为此它可以干任何事。 事实上，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美国人的身影和声音。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美国是一片欢呼，如福山（Francis Fukuyanma ）所宣布的，这是民主和自由胜利的“历史的终结”。但是，美国狂喜未尽兴便很快地陷入了新的焦灼之中。亨廷顿说：“历史的终结、民主的胜利——如果成为现实——可能成为最令美国痛苦和不安的事”，因为“一个共同的敌人往往有助于增强人民间的共识和凝聚力”，“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的认同”⑨。就是说，美国这样的国家不能没有敌人，否则国将不国。因此，没有敌人，就一定要寻找出敌人，甚至不惜制造出敌人。这就是后冷战以来，美国大战略的基本点。
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压力都明显地指向中国，这种情况到乔治·W·布什上台的头半年达到一个高峰，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01年4月1 日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
布什主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正在为对付“新的敌人”而忙碌之时，九一一事件从天而降，其本土中心遭受袭击，成千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灾难之中，这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敌人”出现了，美国别无选择地展开和动员“反恐”。这正如伦敦国际战略所的专家所指出的：“一个战略时代已经来临。美国有一个新的定义的敌人，它既不是旧苏联，也不是悄然复活的中国，而是国际恐怖主义。”⑩
美军锁定“反恐”的打击首要目标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然而，在刚刚拿下喀布尔，战事尘埃未定，乔治·W·布什就宣布了“新的敌人”，即“邪恶轴心”。2002年9月，他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 其要点是：先发制人、保持优势和单独行动。有评论说：“布什主义终于出笼了，它决心以压倒优势以打消敌国超越美国的念头”(11)，“这份文件将被称作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其地位相当于半个世纪前确立的杜鲁门主义的NSC68号文件”(12)。当“反恐”纳入了维护美国霸权的轨道，其内容和意义就不能不变质。这既表现在2003年打响的伊拉克战争，又表现在针对所谓“流氓国家”、“无赖国家”、“暴政国家”和“独裁国家”的炫耀武力的威胁。
布什—夏兰斯基主义
2003年，美国以势如破竹的军事行动完成了“倒萨”，但在耗资巨大并不断付出美国小伙子的宝贵生命代价后，美国非但未能“平定”小小的伊拉克，还日益深陷其中，而所费不多，不动一兵一卒的“颜色革命”，却屡屡得手，美国从一次次的惊喜中感受到“软力量”的魅力之所在。2005年1月20日，布什发表了被称为“新布什主义”的第二任期就职演说，特别强调的是：“彻底消灭独裁国家”，“将自由扩展到整个世界”。观察家注意到，“新布什主义”源于夏兰斯基的思想。这位以色列政治家写了一本《民主观》的书，其副标题是：“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夏兰斯基的逻辑是：独裁主义者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力，会对外输出恐怖主义，所以“反恐”必首先反暴政，反独裁。这对实施以“反恐”为旗号的“民主化”改造战略的布什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布什总统极力向来访他办公室的所有人推荐夏兰斯基的这本书，并把它确定为“白宫必读书”。因此，又有人将“新布什主义”称为“布什—夏兰斯基主义”(13)。“布什—夏兰斯基主义”很快地体现在美国国会通过的《2005年民主主义推进法草案》。该法案将世界各国分为“民主国家”、“部分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其中关注的是“部分民主国家”的“民主化”。伦敦七七大爆炸，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的选择是：继续推进“颜色革命”，还是“反恐”？
概而言之，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并未定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大战略在不断变化。九一一事件前，美国在全世界寻找敌人；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别无选择地“反恐”，但在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在“敌人”问题上又开始迷茫起来，情不自禁地将“反恐”纳入“维护霸权”轨道，于是魔术师般地将“反恐”变成“反邪恶”、“反暴政”和“反独裁”。世界史上所有的霸权国家都无可奈何地衰落，这正是当今令美国最恐惧的心理障碍，既然没有心理医生能让它解脱，那么，它还将不断在“敌人”问题上迷茫下去。
中亚：“颜色革命”与“三股势力”的不期而遇
2005年，“颜色革命”成了国际政治资讯中的最常见的关键词之一。自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得手后，“颜色革命”之锋芒指向后苏联的中亚地区。但它出现在中亚，变化莫测，富于戏剧性：当人们为“颜色革命”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捏了一把汗时，吉尔吉斯斯坦的二二七议会选举却出奇地“平静”；当人们刚刚松了一口气，奥什、比什凯克骚乱骤起，接着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发生了赤裸裸的暴乱。所有这些表明“颜色革命”到了中亚，变味、走调，发生了嬗变。
作为“民主化”“第三波”的“颜色革命”，植根于西方民主，也就决定它是由西方输入的。对此，西方政治理论家并不讳言。亨廷顿就坦然说道：“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其中，“美国的角色是直接的和关键的”(14)。西方外交官在吉尔吉斯斯坦刚刚发生“颜色革命”时说：“这里有肥沃的土壤，而西方社会在这里撒下了一些种子。我希望过去一周的事态发展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15)
“颜色革命”崇尚的是“选举政治”，即选举是“民主的底线”。尽管还有许多争议，但这种“选举政治”几乎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流思想。显然，后苏联共和国在这种“选举政治”的压力下进入新一轮总统大选期，这正是最近几年“颜色革命”横行的契机。从2004年起，吉尔吉斯斯坦沿着格鲁吉亚、乌克兰的道路亦步亦趋走下去，但刚一进入实质性阶段，就演变成“棍棒革命”，其中必另有更深层次的内在原因。
导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三月事变的内因，除了极度贫困化、大面积失业、环境污染、生态和水资源危机以及贩毒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外，还应从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展开分析。
中亚是个民族宗教情势特别复杂的地区。这里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多元民族在这里融合，500万人口的吉尔吉斯斯坦就有90多个民族；这里是宗教传承的圣地，多种宗教在这里争奇斗艳。在数个世纪里，中亚历史上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在费尔干纳谷地尤为剧烈，而近10年来，该谷地又是“三股势力”横行的重灾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和“东突”势力在这一带十分活跃。阿卡耶夫政权配合上海合作组织曾对这些极端势力进行严厉打击。此次吉尔吉斯斯坦事变有无“三股势力”从中搅和，是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政局失控的情况下，“三股势力”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安集延暴乱”就是明证。2005年5月13日那里发生武装暴乱，死伤不少人。 虽还未有准确详情，但可以肯定两点：一是它受到吉尔吉斯斯坦三月政局剧变的直接影响；二是极端势力从中作乱。据报道，“安集延暴乱”为“阿克拉米亚”组织所为，其首领阿克拉姆·尤尔达舍夫，是一个来自安集延的前数学家和“伊扎布特”组织的一度支持者，他曾写过一本名为《通向虔诚信仰之路》的小册子。然而，中亚另一种说法是：“阿克拉米亚”应是伊斯兰教史上的极端主义派别“卡尔米叶”（Karramiyy）(16)。历史上早已销声匿迹的“卡尔米叶”现又死灰复燃，成了暴乱组织的旗帜，表明这个组织的极端色彩相当浓厚。
以上两说虽略有不同，“安集延事件”生动地表现出“民主化”运动在那里与“三股势力”不期而遇，搅成一团，发生“化学变化”，不变味才怪呢。地缘政治文化所决定，“颜色革命”到了中亚，既已走调了，其局势发展就不是一般的复杂。“颜色革命”来势汹汹，其震荡效应是明显的，泛民主带来的水土不服，中亚国家政局进入其独立以来的不稳定峰期。
中亚将何去何从
中亚将向何处去？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难，因为影响这个政局走向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美国大战略方向不明
布什政府已宣布投入巨资，建立民主“特种部队”，在全球加大推动“颜色革命”的力度。然而，伦敦七七连环爆炸案后，针对西方的新一轮恐怖袭击又开始，“布什—夏兰斯基主义”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美国面对“民主化”和“反恐”孰重孰轻，不得不做出新的选择。它再向中亚推动“颜色革命”时，就不得不考虑那里的“三股势力”问题。实际上，美国在处处树敌中还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反“邪恶轴心”，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哪个都没摆平；反“暴政”，美国国务卿赖斯情不自禁地点了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反“专制”，施压于俄罗斯和埃及。在“敌人”取向问题上迷茫不清，其大战略必然混乱不堪，其作用就是在世界各地“搅局”，中亚也就难免受害。
地区集体安全体制构建的前景不明
上海合作组织理应是最有权发挥影响的地区组织。但是它正式成立伊始，就遇上了九一一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也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困境。而秘书处和反恐中心刚挂牌，就遇上“颜色革命”，也就再次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困境。我们同意俄罗斯同行的意见：“上海合作组织不应该做一个旁观者”(17)。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来说，既要坚持本组织“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原则，又要有效地发挥维护地区安全作用——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地区安全体制难以有实效。
中亚地缘政治异常复杂
“颜色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难以平息的政治动荡，经济下滑引发不满，所谓的“变色国家”担心“二次革命”的说法悄然而起。
中亚地缘政治最脆弱的一环在乌兹别克斯坦及其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相分割的费尔干纳谷地。乌兹别克斯坦正承受着西方制裁的沉重压力。如果乌兹别克斯坦失控，对于中亚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在无政府状况下，“三股势力”必然在费尔干纳谷地兴风作浪。在紧贴新疆南部的奥什、安集延一带出现一个“三股势力”的新巢穴，必然对地区安全、中国西部的安全和新疆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美军基地去留问题之反复表明，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就是同格鲁吉亚、乌克兰不一样，即不一定出现向西方、向美国“一边倒”的政权，但以后事态将如何发展，谁也说不清。
另外，俄罗斯的总统大选虽在2008年，但那里的局势也日渐升温，俄罗斯若在“颜色革命”冲击下“失守”，中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总之，伦敦七七连环爆炸案后，美国的大战略走势微妙：是“反恐”，还是“反暴政”以继续推动“颜色革命”？在这个背景下，中亚政局之前景也十分微妙，在某些地方，特别是费尔干纳局势不容乐观。
注释：
① ［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第21页。 亨廷顿所谓的“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ism）指称包括一党体制、极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以及类似的不民主体制。
② 萨卡什维利甚至提出要与尤先科共同打造“欧洲民主轴心”。萨卡什维利认为，格、乌“和平民主革命”后，在“欧洲政治版图”中已出现了“民主轴心”，这一轴心为“第比利斯—基辅—华沙”。吉尔吉斯斯坦事件后，萨卡什维利与尤先科又联合派各自的外长访吉，欲拉吉尔吉斯斯坦新政府加入“民主选择联盟”，但遭到婉拒。此后，萨卡什维利又提出要建立“新雅尔塔体制”，“建设一个统一、自由、和平的新欧洲”。其输出“颜色革命”的热情洋溢、劲头十足。
③ 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④ 廷格尔：《独联体的族际冲突与国际经验》， 载［俄］《自由思想》1993年第3期。
⑤ 参见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 《中东研究》，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1993年号。
⑦ 迈克尔·斯温：《中国大战略》，新华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内容提要。
⑧ 陈舟：《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东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⑨ ［美］亨廷顿：《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忽视》，载［美］《外交》杂志1997年10月号。
⑩ 美联社2001年10月18日伦敦电。
(11) ［日］《读卖新闻》2002年9月21日。
(12) ［英］《金融时报》2002年9月20日。
(13) ［日］中冈望：《布什中东民主化政策的理论支柱和白宫必读物》， 载［日］《中央公论》月刊2005年7月号。
(14) 前引书：《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97页，107页。
(15) 克雷格·史密斯：《美国的帮助为吉尔吉斯斯坦起义铺平道路》，载［美］《纽约时报》2005年3月31日。
(16) 据查有关伊斯兰史料，这个教派一千年前盛行于伊朗呼罗珊地区。它主张安拉有血有肉、有意志、能说能看、能与人交往、有力量、但不能支配一切，因而被阿巴斯哈里发卡迪尔（991～1031年）斥之为“异端”，但从者仍如云，直到蒙古入侵后才被消灭。
(17) ［俄］丘弗林·根纳季：《作为地区秩序新因素的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形势与任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乌鲁木齐，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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