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知识分子的知交和诤友——纪念陈毅同志诞辰95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诤友论文,知交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周年论文,同志诞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的8月26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诞辰95周年纪念日。陈毅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那独具魅力的人格力量，都是广为人们称道的。他多年正确地、模范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团结、教育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献身于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陈毅在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对他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对我们继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陈毅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陈毅出生于20世纪初，伴随着国家民族的忧患长大。经过长期的比较和探索，他终于选择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道路，把自己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基于对知识和人才的清醒认识，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人才的喜爱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他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用新的知识武装自己；他广罗人才，尽可能让有专长的人找到用武之地。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条件恶劣得难以言喻，别的东西都丢光了，陈毅的书却说什么也没舍得丢。陈毅从他自身的体验中深刻地理解到，中国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功劳。这些人中，就有为陈毅所熟悉和景仰的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等同志。陈毅更从他追随多年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这些人，尽管各人的经历不同，却都有着丰赡的文化科学知识，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深的造诣，又不断吸收新知识，总结新经验。他们把这些融汇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造中国的社会。他们所创造的业绩，所展现的才华，所爆发出的无穷的创造力，是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最有力的证明。基于对近代中国文化、经济落后的深刻认识和共产党人对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责任感，陈毅把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提到“打天下和治天下都不能离开”的高度来认识。他多次用历史上刘邦与项羽争霸和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教育干部，指出刘邦因用了张良而定于一尊，刘备因得诸葛亮而鼎足三分，以此启发大家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陈毅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能自觉地吸引、团结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一个明确的大目标服务，为革命的大局服务。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为推倒三座大山服务，在全国解放以后，是为建设新中国的宏伟目标服务。在抗战时期那种艰难的条件下，陈毅在苏北吸引了邹韬奋、范长江、贺绿汀、阿英等文化界著名人士。陈毅把文化人集中起来，安置在根据地最安全的地方，设置了“文化村”，建起了“湖海艺文社”，在《盐阜报》上复刊文艺版《新地》，将已经停刊的《大众知识》改名为《新知识》复刊。张爱萍、李一氓、范长江、吕振羽以及各界爱国人士都在这些报刊上发表诗作，有力地鼓舞了当地抗战军民的士气。在陈毅等同志的教育和影响下，开明士绅中的知识分子，大都靠拢新四军，为抗战作出了贡献。有的区参议会副议长，把儿子从国民党军队中动员出来，带领百余青年参加了新四军。有的县参议会副议长，先后掩护中共干部20多人。有的参议会长被日军捕去后，坚贞不屈，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国家就成为全国人民的主要奋斗目标。围绕着这一宏伟目标，陈毅在知识分子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组织一支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刚解放的上海，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破烂摊。陈毅出于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理解，加之他善于审时度势的雄才大略，大胆地起用了各种学有专长的人才，包括不久前还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的人员，使千疮百孔的上海市克服了重重困难，迅速走上正轨，被治理成一个受到国际舆论赞扬的充满生机的美丽城市。原国民党的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是个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解放军开进上海后，他十分紧张。陈毅以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把他留下来，请他继续当他的工务局长。这意想不到的决定，使赵祖康万分感动。从此，他忘我地投入到城市的改造中去，有时亲自带领测量队到棚户区工作，使城市的面貌较快地得到了改变。在刚解放的上海，百废待兴，陈毅十分忙碌。但当他得知旧有的中央研究院要召开建院21周年的纪念大会时，他立即决定亲自出席。他很清楚，那里人才荟萃，集中了旧中国一大批科技方面的尖子人物，不能错过做工作的大好机会。那天，陈毅早早来到研究院，亲切会见了科学家，鼓励他们继续做好研究工作。在纪念大会上，陈毅发表了热情而诚恳的讲话，提出“多难兴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科技界人士一起，共患难，同欢乐，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会后，不少人明确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一些疑虑重重、摇摆不定的人也开始安定下来。这时，陈毅的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陈修和原是兵工专家、国民党联勤总部兵工署沈阳兵工总厂中将厂长，因未执行蒋介石炸毁沈阳兵工总厂的命令，保护兵工厂有功，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已被任命为沈阳兵工厂的新厂长。陈修和受朱德总司令和邓小平同志的委托，在上海联络那些未随国民党逃走的兵工技术人才，争取他们为新中国服务。在陈毅的鼓励和支持下，他很快联络到200多人，其中原国民党兵工系统司局长、厂长级的人物就有20多人。在上海召开文化界人士座谈会时，陈毅亲自参与研究邀请名单，他说：“所有在上海的文化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要请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内的和党外的，都要团结。在不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现在胜利了，更要特别注意。”名单最后增至160多人。在座谈会上，陈毅对科学家和文艺家们的讲话，推心置腹，态度诚恳，赢得了文化界人士的由衷感佩。在团结各种知识分子时，陈毅既坚持了革命的原则性，又有较大的灵活性。讲团结，就应求同存异，不能用一个尺度责备求全。陈毅说：“这些人一不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学有专长的还可以重用。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就是！”他明确表示：上海文化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著名学者们，有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诸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陈毅都与他们交上了朋友，既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和智慧，又从生活和工作上给予关心，同时，引导他们不断弃旧图新，自觉自愿地改造某些旧的观念。当然，这种团结也并非一味迁就，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时，陈毅也能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做好工作。有次座谈会上，一位老先生反映，有人讲共产党“上层好，中间少，下面糟”。他当即指出：“我们对朋友的话总是虚心听的，但这三句话我不接受。”他摆事实，讲道理，阐明了“上层”与“下层”的辩证关系，使听者心悦诚服，也提高了党外朋友的思想水平。
陈毅能够一以贯之地、成功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缘于他能清晰地洞察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发现倾向性问题，不断地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陈毅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由于分管科学文化工作，参与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上，就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50年代前期，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既反对宗派主义，也反对麻痹迁就的倾向。50年代后期，“左”的倾向抬头，反右扩大化和反右倾等斗争严重地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政治热情。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后，陈毅是较早站出来反对“左”的倾向的。在1962年3月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陈毅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入手，批评了某些盛行一时的“左”的观点：“……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过去的时代有局限性，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局限性。……我们只能尽量做我们这一代所能够做到的事，不是说一切事情我们都能够做。”
陈毅对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左”的倾向的斗争中，最精彩的战斗檄文是“广州讲话”。时至今日，在重读他的这篇讲话时，我们仍不能不佩服他对党的事业的一片忠忱，对广大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爱护之情。他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他宣布：“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陈毅这时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一鞠躬。这一鞠躬和当时那雷鸣般的掌声，至今还令人激动不已。陈毅继续说：“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味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接着，陈毅对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工作作风的粗暴和生硬提出了批评，对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也忧心如焚。他大声疾呼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他还说：“我们共产党就是有点民主，自己能够谦虚，能够团结人，大家愿意加入共产党，舍死忘生地来进行战斗，这样才打败了反动派。假使有今天这种情况，共产党还能够胜利吗？”陈毅提醒有关的领导者，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对他们的工作不要横加干涉。他说：“我们保证他科学研究的条件，要仪器给仪器，要装备给装备，要助手给助手，要一间房子我就给你解决一间房子。在科学领域里我们充分尊重他。我们不要拿苏联那一套，去强迫一个留美的学生改变他在美国学的那一套。苏联的一套和美国的一套两者可以并存，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去竞赛。我们党在科学技术上不要盲目地去扶植一面，取消一面，否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自己处于反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怎么能够领导人？”陈毅这次“广州讲话”，共3万余言，当年的记录稿注明，会场里响起了60多次掌声和笑声。这个讲话，对当时调整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善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发挥了重大的拨乱反正的作用，使广大知识分子加深了对党的政策的了解，增强了对党的信任，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意义十分深远。就是在30多年后的今天，作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份宝贵文献，也仍然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当时，许多人在红与专的关系上存在着的一些糊涂认识。主要有两种偏差：一种是以政治学习来代替业务学习，否认专门业务学习的重要性；另一种是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拒绝必要的政治学习。陈毅指出，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当时专业学校用很多的时间去搞政治、搞劳动，把专业学习放松了。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他郑重地提醒大家：“我们不重视专业学习，我们的国家的科学文化就将要永远落后。”陈毅苦口婆心地启发大家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他说：“……比如一个飞行员，如果不强调政治，对他不进行政治教育，他对祖国和人民没有感情，没有起码的社会主义觉悟，一起飞他就飞到敌人那边去了，你怎么能让这种人驾驶飞机呢？因此要对飞行员进行政治教育，使他具有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决拥护我们党的领导。但是有另外一个飞行员，上述问题都解决了，绝不会飞到敌人那边去，他抱定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决心，然而他的技术不行，一起飞就被敌人打了下来，象这样的飞行员，那又有什么用呢？”关于红与专的关系问题，文章和讲话非常之多，但象陈毅讲得这样鞭辟入里、条分缕析，又是如此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的，还不多见。
陈毅到底为什么能赢得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的衷心爱戴和景仰呢？纵观他一生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历史，答案并不难找出来。陈毅是真心实意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他是以完全平等的姿态、甚至是以学生的恭谨态度来结交知识分子朋友的。一位被任命为科学院党委书记的同志，来向陈毅请教，说自己从未干过科学工作，应该怎么办？陈毅道：这很简单，你若是当部长，司长来看你。你当科学院的领导，就该你去看所长，看科学家。陈毅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终其一生，他一直是以当小学生、当勤务员的精神来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在抗战时期，陈毅曾因对一位党外人士态度不好而特意登门道歉；当上海市长时，留下了登门向教授虚心求教的佳话；到北京当副总理后，碰到有事需要同郭沫若等文化界著名人士商量，陈毅也是尽可能登门拜访。赢得友情的秘诀是真诚。陈毅不管是对老友，还是对新知，一概是以诚相见，热情直爽，披肝沥胆，一见如故。上海刚解放，在第一次文化界人士的座谈会上，陈毅一丝一毫也没有上海市的领导者的架子，他像对老朋友一样向大家介绍自己，剖白自己。他说，他自己并非天生的共产党人，而是地主家庭出身，信过孔夫子，也信过“德先生、赛先生”，经过多次碰壁、消沉、摸索，才选择了革命道路等等。这些交心的话，立刻缩短了他和文化界人士之间的距离，赢得了他们的敬重，人们有话自然乐于向他倾吐。陈毅尊重知识，是因为他自己的知识渊博，懂得知识的重要，眼光自然也就比别人来得高远。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解放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说“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他说：“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乐团。”在陈毅的关心下，乐团从嘈杂的菜场附近搬到了幽静的花园楼房。在一次演出时，有人因听不懂而中途退场时，陈毅告诫大家要尊重演员的劳动，不许退席。艺术家们得知后，无不为之感动。陈毅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关注和执行，是时刻不忘的。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还在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舞着在身边工作的医生。他说：我们党的政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不是要排挤知识分子，不是要排挤华侨的，你相信我陈毅一句话，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毁灭知识的人最终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一次，周恩来总理前来探视，这时陈毅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还是断断续续地谈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安排问题。这位老知识分子为避免一些文物珍品流失海外，几次变卖家产，对国家和民族是有功劳的，此时身处逆境，需要关心。周总理听了很受感动，当即答应为此人安排工作。此情此景，催人泪下；此心此胆，可昭日月！
今天，陈毅已经离开我们25年了。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早已深入人心，且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面对这一切，我们绝不应忘记，这里有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血汗的浇灌。时代不同了，但陈毅捍卫党的原则的精神，他尽可能多地团结知识分子投入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宽广胸怀，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启示，作为我们党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将永远为我们提供智慧、经验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