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走过了“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现实主义大讨论”以及“现代性视野中的现实主义反思”等若干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这是受社会和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制约的结果，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和批评。典型和真实性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核心特征。习近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三化”问题，是马克思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未来需要去面对和探索的问题，即在新时代条件下，要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 马克思主义 现实主义 “两结合” 典型 真实性
“现实主义”文艺观念自20世纪初进入我国，已走过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有着不同的称谓并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譬如“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革命现实主义”，1953年至1960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60年至1982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反思和“现实主义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直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学艺术发展的多样化与多元化呈现、现代性理论的介入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的持续发展，“现实主义”被置于现代性视野中受到重新审视和许多质疑乃至解构。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及其发展创新重新受到重视，并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导引下，正在进行一系列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理论话语实践工作。下面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念的历史发展、主要问题及未来走向作些评述与探讨。不足之处，祈请匡正。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若干历史阶段
(一)革命现实主义：1953年之前
革命现实主义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当时对革命现实主义进行阐发的主要理论家有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阐述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群众、政治性与真实性、现实主义与世界观的关系以及典型化等革命现实主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标志着我国革命现实主义话语体系及主流核心地位的正式确立。抗战胜利后，革命现实主义成为当时主导我国文艺发展的主流力量。此时，除周扬、胡风、冯雪峰外，茅盾、何其芳、郭沫若、林默涵、邓拓、以群、邵荃麟、林焕平、巴人、罗荪、史笃、艾芜、艾思奇、邵子南等也对革命现实主义进行了深入探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文坛上使用较多的依旧是“革命现实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茅盾对此有明确的说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我们目前对于文艺创作的要求也是吻合的。但是，因为一般人看见社会主义一词就想到它的政治的、经济的含义，而我们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所以，一般我们都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一词区别于旧现实主义——即批判的现实主义。”①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思想正统地位，始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取代。此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我国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遵循的新方法。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3～1960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源自苏联，是“斯大林总结了远自高尔基的《母亲》，近到苏联初期的作品如《毁灭》、《铁流》等等而提出来的”②。1932年5月，即将就任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的伊·米·格隆斯基，批评“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并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1934年9月，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被正式确立下来。这是苏联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样得到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特别是左翼文学界的高度重视。1933年2月，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介绍到中国③。同年11月，周扬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文。接下来的近二十年间，我国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推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的普及。尽管如此，由于中苏现实政治条件的差异，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未作为我国创作方法的最高准则予以强调和提倡。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中苏两国的传统友谊和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新中国所面对的严峻而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开始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对苏联采取“一边倒”方针。在此背景下，1951年5月，周扬在一次讲演中说:“我们必须向外国学习，特别是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中国人民和广大知识青年的最有益的精神食粮。”④1952年5月，周扬在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中倡导:“革命艺术的新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我们创作方法的最高准绳。”⑤在为苏联《旗帜》杂志撰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中，周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⑥同年，冯雪峰在《文艺报》发表长篇论文《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认为鲁迅后期的创作已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等是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努力的结果。“由于有这种努力，在我们文学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可以说是已经建立。”⑦1953年1月，冯雪峰在社论《为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中也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公认的、也为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所公认的、文艺的创作与批评的根本方法。”⑧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等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了阐发。周扬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主题报告中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努力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水平，同时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一切爱国的、愿意进步的作家都转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轨道来。”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1930年代引入我国，经过一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二十多年的倡导、阐述以及政策层面的推广，至此终被确定为新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根本方法与最高准则，而当时的这一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模式的选择与推行，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构建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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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结合”：1960～1978年
“两结合”指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法，1958年由毛泽东提出，在1960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我国文艺创作新的基本方法。就理论渊源而言，“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脉相承。之所以要用“两结合”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当时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以及中国尝试在经济、政治上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在文学上“走自己的路”密切相关。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此后，苏联思想界开始发生明显转变。1954年12月，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接受苏联作协书记西蒙诺夫的意见，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进行了删减⑩，这引发了苏联文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讨论。这场争论同样影响、引发了中国的文艺理论批评界对于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和讨论。1956年，已有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质疑。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我们的工作要革命热情、革命理想和实际精神相结合，在文艺上就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这被认为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首次提出。6月，周扬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创刊号上发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正式传达并阐发了毛泽东的“两结合”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毛泽东同志本人所作的许多诗词，向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本。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时代，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都获得了空前解放，共产主义精神空前高涨。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就是把实践的精神和远大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没有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就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风格。”周扬的文章发表后，“两结合”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在1960年7月22日至8月13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两结合”被认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这标志着我国文艺创作新准则的确立。周扬在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批判地继承和综合了过去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将两者最完满地结合起来，形成为一种完全新的艺术方法”。自此，“两结合”便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指导、支配此后二十年我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和最高准则。“文革”期间，“两结合”更是成为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1966年2月，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了经由毛泽东审阅、修改并于同年4月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明确提出：“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革命样板戏”诞生后，作为“两结合”在艺术典型问题上的具体运用的“三突出”，被作为重要的创作原则提了出来。如尹在勤在《新诗要向革命样板戏学习》中所说，“革命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毛主席倡导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艺术典型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此类话语在当时比比皆是，充斥报端。
“两结合”创作方法在我国文艺界发挥作用这近20年时间，我国思想文化一直处在过“左”的政治环境中：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1960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3～1966年的城乡“四清”运动、文化战线的大批判，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两结合”提出后并未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样得到众多理论家们的深入阐发。就像何其芳所说的：“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虽然早就知道并且接受了革命浪漫主义应当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说法，然而对革命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和两种方法结合的必要性，却在长时间内都是认识不足的，不大明确的。”可以说，由于对“两结合”没有深入的理解、阐发，加之长期极“左”的政治环境以及对于毛泽东所提“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片面理解和实际运用中的偏差，尤其是将“两结合”推向极端化、简单化境地而成为文艺创作中的教条和律令，便使得文艺界产生了大量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拔高人物、神化英雄的不良倾向，使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四)现实主义的复归：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已没有“两结合”是“最好的创作方法”的限定，在艺术创作上也开始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当时，有学者甚至明确提倡“创作方法多样化”，认为“我国在粉碎‘四人帮’后，涌现出了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很显然，这些作品没有一部是‘两结合’的产物”。“文革”结束后，“两结合”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空洞的、与创作实际完全脱节的口号，因而被日益新变的文艺现实所超越，被现实的理论批评所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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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伴随着学界的历史反思和思想解放大潮，出现了包括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内的多种文艺思潮。就现实主义而言，陈荒煤曾呼吁，“自从十三大召开之后，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之后，文艺理论界很有必要就现实主义问题展开一次深入的讨论”。随之，“现实主义”一度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研讨会、期刊专栏的核心术语。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延续了80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讨论的余绪，围绕相关问题，结合当时所获得的新的思想资源和方法工具，对现实主义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并且解构的力度更大了。这次“现实主义大讨论”，广泛探讨了文艺中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的含义和特征等内容，时间跨度长、范围涉及广，多学科学者均有参与。但总体来说，这次讨论或缺乏深度分析而流于表面，或局限在概念中而说服力不强，甚至还出现了囊括一切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新世纪之初，现实主义研究的最大亮点是现代性理论对现实主义的介入，现实主义逐渐被置于现代性视野中进行整体审视，虽然问题本身得到了多层面、多维度因而更为立体的展示，但终究还是解构大于建构，而且还将现实主义概念本身涂抹得五颜六色，面目更加模糊不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核心价值被淹没在一片众声喧哗之中。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及其发展创新问题又重新引起重视，因而成为新时代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热点性问题之一。近年来的文艺理论批评围绕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话语重构中如何正本清源与守正创新；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现实主义的文本进行深入挖掘和深度阐释；如何结合新时代中国文艺实践，并且密切关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积极呼应时代精神和现实问题，推进和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价值体系的构建和话语转型，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又重新回到了文艺理论批评的话语场域，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若干重要问题
③林琪：《苏俄文学的新口号》，《艺术新闻》第2期，1933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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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型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地总结了以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经验，最早把“典型”定为现实主义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翻译的不同，典型在我国文学界有“典型”“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等不同称谓。1921年，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最早直接使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1924年，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最早使用了“典型性格”。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将恩格斯的《致哈克奈思女士的信》和《致敏·考茨基的信》译介到中国，“典型”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的近二十年间，瞿秋白、胡风、周扬、冯雪峰、蔡仪等理论家，各自从不同方面对典型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比如，1940年，冯雪峰在《论典型的创造》中论述了典型人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典型人物创造的具体过程、典型人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1942年，蔡仪在《新艺术论》中考察了现实典型与艺术典型的区别、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的关系、正典型与负典型的不同价值等。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界陆续翻译、引进了一大批苏联的文艺理论教材和著作。典型问题作为苏联文论教材和著作之重要内容随着教材和著作的引进而逐渐走向普及。1953年8月，《文艺报》第15号发表《苏联文艺界讨论典型问题》的通讯，报道了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把典型视作“政治性”问题的说法。此后，“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一个时代一个主题”的观点开始在我国流行。1956年，《文艺报》转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18期发表的《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专论，在我国引起巨大反响，文艺理论界迅速掀起讨论典型问题的热潮，各类文艺报刊陆续刊载了许多相关主题的文章。此时，“联系我国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实际展开对于典型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文革”前“十七年”对于典型的普遍观点是认为“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其中尤以以群、蔡仪和李泽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以群认为，“典型人物具有或大或小的概括性，它是一个鲜明的、独特的个性，同时又可以表现一定阶级、阶层或某些社会关系的本质……成功的典型，总要通过鲜明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某一阶级、阶层或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它具有鲜明的个性，又是某种范围的共性的概括”。蔡仪认为，“文学形象既是对社会生活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性到普遍性的具体反映，它就有可能描写出鲜明而生动的现象。个别性以充分地表现它的本质、普遍性，使它具有突出的特征而又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这样的形象就是典型的或有一定的典型性的”。这一时期，何其芳对典型的认识显得与众不同。他在写于1956年的《论阿Q》一文中提出了典型的“共名”说：“一个虚构的人物，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成为人们愿意仿效或者不愿意仿效的榜样，这是作品中的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功的标志。”随后，在写于1963年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序”中，何其芳又对“共名说”做了进一步论述，其对“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的观点以及在文学批评中简单、机械地应用阶级概念等倾向的批评，是切中时弊的。“文革”时期，正常的典型理论研究几乎完全中断，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强调“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事实上是对文艺创作中的“典型”化美学原则的严重违背，损害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应有的正常的美学生态，结果是塑造出一些完全概念化、类型化和单一化的“高大全”式人物，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理论。粉碎“四人帮”后，典型问题成为文艺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成效最大的论题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深化，典型塑造上有了新的突破，其中尤以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产生的影响最为广泛：“它把文学典型本质的探讨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转移到典型性格内在结构的剖析，意在揭示典型复杂性的结构机制及审美价值，已为典型问题的讨论打开了一条新思路，拓出了一个新领域。”是时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既有当时文学创作现象的折射，更有外来思想资源和文化思潮的影响，话语多重变奏，争论异常激烈，各种理论观念和思潮得到了充分释放，但也对其后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裂变乃至碎片化起到了引爆作用，因篇幅关系，这里存而不论。
在不同温度下，利用液体冷却介质处理玉米种子对玉米种子4 d和7 d发芽率有较大影响。同种种子在相同温度下用液体冷却介质处理不同时间后，其发芽率有显著区别。在-15℃下冷却介质处理不同时间的结果可以看出，X1，F6，S10，H1，H4和K16经液体冷却介质处理后，7d平均发芽率最高且均接近100%。液体冷却介质处理玉米种子是一种种子处理新技术。
新时代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声誉得到恢复，马克思主义典型观获得了新的发展。其中尤以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讲话中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及典型理论最具代表性。有学者总结了习近平在“典型论”上的创造：“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声誉；二是揭示了典型人物形象同艺术价值和艺术作用的关系，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跟文艺作品的‘高度’和时代艺术的‘高度’是成正比的；三是确认了‘提炼生活’要‘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处理，指明了典型化的路径，并将之作为文艺创作的‘基本能力’。四是把‘典型’问题放在‘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这个角度来谈论。”新时代中国文学“高峰”的耸起，迫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典型化美学原则为动力，因而需要结合当下的文学现实对典型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与重构。
(二)真实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反复强调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就我国而言，真实性同样是贯穿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发展过程的核心议题之一。在70年的历程中，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经历了异常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而70年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总是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地影响、左右着现实主义文学“真实”观的话语生成和理论“成像”。总的来说，“真实性”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1)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文学观、真实性问题的论述进行阐释、分析；(2)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涉及文艺“真实”性的思想原则进行研究阐述；(3)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问题的研究分析；(4)对当时文艺创作现象及其经验进行理论批评方面的分析、总结、提炼，而所涉及的问题大体不外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如何批判借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暴露”与“歌颂”、“光明”与“阴暗”、作家世界观、倾向性与文学“真实性”关系等方面，以上问题又往往相互交织、纠结在一起，因而便显得更加复杂，一时间更成为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真实性之“真”，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内涵：第一，强调历史真实，反对历史虚无化。历史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艺术家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和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艺术固然无法完全还原历史真实，但也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肆意描绘历史，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第二，强调生活真实，反映时代要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优秀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应当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是折射时代精神的镜子，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现实主义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第三，强调态度真诚，敢于直面现实。现实主义文艺工作者在书写人民真实生活、反映人民真情实感的同时，也要明白生活中并非处处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一部文艺作品真实与否，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是否做到了以真诚的态度去直面现实、正视丑恶。“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此外，坚持现实主义真实性，需要处理好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问题以及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问题：(一)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问题。二者的关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认为艺术真实就是生活真实。这里的关键在于对“生活真实”的界定。也就是说，在认为“艺术真实就是生活真实”的学者们那里，“生活真实”并不指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也不指那种自然形态的生活或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指的是揭示出生活本质和规律的“生活真实”。第二，认为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这种意见又存在几种不同的理解：其一，认为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艺术真实是通过典型化的途径，更集中、更突出、更形象地再现生活真实的。比如，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而就更带普遍性”。其二，仅仅客观生活的真实无法达致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是客观生活的真实和作者主观认识的统一。(二)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文艺创作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不能有力地摆脱极端工具论、公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往往造成了倾向性脱离真实性、破坏真实性的违背创作规律和美学原则的严重情况。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中提出了“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以体现“社会主义倾向”的原则。这对我们在文艺创作中如何实现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具有指导意义。从根本上来说，要克服创作中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式的倾向性对文艺创作的损害，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使倾向性寓于艺术描写生活的真实性之中，通过具有生活真实基础的生动的艺术形象让作家的倾向性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现状与未来
综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进入我国，在我国的发展从未中断，然其发展之途却又颇为曲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来自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观念与方法的冲击，现实主义过时论一时间甚嚣尘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来、资本市场的强势扩张、消费主义思潮的不断侵蚀、新媒体技术的飞跃发展、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勃兴、互联网文化与文艺新业态的迅速崛起以及与此相伴生的理论碎片化、价值偏窄化、历史虚无化、非理性主义滋长的相继呈现，更进一步深刻地影响乃至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以致文艺界乱象丛生，文风轻媚衰颓而骨力不张，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给当代中国文化、文艺的发展繁荣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正因如此，便有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总书记在此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正本清源的态度，针对文学艺术工作中长期以来所存在的若干亟需解决、改进的问题，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而掀开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发展创新的新的一页。下面我们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谈谈我们对于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一些看法。
大体而言，当前我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中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在实践中改进的问题：第一，没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或曰“深入现实生活不够”。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在问到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所谓“浮躁”，其实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不够。不去扎根人民，没有深入现实生活，文艺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今年7月份，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所发贺信中又指出，当前文艺工作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四力”，即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其中亦包含着对文学与生活、艺术与真实等现实主义精神的强调。为此，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第二，缺乏“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或曰“现实主义精神匮乏”。习近平尖锐地指出了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产生的根源在于创作者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审美理想。正如习近平所说：“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这样的作品，就必然与现实主义的要求渐行渐远。对此，正确的做法是应该认识到“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习近平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道路来肯定，这对我国今后整个文艺创作和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笔者看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同样是马克思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未来需要去面对、探索和努力实现的问题，即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体地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就要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观念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当下的文艺文化现实，实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之“共性”与中国文艺文化实践之“个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时代化”，就要强调现实主义同中国当前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相联系，在面向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实践之“中国经验”的过程中，回应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可持续发展中提出的“命题”，努力使中国化的现实主义具有“当代性”和“当代形态”。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大众化”，就要着重强调现实主义的“人民性”立场。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大众化”的内涵得以扩展，新的大众文艺创作形式如网络文学、影视创作、动漫、新媒体艺术等正处于快速生长期，而新的文化理论批评如大众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图像文化等研究亦正处于观念与话语活跃期。由此，现实的文化、文艺景观尤其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使文艺创作、理论批评走出“象牙塔”，走出娱乐至上的误区，走向人民大众，把理论触角和批评眼光伸向新媒体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伸向大众文艺、大众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与人民大众文艺、文化生产和生活实际的结合。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针对当前的文艺工作提出了“四个坚持”，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还强调文艺创作要增强“四力”，以更好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我们认为，“四个坚持”与“四力”之中亦充盈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并且需要深入领悟和贯彻落实，使之进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思想谱系，以推进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的建构。
①茅盾：《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报》1949年第4期。
②茅盾：《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
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主义作家作品情有独钟。他们在《英国的资产阶级》《致费迪南·拉萨尔》《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致劳拉·拉法格》《致敏娜·考茨基》等论著中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具体论及现实主义时，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中说：“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判定一部作品是否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首要和根本的是要看其是否“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否具备“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典型问题和真实性问题。
流感病毒是一种属于正粘蛋白科的RNA病毒，根据核蛋白与基质蛋白分为甲、乙、丙、丁四型。根据血凝素HA和神经氨酸酶NA组合则可组成一百余种亚型［1］。流感病毒曾在全世界引起多次大流行，甲型H1N1、高致病性的H7N9和H5N1都曾引起高度关注。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通过本实验很好的建立起了斑马鱼幼鱼的行为节律方法。无论是持续黑暗还是持续光照条件下，斑马鱼幼鱼均表现出明显的节律行为，并且周期均在24小时左右。另外利用正常光暗条件实验可以检测光照或黑暗时斑马鱼幼鱼的活动量差异。本研究为今后以斑马鱼为模型研究生物钟行为提供了良好的实验基础。
⑤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5月26日。
⑥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⑦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466页。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戏剧报》1960年Z1期。
⑨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1953年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
⑩《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954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接受了西蒙诺夫的意见，删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详见《苏联人民的文学——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报告、发言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83～84页。
秦兆阳较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质疑，并提出了一个替代性概念——“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参阅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发现式课程标准是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新数学运动”中制定的；加拿大小学引进该标准亦有十年.发现式数学，顾名思义，倡导学生主动探索数学知识.这一出发点有道理.鼓励独立探索和创新，向来是西方教育的优势.国内一些教育家提倡‘尝试教学法’，也是为了摒除灌输式的弊端.然而，北美的‘发现式数学’，将传统课程标准推倒重来，结果南辕北辙.
④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人民日报》1951年6月27日。
⑧冯雪峰：《为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文艺报》1953年第1号。
尹在勤：《新诗要向革命样板戏学习》，《人民日报》1974年5月5日。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
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570页。
何其芳：《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1961)，载《文学艺术的春天》，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287页。
的主特征值,那么当时, μ1>0;当时, μ1<0。根据引理2可知,若则没有大于或等于1的特征值;若则存在大于1的特征值,因此由引理3可知,若则indexW(F,(θa,0))=0;若则indexW(F,(θa,0))=indexSy(F,(θa,0))=(-1)σ,其中σ是算子F′(θa,0)在空间Sy上大于1的特征值的代数重数之和。下证σ=0。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文艺研究》1979年第4期。
3.1.1 方法步骤。第一步，开启WIFI，GPS，SIM卡，等候约2min～3min，待精度显示在10m左右，对地点进行收藏。第二步，编辑收藏的地点。第三步，每次水源道路熟悉后即使同步收藏好的数据。第四步，火情发生时即可快速查找消防栓。
方兢：《提倡创作方法多样化》，《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陈荒煤：《深入讨论现实主义问题很有必要》，《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4期。
从上述分析可知，机械臂的承重性能与弹簧刚度、弹簧固定位置以及连杆的初始角度有关。为研究验证机械臂的静力学性能，利用ADAMS软件对机械臂进行仿真试验。将机械臂三维模型进行相应简化，导入ADAMS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弹簧连杆机械臂仿真模型如图5所示。
1988年5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以“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当时，学术期刊纷纷推出“现实主义”专栏，大量发表有关现实主义的学术论文，比如《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4期开辟“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问题讨论”栏目，发表了11篇研讨文章。随后，该刊物长期跟踪学界的现实主义研究动态，推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专题论文。此外，《文学评论》《学术月刊》以及《人民日报》《文艺报》也都结合当时学界热点刊载现实主义研讨文章。
邓小平：《1987年7月4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的谈话》，转引自《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页。
鲁迅的原话是：“他做成若干小说，都是驱使那革命的心理和典型做材料的。……阿尔志跋绥夫是诗人，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之前，已经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来。”参阅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成仿吾的原话是：“这些记述的目的，差不多全在筑成各样典型的性格。”参阅成仿吾《〈呐喊〉的评论》，《创造》第2卷第2期，1924年2月。
恩格斯：《致哈克奈思女士的信》，《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译文》第1卷第4期。
冯雪峰：《论典型的创造》，《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蔡仪：《新艺术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五章“典型”。
《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编者按》，《文艺报》1956年第8号。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修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何其芳：《论阿Q》，《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6日。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朱立元：《论典型的复杂性与审美价值》，《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
董学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复杂网络是研究复杂系统的有力工具，很多现实的系统都可以抽象成复杂网络来研究，网络的节点对应着系统中的实体。研究表明，很多真实网络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团结构特性，而这种社团结构决定着网络的某些功能属性，因此在网络中描述和检测这些社团结构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立足于检测复杂网络中的社团结构这个课题，提出了基于模块度函数Q这个指标的社团结构提取算法——连续神经网络算法，并且将该算法和已有的相关算法作了比较，表明了此算法的有效性。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3月中旬苗儿定植后，每天早上8时-9时对试验和对照棚进行空温和地温调查。至5月上旬共测得三种作物地下5 cm、10 cm、15 cm、20 cm处数据60次，240个数据。经汇总发现：内置式生物反应堆能明显提高棚内空气温度和土壤温度。空温增幅最大为2.5℃，地温增幅是15 cm处＞10 cm处＞20 cm处＞5 cm处，分别可达5.1℃、3.3℃、2.8℃、2.3℃，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幅逐渐下降。
对处于低洼地里的日光温室，为了防止雨水汇集形成的积水和浸泡温室以及倒灌温室，需要修建排水渠道，将雨水排出，另外是异地取土，填平温室前坎后墙形成的低洼。在缺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还可以汇集雨水进入温室内外的蓄水池和蓄水窖，与滴灌设施结合，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题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转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项目号：2017YCXZD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党圣元，1955年生，陕西师范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昕揆，1982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刘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