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古代兵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兵法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兵法是讲武的，《文心雕龙》是论文的，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事实并非如此。就文学理论发展史来说，《文心雕龙》开创了文论专著之先河；而从历史继承角度看，又是集前人之大成者。它在以儒家有关见解为理论基调的前提下，博采众说，兼收并蓄，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古代兵家著述，就是它採摭的对象之一。尤其对孙武的兵法评价更高，说它“辞如珠玉”。因此，搞清《文心雕龙》和古代兵法的关系，有助于扩大“龙”学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准确理解《文心雕龙》某些概念的涵义。下面，拟从三个概念的运用，初步探索两者的关系。
一
“奇正”，原是古代兵法的一个战术术语，《孙子·执篇》：“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又：“战执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何谓“奇正”？各注家多有所述。曹操注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李筌曰：“当敌为正，傍出为奇。”贾林曰：“当敌以正陈（同阵），取胜以奇兵。前后左右俱能相应，则常胜而不败也。”梅尧臣曰：“动为奇，静为正。静以待之，动以胜之。”何延锡曰：“兵以义举者正也，临敌合变者奇也。我之正，使敌视之为奇。我之奇，使敌视之为正。正亦为奇，奇亦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无奇正而胜者，幸胜也，浪战也。”张预曰：“……唐太宗曰：以奇为正，使敌视以为正，则吾以奇击之。以正为奇，使敌视以为奇，则吾以正击之。混为一法，使敌莫测。”总括各家之说，译以现代军事术语，似当为：先法制敌为正，后发制敌为奇；正而进攻为正，旁面侧击为奇；正攻为正，佯攻为奇；阵地战为正，运动战为奇；正规战为正，游击战为奇；常规攻坚为正，七计袭击为奇。奇与正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战争的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变化而变化，奇亦可变正，正亦可变奇，相生相变，无穷无尽。
对于“奇正”，其他兵书亦有述及。《六韬》（原题周太公望撰）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龙韬·军势》）《豹韬·乌云山兵》：“行列已定，士卒已陈，法令已行，奇正已设，各置冲陈于山之表。”传为战国时尉缭所撰的《尉缭子》载有：“三军之众，有所奇正。”（《武议》）《勤卒令》：“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有的虽不属兵书，但当论及与兵事有关问题时也用“奇正”。《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淮南子·兵略训》亦有多处用及“奇正”。
《文心雕龙》用“奇正”和“奇”共五十一处，其中“奇正”八处（一处属于《隐秀》补文）。这八处分别用于五个篇目，所表示的涵义不尽相同。
《书记》：“法者，象也。兵谋无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法”是一种用于兵事的应用文体裁，隶属于“书记”总类。这里的“奇正”，因系著者用来“释名以章义”，故取用兵法的本义。这是第一种类型。
《正纬》：“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这里的“奇正”，与《书记》显然不同。它不是取用兵法的本义，而是引伸出新的涵义，用以说明经书与纬书的关系。刘勰对纬书持分析态度，既不完全否定，也不完全肯定。他认为，五经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是“文章奥府”，“群言之祖”；纬书“事非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其思想内容是“虚伪”、“深（应为浮）瑕”、“僻谬”、“诡诞”的，并系伪讬，刘勰提出四点理由，“经正纬奇，倍擿千里”是其一。刘勰把经书与纬书的关系喻为织综的经线与纬线的关系。从织综角度说，纵线曰经，横线曰纬；经线在柚（即轴），纬经在杼（织梭）；先有经线，后有纬线；经纬交综，要相匹相应，组织有序，不紊不杂。这里强调的是经纬相应的问题，这是织成布帛的基本要求。经线的密度，视织综目的及纬线的具体情况而由筘子来调控。纬线与经线在织机上所处的地位虽然不同，但两者在质地、粗细、多寡、色泽等方面必须匹配调当，才能织成布帛。刘勰把这种境地称之为“丝麻不杂”，即经纬相应；视经线为“正”，而视与经线不相应的纬线为“奇”。据此可知，“经正纬奇”的“奇正”虽移自兵法，但与兵法的本义有异：兵法的“奇正”，指的是两种相互的对立性，并通过引伸，来说明经书与纬书关系的不平衡、不相应，处于“奇正”相反的状态。所以，这里的“正”含有正统、正宗、正态、正规、正常之意；“奇”，即非正统、非正宗、非正态、非正规、非正常。总之，《正纬》认为，既然纬书是用以“通经”和“配经”的，那么两者的关系就应像织综的经线、纬线那样相匹相配，而不应一“正”一“奇”，反差千里。可见，它是兵法本义的移用与引伸。这是第二种类型。
《定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练旧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隐秀》（补文）：“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知音》：“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四观奇正……。”这些“奇正”，大抵均属改兵法的战术方法为写作表现方法。有的着眼于作品的体势，主张作者要总掌“群热”，兼通“奇正”，“奇”与“正”是构成作品体势的两种表现方法，亦即“势”所含的内容之一；有的着眼于积极修辞，其所主张的“始正而末奇”与“执正以驭奇”意义一致；有的着眼于文学批评，将“奇正”作为六条批评标准之一。这三处情况，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都用为相反相成的两种表现方法。至于“奇”与“正”的具体涵义到底是什么，《文心雕龙》未加阐释，各家看法也不统一。根据其原道、宗经的总纲，试做如下推断：
既然原道必须徵圣，徵圣必须宗经，那么，为文就必须“禀经以制式”，包括表现方法在内的一切写作手段都必须以宗经为总则。从总体上可以这样概括：凡符合宗经要求的表现方法为“正”，其他方法为“奇”；“奇”与“正”的关系是反与正的关系，在“执正以驭奇”的原则下，两者既相反又相成，既对立又统一。从“剖情析采”这一创作论总体思想来说，“奇”与“正”两种表现方法的逻辑处延比较广泛，应包括缀文的方式、方法、技巧等等，即属于作品文采的诸构成因素，也包括观文的依据。这是第三种类型。
上述三种类型，就是《文心雕龙》“奇正”的人武部涵义用及法。毫无疑问，它取之于兵法，用之于文论。与兵书比较，有同有异，有引伸有创新。
二
兵书讲兵势、军势、战势，《文习雕龙》讲文势，两者都运用了“势”这个概念。应当说，后者主要取自前者。《孙子兵法》、《六韬》、《心书》都有以“势”立篇，《文心雕龙》则设有《定势》专篇。两者行文，很多地方都大体一致。《孙子·计篇》：“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执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又：“执如
弩，节如发机。”《文心雕龙·定势》：“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两者不仅内容一致，而且文字亦犹同出一辙。《执篇》提倡，善战者要“任势”，曹操注为“任自然势也”；《定势》则要求，善为文者同样应“任势”，并主张“自然之势”。《虚实篇》指出“兵无常势”，意谓没有固定不变和单一的兵势；《定势》则论定，“情交而雅俗异势”，“渊乎文者，并总群势”。这说明，《文心雕龙》在“势”的问题上确与兵法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其他兵书，述及“势”的地方亦很多。《六韬·军势》：“势，因于敌家之动。”《心书·兵机》：“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心书·天势》：“夫行兵之势，有三焉：一曰天（即天势），二曰地（即地势），三曰人（即人势）。”
除兵书外，其他著述也有一些谈到了“势”。这些著述中的“势”，其基本意义大多同于兵法。例如：传为春秋管仲所撰的《管子》，很多篇里都有关于“势”的论述。其中，《心术上》（有人考证系战国时宋钘所作）提出“异势”，《七臣七主》提出“任势”，《轻重甲》提出“乘势”。《吕氏春秋》队有《慎势》篇外，另有不少篇述及了“势”。述及“势”的著述还有：《商子》、《邓子》、《鹖冠子》、《列子》、《新序》、《淮南子》等，尤以《淮南子》论述频率最多。这些著述论及“势”时，受到了很多著述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宪章兵法。
搞清兵法“势”的涵义，对于准确理解《文心雕龙》的“势”有直接意义。《孙子·计篇》对“势”做了定义性的阐释，它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曹操注曰：“制由权也，权因事制也。”杜牧注曰：“夫势者，不可见。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张预注曰：“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取胜耳。故不能先言也。”这里的“事”，指“道、天、地、将、法”“五事”而言，亦可具体化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七事”。“五事”或“七事”包括敌多双方的政治、经济、自然、人员、训练、治军等情况，及其相互利弊短长的消长变化关系。这些，对指挥员来说，均属制定战略战术的客观基础。
《孙子·执篇》又对“势”做了比喻性的阐释。它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当作击）至于毁折者，节也。”杜牧注曰：“势者，自高注下，得险疾之势，故能漂石也。节者，节量远近则攫之，故能毁折物也。”王皙注曰：“鸷鸟之疾，亦势也。”《执篇》又说：“执如弩，节如发机。”佑注曰：“言形势之，如弩之张；奔击之昀，如机之发也。”李筌注曰：“弩不疾则不远，矢不近则不中，势尚疾，节务速。”陈皞注曰：“弩之发机，近则易中。战之遇敌，疾则易捷。若趋驰不速，奋击不近，则不能克敌而全胜。”张预注曰：“如弩之张，势不可缓；如机之发，节不可远。言趋利尚疾，奋击贵近也。”《执篇》又说：“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执也。”王皙注曰：“石不能自转，因山这势而不可遏也；战不能妄胜，因兵之势而不可支也。”张预注曰：“石转于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势使之也；兵在于险而不可制御者，亦势使之也。”《孙子》的自述及各家注释说明，兵法的“势”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战术原则与方法；一是由战术原则与方法而形成的战阵形势。有了战阵优势，才能克敌致胜。“战执不过奇正。”（《执篇》）战阵的“势”要求每一次战斗（或战役）都要巧妙运用奇正之法，做到速决占，近战，并具有压倒敌人、锐不可挡的勇猛气势，犹如激水漂石，鸷鸟攫禽，张弓发矢，转石于山。
《孙子·虚实篇》：“兵无常执，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梅尧臣注曰：“应敌为势。”王皙注曰：“兵有常理，而无常势；水有常性，而无常形。兵不常理者，击虚是也；无常势者，因敌以应之也。”张预注曰：“敌有变动，故无常势。”兵势是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规律而形成的，所以它要随着客观情况变化而变化，固定有常的兵势是不存在的。这好比水，水性柔弱，没有固定形态，随着容器形态而定。容器圆者呈圆形，方者呈方形，河直流直，“涧曲湍回。”
综止，兵法“势”的涵义可归纳为“根据敌多双方在道义（以道义抚众）、天时、地利、将卒（将才、兵勇、卒练）、法度（法令、赏罚、编制、官司、粮道、军需管理）等方面的利弊关系及发展变化制定出的克敌制胜、应敌而变的权谋机策与战术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锐不可挡、坚不可摧的战阵形势。这里，包含三个要点：
第一、兵法的“势”是一个战术概念，它指的是指挥战斗工战役的作战方法与作战形势。“势”，就是兵势。在古代兵书里，兵势包括天势、地势、人势（或谓“气势”）、战势。
第二、兵法的“势”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指挥的统一。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影响客观。客观条件，包括敌多双方。《孙子》强调“敌彼知己”（《虚实篇》）；“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主观指挥，包括指挥方法、指挥风格及由此而形成的作战形势。由于军事素养、军事才能有异，指挥员凭借客观条件这个军事舞台，可以导演出具有不同军事风格的武剧。这里，“势”起着关键的战术作用。主观指挥若不符合客观情况，就不会形成战术优势，战则必殆。
第三、兵法的“势”是一个辩证的战术概念。由于客观情况在不断发展，尤其敌方情况变化难没，所以兵无常势，势因敌变。
兵法“势”的涵义，有如上述《文心雕龙》的“势”既然取自兵法，那么在涵义的确定上必然与之有承继关系。
《文心雕龙》全书用“势”的地方总共四十一处，其中用为“文势”者三十处，多集中于《定势》篇内。事实上，刘勰对作品“势”的定义、特点、意义、要求及有关问题，多借用兵法做了明确阐述。
《定势》说：“势者，乘利而为制也。”这里的“利”，就其本义讲，与《孙子》的“因利而制权”的“利”一致。《孙子》的“利”指敌我利害短长的“事之利”；《定势》的“利”，则指各具不同特点的作品体裁之“利”。两者均属客观基础。这里的“制”，相当于《孙子》“因利而制权”的“权”，即法度、制式、形制。《定势》的“制”，指作品的“势”。至于作品“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定势》在论述如何“总群势”时说：“奇正虽反，心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在论述如何“任势”时说：“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在论述如何矫正“讹势”时，要求“执正以驭奇”，不能“逐奇而失正”。据此可知，作品的“势”有两个内容：一是奇正之表现方法，一是刚柔之气势风格。刘勰又借用《孙子》的阐述方式做了不少比喻，来形象地说明作品体裁与“势”的关系。他说：这好比“机发矢直，涧曲湍回”；“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激水不漪，槁不无阴。”“机”、“润”、“圆体”、“方形”、“水”、“木”、属体裁方面的“利”；“矢”、“湍”、“转”、“安”、“漪”、“阴”，属“势”方面的“制”。“利”决定“制”，“体”决定“势”，“即体成势”，“循体而成势”，“形生势成”。所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溽。”《定势》还举出二十二种体裁与六种气势风格来例证说明“体”与“势”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
兵法的“势”是应敌而变的，故无“常势”；同样，作品的“势”则因体而变，故亦无“常势”，并且必然出现“异势”、“群势”、“势殊”等现象。这是“势”的基本特点。
上述情况说明，作品的“势”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它要求作者像军事指挥员那样做到“任势”，即“任”“自然之势”，亦即按客观规律“操势”“定势”；同时，还要“总群势”。渤，对于一个作品来说，要有“总一之势”，不能“雅郑共篇”。此处，还要求正确运用奇正之法，否则，“反正”“效奇”，“势流不反，则文体遂敝”，产生“讹势”。可见，“定势”的重要意义在于“矫讹”救弊。
据上，我们可以做如下归纳：《文心雕龙》的“势”景是依据作品体裁的变化与需要所确定的奇正表现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气势风格。这个涵义包含三个要点：
第一、《定势》“势”，通常称为“文势”，属写作方法方面的概念。刘勰在一般场合单称“势”，有时称“文势”，《定势》又称“体势”，即依循体裁而定的文势。《定势》认为，“势”包含两个组成因素：一是表现方法，表现方法多种多样，《定势》基于宗经要求，将其总括为“奇”与“正”，故亦可谓“文势不过奇正”；一是气势风格，气势风格亦多种多样，诸如“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弘深、巧艳”……，《定势》又以《周易》的阳刚阴柔为据，总括为“刚柔”两类。表现方法与气势风格的关系是形成与被形成的关系，亦即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
第二、“体势”这个概念，在文学理论的一般场合使用时有两种涵义：一是《定势》的复合因素的涵义，即合成涵义；一是重合因素的涵义，即单一涵义，亦即单指作品气势风格，实际上等于《体性》的“体”与气势风格的重合。
第三、《走势》的“势”与《体性》的“体”的关系。两者有一致点，更有区别点。一致点有：①“势”所包含的气势风格与《体性》的“体”一致。实质上，均指作品风格而言。②两者都具有多样性：前者有“异势”、“群势”；后者“文辞（当为体）繁诡”，“八体屡迁”。区别点有：①前者是合成涵义的概念，包含表现方法与气势风格两个内容；后者是单一涵义的概念，单指气势风格。②立论的基点明异：前者着眼于作品体裁，兼虑作家才性，所以既强调受制于作品体裁，“即体成势”，也不忽视受制于作者才性，“（钅加容）范所拟，各有司匠”，“所习不同，所务各异”；后者着眼于作者才性，即“才、气、学、习”，所以只强调“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总之，有者包含后者，大于后者，《定势》的“势”与《体性》的“体”并非相互绝缘，亦非完全等同。
关于《定势》之“势”的涵义，目前学界的看法尚未统一。有的认为，“势”是作品的形势；有的认为，是作品的气势；有的主张，应为形势与气势的结合；有的视“势”为作品的自然趋势；有的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角度，笼统地将“势”视为作品形式；有的直接释为风格；有的提出，“势”并非风格，到底是什么，有待深究；……。这些分歧，如果从《文心雕龙》与兵法的关系上，从“势”的本原上探讨，定能趋于统一。
三
兵法虽论治兵之法，从武之术，但很注重将帅智勇兼备，文武结合。所以，兵书中常出现“文武”的概念。《孙子·计篇》所提出的“五事”之四就是“将”，并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曹操注曰：“将宜五德备也。”梅尧臣注曰：“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将帅的“五德”，概括起来就是文武统一。文与武的关系应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尉缭子·兵令上》）“专一”，即统一，结合。《心书·将诫》认为：“用兵之要，务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则柔之术，说礼乐而敦读书，先仁义而后智勇……。”其他一些著述，如《管子》、《（歇左加鸟）冠子》等，虽非兵书，但当述及兵事时也提出了文武结合的问题。
《文心雕龙》借用“文武”之说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述程积器用、懿修文德对于加强作者修养的必要性。《程器》在列举文士之流疵和将相之咎以后，说：“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要求“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学文要“达于政事”，“摛文必在纬军国”。为此，主张文武结合。它说：“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应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在被庐集中部队，检阅三军，谋选元帅。这时，赵衰举荐说：“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于是，使郤縠任元帅，将中军。这是文兼备文。文武兼备，才能发挥达政治军的作用。不仅如此，《文心雕龙》还认为，有的文体本身就是文武相兼的。《檄移》说：“春秋片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
刘勰取法后书的一些概念用以论文，主要有以上三个。这充分说明，《文心雕龙》与古代兵法有着密切联系。笔者深信，多方面扩大“龙”学研究领域，有益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使这门学科久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