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思想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思想论文,近代化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习与赶超西方，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变为一个欧美或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一直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孜孜追求的宏伟目标。孙中山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兼采中西之长和审时度势，逐步形成了其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全面近代化的思想，并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奋斗。他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值得继承的遗产。
以革命手段废专制建共和，实现政治体制的近代民主化
采用民主革命的暴力手段变革政治体制——用共和制度取代封建帝制，以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近代民主化。这是孙中山中国近代化思想与实践的首要内容。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要实现近代化，首先就必须以民主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独立与政治民主化。孙中山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了这一国情，主张以政治革命推倒清廷的封建专制，学习西方建立民主立宪的共和政体。他把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思潮提升到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长封建帝制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孙中山在正式走民主革命道路之前，曾一度寄望清廷“步武泰西，参行新法”，采择自己的4项政治经济改革主张，以使中国20年后“能驾欧洲而上之”[1]。残酷的现实令其这一幻想破灭后，他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华侨中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2]，开始了其反清革命和用民主共和制取代封建专制的革命事业。他在领导兴中会员进行革命斗争的岁月里，一方面强调中国政治革命的出路不是君主立宪，而在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指出“观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3]。另方面，他这期间又提出了比“创立合众政府”更进一步的“创立民国”的口号及其立国的初步方案，强调“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4]。孙中山设想要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美国式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新国家。
为将民主共和国方案付诸实践，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先后组织发动了乙未广州起义和庚子惠州起义。他强调起义的目标是要“倾覆朝廷，代以立宪政府”[5]，“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6]。显然，广州和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实现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最早的武装革命实践。孙中山革命之始就坚决地选择了以武装斗争来开辟通向民主共和国的道路，这正是他了然中国国情及民主革命特点的高明之处。
1905年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丰富与完善了其民主共和国方案。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7]。他主张在以革命推倒旧的权威之后，应以宪法和法律来确立民主共和政权的合法权威和保障人民的参政权利，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8]他设想通过循序渐进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的建政次序，逐步建设一个五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国，强调“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9]；“三权为欧美所需要，故三权风行欧美；五权为中国所需要，故独有于中国”[10]。他认为自己采用“中西合璧”独创而成的五权宪法，“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11]。的确，借鉴西方民主政制中的部分长处而不照搬，采纳中国古代典制中的某些传统而不泥古，这正是孙中山五权宪法建国方案的显著特点。应该说，他的五权宪法思想，既继承发展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分权理论，又在吸取中外政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突出了权力制衡与整合，有利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建设。
在中国创建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孙中山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革命实践斗争。他亲自指导党人大力发展同盟会组织，壮大民主革命派的力量；他领导革命派与保皇党进行论战，批判君主立宪谬论，传播与捍卫民主共和思想；他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反清革命武装起义，从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建立共和民国的奋斗一脉相承。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闻风响应而宣告独立，民主共和制的地方军政府在独立省份纷纷建立起来。这为全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时在美国开展革命活动的孙中山获悉国内革命胜利消息后，即在芝加哥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后在归国途中他又多次明确向外国人表示：“中国……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12]，“我们相信……必能承担组织一个新政府的责任，……把旧的中国君主政体改变为共和政体”[13]。1911年12月下旬，孙中山归抵上海后担负起了组建中华民国政府的历史重任。次年元旦，孙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宣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标国号为“中华民国”。随后，他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建了中央领导机构，并颁布了确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此，他梦寐以求并始终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变成了现实！由于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努力斗争，清帝被迫于是年2月宣布退位，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国的封建专制从此寿终正寝。以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标志中国近代史上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孙中山为开创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所作的贡献是不朽的。毛泽东同志因此号召中国人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14]。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继续坚持民主共和制度，并在讨袁护法的革命实践中发展了其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方案。针对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实行独裁与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孙在组建中华革命党进行讨袁护国斗争时，明确将“推翻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及“建设真正共和”作为奋斗目标[15]，并重申将按军政、训政、宪政“三序”及五权宪法来建政立国。1916年袁氏自毙后，段祺瑞、徐世昌之流阳托共和之名，阴行专制之实。孙中山“一方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另方面又为“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以动摇”[16]，而三度在广州建立民主政府，进行长达6年之久的护法斗争。他这期间为实施民主训政和建设共和政治进行了多方的努力，力图以广东作为民治主义的发源地，尝试建设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安乐国家。特别是从他当时大力倡导人民应有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四大直接民权和试行县长民选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前进的轨迹。
在此还要指出的是孙中山晚年的民主共和思想与实践，有了显著的进步。他开始酝酿摈弃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方案，而将建政立国的学习目标转向社会主义的苏俄方面。他明确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一最新式的共和国”[17]。他提出“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18]。孙中山晚年的民主共和国方案，更强调了工农大众在共和国中的主体地位，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正在向人民民主主义转化提升。这是他追求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巨大进步。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看到，孙中山在实现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奋斗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以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了其民主共和国方案；他毕生致力于政治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以期扫除封建专制污秽，建设一个真民主共和的民国于中华大地上。孙虽未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选择以民主革命为中国政治近代化开路，及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作为实现国家全面近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完全正确的。
进行物质文明建设，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近代化
在以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和建立了共和国后，充分开发中国的生产力，大力振兴实业和进行经济建设，以期建成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这是孙中山中国近代化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内容。
对于实现中国国民经济的全面近代化，孙中山历来充满着自信。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土地、人民、物产，远过各国”，“若能合为一气，一致进行，……将来定可为世界一等强国”[19]。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不少如何搞好祖国建设的思想主张。如他1912年4月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舍政务而专心致力于建设，大力宣传实行民生主义和从事建设之必要，强调“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20]，全国“四万万同胞应同心同德，力图建设，以谋富强”[21]。他这期间还身体力行，利用半年多时间视察了祖国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除大力倡导振兴实业外，还考察了当地的厂矿与路政建设。他当时先后担任过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中华铁道协会会长、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及全国铁路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并在上海设立铁道督办办事处，积极提倡开发生产力，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努力指导全国民众从事修铁路、开矿产、讲求农业、改良工艺等项建设活动。
辛亥革命运动彻底失败后，孙中山在捍卫民主共和制度斗争的过程中，仍念念不忘经济建设事业。他当时不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建设富强国家问题的言论，而且还潜心制订出了全面实现国民经济近代化的建设方案《实业计划》，在中国人民面前展现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中心，全面进行国民经济大规模建设的宏伟远景。这期间，孙虽为重建共和民国而戎马倥偬，没能像民国元年那样多时间来亲躬建设之实践，但建设事业系统宏伟规划方案的提出，本身就是建设实践的一部分；而且，他在广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权时，每次都在政府机构中设有建设部或内务部，下设土地、商务、农务、矿务等局，具体指导建设事业的进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孙中山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高度关注，及其立志让中国国民经济赶超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伟大气魄。
孙中山首先突出交通在国民经济近代化建设方面的龙头作用。他认为中国的“富强之道，莫如扩张实行交通政策”[22]，强调“予之计划，首先注意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23]。基于上述认识，他主张优先发展铁路交通运输，指出铁路对于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皆有大关系，强调“今当国疾民贫之时，我国立国之本，当以建筑铁路为第一政策”[24]。他计划利用外国的资金、人才和技术，通过批给外人包修的办法，在十数年内修建国有铁路10万英里，以立国家富强之基。除铁路而外，他还主张大力发展运费较便宜的水运和公路交通。在水运方面，他计划修浚旧运河和开辟新运河，整治疏通长江、黄河、淮河、西江等水道，在中国北、中、南部修建大洋港及渔港，以利发展船舶运输。在公路方面，他计划在全国修建碎石公路100万英里，以发展汽车、手车等运输。交通运输是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门，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孙中山在规划国民经济近代化建设时特别突出发展铁路、水运及公路等近代交通事业，是完全正确的。交通运输的发展，能将中国同世界各国沟通起来，将国内的沿海和内地及边疆联系起来，将原料产地与工业城镇联为一体，这对中国近代化的经济建设必会起推动与促进作用。
孙中山十分重视近代化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制的电力、采矿、钢铁、机器等重工业部门，以为近代经济的发展提供能源、生产资料及技术装备，并以其来带动轻工业部门的发展。他极为重视电力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主张利用长江和黄河的水力资源，“用新方法来发生电力”，到那时各种工厂“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25]。他认定矿业是“工业之根”，“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26]，提出要设立矿业机械厂，大力用机器开采铁、煤、铜、石油等有色矿及金、玉、锡等各种特种矿。他指出“钢铁者，实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27]，应大力发展之；计划在发展辽宁、山西、河北、湖北等原有钢铁厂的同时，再在四川、云南、广东等省兴建新的冶铁炼钢工厂。他强调机器可“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28]；“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之足以转移人类经济之状况者，亦无从发达”[29]；“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毕生之事业而已”[30]。因此他认为发展工业需依赖于机器，国家应多买机器，用于生产和制造，以期工业繁盛，致国家于富强。孙中山在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还主张大力发展粮食、纺织、日用品、印刷等轻工业部门，以满足民众生活之需要。在发展工业方面，孙中山十分强调了两点：一是保障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并给私人资本以一定程度的发展，令人民不受资本之害。他规定凡天然之富源与夫一切垄断性质的“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由国家经营，国家办理那些大实业发了财之后，所得利益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均分”[31]。二是主张利用外国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来加速中国实业的发展，在工业近代化的进程中与外国的资本竟胜，以保国家之利权。这些真知灼见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仍有借鉴意义。
孙中山将中国农业的改革与近代问题，摆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突出位置上。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立国，所以农业就是生产粮食的一件大工业”[32]，它同矿业一样，是发展“其他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33]。可见，他已有了农业是中国近代化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在论及如何改良农业与实现农业近代化问题时，孙中山规划将变革农业生产关系与改进农业技术及发展农业商品经济结合起来，逐步把小农自然经济引向资本主义化农业经济的轨道。在变革农业生产关系方面，他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土地国有纲领；这是一个“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34]。他还设想建立国营农场和农庄，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有与集体农业经济，提出“农田、水利……的事业概收归国营”[35]，我国东北与西北地区实行移民垦荒后，“国家所得土地，应均为农庄，长期贷诸移民”耕种[36]，内地荒废的耕地、山林、沼泽、水利等由“公家管理开发”[37]。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他通过不断的总结与摸索，将设立农器制造厂、采用农机耕作技术摆在首位，同时又提出必须解决好与发业发展有关的肥料、换种、除害、制造、运输、防灾等一系列问题，大力提倡科技兴农。在发展农业商品经济方面，他把农业近代化与开放市场贸易等联系起来，提出应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作物如茶、麻、大豆、蚕丝等，搞好农产品的制作与加工，逐步以农业商品经济来取代农业自然经济，以发挥农业在加速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说，孙中山关于农业近代化的这些思想，是难能可贵和具有现实意义的。
孙中山对于国防科技的近代化也给予高度的重视。他指出科技为立国之本，军警为强国之基，“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38]，“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完成完全巩固之国，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39]。鉴于此，他主张“兴船政以扩海军”[40]；“制造最新武器，以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让民国之军队“争雄于世界”[41]。他在晚年拟定的《国防计划》中，列出了国防方针政策、军备人才、海陆空军建设、国防科学技术等63项规划。这是一份详尽的国防近代化建设蓝图，其要旨在于说明：“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需努力扩张军备建设”[42]。国防近代化确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整个国民经济的近代化建设就缺乏切实有力的保障。
以上我们看到，孙中山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时刻将祖国的富强昌盛放在心上。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以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借鉴欧美国家建设的经验和把握时代赐给的机遇，按照中国的实际国情，逐步实现国家的交通、工业、农业和国防近代化。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孙的经济建设设想未能完全付诸实践，但却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完整提出并努力去实践国民经济全面近代化建设方案的人。他的近代化方案及其从事建设的实践，完全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表达了中国亿万民众渴望祖国早日繁荣富强的忠诚愿望。
加强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努力建设近代社会精神文明
在论及中国近代化建设时，孙中山经常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放在并列的地位。他几次指出：“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43]，我们“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即物质文明），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精神文明）”[44]。显然，努力开展与进行近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孙中山中国近代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从孙中山的大量论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大致包含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振兴文化教育及提高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他始终强调要将近代中国建成为世界上文明日昌盛的国家，以对世界的文明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孙中山将造就国家政治修明的境界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强调“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45]。在论及如何来造就政治修明境界时，他提出首先要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流毒，真正确立主权在民的思想；其次则要不断加强对官吏及民众进行民主政治的训练，并建立与健全民主法制。他指出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在中华民国内“人民为一国之主”[46]，“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47]，理应“为民尽职，以答人民之供奉”[48]，官吏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选之在民，罢之亦在民”[49]。因此，对于广大的民众，我们要培训他们使其具有当家作主的思想，不断提高他们民主政治的生活能力，让民众具备充当“一国之主”的根本条件，能组织政府机关以行使法治；对于各级的官吏，我们应教育他们革除旧官僚的政治意识与不良习气，树立为民众服务、听从人民指挥的“公仆”思想，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努力治国理政，以一个“万能政府”来服务于“全民政治”。孙中山在造就修明政治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经常教育革命政府官员要当好人民的公仆；他下令废除旧官场中的“大人”、“老爷”等称呼，禁止刑讯和体罚；他1921年第二次开府广州后，“要求在广州的国会制定五权宪法，作个治国根本法”[50]，并在广东破天荒的尝试县长民选，让人民直接行使自己当家作主人的民主政治权力；他1924年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内设立了法制委员会，着其审定广东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及一切现行的法律，制定法官及律师的考试专则，以使国家机构和政府律令做到既不违背“民国建国精神”，又“适合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51]。这些革命实践，充分体现了他为国为民而努力改革中国政治的民主革命精神。
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将教育党人和民众摈弃“知易行难”谬说，树立“知难行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他认为心力（思想）的作用是巨大的，能否搞好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是革命建设成败的关键。他在总结以往经济建设的教训时指出：革命之建设无成的根本原因，“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此谬说风靡一时，松懈了党人和民众的斗志，“故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52]。为了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孙中山专门撰写了《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一书，用饮食、用钱、作文等10件大事来论证能知者必能行，不知者也能行，以此来教育人们应树立“知难行易”、“先行后知”的思想，懂得建设事业乃易行之事功。尽管孙中山倡导的“知难行易”有其片面性，但他强调要以正确的思想去指导和保证经济建设的进行，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孙中山强调建设新时代的道德风尚，也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他从中国悠久历史的发展中认识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未被外来势力的入侵所打散，实赖有民族道德的凝聚力，“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53]。因此，他将新道德的建设与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及建设文明国家联系起来，主张在恢复发扬我国固有好道德的基础上，学习欧美的新道德，实行移风易俗，以建树全新的民族道德、军人道德和党德。
在论及民族道德建设时，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至今还是常讲的”，“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其中有的则应加以改造，赋予新时代的含义，如“忠”字还是要的，“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54]。他号召国民要紧跟世界道德的新潮流，注意养成高尚的、替众人服务的人格与道德，不图名利，舍身救国。在论及军人道德建设时，孙中山对中国古代的智、仁、勇道德观进行了改造，强调革命军人应做到辨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已，树立高尚的生死价值观，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努力为救国救民和党的主义去奋斗牺牲。在论及党德建设时，孙中山强调“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55]，故修明党德至为重要。如何来修明党德？他认为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一）革命党应抱持“谋以国家进步、国民幸福”之政治主张，摈弃“为少数人之权利计为私人之安乐计”的私见[56]，党应做到奋斗“之政策正大明确，且得一般国民之赞同”[57]；（二）革命党员应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做到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58]；（三）革命党应经常而及时地淘汰党内的腐化、变质分子，同时注意补充堪为国民表率与楷模的新鲜血液，以保持党的团结、朝气和活力。他晚年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为修明中国国民党的党德做了不少工作。此外，孙中山还把破除与改造社会旧风俗、确立及建树社会新风气的推陈布新的工作，提高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并为此颁布过一些荡涤社会陋习与污秽的告令，在移风易俗方面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孙中山将振兴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作为进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他从考察世界文明进化和中国贫弱的现状出发，发现“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各国文明，皆由学问购来”[59]，“人类的知识越发达，文明的进步当然是越快”[60]；“现在中国在地球上为一贫弱之国，皆因教育实业两不发达致于此”[61]。基于上述认识，他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尊重知识和人才，十分重视发展与振兴教育事业，将之作为建设近代化国家的千秋大业来看待。为此，他颁发了一系列告令，多次亲临学校视察和发表演讲，强调“民国新造，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启文明而速进化”[62]。他希望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教育而成为文明的人。
如何振兴教育事业？孙中山从旧中国教育不发达的现状出发，首先提倡普及中小学基础教育和多设师范学校，指出“教育主义，贵在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顾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63]。他将普及中小学义务教育列为同盟会之政纲和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工作。其次，他主张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希望“广东必要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要几百个岭南大学，造成几十万或几百万好学生，那才于中国有大利益”[64]；并认为“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所能”[65]。再次，他提出在振兴学校教育的同时，还应发展社会教育，各地“当设公共讲堂、书库、夜学，为年长者养育知识之所”[66]。孙中山在论及振兴教育时，特别突出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地位，要求学生通过接受教育成为立大志、守纪律、能奋斗、有本领的祖国建设人才。
由上我们看到，孙中山关于进行近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内容极为丰富，他在革命实践中探索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者的相互关系，认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近代化建设的一项主要工作。他指出要做好这项工作，一应重点加强对革命党人、政府官员及军人的政治方向与品德教育，使之成为全体国民的表率；二应大力强化对全体国民的政治教育与训练，以培养提高他们当家作主的政治人格和参政议政的政治能力；三应努力发展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大大提高全民族、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使国家的建设事业后继有人。孙中山这些卓识的见解，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有观照作用。
总之，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思想是伟大而又丰富的。他主张用民主共和制取代封建专制来实现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通过全面建设近代化国民经济来变封建农业国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以进行近代精神文明建设来荡涤封建思想意识污秽和开创社会新风尚。这些历史性的创举具有进步意义和巨大影响。他追求中国全面近代化的实践是认真与脚踏实地的。他毕生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制度的不懈奋斗，及其从事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建设的伟大革命实践，集中体现了其要使中国驾乎欧美强国之上的伟大政治抱负和救国救民的民主主义战斗精神。尽管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孙中山的近代化理想与实践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历史证明他是继承与发展了前人中国近代化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以自己的近代化思想与革命实践，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全面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
[2]《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页。
[4]《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5]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6]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7]《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8]《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97页。
[9]《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19页。
[10]《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44页。
[1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31页。
[12]《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58页。
[1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56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页。
[15]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04页；《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5页。
[16]《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1973年版，第191页。
[17]《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18]《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6、550～551、722页。
[19]《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9～300页。
[2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1页。
[21]《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页。
[2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0页。
[23]《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页。
[24]《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4页。
[25]《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2～403页。
[26]《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9页。
[27]《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页。
[28]《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4页。
[29]《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9页。
[30]《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3页。
[31]《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
[32]《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9页。
[33]《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页。
[3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6～427页。
[35]《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36]《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4页。
[37]《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3页。
[38]《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1973年版，第248页。
[39]《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5页。
[4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4页。
[4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5页。
[42]《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0～572页。
[43]《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0页。
[44]《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5页。
[45]《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3页。
[4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4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4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49]《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50]《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342页。
[51]《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888～1889页。
[5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5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9页。
[54]《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0～681页。
[55]《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56]《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页。
[57]《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58]《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9页。
[59]《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2～423页。
[60]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26～227页。
[6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9页。
[6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7页。
[63]《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页。
[64]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313页。
[65]《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3页。
[66]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8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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