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地方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省级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一、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然而，市场取向的改革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农村经济仍然严重滞后于城市，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仍旧存在，城乡收入差距也不断加大。近十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47以上，超过了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收入差距的拉大无不与经济转型和制度变革相关。而我国经济转型其重要的两个表现特征是以市场化改革为代表的制度变迁以及分权化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决策的变化。因此，基于转型时期的制度变迁和地方政府行为这两个视角来考察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在制度变迁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方面，国外学者大都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上。早期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讨论上，比如，库兹涅茨(Kuznets)的倒U曲线假说认为，收入差距将随经济增长过程经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曲线过程。后来，阿鲁瓦利亚(Ahluwalia)和布吉尼翁等人(Bourgignon et al.)从各种角度去证实了库兹涅茨理论。[1][2]而巴罗(Barro)和门宁格等人(Deininger et al.)却认为库兹涅茨曲线不具有普遍性，多数国家都无法得到证实。[3][4]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由于转型国家经历着剧烈的制度变迁，经济转型构成诺斯(North)所言的“断裂性制度变迁”，因此，研究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逐渐受到制度及经济增长领域的关注。[5]尽管这些研究由于指标选取、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加上各国转轨路径的差异，对制度变量的解释效力大小尚存在一定差异，但多数学者比如艾德曼等人都认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制度因素通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对收入分配造成影响。[6]另外，也有一部分学者从制度变迁和结构变迁的角度来对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解释。比如，艾德曼等人指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变迁。[6]另外，还有巴罗(Barro)和本哈毕等人(Benhabib et al.)也都指出，制度因素通过结构变迁进而对一国的收入分配产生深远的影响。[7][8] 在地方政府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方面，国外学界却没有一致的结论。埃伦等人(Aaron et al.)的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9]郝等人(Hao et al.)的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10]巴德汉(Bardhan)也认为，集权财政体制背景下制定的政策，往往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规则的执行上优于财政分权制，这样的财政集权有利于改善多数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11]而道奇(Dodge)在对加拿大财政支出数据的分析中，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其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与收入差距负相关。[12] 针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理论解释和经验性研究。在制度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方面，现有的研究大都认为我国在转轨时期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性障碍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比如，马宇文认为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很不健全，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公是导致差距扩大的真正原因。[13]毕先萍和李正友从经济发展中结构变迁的角度，验证我国经济发展及转型时期收入差距与经济结构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度性障碍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14]曾国安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自然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须进行系统性的制度转型。[15]林宗弘和吴晓刚的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16]经庭如等人认为，由于市场承认个人禀赋及个人拥有生产要素的差别，因而经过市场的初次分配后必然形成收入差距。[17]秦海林和席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分析结果显示，二元财政的制度安排扩大了城乡差距。[18] 在地方政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方面，国内学者大都认为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其财政支出明显的城市倾向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比如，喻微锋等人运用面板回归法对中国地方政府干预行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关系的实证检验发现，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明显影响。[19]莫亚琳和张志超的研究也表明，财政支出的增加将会提高社会的基尼系数，恶化收入分配的公平性。[20]贾俊雪和宁静基于我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的实证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总体上加剧了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21]雷根强和蔡翔认为，我国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而应该通过扭转科教文卫、福利保障支出的城市偏向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2] 不过，学者们也表明，政府支出结构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同。比如，王艺明和蔡翔认为，由于不同项目的财政支出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互异，且在我国中、东、西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不能仅从全国范围来分析，还应分不同省域分别考察财政支出结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异质性。[23]邓旋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分析认为，我国的财政支出长期以来向城市倾斜，明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不同支出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存在差异性。[24]另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财力的增加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比如，曹永栋利用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证明，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财力及转移支出能力显著地缩小了地区间收入差距。[25] 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把转轨时期的制度变迁因素纳入实证分析。在关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文献中，一些既有的研究考察了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城市化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却忽略了转轨时期大环境的制度变迁这一深层次原因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忽略了我国市场化进程背后的驱动因素和内在逻辑。然而我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就其根本是内生于中国特殊的转轨过程和制度因素之中的，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考察一下各地区以市场化指数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对城乡差距的作用效应。 第二，在研究对象上除了考虑制度因素外，还把地方政府行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纳入实证分析，基于制度变迁和地方政府行为两个视角进行研究。不仅要考虑地方政府的经济干预对收入差距总的影响，还要考察地方政府内部支出结构的不同性质，分类别进行研究。已有的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大都集中于财政支出指标，缺乏对财政支出内部结构的收入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然而，财政支出内部结构不同性质的项目，特别是涉及民生的项目比如投资性支出和保障性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分别考察。根据以往文献有关民生支出的论述以及现有统计年鉴中已有的统计口径，将政府投资性支出界定为用于科学研究、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而转移性支出则包括社会保障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另外，本文还将经济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率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部分其他因素引入实证模型作为控制变量，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 第三，在研究范围上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充分考虑到各省际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了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30个省市区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加大了样本区间范围，并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揭示各地区制度变迁、地方政府行为对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省域影响。 二、理论分析 (一)制度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动态的经济发展除了与资源禀赋、资本积累等供给因素及需求因素直接相关外，更与一国的制度变迁有关。制度变迁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其中，经济制度主要包括产权保护制度、契约制度、市场化程度，而政治制度则主要指民主化程度、法律实施制度以及腐败程度等。[26]过去学者们常常用单个指标来衡量制度质量，然而制度的概念比较广泛，不管是采用何种指标都很难完全衡量制度。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制度变量的选取也有所不同：当进行跨国分析时，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差别较大，可以分析政治制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当基于我国省际数据进行研究时，由于各个地区的政治体制基本相同，故应重点考察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革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以市场化改革为代表的制度变迁色彩更为浓厚。然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是双重的。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旨在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提高经济效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打破行政垄断，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应逐渐放松对私有经济的管制，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发展一个日益强大的民营经济，实现内部市场化；同时，通过对外开放，放宽对外商投资及外资企业的限制，给境内外资本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外部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市场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并且决定各要素价格的机制及整个收入分配过程是公正透明的，由此而引起的分配结果也往往是公正的。因此，从长远来看，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能提供相对公平的市场机会，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某些不利影响：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优胜劣汰机制会通过影响各种要素价格如人力资本回报、经验回报、行业差异回报、企业性质差异回报等，使得收入差距拉大。比如，我国在产权改革方面，农村土地及城市国有企业承包制的推广使国有资产两权分离，在增强激励机制的同时，也逐渐拉开了农村居民以及城镇职工间的收入差距。其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呈现出所有制多元化的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变迁会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动，进而扩大收入差距，同时，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后将会带来非国有经济的充分发展，而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分配机制是以效率为主导的，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其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远高于国有部门。再次，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中，发展战略上出现了明显的城市、产业及地区偏向，造成了城乡差别的二元经济结构，各种资源禀赋由农村流向城市，这种城乡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加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另外，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往往会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以及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出现诸如垄断、价格失真、市场秩序紊乱等现象，从而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二)地方政府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地方利益以及政府自身利益，是左右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成为拥有独立的财力和财权并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效用目标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而不再是传统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一个纵向依赖的行政组织。这样，地方政府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根据自己的偏好，运用自己掌握的财权，通过财政支出决策以及支出结构的分配，最大限度地整合地方资源，实现其特定的行政意图。 1.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决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是收入分配的重要调节手段，是政府干预市场分配不公的一种工具。事实上，我国各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是不同的。 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是政府干预市场分配不公的一种工具。政府是公共行政权力的象征，一般以公共利益为服务目标，既要追求经济增长，还要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力求维护社会公正、保障收入平等，兼顾效率与公平。所以，政府本质上都是不希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尽管在某特定时期，地方政府能掌控的经济与政策资源是有限的，需要在经济目标“重绩效、促增长”和社会目标“惠民生、缩差距”之间作适当平衡，但为了维护稳定，地方政府每年也会有一定数量的转移性支出和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差别有一定的改善作用。[27]因此，在市场经济不完全特别是市场机制失灵时，适当保证地方政府的资源控制能力，有利于调节社会分配不公，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城乡差别。 另一方面，政府财政体系普遍出现的城市偏向政策可能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财政分配的城市偏向政策突出表现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地方政府行为等公共服务支出领域。[22]由于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尚未建成，故在这些公共服务方面，农民都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因此，在当前的财政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对城市社会的公共服务投入往往高于农村，这样，增加财政支出不但不能改善城乡的收入差距，反而可能使得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 2.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地方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差异可能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财政支出内部包括许多具体的子项目，本文选取与民生相关的代表性项目来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投资性支出包括文教、科学和卫生支出。一般而言，一个地区财政在科教文卫等投资性支出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当地的人力资本质量，而这种人力资本质量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其就业机会以及收入增长的大小。但是，科教文卫等投资性支出在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会加剧其收入的不平等。在我国，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科技及卫生等方面均享有比农村居民更多的财政红利，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就业机会也较多；而大量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低收入群体接受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教育，受教育程度的低下使他们失去高收入职业的就业机会，从而失去收入增长的机会。因此，如果政府的投资性民生支出在城市和农村分配不公，城乡在教育机会均等上就没有保障，在人力资本的就业市场上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样不仅不能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发挥调节作用，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这种差距。 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政府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是收入分配的重要调节工具，是政府调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一套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矛盾的减震器，是舒缓城乡差别的润滑剂。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可能会惠及农村，从而出现城市反哺农村效应，那么，以社会保障为主的财政转移性民生支出理论上是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在实证检验中建立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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