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对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超越及其现实价值

刘晨晔， 苏晓彤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 功利主义是一种以对快乐与痛苦的情感体验为依据，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的道德哲学。杰里米·边沁与约翰·穆勒是该理论的两位杰出代表，二者的思想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追求快乐的选择问题上，穆勒以偏好快乐的质超越了边沁的偏好快乐的量；在实现最大幸福的目标问题上，穆勒以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超越了边沁的社会利益服从个人利益；在约束功利原则的方法问题上，穆勒以强调内外约束力的联合超越了边沁的诉诸外在力量的制约。穆勒对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超越不仅是道德哲学史上的伟大进步，而且他理论中的闪光点对于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能够助力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促进新时代共享理念的落实、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功利主义；苦乐理论；最大幸福理论；道德制裁理论

功利主义又称最大幸福主义，功利主义的口号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是“伦理学中的一种传统的名称，它直接地或间接地评价行为、政策、决定和选择的正当性，其根据是看它们增加受其影响的人们的幸福的趋向”(1) 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837. 。功利主义正式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它的产生顺应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为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提供了理论支撑。恩格斯就曾表示，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2)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74. 。杰里米·边沁(以下简称边沁)与约翰·穆勒(以下简称穆勒)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两位杰出代表，边沁在1789年发表了《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确立了功利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但他的理论过于粗糙，许多地方经不起推敲，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边沁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日益显露。穆勒对待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态度，也从笃信转变为怀疑，于是在1838年，穆勒发表了《边沁》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穆勒踏入功利主义思想的论战之中，进而在1861年，穆勒在弗雷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伦理学名著《功利主义》，他吸收了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超越。穆勒对边沁思想的超越，丰富了功利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使得功利主义思想发展至巅峰时期，不仅成为当时西方社会炙手可热的学说，而且多被应用于实践领域，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制定法律政策的指导原则。

功利主义思想的内涵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也就是说功利主义思想在我国现阶段存在合理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探寻功利主义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现实价值已经显得至关重要。毛泽东就曾说过：“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4. 可见，功利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价值的，应对其进行理性的认识与评价。穆勒一生都在坚持追寻人类进步，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关注人们切实利益的实践性特点，对规范世俗生活具有普遍性的影响，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我们应该挖掘穆勒功利主义思想中的精粹，对其加以合理改造，实现其价值的现代转换，处理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与功利主义边缘文化的关系，以穆勒功利主义思想中的有利因素为辅助，帮助推进新时代中国美好生活的实现、共享理念的落实、精神文明的建设，以此来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一、以追求快乐的质超越追求快乐的量

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苦乐原理，在追求快乐的选择问题上，他认为快乐不存在“质”与“量”的区分，他仅偏好快乐的量。而穆勒以偏好快乐的质对其进行超越，这对中国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一)边沁：偏好快乐的量

边沁继承并发展了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的思想，认为感觉经验是人类全部认知的直接来源，主张人都具有趋乐避苦的本性，人类的一切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受苦乐支配。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指出：“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关系，俱由其定夺。”(4)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7. 通过这一番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边沁把苦乐当作人类的主人，追求快乐免除痛苦是人类全部行为的最终动因。在边沁眼中，人类所追求的幸福、正义、德行、责任、义务等都是苦乐的附属品，离开了苦乐，他们也将失去意义。边沁把一切神圣、高尚、光辉的东西都置于人类感性的地平线上，人类都要接受感性的快乐与痛苦的裁决。在边沁的这一理论体系中，苦乐就是人类道德判断的标准，“苦”与“乐”是“恶”与“善”的代名词，能够给人类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的行为就是善的，反之能够给人类减少快乐、增加痛苦的行为就是恶的。

在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中，快乐只有量的大小，而无质的差别，他对快乐的追求仅仅局限于估算快乐的量值的大小上，而没有对低等快乐与高等快乐进行有效的区分。也就是说，在边沁眼里，不同性质的行为活动所带来的快乐只存在量上的差异，小孩子从图钉游戏中所获取的快乐与大人从饱读诗书中所获取的快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甚至动物饱餐后所获得的快乐与人类助人后所获得的快乐也是相同的。为了更加有效地估算快乐的量值，边沁致力于计算不同行为产生的快乐的量，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数学那般严格、而且无法比拟地更为复杂和广泛的探究，才会发现那构成政治和道德科学之基础的真理”(5)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6. 。于是他发明了独特的苦乐计算方法，他认为影响苦乐的因素一共有七种，即“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或不确定性、邻近或偏远、丰度、纯度和广度”(6)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7-88. 。边沁认为，依据这七种影响快乐量值的因素，首先对人类某一行为所带来的快乐与痛苦进行估算，其次对这一行为初次产生的快乐与痛苦所衍生出来的快乐与痛苦再进行计算，最后总计此行为所带来的全部快乐与痛苦的总值分别是多少，并将两者加以比较，如果快乐的总值大于痛苦的总值，那么此行为就是善的，如果痛苦的总值大于快乐的总值，那么此行为就是恶的。这种苦乐计算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个人行为的判定，还可以应用于集体行为的判定。边沁虽然创造了看似合理的苦乐计算法，但由于他的苦乐原理仅仅是偏好快乐的量，所以一直被后人所诟病，认为“那是全然卑鄙无耻的想法，是一种仅仅配得上猪的学说”(7)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9. 。

(二)穆勒：偏好快乐的质

穆勒认为边沁单纯偏好快乐的量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狭隘性，于是便对其苦乐原理进行超越。在穆勒看来，快乐既有量上的差别又存在质上的区分，而他更加偏好快乐的质。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中曾写道：“假如有人问我，我所谓快乐的质量差别究竟是什么意思，换言之，仅仅就快乐而言，一种快乐除了在数量上较大之外，还有什么能使它比另一种快乐更有价值，我想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8)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 接着穆勒便在书中给出了答案——快乐的质，这种偏好快乐的质的衡量方法，真正实现了对快乐的追求的质与量的统一。

从表1可以看出，青薯9号出苗率均在92%以上，株高在70～73 cm，表明在本试验条件下对出苗率和株高影响不显著。单株块茎重处理B最高，处理A最低。商品薯率处理B最高，处理D最低，而在产量相同的情况下商品薯率越高收益越高。

要实现快乐的质与量的统一，就需要具体做到对快乐进行不同质的区分。穆勒在这里诉诸了一个“有资格的人”的偏好，“如果对这两种快乐都比较熟悉的人，都认为其中的一种快乐远在另一种快乐之上，即便知道前一种快乐带有较大的不满足也仍然偏好它，不会为了任何数量的合乎他们本性的其他快乐而舍弃它，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种被人偏好的快乐在质量上占优，相对而言快乐的数量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9)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11.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对两种快乐都有过体验的人，在对两种快乐进行选择时，如果他明明知道他所选择的那种快乐附带有很大程度上的不满足，就算给予他更大数量上的快乐，但是他还是不会放弃，他会毅然决然地依旧选择前者。这就说明，这种快乐是在质上高于另一种快乐的，而一种快乐在质上明显高于另一种快乐，那么另一种快乐虽然在量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也会显得微不足道了。

用质点滤波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时，算法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似然函数的设计。除了从当前日本气象厅方法使用的触发台站的到时和测量的振幅以外，我们的似然函数还使用了非触发台站上的相关信息，这是因为它们同样含有地震事件的重要信息。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美好生活具有科学内涵，“生活”是“美好”的物质基础，“美好”是“生活”的价值指向。日益丰厚的物质文化基础已经使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现阶段人们更加需要的是高质量的生活形态。与物质文化基础相比，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质量的要求。穆勒偏好快乐的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对新时代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价值在于，美好生活不是享受占有大量财富与权利等物质层面肤浅的自我满足，而是一种有所选择的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美好”带有主观色彩，它的要求更高，更加讲究品质化的发展。穆勒在区分快乐的质与量时，诉诸了一个“有资格的人”的偏好，这在人们选择生活方式时同样适用。中国人民既能够享受到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满足，又能够追寻文化、艺术、信仰等精神方面的高雅体验，我们应该引导人们在前者已经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更多地选择后者。美好生活的实现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诉求，不仅需要国家层面实施高质量的发展，在发展中改善民生，还需要我们从自身做起，避免对物质生活的单项索取，抵制各种低俗和非理性诉求，提高生活质量，早日将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转化为现实。

(三)现实价值：助力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

穆勒还对快乐进行了高等与低等之分，指出高等快乐相对于低等快乐在质上是偏优的，并且他更加推崇高等快乐。穆勒认为：“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10)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2. 在穆勒的眼中，文化教养与道德情操高的人，更有能力感受到高等快乐，而且“对两种快乐同等熟悉并且能够同等欣赏和享受它们的那些人，的确都显著地偏好那种能够运用他们的高级官能的生存方式”(11)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1. 。也就是说：与低等快乐相比，他们更愿意享受高等快乐。由于人存在道德教养上的差异，道德教养低的人较于道德教养高的人会更容易得到满足，道德教养高的人所期望的幸福总是不完全的，但是他们会容忍这种不完全的存在，他们并不会因为一时的贪图享受而沉浸于低等快乐中，而道德教养低的人却连这种不完全都感受不到，他们极容易陷入低等快乐的陷阱中，沉迷低等快乐中久久不能自拔。所以，道德教养高的人是完全不会羡慕道德教养低的人的所谓的满足。

(2)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核心-边缘模型是由城市间旅游经济的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种中心紧密相连、外围稀疏分散的特殊结构[23]。它能够揭示各节点在旅游经济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位置，进而判断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寻找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以社会利益为最大幸福超越以个人利益为最大幸福

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核心原则是功利原理，在实现最大幸福的目标问题上，他认为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利益应该服从个人利益。而穆勒以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对其进行超越，这对中国新时代共享理念的落实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一)边沁：社会利益服从个人利益

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自我牺牲的指向。他认为：“只有当世界的安排处于一种很不完善的状态时，绝对牺牲自己的幸福才会成为增进他人幸福的最好办法，可是既然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不完善，所以我完全承认，准备作如此牺牲是在人身上所能见到的最高美德。”(19)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0. 显而易见，穆勒的功利主义是推崇自我牺牲的，在他眼中，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始终是同等重要的，个人是处在社会群体之中，并始终与其紧密相连。所以，如果有人为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就是值得称赞的。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穆勒带有利他主义色彩的功利主义思想中，他所强调的自我牺牲一定是有价值的自我牺牲，而非无意义的自我牺牲。穆勒的原话为：“一种牺牲如果没有增进或不会增进幸福的总量，那么就是浪费。它唯一赞成的自我牺牲，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或有利于他人幸福的某些手段而做出的牺牲。”(20)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0-21. 穆勒在这里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为了牺牲而做牺牲，自我牺牲本身不是目的，自我牺牲仅仅是能够带来社会利益的一种手段。

个人幸福即个人利益，最大幸福即社会利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该是一种从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的过渡，要实现这一过渡需要我们充分了解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边沁指出：“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15)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8. 边沁认为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如果不能认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便没有任何意义，他将个人利益简单相加合成为社会利益，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自然而然也就实现了。边沁没有看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两者间本质上的差别，在他眼中，个人利益处在主导地位，社会利益处在从属地位，社会利益要服从个人利益，他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思想仍然是一种利己主义的思想。边沁的功利原理是以个人利益和个人的苦乐偏好为出发点，来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目标的实现。边沁虽然以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目标，但是他更多强调的却是个人的快乐与幸福能否顺利实现。边沁认为个人的行为之所以存在利他的性质，那也是出于利己的动机。“理性的人之所以善待他人乃是因为他认识到受惠者的回报对他有利。社会生活中的人类要彼此相助实现自己的需要，且开通的人觉悟到只有合作精神才能保全自我利益。”(16) 牟斌.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8. 在边沁的理论中，利他是为利己而服务的，他认为个人利益才是可以把握的，社会利益是不可把握、变幻不定的。

(二)穆勒：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

穆勒超越了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中的功利原理。他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利益，以此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目标，他将边沁的功利原理提升至为了社会利益可以舍弃个人利益，做出自我牺牲行为的高度。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利他主义的色彩。他认为为了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而舍弃个人利益是值得赞扬的行为。在穆勒的理论中，社会利益处在主导地位，个人利益处在从属地位，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利益。这“就如同给深陷在狭小的利己主义泥潭中的功利主义安插了展翅高飞的羽翼”(17) 秦彤阳.论密尔对功利主义的辩护[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1):18. 。穆勒将边沁的功利原理从利己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穆勒曾言：“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我们完全可以怀疑，一个高尚的人是否因其高尚而永远比别人幸福，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高尚的人必定会使别人更加幸福，而整个世界也会因此而大大得益。”(18)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4. 他想表达的是，人类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应该要保持中立，把他人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对待两种利益要做到不偏不倚。而不能如同其他低级动物那般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利益的实现，对社会利益不予理睬。功利主义判定人类行为善恶与否的标准是看此行为能否增加全体相关人员的利益，一个高尚的人为了他人利益而做出自我利益的牺牲，不一定会使其更加幸福，但他一定会使社会利益得到增加。穆勒认为，人类之所以会追求社会利益，怀揣利他主义的道德情感，是因为人类幸福的秘诀是拥有一种宁静的、持久的、永恒的快乐，如果持有自私自利的情感，便会剥夺他们内心的安宁，那样的结果便是他们所能享受到的利益也会愈发减少。

边沁的功利原理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幸福，他认为功利原理就是“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14)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8. 。他把能够增加人类幸福的倾向称之为功利，把减少人类幸福的倾向称之为祸害。第二个方面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边沁功利原理的最高道德标准。

穆勒的功利主义既包含对利益的追求，也包含对不幸的避免。“任何人，只要他的聪明和慷慨足以使他参与到消除人类苦难的根源中去，不论这种参与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鲜为人知，他都能从这种抗争本身中得到一种崇高的乐趣，而对这种乐趣，他是不会为了任何自私的欲望放弃的。”(21)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9. 穆勒认为，摒弃自私自利的想法，通过个人的努力避免社会不幸的发生，依然是可以得到快乐的。穆勒将“‘己所欲，施于人’‘爱邻如爱己’，作为构成功利主义道德的完美理想”(22)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1. 。为了促进这一完美理想的实现，穆勒认为要发挥各方的合力作用。社会和法律要做出合理的安排，尽可能地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和谐一致，同时要发挥其塑造人类品性的作用，尽可能地使人类将个人利益与践行社会利益所提倡的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联系在一起。穆勒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始终保持一致的，虽然他没有看到两者也会存在矛盾，但是他的个人利益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利益的思想，依然是值得肯定的。

(三)现实价值：促进新时代共享理念的落实

共享理念是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它包含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四个维度。新时代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旨在提升全民获得感与幸福感，达成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享发展是发展主体与发展成果相统一的价值理念”(23) 吴波.深刻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笔谈) 共享发展理念的三重理解[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1):20. ,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27. 。这与穆勒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思想有契合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说过“功利论一开始就带有公益论的性质”(2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4. 。穆勒始终强调社会利益的维度，将公共利益置于最核心的位置，他认为可以“通过增加社会公共设施等方式，不断扩大关心他人的水平”(26) 斯通普夫,菲泽.西方哲学史[M].丁三东，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511. 。在穆勒看来，为了实现社会利益，个人要发挥自身的价值，甚至可以适当地做出自我牺牲。他的这种思想在促进新时代共享理念的落实中愈发凸显其价值，他的最大幸福理论能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共建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不免有些人会私欲膨胀，只顾纵欲享乐，使得成果的创造主体与享有主体分离开来。共享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共享发展不是利己主义的观念设计，而是基于集体主义价值的创新，其中蕴含了集体利益首先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27) 朱益飞.论共享发展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意蕴[J].理论月刊,2018(2):13. 落实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要引导人们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在共享理念中，社会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实现这个集体利益是个体利益得到保障的基础。的确广大人民都是共享发展的主体，但是对发展成果的共享，不是坐享其成地对现有成果进行静态分享，进而落入利己主义的陷阱不能自拔,而是要求我们关注社会利益，以现有成果为基础，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创造出更丰裕的成果以供人人享受，人人都有参与感和获得感，才是真正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能早日达成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边沁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目标，提出了道德制裁理论。边沁认为既然人的天性是趋乐避苦的，那么除了苦与乐，便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能够支配人的行动了，所以就应该顺应人类趋乐避苦的天性，寻找能够影响人的苦与乐的各类因素，也就是苦与乐的来源。边沁将其归结为四类：“他们分别可称为自然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只要属于其中每一种来源的快乐和痛苦能够产生束缚任何法律或行为规则的力量，它们就全都可成为约束力。”(28)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1. 自然的约束力是指产生于寻常自然过程中的快乐与痛苦；政治的约束力是指由国家意志对人类进行干预所产生的快乐与痛苦；道德的约束力是指大众通过言行对个人苦乐所产生的制约；宗教的约束力是指超然玄乎的教会或上帝对人类行为进行干预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在这四类约束力中，“自然约束力总的来说是政治约束力和道德约束力的基础，而在有关现世的范围内，它也是宗教约束力的基础，它包含在其他三种约束力的每一种之内”(29)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4. 。也就是说，自然约束力可以单独发挥作用，而其他三种约束力必须通过自然的力量方能发挥作用。

三、以内外约束力联合道德制裁超越单纯外在约束力道德制裁

老头子还依然玩着，依然常常故意把假脚举起，作为其中一个全身均被举起的姿势，又把肩背极力倾斜向左向右，便仿佛傀儡相扑极烈。到后便依然在一种规矩中倒下，毫不苟且的倒下。自然的，王九又把赵四战胜了。

(一)边沁：诉诸外在力量的制约

袁家村铁矿的矿体走向呈北北东方向与南北方向，个别呈北东方向。倾向为南东或东，倾角为60°～80°。大部分矿体为似层状，少数矿体为条带状和透镜体状。研究区内矿体共有20个，规模大小不一，其中以1号、10号与11号矿体为主。

边沁非常重视外在力量对道德约束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外在力量是道德制裁的唯一方法。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边沁提出的道德约束的四种方法，“具有外在性特点，其主要是强调外在于人的自然、司法、宗教乃至于社会中的他人的限制，即使是论及道德的制裁，也不过是诉诸类似休谟所说的‘他人的眼睛’的那种社会的、人际的舆论和评价的压力，而没有真正诉诸人的内心道德意识或道德情感”(30) 牛景辉.英国功用主义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4. 。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中的道德制裁理论，忽略了人类内心情感和意识发挥的作用，这种仅仅诉诸外在力量制约道德的方法，会使人类丧失道德自觉的自主性，是一种片面追求外在力量制约的他律道德。

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规则保障是道德制裁理论，在约束功利原则的方法问题上，他认为仅诉诸自然、政治、道德和宗教四种外在力量的制约就已经足够。而穆勒在肯定外在力量制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良心所发挥的作用，他以强调内外约束力的联合对边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超越，这对中国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二)穆勒：强调内外约束力的联合

穆勒超越了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中的道德制裁理论。他肯定了边沁诉诸外在力量约束的道德制裁，认为“关于外在的约束力，无需多言。希望从自己的同胞和宇宙的主宰那里得到恩宠，不愿在自己的同胞和宇宙的主宰那里找不痛快”(31)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3. ，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外在力量的制约是必要的。对行为的道德评价依据行为产生的效果，如果行为产生的效果对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有害的，那么就需要外在约束力对其进行制裁。穆勒认为外部的奖励与惩罚，无论是物质上的奖惩还是精神上的奖惩，无论出于自然的限制还是出于对上帝的虔敬抑或是出于对人类的同情，都会是我们不顾个人的利害，而去做增加公共幸福的事的原动力，所以外部力量是可以用来约束功利原则的。外在约束力对功利主义道德的制约是不容忽视的，它可以推动人类行为向好发展。

穆勒认为仅诉诸外在力量的制约是远远不够的，他更加强调内在力量对道德的约束，这是一个由外律道德转化为内律道德的过程，实现了功利主义道德制裁理论内外约束力的联合。穆勒从人的内在本质出发去寻找影响道德的因素，提出了道德的内在制裁理论，认为只有内在力量的约束才能从根本上指导人类进行道德选择。穆勒曾说：“就内在的约束力而言，不论我们的义务标准是什么，义务的内在约束力只有一种，那就是我们内心的感情。”(32)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4. 而这种内心的感情就是——良心，穆勒良心论的主旨是“从人的心理要求和人的社会成长中寻找遵循功利原则的义务性的最终推动和根本来源，从自我教育、社会情感中寻找功利主义道德发挥作用的社会推动因素”(33) 李故新.密尔对边沁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修正和发展[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8):3. 。穆勒认为，只有良心才是裁决道德的真正法庭，只有它才能提供功利主义行为的终极动力。

从供应来看，原料硫磺、合成氨价格持续拉涨，磷矿石货紧价扬态势持续，二铵企业成本压力不断增加。需求方面，企业出口销售仍在持续，印度新一轮标购在即，需求仍存缺口；内销方面，冬小麦用肥需求临近，各地催货严重，国内市场供货偏紧态势短期内将难以缓解。综上所述，预计9月份秋季市场或将迎来集中补货，企业挺价意愿较强，预计二铵价格高位坚挺，或稳中上行。重点关注出口市场及原料价格变化情况。

著名哲学家罗素曾说过：“边沁的全部哲学都以两个原理为基础,其中一个是‘最大幸福原理’,另一个就是‘联想原理’。”(34)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27. 穆勒延续了边沁的联想原理来分析良心理论，他认为良心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存在联想的心理。人的这种联想心理具体表现为，当一个人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做出了利他行为，起初这样做会使他感受到快乐，但是周而复始地做出类似的行为，他便会将快乐与利他行为本身直接联想在一起，这样他会忘却自己最初的利己心理，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利他会直接给自己带来快乐。这种联想过程使自我牺牲由手段转换为目的，所以，联想原理就促进了人类良心的形成。除了联想原理可以促进良心的形成，穆勒认为教育和后天经验同样可以促进良心的形成。良心这种道德官能，“是从我们本性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它像其他能力一样，能够自发地萌发小芽，并通过培育得到高度发展”(35)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7. 。良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习染而成的。穆勒强调教育对培养道德素养的重要作用，个人始终处在社会群体中，并永远不能够脱离这个群体而生存，社会教育与后天经验会帮助人类重新审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帮助人类培养出良心。总的来说，良心的形成既借助于联想原理的作用，又诉诸教育和经验的力量，联想原理是产生良心的机制，而教育和经验是灌输、巩固和强化良心的必要手段。穆勒的道德制裁理论实现了由他律向自律的飞跃，这可谓独树一帜，开辟了功利主义道德约束的先河。

(三)现实价值：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的建设

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36) 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4-29(1). 可见精神文明建设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新时代我们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夯实中国梦的文化基础。文明的基石在于道德，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在于思想道德建设，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感召下，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提升人们的文明素养、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道德新人。穆勒在论述功利主义的道德制裁理论时，多次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良心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的道德教育获得的，依靠良心的道德自觉才是功利主义最可靠的约束方法。这与马克思所论述的“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不谋而合，这对我们推动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无启发。我们应该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融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在进行道德教育时应该更多地注重理性启迪，把道德要求灌输给人们的同时，引导人们能够更加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进行自我监督，从依靠他律的规范性制约，转变为依靠自律的道德自觉。广大人民群众是精神文明建设最权威的检验者，那么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便是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强化的最好体现。

●means the sowing time, especially to highland barley and pea.It is the best time to sow when the flowers of Chinese tamarisk get withered.

穆勒作为功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超越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穆勒用他开阔的眼界、广阔的胸襟、渊博的学识，将功利主义思想发展成为西方世界风靡一时、炙手可热的理论。在他的功利主义体系中既存在超越先哲的独特之道，也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值得欲求”与“实际欲求”的混淆、“善”与“正当”的冲突等一些为后人所诟病的缺陷，穆勒力图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下堕落的政治生活与道德社会，但他没有从根本上直击要害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压迫，他的思想存在空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穆勒对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超越是虚无缥缈的，用21世纪的眼光去审视一位19世纪的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必然会发觉它的局限。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我们能否正确地认识和驾驭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这就需要我们联系社会现实，汲取穆勒功利主义思想中的养分，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提供更大的启迪与帮助。

Muller ’s transcendence of Bentham ’s utilitarianism and its practical value

Liu Chenye, Su Xiaotong

(School of Marxism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China )

Abstract :Utilitarianism is a moral philosophy that aims at achieving “the most people’s greatest happiness” based on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happiness and pain. Jeremy Bentham and John Muller are two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heory, which are relation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hoice of pursuit of happiness, Muller transcends Bentham’s quantity of preference for happiness by the quality of preference. In the goal of achieving largest happiness, Muller’s subordin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terest to the social interest transcends Bentham’s subordination of the social interest to the individual interest. On the method of constraining the principle of utilitarianism, Muller’s emphasis on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aint transcends Bentham’s appeal to external forces constraint. Muller’s transcendence of Bentham’s utilitarianism is not only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but also the shining point of his theory has important realistic val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It can help the realization of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hared concept of the new era, and promote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 the new era,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sources for the Chinese dream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utilitarianism; theory of bitterness and happiness; theory of largest happiness; theory of the moral sanctions

DOI： 10.16216/j.cnki.lsxbwk.201906030

收稿日期： 2019- 03- 15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唯物史观三重实践基础研究”

作者简介： 刘晨晔(1963- )，男，山东蓬莱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 D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1751( 2019) 06- 0030- 08

〔责任编辑： 张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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