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分析：建立史论一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体系论文,历史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对待历史和理论的关系一直是摆在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背后存在着的相当程度的共识。首先，历史和理论被看作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有各自的领域、主题或“任务”，以及方法。具体说来，历史是在具体层次上探讨史实，强调过程、独特性，而理论是在抽象层次上找出普遍规律，强调结构、一般性。其次，除了少数例外，人们或多或少都认为历史和理论需要某种程度的结合，只不过，对于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来说，史论结合的方式或顺序有所不同罢了。以经济研究领域为例。经济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之分。经济史研究的是经济演变过程，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是经济结构或运行模式。对这种“分工”，很少有人提出置疑。同时，这两个分支的学者大都承认史论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困难之处。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史论结合的重担远非由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同等负担，因为经济史学家面临的问题似乎要困难得多。道理很简单。经济理论已被公认为一门“科学”，随着数学方法的引入和模式建立的流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走着一条“越抽象就越理论化因而就越科学”的道路。尽管如此，人们通常认为，经济理论模式的建立都已经经过了对至少某些史实进行加工、提炼的过程，也就是说，由史到论方式下的史论结合被看作经济理论的应有之义，因此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经济史则不然。经济史不仅可以“无定理”，而且可以无理论。①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肯定史论结合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如何结合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有的经济史学家抛开所有现成理论，坚持从具体历史过程中得出结论。但是，这一途径，即使被承认为史中有论，也难以避免理论抽象层次低，因而不能揭示一般规律性的诘难。还有的经济史学家运用一种或几种理论来组织史料，在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同时力图作出符合所用理论的解释。这样做的困难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反常”现象，即超出所用理论解释范围或与所用理论相悖的历史现象。②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以静态的理论去解释动态的、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必然产生的矛盾。可以说，史论结合始终是经济史研究的难点。
坚持史论分明也罢，力图史论结合也罢，长期形成的社会科学传统造成的历史和理论之间的鸿沟却几乎不能逾越。然而，学术思想界从来不乏突破传统的尝试，社会科学也正是在不断向固定范式挑战的基础上一步步得到推动和发展。近二十年来，对这一传统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的，当属七十年代初产生于美国的“世界体系分析”。③
世界体系分析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是伊曼纽·沃勒斯坦。他是社会学博士，多年来任教于社会学系，自称受到“社会科学”的训练，而其代表作，多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又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史著作。这一学派人数似乎不多，但在美国、欧洲、亚洲等地都不乏追随者，尽管它迄今仍是美国和西方学术界的非主流学派。
从诞生之日起，世界体系分析就旗帜鲜明地批判西方社会科学的传统，并把批判矛头指向它的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世界体系分析反对任何理由的史论分家。不承认史论分家是合理的，自然也谈不上史论结合的问题，沃勒斯坦甚至说，“历史就是理论”。例如经济研究中，“唯一可能正确的经济理论是经济史理论”。当然，并非所有人笔下的历史自然而然地都是理论。他认为，必须运用连续不断的抽象，其中每一个抽象，都捕捉住世界现实过程的一部分。许多这类抽象的不断叠加和积累，就能使我们认识这个长时期、大空间的历史总貌，从而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解释。第二，世界体系分析反对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学科分类和学科设置。自19世纪中叶西方社会科学建立以来，经过不断“完善”的学科分类和发展，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定型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四大学科：研究市场活动的经济学，研究国家及相关领域的政治学，研究市场与国家以外所有其他活动的社会学，以及研究所谓文明社会以外人群的人类学。沃勒斯坦认为，社会科学据以分为几大学科的标准，包括分析层次、中心议题、方法、设想等等，或者已经失去了现实依据，或者，即使还有些现实依据的话，也不再能够促进知识发展，相反，成为新知识形成的障碍。因此，必须突破学科界限，建立一种历史和理论一体的、综合的新型社会科学，沃勒斯坦称之为“历史社会科学”。
不少人曾经认为，世界体系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跨学科研究。这样说又对又不对。如果指的是世界体系分析采用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等多层面、多因素的综合研究方法，这个说法显然没有错。但如果说世界体系分析无非倡导跨学科研究，那就背离了它的基本主张。跨学科研究曾被广泛应用，以美国为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跨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就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发展出一批社会科学的新学科，而六十－七十年代更被称为跨学科研究时代。④世界体系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一学派不仅主张跨越学科之间的篱笆，而且主张的拆除这些篱笆，以“探索领域”代替传统的学科分类。
总之，世界体系分析主张从整体上重新审视传统西方社会科学，重新检讨流行已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定式进行挑战。就此而言，可以说它具有革命的意义。世界体系分析论者的这些主张，具体体现在他们对世界体系演变过程的一系列研究中。其中，沃勒斯坦是集大成者，尤其是他的《现代世界体系》更是该学派中的奠基之作。⑤沃勒斯坦的其它专著和文章，以及这一学派中其他学者的著作，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围绕历史体系运转这一主题，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不断完善和深化世界体系分析。下面，以沃勒斯坦的著作为主，简单介绍一下世界体系论者如何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中，形成和阐述了史论一体的历史社会科学观。
1.分析单位。世界体系分析论者一致强调分析单位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要明确以什么为单位进行分析。事实上，究竟以一国、一地，还是组织、个人作为分析单位不仅决定研究者的视野，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且影响甚至决定所得结论的可靠性和“运用”范围。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许多以前的著作即使没有明确指明分析单位，至少都隐含着这个内容。世界体系分析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认为，要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体系”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层次的结构都更合适的分析单位。研究近代历史演变，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适当的分析单位应当是“现代世界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例如二次大战后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以及随后产生的“依附理论”共同采用的分析单位－－民族国家。
以历史体系作为分析单位，世界体系分析学派开拓出一片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天地。沃勒斯坦认为，从公元前一万年到公元15世纪，世界上存在过多种历史体系。按照内在关系、结构和运行逻辑，迄今已知的历史体系大约有三种：微型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这三种形态的历史体系长期以来处于某种并存共生状态。到16世纪，由于某些尚待解释的原因，世界经济脱颖而出，不但得到巩固，取得主导地位，而且在其后几百年间，逐渐吸收和消化掉其他两种历史体系－－微型体系和世界帝国，终至于19世纪末囊括了全球，成为当今唯一的历史体系，即现代世界体系。
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是世界经济，而这个世界经济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运行的，以资本积累为动力和目的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一出世就是世界性的，它从来不是某个民族国家之内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同义语，它们在时空范围、运行逻辑上是一致的。
那么，根据什么来判断或选择单位呢？进行判断和选择，自然离不开概念的形成，离不开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但更重要的是，象自然科学规律一样，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矛盾不能靠臆断而要靠发现。最能揭示这些矛盾和规律的分析单位就是最合适的分析单位。对世界体系分析论者而言，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完全由于它是一个客观存在，解开它的谜，也就解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沃勒斯坦给世界体系作过如下定义：“世界体系是一种社会体系，有它的边界、结构、成员群体、合法规则，以及凝聚力。体系的生命由彼此冲突的力量造就出来，这些力量之间的对峙使体系得以作为整体存在，而当每个群体试图把体系变得对自己永久有利时，冲突力量就使体系解体。它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即存在生命周期。在这期间，其特征在一些方面有所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稳定不变。从它职能的内在逻辑上看，它的结构在不同时期有强弱的不同。”(1974:347)提出并研究世界体系的这些特征和变化，正是世界体系分析学派得名的由来。值得指出的是，世界体系分析论者在坚持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因为这的确是整个流派立论的基础。
2.时空观。世界体系分析的另个一方法论特点是它的长时段、大范围的时空观。人们在研究中对时空界限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研究对象。世界体系分析采用长时段、大范围的时空概念，就是由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由世界体系的生命周期和活动空间决定的。
在空间上，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界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张而延伸。16世纪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刚刚形成时，它还是一个欧洲的世界经济。虽然从来不以国界为限，但最初它只复盖世界版图的一部分。之后，资本主义的扩张逐渐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卷了进来。世界体系分析论者称这个过程为“整合”过程。到19世纪末，现代世界体系已将世界上所有地区“整合”殆尽，地球上再也没有脱离它而独立存在的空间了。
在时间上，历史体系运行的时间，即它的发生、发展到死亡的生命周期要求人们首先必须着眼于长时段。在这一方面，世界体系分析接受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概念，把历史时间分为长、中、短三种时段，分别以几百年，几十年，几年或更短的时间为计。各个时段与不同的历史过程相吻合。照布罗代尔的说法，与长时段相吻合的是历史结构变化，与中时段相吻合的是历史周期循环，与短时段相吻合的是历史事件。布罗代尔尤其强调长时段对研究一切历史过程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把中、短时段的周期循环过程和历史事件置于长期结构变化的大视野中，才不致于就事论事，才能高屋建瓴，从总体上确立任何重大事件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布罗代尔有一句名言：“事件如尘埃”，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⑥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分析与年鉴学派的主张是一致的。
世界体系分析把上述时间概念应用于当代世界体系研究可谓得心应手。现代世界体系有一个基本稳定的结构，它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照沃勒斯坦的说法，从诞生至今五百多年间，尽管发生了种种变化，现代世界体系就其结构而言，大致上依然如故。我们今天仍处于同一个世界体系中。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世界体系才进入一个结构性变化的过渡时期。世界体系的中时段变化，表现为诸如以经济周期或世界霸权更替为标志的周期性波动。短时段的事件更多不胜数，例如法国大革命，大小战争等等。沃勒斯坦认为，在历史时间的概念上，经济史学家一般更具有长时段视野，原因是他们所研究的经济过程不象政治或战争事件那样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经济变化是持续的、缓慢的，是需时长久的过程。
3.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基本矛盾。在微型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这三种已知历史体系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差别。比如，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的基本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一个包含各种文化在内的庞大政治结构，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则是由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不平等链条连结起来的庞大经济结构。世界帝国依靠收取贡赋来维持它的生存，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则通过全球范围的分工和资本积累来扩张它的生命。当然，要实现这一切，离不开历史体系本身的构造。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体系分析是如何看待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的。
按世界体系分析的理解，复盖整个地球的现代世界体系由三部分构成：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构成核心的是当前世界上少数最富裕的国家，构成边缘的是当今世界上广大最贫困的国家和地区，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则形成半边缘。三个区域中每个区域的存在都以其他区域的存在为条件，它们不仅在交换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在生产活动上也有显著差别。核心国家主要从事高科技、高垄断因而高利润的生产，沃勒斯坦称之为“核心类生产活动”边缘国家生产活动的特点是低科技、低垄断因而低利润，被称作“边缘类生产活动”。在半边缘国家中这两类生产的比重大致相当。现代世界体系的这个等级结构保证了世界财商在损害边缘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朝有利核心国家进行再分配。核心国家保持优越和特权地位主要依靠经济垄断，尽管从不排除与之配合的政治、军事手段。
半边缘的问题值得在此多说几句，因为核心，边缘的概念在依附理论中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半边缘倒是世界体系分析的“发明”。沃勒斯坦认为，提出以大致相当的核心类与边缘类生产活动为特征的半边缘地区的存在首先是一个经验观察的结果，从各个历史时间点上都可以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个地带。半边缘兼有核心与边缘行为，它可以使世界体系避免两极分化，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具有重要的稳定功能。此外，半边缘国家总是试图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并希望交上好运跻身于核心国行列，所以半边缘国往往尽可能地运用国家机器去干预经济，因而，这些国家的力量往往大为强化。总之，半边缘是现代世界体系等级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级。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动力是通过剥削剩余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论者基本接受马克思的观点。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观点在这里只是作为起点而不是终点，因而，世界体系分析在许多方面又“背离”马克思的理论，例如，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上。世界体系分析论者认为，核心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过剩危机，解决危机的途径不外有二。一是削减生产，这在核心国历史上屡是不鲜。二是扩大消费，通过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等扩大市场容量。显而易见，无论那一种办法，都不利于资本积累。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在一国范围内克服经济危机的余地着实有限，假以时日，必然威胁到资本家阶级和核心国本身的存在。但在现实中，资本积累的过程不但持续了几百年，而且利润率并未有明显的降低。世界体系分析从全球结构出发，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资本积累从来不以核心国家的国界为界。核心国家反危机措施所导致的本国利润率降低、积累水平下降的趋势，通过资本向边缘地区的不断扩张得到控制。那里，工资工人相对较少，工资水平相对很低，而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比例相对较高，非工资劳动也较普通，因此剥削率就较高。当一个地区无利可图时，资本就会再移动。世界财富就这样通过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分工，通过不断的整合过程，从边缘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入核心地区，维持了资本积累的正常进行。
资本在全球扩张的冲动完全由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决定，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后果。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分析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论断相左。在他们看来，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例如剥削工资劳动或非工资劳动、资本输出或商品输出、市场或垄断等等，只要有利于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就都是资本积累的正常手段，因而都是资本主义的正常现象。在整个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之后，仍然花精力去区分经济中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因素，区分资本积累的正常和非正常的手段，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误区。此外，不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无论个别国家和地区发生什么政治变化，都动摇不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础，改变不了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过程，甚至这些个别地区和国家也改变不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部分的命运。
4.周期波动与长期趋势。能否正确把握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关键在于理解不同性质的变动。世界体系分析提出二个基本概念：周期波动和长期趋势。世界体系从产生到死亡的发展轨迹有如一个朝前的箭头，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这就是世界体系的长期趋势，在这个长过程中，又会产生一些重复出现的现象，由于重复出现，它所在历史时间上似乎是可逆的，这就是周期波动。每次周期波动的变化，呈现出长期趋势的端倪。长期趋势由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引起，而周期波动是长期趋势借以表现并实现的唯一源泉。
例如，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典型的周期循环现象。根据经济长波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由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组成。经济降至谷底时就被称为危机。沃勒斯坦认为，小心区分周期性危机与体系本身的结构危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周期性危机是世界体系运行中的正常现象，在体系危机到来之前，周期性危机通过迫使对短期问题提供中期解决办法的连续过程维持着世界体系的长期稳定。在应付危机的中期解决办法的积累中逐渐勾勒出长期趋势的面貌。如此循环再三，终至会有一天，到中期解决办法甚至在中期内对解决短期问题都不再灵验时，世界体系就达到一个转折点，进入体系危机阶段。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总危机，是体系生命周期终结的开始。这个危机不再能够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维持不变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一个历史性的过渡阶段就随之到来。
从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多次大小不一的危机。但直到1967年以前，危机都是体系内的危机而不是体系本身的危机。许多世界体系分析论者认为，1968年在现代世界体系发展中是一个重大的象征性年头，因为1968年的危机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开始。自此以后，世界体系进入大动荡，大分化的结构危机时期。这个阶段发展的前景，将导致世界体系的根本性结构变化。尽管，如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我们今天已经处于这个最后过渡阶段了。沃勒斯坦认为周期性危机和体系危机的不同之处还表现为：在前一阶段，巨大的动荡常常不过引起世界体系结构的轻微变化，而在后一阶段，轻微的动荡可能导致体系的总颠复。
在描述和揭示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世界体系分析运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商品链、整合过程、无产阶级化－－资产阶级化、国家体系，反体系运动等等。
从以上简介不难看出，世界体系分析的概念与历史描述密不可分。离开了具体的历史叙述，我们无法单独讨论世界体系分析的“理论”。这正是它强调史论一体的主要特色。
世界体系分析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首先，它吸取了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研究成果的许多精髓，包括历史研究的“问题史学”观点和大空间、长时段、多因素的整体史观和方法。
世界体系分析与马克思学说的继承，发展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沃勒斯坦本人对此从不讳言，他认为，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一笔概念丰富、充满道德激励精神的伟大遗产。同时，沃勒斯坦完全同意马克思对自己理论局限性的认识，把它视为那个时代的产物。世界体系分析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冲力的前提出发，把资本积累始终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体、综合的考察，因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得出了与马克思学说相联而又不相同的结论。世界体系分析解释了马克思学说似乎不能解释的许多历史现象。
世界体系分析最容易令人想起依附理论，特别是在核心，边缘的划分及其不平等关系的分析方面。此外，两者又都是作为批判“发展主义”的反现代化理论出现的。不同的是，世界体系分析不象现代化理论或依附理论那样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而是在历史体系上作文章，因而更有历史感和整体性，所得结论也大不相同。此外，世界体系分析的“野心”要大得多，它不仅批判流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而且批判整个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笔者认为，尽管世界体系在出现时间和议题上与依附理论最接近（人们据此常常把它放在依附理论之后，作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现代发展理论链条中的一环），事实上，从概念、方法论层次上讲，它与依附理论的渊源远不及与年鉴学派和马克思学说来得深远。
不少世界体系分析论者“出身于”社会学，沃勒斯坦本人就被许多人称作社会学家。虽然世界体系分析的议题大大超过当代主流社会学专注的微观领域，它的形成和发展却不能不受历史上一些伟大社会学家的影响，可以举出例子有卡尔·波拉尼，艾米尔·迪尔凯姆，马克思·韦伯等等。这些杰出的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诸如社会演变分工、社会阶层分析等等，被程度不同地吸收进世界体系分析的史论框架中。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世界体系分析还不很熟悉，但它的宏观、总体、甚至理论化的经济史观都不难在中国找到知音。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曾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要“破四就”：必须对外国经济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必须对政治法律曲章制度乃至社会心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必须对经济发展全过程有所了解，不能就所研究的时代而论那个时代；必须重视理论上的提高，不能就事论事。这些主张，强调的正是经济史研究的大视野，多因素、长时段以及史论结合的观点。尽管观察问题的角度相当不同，严中平集毕生精力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总结出的这些真知灼见，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研究的主张如此不谋而合（我猜想严先生以前可能并不了解世界体系分析这个学派），不能不再次表明，要在研究中作出科学结论或有所创新，关键不在于研究什么题目，而在于如何去研究它。
世界体系分析对我们思考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大问题也不无裨益。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史学界长期以来对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究竟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还是以中国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作为这个中心线索。此外，还存在一种“冲击——反应”模式的外国论观点。⑦这几种范式分歧的核心问题，可归结为如何对待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在这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对外因的强调，大致在外国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这个顺序上依次减弱。当然，这个归纳过于简单化，不能反映各个观点的完整立场。应该说，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观点还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观点都承认，离开世界经济的过程，很难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作出科学解释。不过，内因、外因孰轻孰重的争论，的确反映了国别经济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即以一国为分析单位无法避免甚至难有定论的问题。相比之下，世界体系分析的立论则使它不必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分析单位，按照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的逻辑，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贫困落后的国家，各民族国家的经济过程都看作世界体系内某一地理位置上发生的过程，因而也就不存在内因、外因之争了。
世界体系分析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史学体系，始终不渝地坚持逻辑的一贯性和分析的整体性，事事处处从世界体系的立场观察问题。笔者感到，世界体系分析的这些长处，同时造就了它的局限性。世界体系分析崇尚的综合、整体、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方法在它之前和之后都为许多学者分别地和不同程度地运和于各种题目的研究中，甚至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也不是自世界体系分析开始。但是，通过这些方法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分析，却很难被人们“择其善者而从之”，也就是说，你要么接受它，要么不接受它，很难部分地接受或采取折衷立场。比如，如果同意世界体系是适当的分析单位，你就不可能再承认就一国论一国的合理性，就要对传统的国别经济史研究进行重新思考；承认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规律性，就不能不摒弃认为所有国家都能最终实现所谓现代化的发展主义，等等。总之，接受世界体系分析的基本框架意味着再没有既可以从世界范围看问题，又可以从一国范围看问题，或此时此事从世界范围看问题，彼时彼事从民族国家看问题这样“灵活运用”的余地。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分析迫使人们做是或否的选择，而非此即彼的选择从来都是困难的。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对所有问题作出解释，强调大系统、大视野的世界体系分析当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对世界体系分析的批评至少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⑧1.有些批评者认为，世界体系的概念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过程。世界体系分析的整套研究不过是作者运用这个概念重新组装历史，让历史符合这个概念。2.批评者们认为世界体系分析忽略社会历史的特殊过程，即忽略世界体系以外分析单位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化。把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理位置，疆域大小千差万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历史用同一的世界经济整合过程一言以敝之，无助于人们对客观历史过程的认识。3.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沃勒斯坦以韦伯式的社会阶层观点代替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同时，批评世界体系分析把研究的重点问题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片面强调商品交换关系而不是商品生产关系，因而带有流通主义论色彩。有些人还据此称沃勒坦为“流通主义者”或“新斯密主义者”等等。
对这些批评，沃勒斯坦几乎从不作正面回应。不过，他一直宣称，世界体系分析不是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而不过是对现存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一种抗议。就试图替代这一传统的世界体系分析来说，它还远没有完成，还有大量有待认识、有待发展的领域，完成这一工作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这也正是他本人和其他世界体系分析学者和学生们目前正在致力的工作。世界体系分析为建立史论一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尝试，无论人们对它的成败如何评价，无论它本身存在多少不完善的遗憾，这一尝试对传统的历史－－理论框架的突破与创新，很可能代表了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分析对我国的经济史研究，甚至对整个社会科学都具有启迪作用。
注释：
① 关于法国年鉴学派对这一历史学传统的批评，可参阅特拉颜·斯托亚诺维奇：《法国史学方法：年鉴学派范式》，1976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② 参阅夏森：《中国史研究的经济学方法’研讨会简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160-161页。吴承明先生在谈到运用经济学理论于经济史研究时，在指出诸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不符合我国传统农业的概念后问道：“我们研究经济史是从经济史是从经济史的现实出发，还是从一种理论模式出发呢？”见吴承明：《谈封建主义二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3-6页。
③ 这是创立者们对自己这一学派的正式称呼。他们不称“世界体系理论”而称“世界体系分析”的原因，在了解到该学派对理论和历史的看法后就会明了。中文用“世界体系论”似亦无不可，因为中文的“论”字的含义远较英文的“理论”(Theory)一词为广。
④ 有关这方面的介绍，参阅朱玫：《美国的跨学科研究》，载《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66-70页。
⑤ 《现代世界体系》原计划为四卷，前三卷分别在1974、1980年和1989年出版，第四卷尚未问世。
⑥ 关于历史时间的讨论，参阅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论历史》，1969年，巴黎；沃勒斯坦：《时空现实的发明：如何理解我们的历史体系》，载《地理》杂志，73卷第3期，1988年10月；柯祖托夫·波米安：《周期概念的长期演进》，载《评论》。2卷第4期，第563-646页；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1-21页。
⑦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阅《纪念严中平同志逝世一周年专辑》论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1-70页；《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笔谈，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62-80页；汪敬虞：《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11页；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53-160页；等等。
⑧ 参阅苏耀昌：《社会变化和发展，现代化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1990年赛奇出版社，第220-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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