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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现状与现代出版观
（一）世界出版概览与现代出版观
严格来说，从本文所述的出版事实读者不一定能认识世界出版的概况，但若从这里得出对现代出版观的认识，应该说是比较充分的。
先看日本讲谈社的情况。据有关资料，1995年，讲谈社销售总额为2033亿日元，折合人民币146亿元。其中杂志销售折合人民币约100亿元，图书销售折合人民币约29亿元，广告收入折合人民币14亿元，其他收入折合人民币3亿元。讲谈社出版物出售品种的情况是：图书14000种，漫画单行本4500种，录相带400种，其他900种，共19800种。 讲谈社的年出版情况是：图书1847种，漫画单行本869种，期刊53种。 期刊印数在50万以上的有10种， 印数最高的是《少年漫画杂志》， 每周平均发行426万册，列全日本第2位（注：《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2月2日。）。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出版规模大，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品种数量，都是我国出版社望尘莫及的。第二，在收入构成上呈多样化特征。第三，图书销售收入仅占19.85%，杂志收入占68.43%，杂志收入大大高于图书收入。
上海的陈昕先生对进入世界500 强的传媒集团的发展作过分析之后，发现这些庞然大物的形成有这样几条路线：（1）以电影、 杂志为主体，逐步发展到电视、广播、音像、电子、报纸和图书等产业，其代表是美国的Time Warner/Turner和Viacom， 它们1996 年的销售额分别为209亿美元和121亿美元，位居世界传媒业的第1位和第5位。（2 ）以娱乐业为主体，逐步发展到电影、电视、广播、杂志、报纸和图书等产业，其代表是美国的Disney/Cap cities，其1996年的销售额为187亿美元，位居世界传媒业第二。（3）以电子工业为主体，然后发展到音像、 电视、广播，涉足图书、杂志出版等，其代表是日本的Sony，1996年的销售额是143亿美元，居世界传媒业第4位。（4）以图书、杂志的出版和印刷为主体，逐步发展到报纸、音像、唱片， 再到电子出版物、电视、广播等， 德国的Bvertlsmann 是其最成功的代表， 其1996年的销售额是145亿美元，位居世界传媒业第3位（注：陈昕：《论组建中国出版集团的若干问题》，《编辑学刊》1998年4月16日。）。 我们可以从这些发展中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出版业是传媒业的一部分，从世界出版业的发展趋势看，图书与电影、电视、广播、电子、音像、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的交叉互动以至融为一体已是传媒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第二，传媒产业是支柱产业。
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事实。据欧盟信息监测局（Euromonitor ）发布的数据表明，全球各种版权收入估计在1100亿美元左右，英国每年的版权总收入为180亿英镑，而英国每年的图书零售总额仅为25亿英镑。 在各类版权交易中，平装书版权、合作出版权和书中形象使用权是赚钱大户。书中形象使用权（Merchandising Rights）就是允许其他商品或媒介使用图书中人物和动物形象，比如在文具、玩具、食品、服装等商品上使用。据估计，英国通过这种途径在全球获得的收益，1989年为 100亿美元，1993年增至700亿美元。在这方面， 使用方一般向出版社支付其销售额的6%－15%。 这一事实给我们的启示是：出版业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版权交易使出版成为全球性产业，这是因为，作为传媒业一部分的出版业是最能体现知识经济的特征和活力的。我们所说的知识经济是对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知识和信息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现在我们可以整理出关于现代出版观的概念。现代出版是现代传媒业的重要构成因素，是最具知识经济活力和特征的。现代出版必须具备产业规模，必须是对出版资源的多元开发，必须能最有效地把社会开发为出版资源。
（二）狭隘出版观与出版的初始阶段
与现代出版观相比，我们现在的出版观念是一种狭隘的出版观，我国的出版现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一种初始阶段。
1.狭隘出版观的表现
（1）对出版概念的狭隘理解
我们曾试图给出版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但现在的出版现状表明，我们真正接受和实践的出版内涵，仍然仅仅是编印图书而已。虽然近来“出版物”的概念有些扩大，从图书扩大到了音像制品，出版也由“编印”变为了“编印和制作”，但“出版社”实际上仍然只是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仅仅是图书。因为出版社如果出版了电子出版物或音像制品，那么就必然要加上“音像出版社”的牌子，所胃的两块牌子，一个机构。这两块牌子恰恰说明了我们对出版的狭隘理解（注：杨牧之：《开创出版事业新局面的条件与思路》，《新闻出版报》1998年4月16日。）。
（2）对出版资源的狭隘理解
对出版资源的狭隘理解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出版资源仅仅理解为图书出版资源，二是把出版资源片面地理解为出版产业的某一环节某一方面的资源。这种误解，很典型地体现在下面一段论述中：“出版资源，是指有待挖掘的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遗产，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能满足和丰富人民不同层次的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类思想道德发展的一切精神产品。图书出版，即是对出版资源的开发”（注：《改善出版资源开发软环境》，《新闻出版报》1998年4月20日。）。这段在逻辑上有欠严谨的论述明白告诉我们， 出版资源就是图书出版资源。
给出版资源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我们要探讨的是对出版资源的全面、完整的理解。出版资源应该是指一切能以出版方式开发利用的资源，一切与出版产业相关的，从事出版活动，制约出版产业发展的资源。从这种最广泛的视角来认识出版资源，出版资源就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和所有方式都产生了联系，出版就能真正做到与时代和社会同步，就有了最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出版资源不再仅仅是科技知识和文化积累。与此同时，编辑、书店、制作技术甚至纸张，都是出版资源或者说是出版资源的组成部分（注：杨牧之：《开创出版事业新局面的条件与思路》，《新闻出版报》1998年4月16日。）。
（3）对出版功能的狭隘理解 第一，片面强调出版物的教化功能，忽视了或者说没有认识到出版物作为一般信息载体的特征，认为出版物就是满足和丰富人民文化生活需要，促进思想道德发展的精神产品。出版物可以让消费者增长知识，增进修养。但有时，而且越来越多的，出版物仅仅只是一种资讯载体。比如就图书而言，现在基本上存在两种阅读倾向，即知识加资讯的阅读倾向和学养加知识的阅读倾向。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教育的产业化发展，知识加资讯的阅读倾向将要而且正在取代学养加知识的阅读倾向（注：汉斯：《好书有市场，市场有好书——谈选题与市场》，《湖北图书通讯》1994年第11期。）。
第二，片面强调出版物的精神产品特征，忽视其作为物质产品和一般消费品的特性。这样就在指导思想上只强调出版的阵地意识，没有把阵地意识与市场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阵地意识时，仅仅把出版业视为单纯的意识形态，强调专业分工、专题报批等，强调了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律，忽视了一般产品生产所需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律。
2.出版的初始阶段
对出版的片面狭隘理解是出版处于初始阶段的最重要表现，同时，出版的几种初阶特征，也正是这种原始出版观的直接反映。出版的初始阶段主要可以在出版规模、出版效益和出版体制上体现出来。
（1）出版规模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是出版业的整体规模，一是单个出版社的规模。
从整体上讲，1995年，我国图书销售额约150亿人民币，约合18 亿美元，美国为200亿美元（注：《出版广角》1997年第2期，第12页。），日本为10469.79亿日元，折合人民币753万（不含教科书）（注： 《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2月7日。）。在规模上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如果扣除教材教辅的销售量，也只相当于日本的十分之一。这还仅仅是就图书销售而言，如果就整个出版业的销售而言，差距会更大。因为我国的出版基本上是单一的图书出版，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图书销售仅是其中一部分。
我国出版规模的落后还可以从人均图书消费上得到说明。国外发达国家每年人均图书消费已超过100美元，而我国只相当于2—3美元。 我国购书总额在全部社会商品流转总额中不到千分之一（注：《出版广场》1998 年第1期，第49页。）。这一方面显示我国图书消费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培育，图书市场潜力很大。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购书总额在全部社会商品流转总额中所占比例之低这一事实，这不完全是购买力和社会大众的文化知识水平问题，不是读者不买书和买不起书，而是买不到书和没有好书可买。就现有购买力水平而言，只要我们提高购书总额在全部社会商品流通总额中的比例，我国的人均图书消费水平将会有较大提高。
就出版社的规模来说，我们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日本的讲谈社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1995年其销售额为2033亿日元，折合人民币146亿元（注：《中国图书商报》1992年2月7日。）。 美国读者文摘公司年营业额达20亿美元，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为21亿美元，麦格劳——希尔公司（Mc Gram-Hill）为29亿美元，而德国的贝塔斯曼（Bvertlsmann）出版集团的营业额更高达115亿美元（注：陈昕：《论组建中国出版集团的若干问题》，《编辑学刊》1998年第1 期。）。与国外的出版社相比， 我国出版社的规模就小得多了。员工人数一般在二三百人以下，四五十人以上；年出新书400种以下，100种以上；年销售额在2亿元以下，2000 万元以上，年利润额在1000万元以下，七八十万元以上。
（2）出版效益 出版效益的落后主要表现为出版资源的浪费及其直接后果，出版的畸型发展——对教材教辅的依赖上。
在出版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浪费是一种结构性浪费，表现之一为仅限于对图书出版资源的开发而忽视了对其他出版资源的开发。我国现有的出版社基本上是单一的图书出版社，出版社没有成为一个综合的出版资源开发体。许多出版资源有待开发。表现之二是对某些图书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出版开发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最明显的表现在对“古籍”、“中外文学名著”和“教辅”等几类图书的出版中。各种古籍整理和文学名著的今译和中译的图书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教辅读物的过多过细，已到了一种极限。
这种在出版资源开发上的结构性浪费，不仅严重制约了出版生存发展的空间，制约了出版的多元化、规模化发展，同时，这种对单一品种的图书出版资源的过度开采和过分依赖，还产生了3种负面效应。 第一，影响和制约了其他图书出版资源的开发；第二，使整个出版业停留在一种低水平发展层次；第三，导致出版业的产业基础薄弱，无法形成持续发展的态势。据《中国图书商报》提供的统计资料，1996年，我国共销售图书72.6亿册，其中课本、大中专教材约占55.6%，真正意义上的一般图书只有30亿册左右。不仅如此，另外一组数据还表明，在图书销售额增长的情况下，一般图书销售比重却降低。具体数据见下（注：《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8月15日。）：
年份 一般图书零售比重销售额增幅
1992
53.3%
17.4%
1996
44.4%
43.1%
在这里我们还想提供另一组数据：1996年，图书总量约10万种，其中8万多种为一般图书，1万多种为教材教辅（注：《出版广场》 1998年第2期第35页。）。结合前面两组数据就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占图书品种总量80%的一般图书的销售额还不及仅占品种总量10%的教材教辅的销售额。可见，一般图书的经济效益之差，同时也可看出整个出版业对教材教辅的依赖。难怪乎有的出版社每年仅出几种一般图书用来装门面了。这样下去，出版业的路会越来越窄。
（3）出版体制出版的初始阶段还表现在出版体制上。 我国现在的出版体制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如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等。政企不分包括组织结构上的政企不分和管理上的政企不分，条块分割既指机构上的平均分布，也包括资源和市场的人为分割。所有这些都带有鲜明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在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潮流中显得极为不适，这些特征也成为我国出版向现代产业化方向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出版体制这一点上，国外发达国家选择的是更切合实际、更灵活的也是更能促进出版发展的体制。两相比较，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重新认识期刊出版
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期刊出版是整个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而言，其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过了图书。前文已经提到，日本讲谈社杂志收入占全社收入的68.43%， 大大超过了图书（只占19.86%）。 另一家日本著名出版机构小学馆的情况就更为突出，其期刊销售占到年总销售额的75%。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期刊的利润也占到了总利润的43%。
在我国，期刊与出版的关系呈现出另样的特征。第一，出版社基本不办刊，期刊出版与出版界分离，绝大多数期刊由非出版单位出版（即所谓的“主办单位”）。据《中国出版年鉴》统计，1997年全国共有期刊7916种，其中社办期刊约400种，仅占5%。平均一家出版社不到一种（全国有560家出版社）。第二，期刊在出版社仅处于附属地位。 据新闻出版署199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5%的被调查对象（出版社社长）认为：社办期刊赢利当然好，不赢利（即使亏损），也没有关系。他们认为社办期刊只是出版社出书的配角，其存在价值不在于赢利与否，而在于扩大出版社的知名度。社办期刊在这些出版人眼中成了“赔钱赚吆喝”的买卖（注：《社办期刊三大怪现象扫描》，《新闻出版报》1997年11月24日。）。
很显然，我国期刊出版没有占到应有的位置，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我国出版要向现代化、产业化方向发展，最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就是尽快占领期刊出版这块丢失的阵地。期刊出版应成为我国出版业新的增长点。
出版社办期刊最大的优势是体制上的优势。我国绝大多数期刊由非出版单位主办，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它造成了我国期刊出版和期刊主办不分、期刊出版主体不明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期刊出版资源和期刊市场均被人为分割，期刊成了一种寄生物，不能自立生存和发展（注：《我国期刊出版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出版科学》1998年第1期。）。我国期刊出版比图书出版更落后于世界和时代， 纯粹的商业期刊几乎没有，期刊的产业化发展还没有真正启动。在这种情形下，出版社办期刊还为时不晚，还可大有作为。同时，出版社办期刊可显示出其体制上的天然优势，出版社是真正的期刊出版者，是期刊出版的主体。有的出版社把期刊编辑部等同于图书编辑室，甚至两者合一，期刊编辑部在编辑出版上的必要自主权受到限制，这种做法其实是自捆手脚，把我们最大的优势化为乌有。
尽管出版社办期刊很少，而且大多数出版社不重视办期刊，但出版社办期刊还是显示出了明显的优势和实力。在新闻出版署确定的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名单（102种）中，社办期刊就有33种，占32.35%，这一比重绝对超过而且大大领先于其他行业和部门。另外，发行量居全国一二位的两种期刊，正是出版社出版的（《故事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读者》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把眼光从图书转向期刊，转向大众消费期刊和专业、时事期刊，让我们的出版社成为真正的出版社，让我国的出版业走上面向世界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化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