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性政治中的群体差异与资源借用：中产抗争与农民抗争的个案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论文,个案论文,群体论文,差异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的变迁——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策略的调整，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不断变化——不同群体的抗争诉求和行为方式也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早期的农民抗争主要针对农业税、强制性作物选择政策以及极端的计划生育控制实践等问题。近来，农民抗争更多的表现在抵制土地征用和对抗环境风险等。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城市群体性事件中，矛盾主要体现在旧城拆迁、房地产和物业纠纷、环境保护（邻避效应）等方面。（王小章、冯婷，2014；赵鼎新，2012） 对社会运动和抗争性事件的研究日益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下，不同群体的抗争策略会影响国家所采用的应对措施；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与策略又同时影响了抗争者的政治表述和集体行动的发展。这二者的互动最终导致了抗争的成败。（冯仕政，2004；应星，2007；刘能，2008；黄卫平、陈家喜，2008；Tilly & Tarrow，2006；黄冬娅，2011）在中国的语境里，相对于国家而言，农民和中产的弱势性显而易见。因此在关于中国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尤其是农民抗争中，“强vs.弱”对立的二维分析框架十分流行。“弱者的武器”一度被广为使用，并引发了各种延拓性的研究。这一概念是斯科特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他描述了马来西亚农民针对富人和基层政府组织的反抗策略，将其总结为“弱者的武器”，用以解释底层群体生存与反抗的逻辑。（Scott，1985） 这种“强弱”简单对立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单一抗争主体与国家的比较基础上。一旦研究问题拓展到集体行动中不同类型抗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时，这个框架就捉襟见肘了。首先，强弱是相对概念，取决于比较的参考点。中产阶级比传统的农民在资源、社会地位、法律地位上都更有优势。他们的抗争形式和策略都已经超越传统的“弱者的武器”所涵盖的范畴。但是，在权威国家中，鉴于运动组织的薄弱，很多抗争性事件具有自发性。在新媒介环境里，大量话语和符号可以同时在一个事件里存在竞争。而决定哪种话语具有最终主导性的往往是处于同情者位置的广大受众。（赵鼎新，2006）当一场社会运动的合理性需要民意评审时，中产阶级的“较强”身份反而没有优势了。 其次，在静态的“弱者的武器”的概念里，农民和国家的边界被假设为是明确的，因而双方的强弱对立清晰可见。但是，中产阶级与国家的边界在具体的政治过程里，在就某一事件或利益的政治博弈中，却不一定泾渭分明。国家及其社会控制机构中的很多单独个体，实际上也是城市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一旦抗争议题牵涉到这些单独个体的具体利益时，他们或许会利用其掌握的政治资源（虽然有限）来助推抗争目标的实现。 第三，鉴于研究视角的选择和适合做比较分析的实证案例的欠缺，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单一且割裂的：要么关注农民与国家的互动，要么聚焦于中产与国家的对抗。对这两类抗争比较研究的缺乏，割裂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联系，从而忽略了各阶层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以及该互动对抗争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因此，本文力图比较这两类抗争行为，以便阐释中产阶级、农民群体、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同样的诉求，从农民到中产，抗争形式和资源上有什么异同？媒体在这两类集体行动中的角色有何异同？这两类集体行动之间是否相互影响？从传统的“弱者的武器”到“现代化”的中产阶级集体行动形式库的变化对抗争结果有何影响，其根源何在？ 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我们深入分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广州李坑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抗议。该焚烧厂2002年12月正式动工，2005年10月运行，2011年开始扩建第二期，2014年扩建的工厂已经投入运行。目前是广州最大的垃圾焚烧厂。第二个案例是广州番禺区居民反对广州市政府在其周边兴建垃圾焚烧厂的计划。2009年年初，政府的选址动议引发附近小区居民的抗议，媒体大规模介入，2009年年底市政府宣布停建。对于发起抗议的中产阶级来说，潜在的威胁解除。对于李坑的农民来说，现实的威胁还在继续。这两个案例发生的时间相近，诉求相似，发生在同一个城市，是比较研究的理想案例。 下文首先简要介绍弱者的武器及其衍生框架，描述这两个案例的完整过程，并且在政治过程理论的框架下，阐释了不同群体在四个维度——抗争形式、组织、资源和话语——上的差异，进而解释为什么抗争者和国家的关系造就了这些不同，并最终导致了抗争结果的云泥之别。 一、问题的提出 在研究中国的抗争行为时，“弱者的武器”一度被广泛引用。这个概念是斯科特在研究马来西亚农民的抗争时提出。他描述了农民抗争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并将其凝练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Scott，1985）。鉴于国家在中国情境里的强大，学者运用和拓展弱者抗争所暗喻的反抗逻辑，解释不同类型的抗争行为。 针对农民抗争事件，李连江等（LI & O'Brien，1996）提出了“依法抗争”的概念，分析农民如何利用中央政策对抗基层政权，认为依法抗争是“踩线不越线”的抗争。农民群体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应星，2007）。于建嵘（2004）随后提出“以法抗争”的概念，指出有些地方的农民抗争已经具备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和政治诉求。在研究农民反对城市化运动的群体事件时，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弱者的韧武器”的概念，用以描述农民的非对抗性的抵制方式（折晓叶，2008）。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商品房业主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维权事件日益增多。地方政府的政绩驱动和市民生活质量诉求的冲突显现，多起以环境保护为诉求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比如2007年厦门市、2011年大连市的反对PX项目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虽然对中产抗争的研究角度更多样化，但是此类研究仍旧延续二元的“强弱”框架，把抗争过程描述为一场国家与中产之间的强弱对抗。陈鹏（2010）提出“法权抗争”的概念，将中产维权分为“上访维权”、“诉讼维权”和“立法维权”三种类型。“去组织化”成为城市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陈晓运，2012）话语塑造、组织能力、策略应用和政治机会结构等因素都影响抗争的结果。（俞志元，2012） 媒体的作用在城市居民的抗争中尤为突出。黄荣贵（2010）分析了互联网在城市居民抗争中作为动员结构、政治机会和框架化工具的多重作用。随着互联网从web 1.0向web 2.0的转型，集体行动的社会动员更为迅捷，网民群体拥有的话语权显著增加。（童志锋，2013）此外，媒体能协助弱者将其身份中所蕴含的道义上的优势（吴毅，2007；王洪伟，2010；王金红、黄振辉，2012）转换成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弱者维权事件需要通过媒体报道或者网络宣传，才能获取社会的认同和公众的支持，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这个过程与媒体的建构息息相关。（曾繁旭、黄广生、李艳红，2012）甚至有学者认为，弱者不仅仅采取日常抵抗的形式，他们还可以显性地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强调其诉求的合理性，同时能借“弱者”之壳保护自己。（董海军，2008） 已有的讨论大多针对一个特定阶层的抗争事件。由于缺乏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对中产阶级维权和农民维权的比较研究，两者之间的动态联系被忽略了。一旦将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与强势国家的联系纳入分析范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可以大大扩展。比如，黎相宜（2009）使用“框架借用”的概念探讨了弱势群体与知识精英面对同样的拆迁威胁时如何互相借用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从居住空间上衡量，中产阶级大多是商品房住宅区的业主。从职业上划分，这一群体包括政府官员、媒体工作者、知识分子、公司白领等。与农民相比，城市中产在社会资源、经济地位上有很大的优势。但在政府面前，中产阶级依然是政治上的弱者。甚至，由于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本身就是体制内人士，公然反抗的机会成本比农民更高。与此同时，这部分人又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个体，比如公务员、警察、媒体管理者等，是社会控制力量的组成部分。当政府意志和个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体制内的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有动力参与抗争。集体和个体之间的矛盾张力能重塑中产阶级对于抗争的政治机会成本及结构的认知。传统的政治机会结构研究通常关注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政治机会由国家的吸纳能力（政体是否开放）和政策执行能力（输出）决定。（朱海忠，2011；庄文嘉，2011；黄冬娅，2011；Tarrow，1988）当抗争群体和国家机器有了重叠时，政治机会结构会发生变化，进而可能对抗争结果产生影响。 本文借用抗争性政治的概念（Tilly & Tarrow，2006）和政治过程理论（Tilly，1978；McAdam，2010）来比较分析两个诉求相似的抗争行为：一个是李坑的村民抗议，另一个是番禺区业主的抗议。抗争性政治是由抗争行为、集体行动与公共政治的交集构成的。（Tilly，1995）抗争性政治中，行动者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利益，从而产生集体的、公共的诉求。而国家是诉求的对象、发起者或者是第三方。在政治过程中，国家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成员。前者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手段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而后者处于弱势并缺乏资源。（Tilly，1978）在我们的案例里，中产阶级的某一部分也是庞大国家机器的体制内成员，农民可视为体制外成员。以下，我们就分别从抗争方式、组织、资源和话语四个方面分析农民和中产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与国家的边界如何影响了这两类抗争的不同结果。 二、研究案例 按照时间轴，本文研究案例发生的脉络如下。 2002年广州开始规划兴建李坑垃圾焚烧厂。选址位于郊区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村。该村位于镇的东北面，距镇政府17公里，全村总面积9.6平方公里，总人口1613人。①垃圾焚烧厂平均日处理生活垃圾1040吨。 当地村民在修建垃圾焚烧厂的过程中有零星的抗议活动，无果，媒体鲜有报道。在2009年番禺区抗议修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中，李坑垃圾焚烧厂的遭遇开始走人大众传媒和网络。据百度百科，当时，“一份癌症统计数据开始在网上流传。垃圾厂建成后的5年里，永兴村癌症平均年发病14.31例，为建厂前的20倍”。2010年李坑垃圾焚烧厂开始扩建，二期项目日处理垃圾2000吨，规模超一期。至2014年，二期已经建成投产。②社会对李坑村民抗议的声援在番禺区宣布停建垃圾焚烧厂以来大大减少。李坑的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2009年前利用弱者武器进行抗争无效；2009年间因为番禺区的抗争备受媒体关注；2010年后又被媒体遗忘，垃圾焚烧厂扩建成功。传统抗争方式完全失败。 2006年8月25日，广州市规划番禺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的选址为番禺大石街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附近。随后几年，原本是远郊的番禺成为房地产热点，附近一些大型楼盘陆续建成。③和其他一线城市类似，这种新兴社区的业主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目前房价在每平方米两万元左右。 2009年9月23日，广州市有关领导宣布一个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绝无污染的垃圾焚烧厂会在上述选址马上动工。担心环境污染和房价下跌，附近居民开始了为期三个多月的抗议，成为重大的公共事件。鉴于舆论压力，政府最终表态停止在原来的选址修建垃圾焚烧厂。④ 研究人员先后于2009年、2010年和2014年在李坑和番禺区进行调查。对于李坑的第一次调研之所以在2009年，是因为此前大部分的市民都对这个垃圾焚烧厂一无所知。该处之所以走进公众视野，很大程度是因为番禺区的抗议事件。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也改变了政府随后修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方式，直至今日，余波未了。
三、抗争性政治中的群体差异和资源借用 （一）抗争形式：传统的对抗性vs.现代的表演性 集体行动形式库（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是指：“一个群体为争取共同利益在一起行动时可能采用的方法”（Tilly，1993）。行动方式往往受限于政府能力和民主程度（Tilly & Tarrow，2006）和抗争者的身份（曾繁旭，2015）。政权会对抗争方式设定界限，可容许的抗争方式是“有节制的抗争”；而被政权禁止的就是越界抗争（Tilly & Tarrow，2006）。在我们的案例里，李坑与番禺抗争方式明显不同。 李坑的抗争方式是传统的。对于李坑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过程，李坑的老居民L如数家珍： “当年政府征地建厂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反对的，而且也做过很多比较激烈的事情。我们曾经阻扰施工队的施工，曾经堵路。起初，村干部都没有在征地协议上签字，是镇干部签的。但是怎么反对也没有成效，垃圾焚烧厂还是建起来了。” 李坑垃圾焚烧厂建成已经数年，从2005年到2008年，李坑居民曾经多次上访，也多次向媒体反映情况，但是一直默默无闻。直至2009年9月到12月，这个村的“惨痛现状”才被众多传媒所关注。 在一篇2009年第三者的访谈中，记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多年来，村民多次抗议，没有一次赢，也越来越没有赢的希望。挫败感和羞辱感很强。一位老者说，曾经我们打啊！我们有锄头，有镰刀棍棒，但是他们对着我们连打三发烟雾弹，大家慌了。”⑤ 2010年，在番禺区逼停垃圾焚烧厂兴建计划之际，该村垃圾焚烧的二期工程启动。研究者在2010年七月、八月多次到访李坑，目睹二期工程正在大规模进行。在2010年后，广州的媒体只是零星的以很小的篇幅报道了两起村民抗议事件，⑥其一是村民用沙子堵路阻止扩建工程，其二是村民围住前往参观的政协委员的车抗议。⑦目前，垃圾焚烧厂的二期工程已经顺利建成。⑧ 如果我们把农民群体采取的方式视为传统的集体行动，那么熟悉现代媒介技术的中产阶级的行动方式可以视为相对“现代化”的形式库。番禺区的抗争始于2009年9月。当时，番禺业主开始在各个小区的上下班必经之地发送传单。传单中，有业主们自主搜集的关于垃圾焚烧的学术资料和科普知识。同时，居民们开始签署给政府有关部门的请愿书。但是这种传统的发传单、写请愿书的方式只是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收效不大。于是，业主们开始转向采用颇具冲击力的行为艺术。比如11月8日上午，一个女孩“樱桃白”身穿环保T恤、戴着与消防员类似的防毒面具、手举标语“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到处游历。她把一天的经历写成帖子《今天环保造型游地铁以及在夏滘派出所喝茶的经过》，被大量地转载到各个知名网站如天涯社区、新浪微博等，网友称其为“史上最牛环保妹妹”。⑨ 除了个人的行为艺术，抗议者其他一些行为则展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晒车。被访者X参加了两次晒车活动。 “10月底的一天，在一个大型饮食娱乐中心前停满了写着环保标语的车，一两百辆车蔚为壮观，什么车都有。而在《番禺日报》发了推进垃圾焚烧的文章后，那大家就更不满了。第二天就自发地把车停到了番禺区政府的门口。那些车里面什么好车都有，奥迪、奔驰、凯迪拉克、三菱吉普，等等，惊动了各级领导前来安抚。” 业主们这些有创意、能展示其经济能力的抗争行动，收到了区政府的积极回应，双方开始对话。对此，业主W说： “这个垃圾焚烧厂的计划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里面包括在这里住的人和在这里投资了房产的人，甚至包括买了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希望土地升值的地方官员。我们的要求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停建。尽管对方也很强大。但居民们都在或明或暗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有发传单的退休大妈、搞行为艺术的年轻人、晒车的老板、媒体的记者和领导、材料制作者、曝料者，等等。” “我们不是反政府，只是反对垃圾焚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部分业主如是强调。⑩在采访中，活跃的参与人士A也对作者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去政治化的观点，即不要把这起事件和“外部势力”介入联系起来。 简而言之，农民们采用的传统抗争方式着重于对抗性，而中产们采用的现代抗争方式突出其表演性。这种创新性的抗争表演固然与大众传媒的发展息息相关，更是根源于中产阶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他们对既有权力结构和政治成本的认知。第一，中产在近年来社会转型中既受益良多，也面临重重压力。(11)在市场化的改革中，中产阶级尽管需要承受激增的房价、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负担，但与此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资产增加，物质资源更加丰富，很多中产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小康”生活。中产阶级对社会稳定的需求使得他们的抗争是反具体政策而非挑战整个体制。行为艺术型的抗争使他们的诉求可以在国家容许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以便制造公众舆论。(12) 第二，中产们，比起农民们，对庞大国家机器的日常运作更加了解。在抗争早期，业主们散发传单和征集签名的行动很快就引来了不少警察。一名曾经在公安部门工作，已经退休的业主Z告诉作者说，他早就注意到了有便衣警察在关注这个事情。国庆节前两天，警察表示，要带几名热心分子回去询问情况。包括Z在内的几名业主被带上了警车。对此，Z表示，他并不担心： “广州的警察并不会乱来，更何况这里的业主身份复杂，可以说是藏龙卧虎。我们根本没有触犯法律，我知道他们问问就没事了。”在警察局呆了一两个小时后，业主们都平安回家了。 第三，中产与抽象概念里的国家之间的边界很难划分清楚：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或代理人很可能本身就是中产的身份。他们之间的利益重合使得这些国家的代理人在某些关乎中产普遍利益的抗争中可能成为潜在的搭便车者。这种身份边界的模糊性不仅会改变中产抗争者的认知结构，也使得国家—中产的互动明显有别于国家—农民的互动。比如业主Z在评论他被警察带去问话的经历时说： “谁知道这边的警察在这边有没有买房，谁也不愿意承担几十万的损失吧，说不定他们暗地里还支持我们呢。” 通常，学者从政治体制的开放性（输入）和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输出）两方面来分析政治机会。（Kitschelt，1986）在整体层面，中国政府有强大的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既表现在对社会运动的控制上，也表现在对体制内个人的控制上。在个体层面，政府具体控制行为的实施需要个体来完成。上述互动显示了中产阶级抗争中一定程度上被重塑的政治机会结构。体制内的个体，比如说警察、公务员、党媒的媒体人等，为自己的利益而抗争时，有了与农民群体不同的政治机会。中产阶级的个体可利用自己的政治能力（机会）来影响抗争的结果。这一点，在下文中还将有更多的展现。 如果说李坑居民的抗争形式跟传统的经典文献中描述的行为所差无几，中产阶级的抗争形式已经有明显的变化。蒂利认为一个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形式库有很大的稳定性，集体行动的创造性革新并不常见。即便有变化，这些变化一般是渐进和缓和的。（Tilly，1995；Tarrow，1993）李坑抗争和番禺抗争的比较修正了蒂利的观点。抗争策略的创新速度在不同抗争主体中体现不同。对于善于把握新事物、有更多信息渠道的人群，集体行动的形式变革和创新会加速和更加多元化。而对于对新事物不熟悉、信息资源较少的群体，集体行动的形式变化依然遵循传统规律。 （二）组织方式：集体行动vs.互联行动 组织一直是集体行动研究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Diani，1992）在我们的案例中，李坑居民和番禺区业主都没有成立正式的组织，但动员能力却截然不同。斯科特指出，农民通过非正式的反抗和隐藏的文本来规避组织化的对抗（Scott，1985）。这种去组织化的策略是基于对抗争对象的敬畏。而中产阶级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通过数字媒体而发动的集体行动大大削减了正式组织存在的价值，参与者不再需要通过加入一个正式组织来获得集体认同，网络联系的频繁使得业主们形成了一种更具弹性的社会网络。（Castells & Contractor，2011） 在李坑，如上文所示，零星的抗议活动时有发生，但基本上都是村民的“泄愤”行为，不是有组织的对抗。在2014年的调查中，村民B告诉调查者： “正式的组织肯定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成立个什么明确的上访组织。要是有什么正式的领导，肯定被政府盯上了。我们的村干部都是村里的强人，而且大家都是熟人，怎么可能明着成立一个组织，胳膊拧不过大腿的。” 在番禺，抗争的发起是在业主们的社区论坛。试图建造垃圾焚烧厂的消息迅速引起了附近区域的业主抗议。业主们在论坛上发布了很多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的二噁英的科普资料。调查中，业主S说： “会上网的人都不会轻易相信官方说的话，查查就知道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的二噁英。这是致癌的。对身体健康的考虑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对房价的考虑。现在这边基本每套房都过百万，就算是因为垃圾焚烧的因素下跌百分之十，也意味着超过十万的损失，大家能不急吗？” 有网友草拟了倡议书，并建议大家联合签名抗议。同时，网友们也自动将这些帖子发到了别的小区论坛。小区业主的QQ群开始活跃，各种消息实时传播。S表示： “这个过程其实也基本上全是自发的。住这边的人几乎家家都有电脑，特别是很多退休在这边养老的人，都会上网的。他们在这边都是图个环境好，退休前的职业很多是公务员或者教师，平时在一起聊天也很频繁，这个事情在大家晚上散步的时候就传开了。” 关于运动组织和抗争形式的关系，赵鼎新（2012：232-240）有一个理论假设：社会运动组织在一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该社会运动参加者就越有可能创新集体运动的形式。但是番禺抗争的成功说明了新媒体的运用能削弱运动组织和抗争形式的创新性之间的直接联系。番禺抗议事件的一个特征是去组织化：业主们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他们通过互联网建立松散的抗争网络。在运动成功之后，该松散的网络就不复存在（陈晓运，2012）。尽管参与者众多，但是运动中并没有挺身而出将自己公然立于政府对立面的领袖人物。“盲目地跟政府对抗，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甚至自己的家人。所以中产阶级永远有一个度。”（曾繁旭，2015：60） 尽管两起抗议事件中，都存在“去组织化”的现象，都反映了行动者对自身政治风险和成本的估计，但两者的内在机制却截然不同。李坑农民抗争依赖传统形式，他们的无组织性是基于自身组织能力的欠缺和对国家权力的敬畏。在传统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里，无组织的运动是因为缺乏动员能力。然而，番禺业主的抗争虽然也没有正式组织，行动却声势浩大，效果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起了一个组织媒介的作用，催生了一种新的行动逻辑：“互联行动的逻辑”（Bennett & Segerberg，2012）。该逻辑更加强调个性化的表达和信息的快速传播，并不依赖有形组织来构建群体认同。在互联行动中，信息交流和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组织过程，番禺居民的抗争在组织上展现了当代互联行动的特性。 （三）资源动员：缺乏媒体资源vs.多种媒体资源 资源动员理论中，社会运动如何吸取资源是核心问题（Edwards & McCarthy，2004；McCarthy & Zald，1977）。其中，媒体资源的重要性一直是焦点（Edwards & McCarthy，2004；Cress & Snow，1996）。正如蒂利（2009：116-117）在他的《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中写道：“自18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20世纪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扩展，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展示。”当下，正处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并行的时代，媒体的作用因此更加复杂和微妙。 不同人口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和组织在资源占有上存在大量的不平等，已经有很多的论述（Brüggemann，2014）。在这两个案例里，农民与中产所能动用的媒体资源的差异显而易见。梳理媒体的报道情况，陶达嫔（2010）指出：“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国内135家报纸的监测，中央级媒体、市场化媒体、地方媒体11月份关于番禺‘垃圾门’的报道篇数，分别是10月的3倍、9倍和6倍。”研究者利用中国知网的报纸数据库进行搜索的结果显示，关于李坑垃圾焚烧的负面报道在2008年之前几乎没有，在2009年和2010年达到高峰（陈阳，2010），2011年之后趋于回落，而在最近的2013、2014年，对垃圾焚烧的正面报道增多。在2009年10月到12月，以南方报业为代表的广州本地的知名媒体，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央媒对番禺业主的抗争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报道。《中国新闻周刊》等杂志有专题报道。(13) 广州的媒体人历来以其自由主义倾向闻名。然而不同于他们通常的“非主动性的自由”态度（inactively liberal）（Lin，2010），在番禺抗争中，媒体人积极介入，因为在番禺区的业主中，媒体人等各种专业人士占据了相当的比例。(14)除了在传统媒体的报道，网络媒体（自媒体）也颇具声势。比如，中山大学的郭巍青教授的博客《李坑垃圾焚烧厂考察记》在当时广为流传。(15)文中，他提到“癌症患者突然增多，是他们的最大阴影。另外，难以忍受的是气味，一种特殊的臭。我大概是特别不能耐受，在现场呆了20分钟不到吧，便觉得有点发晕。是不是这就吸入了著名的二噁英？”同时，他发现，“番禹的白领们上网，论坛和博客上的讨论火爆激昂。但是永兴村（李坑垃圾焚烧厂所在地）的村民不会这一手，也就没有对外传播的主动权”。郭巍青的发现折射出了两个群体媒体利用水平的显著差异。而实际上，郭本人的身份——中山大学公共管理领域的知名教授，就能某种程度上决定这篇观察的分量。 在大众传媒的描述中，番禺区的抗议被誉为理性抗争的典范。《南方人物周刊》以番禺业主为封面人物，刊文《番禺业主：用理性和行动保卫家园》(16)写道： “业主们知道，自己找到了那条合理合法的途径。在网上，业主们利用一切的可能渠道来宣传。无论是新浪微博、开心网、天涯社区还是“江外江”，(17)随处可见业主们自己制作的相关情况介绍。他们有着中产阶级特有的审慎与理性。” 对比来看，2014年，研究者再次造访李坑，询问村民是否会使用微博之类的工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一位刚从大学回到家过周末的年轻人X说： “说实在的，现在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来生活的老的老，小的小，能用这些时髦玩艺的人太少了。话又说回来，这里毕竟离城里很近，村里来回的年轻人也不少，也有人使用好手机，能上网，用那些时髦的玩艺。包括我，我们也用微信、微博。不过发这些根本就没用。那些网络大V发条微博就转发好几百，阅读量很大。像南都的粉丝一百万，关注我们的几十个朋友而已，发微博一点意义都没有。” 上述过程中，中产阶级充分展现了他们所掌握的媒体资源的力量。而李坑村民既无法在大众传媒制造舆论，也无法有效地利用网络来表达诉求，其影响力完全掌握在外界的手中。媒体是更关心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还是更关心精英群体？在中国的语境下，新闻媒体往往站在抗争者一边，采用比西方媒体更激进的方式报道抗争（林芬、赵鼎新，2008），同时，很多媒体人为了体现社会责任，往往以关心弱势群体为己任（潘祥辉、赵鼎新，2012）。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媒体应该在番禺工程停止后继续关注李坑。然而本文的案例表明，在特定条件下，媒体在社会抗争中的表现会遵循“理性选择”的逻辑。番禺案例中，利用弱者的遭遇来证明垃圾焚烧的有害是贯穿始终的核心逻辑。对于垃圾围城的现实，一个事实是，如果别处建了垃圾焚烧厂，自己家门口建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而对于大量居住在番禺，与之利益攸关的媒体人来说，逼停番禺区的垃圾焚烧厂并且让这个动议不再成为威胁，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四）媒体文本与资源借用：单一框架vs，多元框架 中产阶级对媒体资源的掌握不仅决定了媒体报道的数量，而且影响着媒体如何报道。对案例中的媒体文本的分析表明，在支援番禺业主抗争的报道中，其文本的重点有阶段性的改变，是一个多元的框架。 在番禺业主的抗争中，房价是个重要因素。在2009年9月和10月，各大网站的广州房地产频道都刊发了对兴建垃圾焚烧厂波及楼市的担忧，类似“垃圾焚化厂兴建箭在弦上，番禺楼市成交量跌两成”的文章比比皆是。(18) 《南方人物周刊》事后总结说，丽江花园内的三家房产中介表示，“刚刚传出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时，房价小幅下跌了一下。之后就恢复正常了，价格基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番禺的业主们自发地团结起来，抗争到底，绝不抛售”。(19) 尽管业主有所行动，但政府的态度没有软化的趋势，官方的环评报告认为，垃圾焚烧不会影响周边环境。11月5日，《番禺日报》头版刊登文章《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心工程》。(20)为了寻求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驳倒政府的观点，业主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进一步收集垃圾焚烧危害的证据上。 与之相对应的是，随着番禺区业主的关注，李坑从默默无闻到迅速登上各大媒体的显要版面。例如，《南方人物周刊》有长篇报道，“村里这几年患癌症的人数在逐年递增。村民们没有过具体的统计，只知道，‘死的人明显变多了’。还有些刚出生的小孩，得了一种说不出的怪病，长得畸形”。 《中国新闻周刊》在11月底发了长篇文章《李坑，我们为你难过》，披露了一份引起广泛关注的癌症死亡名单，“焚烧厂的烟囱冒出的是带着焦味的古怪气息，弥漫全村。2006年垃圾焚烧厂开始运转后的短短3年间，这3个村社一下子出现了13例癌症病人。第14社尤其严重，只有300人，但已在2006-2009年间有10人死于癌症”。“恶臭、粉尘，还有半夜的噪音，是最可见可感的污染。负责李坑垃圾焚烧厂营运的法国威立雅公司，也曾因村民的投诉于2009年8月31日写了道歉书。”(21)11月，《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22)在此期间，《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广州媒体一直全程跟进垃圾焚烧事件，多次配发评论员文章。 在这个阶段，媒体文本已经由利益为主的房价框架转变为以健康和环保为主的生命框架，其主要诉求点是以李坑的遭遇证明垃圾焚烧的有害性。声势浩大的媒体报道并没有阻止垃圾焚烧厂兴建的步伐。11月底，市政府主管官员L在新闻发布会上仍态度强硬地称广州市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焚烧发电。(23) 12月初，网上披露，专管官员L跟承建垃圾焚烧厂的广日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已查清，坚决要求垃圾焚烧的广州副秘书长L和垃圾焚烧利益集团存在密切关联，其弟是垃圾焚烧控股公司广日集团物流公司总经理，其大学刚毕业的儿子是垃圾焚烧投资商广州环投公司采购部经理。”12月4日，《南方都市报》证实了网络传闻，并用三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垃圾焚烧背后的利益链条。(24)南都的报道详细计算了垃圾焚烧合同的收益率，揭露了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占用广日集团的轿车，并且描述了有关公司获取巨额收益的过程。对此，媒体人S的看法是： “南都的这篇文章可谓釜底抽薪，这种指名道姓的行为是十分罕见的。以前大家还在讨论垃圾焚烧到底有没有害这样的问题。官方的口径都是在强调垃圾焚烧采用欧盟标准、用严格的环评措施保证无害，并且一直说要推进番禺区的垃圾焚烧。南都干脆不再争论这些问题，转而用这篇文章告诉推进垃圾焚烧的相关方面，我们知道这背后是什么，大家不用再说套话了。揭露潜规则实际上是亮出了底牌。推进垃圾焚烧的个人仕途风险陡增，因为这篇文章一看就不简单，里面的数据和内部交易细节都很清楚，如果L继续出来推进垃圾焚烧，而继续被媒体穷追猛打，那后果可能十分严重。” 在这个阶段，南方报业打破宣传潜规则，利用内幕消息，揭露了可能的权力贪腐。媒体文本转向更具挑战性的体制质疑。这一转变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随后，垃圾焚烧被官方宣布暂停。政府的回应是“以后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形成共识，要大多数周边的人同意才行”。(25) 民意，至少在表面上，成了双方的共同话语。一旦番禺的危机解除了，关于环境保护的普世诉求和对涉嫌贪腐的质疑就慢慢淡化，逐步消失。与此同时，李坑的垃圾焚烧厂开始扩建。2010年，作者在李坑调查的时候，村民A说： “垃圾焚烧离他们有三公里，还只是规划，就被阻止了。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还要不停地扩建。我们最近上访了多次，都没有下文。我们跟前段时间经常跟我们联系的各大媒体记者打电话爆料，也没引起什么反响。以前，媒体天天来找我们，报道我们的难处，说要帮我们主持正义，留下了他们的联系方式，还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上网，大家好像统一战线一样，现在他们的停了，我们的扩建了。你想想，如果他们拿出当时的热情来帮我们，我们这边扩不了，他们这边建的可能性反而会加大。今天他们的做法也是正常的”。 事实上，根据番禺区居民和媒体描述的资料，特别是癌症死亡名单，如果属实，足以触目惊心，让人觉得李坑垃圾焚烧厂应该马上关闭。在当时，番禺区的居民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网络论坛上有帖子称，“一天不停止所有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我们的运动就一天都不会停止”。“如果我们不再关注李坑，我觉得我们只是一些小丑。”(26)尽管番禺区的居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帮助李坑村民，教他们上网，留联系方式，但总体而言，这种互动在番禺业主们的威胁解除后就基本停滞了， 在整个过程中，农民群体在媒体中的形象是单纯的受害者；而中产抗争的媒体文本则呈现出经济、道义和政治的多重框架。在针对集体行动的媒体分析中，常用的框架理论仅仅分析了动员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借用（Lim，2013；黎相宜，2009）。而上述过程则说明，在一定的情境下，资源，特别是道义资源，是可以转化和借用的。这种转化的能力取决于其他资源的掌控能力。在上述过程中，中产阶级拥有各种资源。政府强调垃圾必须就地就近解决，环评通过的情况下，担忧房价下降显然不足以成为一个有道义的理由。于是，他们开始寻求垃圾有害的证据，非常详尽而又震撼地描述了李坑村民的悲剧。本应该是属于弱者的道义资源被“无缝”借用了。一个推论是，道义资源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和其他的资源，比如文化媒介资源、物质资源等相结合。阐明这一点，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下中产阶级抗争和媒体报道的模式。 （五）小结 综上所述，两个群体的维权资源、抗争方式、组织动员、媒体报导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结果的显著不同，如表2所示：
在垃圾焚烧受益方（如承建者广日集团、有关政府部门）、媒体、番禺居民、李坑村民四者之间的互动中，李坑村民所遭受的损失被垃圾焚烧受益方极力掩盖，而被番禺居民和媒体极力放大。而结局颇有灰色幽默的味道，垃圾焚烧受益方和番禺居民之间最后的妥协以李坑村民的利益进一步受损为代价。 四、总结与讨论 有别于针对单一类型抗争行动的研究，本文对两个相互交织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摈弃了简单的“强弱”二元对立视角，把抗争行为分化成两个具体过程：一个是行动主体如何借助媒体获取民意支持；另一个是行动主体如何在国家的既定控制结构里合理化自己的抗争，促成政策改变。中产阶级在这两个过程中，一方面依靠他们的资源强势向“更弱者”借用道义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在面对更强大的国家时，利用他们作为体制内成员的优势，通过协商抗争的模式建构抗争的合理性。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中产阶级、农民群体、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弱者不弱，强者不强”的博弈过程，形成了中产抗争和农民抗争在维权资源、组织方式、抗争手段、媒体利用等方面的差异，展现了传统抗争和现代抗争的区别。 首先，中产阶级与农民阶层行动形式库分野明显。从时间维度看，李坑村民的行动方式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民的形式选择方式区别不大，采取仍是上访（信访）、堵路、政府门口静坐等传统形式。而番禺区居民尽管也散发传单，但没有选择上访等抗争形式。他们的抗争形式“现代化”，比如行为艺术、网络宣传、媒体质疑、晒车、曝光内幕，等等，通过各种相对平和的形式向利益冲突方展示自己的能力。相对于弱者的武器，中产的武器更多元化，具有去政治化的表演性，有能力塑造多元的话语结构和利用媒体来表达民意。在中产的抗争下，政府更可能做出“顺应民意”的回应，这种互动比简单的对抗更有成效。 与不同的集体行动形式相对应的是资源动员能力的差距。不管是从所掌握的资源价值还是这些资源在必要时能被调用的程度，番禺居民和李坑村民都差异明显。对各种各样的经济资源、网络资源、媒体资源和政治资源等的充分利用是番禺居民能够采取各种行动的基础。当然，简单地从资源动员的视角来分析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上访等传统形式往往需要更多的物质资源，而行为艺术或者发一条能吸引人注意的微博并不需要多少传统意义上的资源，但是李坑村民根本不会想到这种行动形式。 道义资源的借用加深了对弱者抗争中道义经济逻辑的理解。尽管中产阶级相对农民而言，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都占据优势，但是相对于政府而言仍处于弱势，其公开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本甚至更高。但与此同时，他们很难利用“弱者”的身份来赢得道义上的资源。道义资源借用于是成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做法。本研究中，中产阶级利用弱者的道义资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目的达成后又放弃对弱者实际权益的争取，做出了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对中产阶级抗争的进一步分析能扩展对政治机会理论的理解。政治机会结构的分析框架中，以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吸纳能力或压制能力为核心的外部政治环境因素是决定抗争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Tarrow，1988；Kitschelt，1986）本研究指出，一些政治情境下，国家机器和抗争群体不是完全截然对立、此消彼长的两个方面。城市中产阶级的诸多个体是政府机构中的一分子。作为个体，他们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这与他们所服务的政府利益冲突。同时，作为体制内的一员，在现有的政治规则下，他们无法公开地反对作为整体的政府的决定。这一矛盾的存在，使得中产阶级抗争中，政府中的实际参与个体有意无意地提供信息，缓和行动，甚至乐观其成。在此过程中，这些个体并非被动地搭便车或者围观，而是利用自己的身份暗中推动抗争的进展。在中产阶级的抗争中，国家机器和抗争群体在个体层面有相当的重叠性，中产阶级群体能够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如宽松的执法尺度）、媒体资源（媒体的倾向性报道）、信息资源（内部政治信息的透露）等来扩展抗争的政治机会。加入了这一变量的政治机会结构能有效影响抗争的最终结果。 此外，当下的“互联行动”在组织上与传统的“集体行动”有不一样的特质。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个性化的表达是一个趋势，传播范围广而快，而这个交流和传播的过程就是集体行动的催化剂和组织中介。（Bennett & Segerberg，2012）从组织动员的角度分析，传统的集体行动和当代的互联行动是两种迥异的行动逻辑。在中国，网络是否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中产阶级利益诉求的组织方式？传统的组织模式在网络时代会有怎么样的发展？这是值得进一步挖掘的课题。一个研究假设是，网络能在特定的情境下取代组织的功能，甚至能够突破组织边界的限制，更有效地集思广益，整合各种信息，来完成集体运动形式的创新。 有些学者把当代（西方）社会称之为社会运动社会。（冯仕政，2003）社会运动社会的形成首先来自西方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西方社会在治理激进社会运动的同时，给予其他社会运动一个合法渠道，随着社会运动地发展，国家给社会运动或者集体行动提供的合法空间也逐渐加大。在合法渠道下发展的社会运动在与国家反复打交道的过程中越来越熟悉和遵守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使得西方社会运动在二战后逐渐变得常规化和制度化。（赵鼎新，2005）上述研究至少提供了一个案例：相对温和的抗议行动是如何成功地改变了政府决策。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对集体行动的应对经验逐步增加，将其制度化的能力能否相应加强，值得进一步关注。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其评论对提高本文质量有极大的帮助。 ①参见官方资料http://dizhi.by.gov.cn/manage/zjgk.asp?title=%CC%AB%BA%CD%D5%F2&id=28。 ②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373458.htm?fr=aladdin。 ③根据媒体梳理，番禺大石街会江村附近十公里内知名住宅小区有丽江花园、太子花园、祈福新邨、天龙山庄、华南碧桂园、雅典花园、华南新城、锦绣香江、广州雅居乐、南国奥园。 ④参见http://www.baidu.com/link?url=KoKCl7V3P_VpCh9MB8GKWR-J60sjtHuyGtJ5C3Ddm71MVYBPxQ7AHVbPpskffn-Q1O1Oc501dqbSw027MXtgHq。 ⑤参见中山大学的郭巍青教授的《李坑垃圾焚烧厂考察记》，http://852619147.blog.163.con/blog/static/12653649120091178303948/。 ⑥参看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0/07/15/185272.html。 ⑦参看http://club.dayoo.com/read-viewpoint-964207.htm。 ⑧参看http://www.buildinfo.com.cn/news.do?method=info&id=71998。 ⑨参看http://gzbbs.soufun.com/2811022447～-1～439/54959015_54959015.htm。 ⑩参见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1-01/214819383652_2.shtml。梳理国内媒体对番禺居民的报道，所有居民接受采访时都没有出现反政府、反体制的话语。针对垃圾焚烧的危害就事论事是主流表达。 (11)瑞士信贷银行14日发布的《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在全世界所占的比例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一倍，目前达到三分之一。这三亿人家庭资产都超过百万人民币，掌握着相当大的经济力量。参看http://finance.sina.com.cr/china/20141016/095320555585.shtml。 (12)参见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1-01/214819383652_2.shtml。 (13)后续文章中，作者有关于媒体报道的详细内容分析和对此的阐释。 (14)广州是一个传媒业非常发达的城市，根据调查者的实地了解，相当多的媒体从业人员住在番禺这个新兴的住宅区域。 (15)参见http://bbs.tianya.cr/post-329-165486-l.shtml和http://852619147.blog.163.com/blog/static/12653649120091178303948/。 (16)参见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1-01/214819383652_2.shtml。 (17)当地有名的一个小区论坛。 (18)参见http://gz.house.163.com/09/1028/08/5MMSRKU700873CN6.html。 (19)参见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1-01/214819383652_2.shtml。 (20)报刊电子版参看http://pyrb.dayoo.com/html/2009-11/05/content_755062.htm。 (21)全文参见http://xwzk.qikan.com/ArticleView.aspx?titleid=xwzk20094409。 (22)参看http://space.tv.cctv.com/act/article.jsp?articleId=ARTI1258939257643229&nowpage=3。 (23)参看http://news.dayoo.com/guangzhou/200911/22/73437_11348947.htm。 (24)参看南方网，http://house.southcn.com/f/2009-11/25/content_6495283.htm。 (25)http://www.dayoo.com/roll/200912/21/10000307_100635664.htm。 (26)参见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番禺力量》，http://www.infzm.com/content/3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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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政治中的群体差异与资源借用&以中产阶层斗争与农民斗争为例_广州番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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