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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4-0052-08
“兴”是孔子以“用”论《诗》的重要内容之一：“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 后世对此说作了诸多阐释、推演。本文不拟对此作全面论述，而特就诗歌之为何大盛于唐，从进士文化与“诗可以兴”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兴，起也”与汉、唐之别
“兴”的本义是“起”，《说文》：“兴，起也。”②《诗·卫风·氓》：“夙兴夜寐，靡有朝矣。”郑玄笺：“早起夜卧”③，此“兴”即其本义。汉人包咸努力体会孔子所说的原意以解释“兴”，曰：“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④ 他从《诗》的美感和教育作用立论，基本符合孔子的原意，因为从上引孔子的话来看，确实是先言修身，再言事父事君的。
就“兴”的本义言，无论诗人之“起”，还是诗歌之“起”，唐代都最能体现之。历史上常将汉、唐并称，而在诗歌的发展、成就上，两代显见不同。
纵观汉代，诚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高祖尚武，戏儒简学……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沈，亦可知已。”⑤ 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柏梁展朝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⑥，“遗风余采，莫与比盛”⑦。但即使是武帝“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⑧，也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士人多以通经登上仕途，或辅以献赋一路，相比之下，诗人的地位是不及经师和赋家的。此后，“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⑨，虽非不重文士诗人，但相较而言，东汉诸帝都更重儒生，“明帝叠耀，崇爱儒术”⑩，“迄至顺桓”(11)，“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12)，“华实所附，斟酌经辞”(13)，皆能证之。可见，终汉之世，儒学始终在文学尤在诗歌之上。
汉代虽有乐府的繁盛，后来又有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无名诗人之作，但仍然是“诗思最消歇的一个时代”(14)，直到汉末，才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15)，因此而能造就出“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16)，“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7)，遂有了建安时期诗歌之“兴”。由汉末的历史可知，诗歌的兴盛尽管与儒学的渐衰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却是曾发生过的历史。
汉代独尊儒学，哲学史家冯友兰因此将其定为经学开启的时代，而此前的先秦则是子学的时代(18)。自汉末以来，儒学经由了中衰而再兴的变化。皮锡瑞指出了汉末之变：“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之间，党祸两见，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扞文网，固已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矣。”(19) 而《南史·儒林传》则对魏晋时“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20) 的情况所述甚详。南北朝时期，属于皮锡瑞所说的“经学分立时代”(21)。隋朝统一全国后，南北儒学合流，隋初的牛弘，后期并称的刘焯、刘炫，都是著名的儒家学者，隋末王通聚徒讲学河、汾间，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隋文帝纳牛弘之议，征集儒家经典，虽晚年废学校，隋炀帝继位后随即恢复之，并大力搜集、整理经籍。唐太宗称帝前已尊崇儒学，置秦府十八学士，即位后更大倡儒学，命颜师古考定五经，令孔颖达著《五经正义》，统一注释，以颁行天下，陆德明《经典释文》亦通行于世。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22)，“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23)，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24)，但“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25)，儒学为之再盛。
诚然，唐朝是重儒学的，但又兼崇道、释，此期的儒家学说不具汉武帝时所确立的独尊地位，从特定的角度理解，皮锡瑞所说的“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26)，是有道理的。汉、唐虽皆因国力强盛而并称，但在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上却显见不同。儒家学说地位有异，选官方法复又不同，这是两代的主要之别且影响诗歌至巨者。本文论后者。
汉武帝以建太学、行察举来选拔人才，延续至汉末。曹丕纳陈群之议，行九品中正制，迄两晋南北朝而不变。而唐朝则取隋炀帝所行的科举制，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西汉的官吏选拔以察举为主，辅以荐举、辟署、征召、纳赀等方式。察举即察廉举孝，先由地方推举，再经考试策问，以决定任用。由于地方推举易生弊病，导致被推者名实不符，所荐非人。而无论是皇帝或公卿的辟举、征召，也易为特权者所得，至于以物买官的“纳赀”，则更是富家子弟所专有。东汉的选官，除察举外，还有郎选、召辟、贡举、特召、射策等名目，但实际上与西汉大同小异，且到后期贿选成风，十分腐败。
曹魏以中正考察选人，初始愿望是好的，但行之愈久，弊病亦出，正如尚书仆射刘毅上疏晋武帝所说：“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7) 由于重在门第，因此，左思感叹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咏史》)这确实是喊出了才秀人微的数朝庶族知识分子的不平之声。
唐太宗本着抑旧姓高门而崇新朝勋业的宗旨，修订《氏族志》，将五品官皆升士流，且又推行科举，以选拔人才。武则天掌权后，出于政治需要，极力排挤唐宗室和旧功臣，下达《求贤制》，推行无隔士庶擢用贤才的方针，遂使一批布衣得以进入政权，她还大力推行科举，从制度上加强了保证的举措。
科举制努力将重门第扭转为重才学，大异于六朝，不需经过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士子们怀牒自列，自由竞争，仕进之门大为打开，这一制度虽也有种种缺陷，但大体说来，其历史进步性是显见的。《唐摭言》较为公允地总结道：“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斯乃名实相符，亨达自任，得以惟圣作则，为官择人。有其才者，靡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孙公子！莫不推理画一，时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众矣。”(28)
若进一步考察唐代的科举，进士科更在明经之上，也因此带来重文学更甚于儒学的变化。难怪以诗文自诩而又学兼道、侠的李白，虽无意于走科举道路，却对儒学颇为鄙视：“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李白《嘲鲁儒》)高适亦云：“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
唐代行科举，最重制科，其名目至多，随时不同，即使中进士者，也应制科。此外，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项。因制科每次仅取三数名，且非岁岁举行，对仕途无甚影响，又由于贞观后秀才科废，明法、书、算较为专门，因此，士族所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二者相较，进士较明经更难考，因此人谓之：“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9)
以陈寅恪所见，武则天为夺权之需，摒弃唐初以来的关中本位政策，遂行破坏府兵制及推行进士科两件大事，后者：
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30)
“大崇文章之选”体现在进士科的以诗赋取士。虽说诗赋取士的起始时间，学界有不同说法(31)，但是，以武则天开始大崇文章之选，是基本正确的。武后之前唐诗已经兴盛，初唐四杰即出现在此期，到玄宗时，诗歌更为之大盛。由武后而至玄宗，跨越了被称为唐诗四期中的初唐与盛唐，并不是偶然的，文章之选、诗赋取士，应有很大的作用。
对于唐代诗歌的发达与进士制的关系，前人曾多次论及。如杨万里曾说：“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32)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也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33) 明人黄淳耀更从诗人之众而论：“唐世以诗取士，上自王侯有土之君，下至武夫、卒吏、缁流、羽人、妓女、优伶之属，人人学诗，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诗人易以得名。”(34) 以上所说虽有片面处，专门之学也未免过于拘泥，但唐朝诗歌的繁荣与科举并非全无关系。至少可以认为，汉唐相较，显然是后者更重视诗歌。
虽说也有不少人质疑诗赋取士与唐诗发达的关系，但倘若并非仅从二者的直接关系上立论，而是就进士文化的角度而言，至少在“诗可以兴”的意义上颇有可发掘者。
二、进士文化与“感发志意”
由于重才学而非门第，政治对庶族开放，诗赋取士更使得富于文才者满怀希望，唐代进士制促使诗人之“兴”而“起”，诗歌的“起”而盛，成为了必然之势。
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加以制度的保证，进士制所造成的进士文化，确与唐诗的兴盛密切相关。因而擅长诗文者具有了进入统治阶层的可能，也赋予了诗人“可以兴”的另一重要涵义。
本义为“起”的“兴”，在后来的诠释中，逐渐被认为是兼及主客观的“感”而“发”之义。挚虞《文章流别论》以“有感之辞”(35) 释“兴”，贾岛《二南秘旨》也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36) 王安石《诗义》卷一作比兴之别曰：“以其所类而比之，之谓比。以其感发而况之，之为兴。”(37) 明人郝经《毛诗原解》也说：“意象附合曰比，感动触发曰兴。”(38) 当然，最具权威性的还是朱熹所言，他将“兴”释为“感发志意”(39)。“感发”即“起”，且是不能外现如夙兴者的志意。朱熹的解释可谓坐实了包咸所说之“起”与修身之间的关系，即“志意”之“感发”而“起”是修身的第一步，进而则可推知“感发”的又一义：因诗人具有了“事君”的可能而为之鼓舞。
若从“感发志意”论“诗可以兴”，主要可从两方面寻绎其与唐代进士文化之间的关系。
其一，因进士科所行的诗赋取士，使得诗人的“感发志意”具有特殊的涵义和指向，从而也形成了进士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
“兴”以“起”为本义，此外，尚有推举与起用之义。《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郑玄注：“兴，犹举也。”(40)《礼记·中庸》：“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郑玄注：“兴，谓起在位也。”(41) 若将以上二义与“感发志意”相结合，可见唐代诗人的“感发”是事出有因，是有特殊指向的，因为唐朝诗人之“举”而“用”是此前各代所未有的。如果说古代曾有过《周礼·地官·遂大夫》所说的“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甿”，如郑玄注“兴甿，举民贤者能者”(42)，还是被动地等待举荐，那么，此时受到进士文化的感召，士人们则是主动地“兴，起也”(43)。由于诗赋取士，诗人几可与士人划上等号，制度文化之变使得诗不仅用于内修，更应是“感发”实现怀抱、追求功名的“志意”之体现，使孔子“诗可以兴”的原意从兼及内外的修身与事父事君，转向了单侧的外王。
虽说魏徴在“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时，发出了“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抒怀》)的遒劲声音，虞世南也有“焰焰戈霜动，耿耿剑虹浮”(《结客少年场行》)之作。但是，唐太宗时期的文人多从隋朝过来，太宗本人所好在宫体诗，初唐的诗歌还带着齐梁的惯性，因此，确如闻一多所下的判断：“从高祖受禅(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44)
如果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歌主要是奉和、游宴之作，那么“感发志意”则多见于虽非进士出身、却是进士文化初成期的初唐四杰。
“四杰”作为新时代的先驱，表达了不愿“憔悴于圣明之代”(45) 的共同愿望。门第观的改变唤醒了庶族知识分子内心的壮志，既然贞观时“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46)，自己也应以“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47) 自励。因此，进文章，显材术，目的在于为卿相，拾青紫，诗中所“感发”的志意自是十分明确。
盛唐时期是诗歌的鼎盛期，也是最见诗人“感发志意”的时期。进士出身的张说历仕四朝，三度拜相，“忽惊水上光华满，疑是乘舟到日边”(《和尹从事懋泛洞庭》)，“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过庾信宅》)实为其自况，当然更不乏“胜敌在安人，为君汗青史”(《送李侍郎迥秀薛长史季昶同赋得水字》)的志向。诗人们满怀自信：“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李泌《长歌行》)李峤的咏物诗《剑》云：“我有昆吾剑，求趋天子庭……倚天持报国，画地取雄名。”李颀也说：“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送陈章甫》)“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缓歌行》)王维自称：“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少年行》其二表达了他“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志向。杜甫也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岑参则“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尝自谓曰：云霄坐致，青紫俯拾。”(《感旧赋》)曾与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同登慈恩寺塔的薛据，诗名虽难逮诸人，却也有“明时无废人，广厦无弃材。良工不我顾，有用宁自媒”(《怀哉行》)的信念。
以上所引，足证诗人们积极入世、自我期许的志意，虽不免夸饰而至于太过，但同汉魏至齐梁文人相比，确与那种只能充当幕客的依附心理显著不同，其“事君”的愿望十分强烈，“外王”的色彩极其显见。
其二，诗人“起”而有作，“感发志意”遂成为诗的基础，也是诗中的主要内容。
以四杰言，卢照邻“常思稻粱遇，愿栖梧桐树”，有“谁能借风便，一举凌苍苍”(《赠益府群官》)之志。骆宾王虽感叹“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帝京篇》)，但在怀才不遇中并未泯灭其入世建功精神。杨炯《紫骝马》托物言志：“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这些，都可证他们所作诗是以“感发志意”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
“四杰”自负才情，任侠使气，虽生活在进士文化生成的时代，却未能成为进士，多在任职京城不久就遭迁谪。但并不因自己的不遇而消沉，而在嗟叹岁月蹉跎中仍曲折地“感发志意”，在他们行旅、边塞、怀古、咏史诸多题材的作品中，都充盈着不平之气。
陈子昂出身进士却异于宫廷进士诗人，王夫之以之为“驾马周而颉颃姚崇”(48) 的人物。他文行合一，立志报国，“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感遇》)，以鬼谷子事表达“岂徒山木寿，空与麋鹿群”(《感遇》)之意，赠人亦以“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送魏大从军》)相勉。他曾从武攸宜北征契丹，却如《感遇》所说，“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但恨红芳歇，凋伤感所思”。即使难以建功立业，仍然时有壮志难酬的表达。
盛唐时期，受到时代的感召，诗人对于自己的前途未免过于理想化：“忽从被褐中，召入承明宫。圣人借颜色，言事无不通。”(卢象《赠程秘书》)李白是很有这种信念的，在进士文化业已生成的时代环境中，他不愿踩着常规的进士阶梯拾级上行，而以大鹏自喻，“寄言燕雀莫相啅，自有云霄万里高”(《观放白鹰二首》)，自信“天开青云器，日为苍生忧”(《赠清漳明府侄聿》)，希望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49)，或者：“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赠何七判官昌浩》)与李白相似，高适既不愿为章句宿儒，也不走寻常的进士之路：“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他爱交游而选择从戎：“少时方浩荡，遇物犹尘埃。脱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单车入燕赵，独立心悠哉。宁知戎马间，忽展平生怀。”(《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以李白、高适为代表，与向往成为进士的诗人在“感发志意”上并无区别。
安史之乱造成了社会的极大破坏，同时也粉碎了贵族政治，中唐以后，庶族出身的诗人成为进士者渐多，而进士也成为诗人的一大情结。直到唐末，翁承赞《题槐》还写道：“雨中妆点望中黄，句引蝉声送夕阳。忆昔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身为女子而不能赴考的鱼玄机曾感慨：“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唐季的聂夷中，乃有《长安道》之作，可见奔竞以求名利者之多：“此地无驻马，夜中犹走轮。所以路傍草，少于衣上尘。”
成为进士，踏上仕途，实现抱负，确实是诗人们的普遍向往，虽说后来逐渐异化为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志意”为之变质，但借诗而“起”，“感发”其志应是贯穿了整个唐代的。
三、“兴于诗”对“成于礼”的突破
孔子以“兴”论诗，除了上引《论语·阳货》的一段话以外，尚有《论语·泰伯》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0)，这里显然是将诗、礼、乐视作提高人的道德修养的手段，和相应的必经阶段。朱熹《集注》认为：“诗本性情……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如此而得之。”(51)
清人李塨《论语传注》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诗》之为义，有兴而感触，有比而肖似，有赋而直陈，有风而曲写人情，有雅而正陈道义，有颂而形容功德。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学之而振奋之心、勉进之行油然兴矣，是兴于“诗”。(52)
其说兼及《诗》之“六义”，非常全面，而“兴”又实为其中的基础，由“兴”之“感触”起，才能进而有上述的“振奋之心、勉进之行”。但“兴于诗”还须“立于礼”，李塨接而论道：
恭敬辞让，礼之实也。动容周旋，礼之文也。朝庙、家庭、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冠昏、丧祭，礼之事也。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学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准，可执可行，无所摇夺，是立于礼。(53)
然后再通过音乐的陶冶，而完成道德修养，即“成于乐”。显然，这是实践孔子“内圣”路线、环节较为齐全的人生修养论。
孔子重中道，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54)，入之于文艺，他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55)，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56) 以中和之美为最高。因此，《礼记·经解》篇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57) 这一思想应该是“兴于诗”后再“立于礼”才能实现的。
唐代的诗人，固然因诗有兴而感触，不乏振奋之心、勉进之行，将“兴于诗”发挥到极致；同时，却在“成于礼”上大有逾越，也在诗歌创作中将“志意”的“感发”不加约束，突破了传统的中道，感情的抒发也非温柔敦厚所限。这样，就使“诗可以兴”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造就出一代唐诗的强烈抒情性。而这，是与进士文化大有关系的。
魏晋以来推行九品中正制，是等待被中正官所“品”，唐代实行进士制，士人们主动怀牒自列，积极参与到科举中去，在挣脱了贵族政治体制下的依附关系，不再满足于文人的幕客身份同时，也突破了六朝贵族文化相对窄小的生活圈子，改变了被土地制度、庄园经济所束缚的生活方式。他们南北漫游，广为结交，目睹了江山的壮丽、人文的丰富、生活的多姿多彩、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58) 因“受”而“作”，唐人眼界开阔，出手自与前代有别。从四杰之写帝都、市井，到盛唐时更广阔的江山、边塞、大漠，以及与谢灵运、陶渊明不同的山水、田园，直至刘希夷、张若虚、陈子昂等人的宇宙意识。于是，诗歌不是沉湎于虚幻的游仙、无谓的玄言，或所见有限的山水、狭窄的宫廷之中，而是受到时代召唤而“感发”出豪情壮志。也因胸襟与眼界的开阔，使所作的题材大为拓展，其诗风也大大改变。
唐诗所“感发”者甚多：且不说对国家的热爱，对政治的热情，对前景的向往，对历史的凭吊，对爱情的追求，对事物的感触，生死病老的叹惋，悲欢聚散的真情，因自己的春风得意、失意无聊、羁旅行役、贬谪迁徙，因国家的政治良窳，百姓的劳逸饥饱；仅就政治、经济中心的长安城来说，对诗人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其作为世界性都城的环境，吸纳外来文化且融合成新的开放型文化的氛围，对诗人来说就是极好的创作土壤，可使之大为感发。而胡乐、胡姬、胡酒、胡食、胡风、胡气，更使得盘桓于帝都的进士或准进士们陶醉其中，快意享受，逞才使气，甚至飞扬跋扈。加以社会以至上层对进士风的助长，曲江游宴，高门纳婿，名园赏花，快意饮酒，平康狎妓，使诗人们一改儒士宗风，将文苑精神大为发扬，重情性而不重德行成为时代的新风气。不仅是李白有强梁之气，连以诗风冲淡出名的韦应物，也自谓：“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逢杨开府》)
进士制本来具有两面性，王定保云：“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己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贪名巧宦，得之为荣。”(59) 而实际上，推行此制在“感发”诗人的“志意”同时，也伴随着进士文化的生成而逐渐改变了传统道德观念，使得士风浇薄，道德沉沦。因此，唐代的许多重臣都对此抨击甚力，望能取消进士试：“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60) 唐人专重其文，汉人经明行修，两相对照，判然有别。
从行为方式看，如择古人之说，笔者以为王定保所说的“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华鲜，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61)，差可概括进士文化的主要特点。比照上文所引的李塨的立于礼，实与恭敬辞让的礼之实，动容周旋的礼之文，以及具体的车舆、衣服、宫室、饮食等礼之事很见不同。进士文化显然突破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62)，而恰是这些有悖于传统道德的行为，颇能形之于“兴”的诸多衍生义：作、举、发动、兴起、兴盛、喜悦，兴会、兴致、兴味、兴趣、兴高采烈等，而这些也与儒家所倡的合度、中节判然有别。至于进士在交游中爱情意识的觉醒，在仕与婚之间选择的困惑、痛苦，使之创作不避真情实感的发抒，表现为乐而淫，哀而伤，则更常见于唐代诗歌和传奇、笔记中，此处不赘。
正是有违于儒家传统的中道，而向极情尽致发展，使得唐诗以强烈的抒情性见长，而非后来的宋诗之以理趣见胜。总之，唐人“兴于诗”之侧重“外王”，在相对忽略“内圣”而突破“成于礼”同时，收到了情长而诗盛的特殊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这应是造就唐诗成为一代之文学的主要原因。
注释：
①④(50)(54)(55)(56)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25页，第2487页，第2487页，第2479页，第2468页，第2461页。
②(4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第105页。
③孔颖达等：《毛诗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第325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5)(16)(1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2页，第672页，第672页，第672页，第673页，第673页，第673页，第673页，第673页，第673页，第673页，第674页。
(14)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6页。
(18)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第25页。
(19)(21)(26)(60)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页，第170页，第141页，第124页。
(20)李延寿：《南史》卷七一《儒林传序》，《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858页。
(22)(23)(24)(25)刘昫：《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传序》，《二十五史》，第4070页，第4071页，第4071页，第4070—4071页。
(27)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五《刘毅传》，《二十五史》，第1391页。
(28)(29)(59)(61)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卷一，卷三，卷三，《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9—1610页，第1578—1579页，第1610页，第1610页。
(3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31)主要有《唐会要》的初唐说，《唐音癸签》的调露中说，《唐摭言》的中宗神龙元年说，徐松《登科记考》的始于开元说。实际上开元时期当为以诗赋取士的时间下限。
(32)杨万里：《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诚斋集》卷八三，《四部丛刊》本。
(33)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36页。
(34)黄淳耀：《闵裴村诗集序》，《陶庵全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挚虞：《文章流别论》，严可均辑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七七，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19页。
(36)贾岛：《二南密旨·兴论》，曹溶辑、陶越增删《学海类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版，第5册第36页。
(37)王安石撰、邱汉生辑校《诗义钩沉》，《诗义卷第一国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页。
(38)郝敬：《毛诗原解·读诗》，《续修四库全书》第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39)(5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第104—105页。
(40)(42)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707页，第742页。
(41)(57)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633页，第1609页。
(44)闻一多：《类书与诗》，《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45)(47)(58)王勃：《夏日诸公见寻访许序》、《上绛州上官司马书》、《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何林天校订《重订新校王子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第148页，第96页。
(46)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幽忧子集》卷六，《四部丛刊》本。
(4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34页。
(49)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王琦注《李太白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8页。
(52)(53)(62)李塨：《论语传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7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13页，第213页，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