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成长于钱惟演手下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阳论文,手下论文,钱惟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云：“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的起点是在洛阳，而且恰恰就是在西昆派钱惟演的手下成长起来的。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情况。”之所以值得思考，主要是因为：钱惟演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奸臣（无须详读有关的史料，仅从苏轼《荔支叹》中“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的诗句已可见其“争新买宠”的丑态），又是被斥之为“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石介《怪说》）的“西昆派”的主将；而欧阳修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政治家，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其人品与文品都与钱惟演迥乎不同。乍看起来，欧阳修竟然成长于钱惟演之手下，这似乎是一件不易理解的事情。
然而，历史却偏偏作出了这样的安排。钱惟演任西京（洛阳）留守是在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一月至明道二年(1033)九月①，而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是在天圣九年三月至景祜元年(1034)三月②。欧阳修入洛时二十五岁，在洛的三年，既是他在仕途上初出茅庐的阶段，也是他在创作上学习、探索的重要阶段，他的诗文大都从此时收入集子③，可以说是他的文学事业的真正起点。宋人所撰的《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④云：“天圣九年辛末三月，公至西京，钱文僖公惟演为留守，幕府多名士，与尹洙师鲁梅尧臣圣俞尤善，日为古文歌诗，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这段话确切地表明了欧阳修是在“多名士”的钱惟演西京留守幕府中开始成长起来的。
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能成长于钱惟演之手下呢？我们拟分别从钱惟演和欧阳修方面去探究其个中之因由。
1)诚然，钱惟演(977-1034)是一个政坛上的“小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是当时洛阳文坛上的“贤人”。“他博学能文辞”，“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宋史本传》）。“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洛阳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欧阳修《归田录》卷二）。钱惟演留守西京时已五十五岁了，他对幕府中年轻的文士们颇为热情爱护，“尤喜奖励后进”（《宋史本传》），不仅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闲暇，参与或支持他们文酒诗会的雅集和山水游赏的吟赋活动，而且在文学上采取宽容的态度，并不把那套“西昆体”的创作方法强加于他们，还编辑《都厅闲话》⑤以收集他们的习作。凡此种种，都为欧阳修等年轻的文士们的文学创作与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钱惟演的幕府中，更多地参与、支持僚佐们的创作活动的，是当时的西京留守通判谢绛(995-1039)。谢绛不仅是西京幕府的实际执政者，“钱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属之”，也是洛阳文坛的实际主盟者。欧阳修赞之曰：“公既以文知名，至于为政，无所不达”，“修国子学，教诸生，自远而至者百余人，举而中第者十八九”，“三代以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公于制诰，尤得其体，世所谓常杨元白，不足多也”（《谢绛墓志铭》）。谢绛比欧阳修长十二岁，比梅尧臣长七岁（又是梅的妻兄），在文学创作上给幕府的年轻文士们以较大的影响，俨然是他们在文学上的前辈和指路人。他对欧阳修等人的扶持奖掖之功，实际上胜于钱惟演。
对于钱惟演、谢绛之“贤”及洛阳幕府文坛之“盛”，在欧阳修、梅尧臣的诗和后人的记载中多有所及，如：
幕府足文士。相公（指钱惟演）方好贤。希深（谢绛）好风骨，迥出风尘间……
（欧阳修《书怀感事寄梅圣俞》）
昔逢诗老伊水头，青衫白马渡伊流……河南丞相称贤侯，后车日载枚与邹……
（欧阳修《哭圣俞》）
是时交朋最为盛，连值三相（指前后三任西京留守李迪、钱惟演、王曙）更保厘。谢公主盟文变古。欧阳才大何可涯……
（梅尧臣《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寄》）
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尹洙）观。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
（梅尧臣《依韵和（王平甫见寄》）
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为当世伟人，待公（指欧阳修）优异。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予聪、张太素、张荛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由是观之，在当时洛阳幕府这样有利于创作与交流的文学环境之中，在钱惟演、谢绛这样“尤喜奖掖后进”的文学前辈的爱护、扶持之下，欧阳修能迅速成长、崭露头角，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欧阳修在洛阳时还处于创作上的学习，探索阶段，又是在钱惟演的领导下进行创作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接受西昆派创作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并非那种只会机械模仿、“囫囵吞枣”式的初学者，而是一个具有出众的文学才华和一定的创作准备、善于学习勇于探索的作家，因而他能不为西昆派的创作思想所缚，且能别出机杼，开始倡导诗文的革新。
我们知道，“西昆体”诗歌的主要特点是内容贫乏，思想空虚，缺乏真情实感，喜欢堆砌典故，片面追求对偶的工巧、辞藻的雕饰和音节的和谐。欧阳修反对西昆派，主要是否定它脱离现实、浮艳艰涩的弊端，而对其艺术上的某些长处却加以肯定。在《六一诗话》中，他称赞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并列举了他们诗中的一些佳句。
予仪（刘筠）《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大年（杨亿）“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欧”，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
西洛故都，荒台废沼，遗迹依然，见于诗者多矣。惟钱文僖公一联最为警绝，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归空苑水潺潺”（《西洛怀古》）
欧阳修提倡古文，反对“西昆体”骈文，只是反对其内容空虚、藻饰繁溽、艰涩难晓的不良文风，而并非反对骈偶这种语言手段本身。他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论尹师鲁墓志铭》）。他后来还称赞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文”（《试笔·苏氏四六》）。欧阳修不仅是杰出的“古文家”，也是优秀的骈文家，是“宋骈”的开创者。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创造出一种融合了骈文特色的新型古文，如他的散文名作《醉翁亭记》，就是一篇似骈非骈、似散非散、亦骈亦散、骈散结合的典范作品。
长期以来，在许多文学史论著中，把西昆派作家的诗歌创作与《西昆酬唱集》完全等同起来加以评价，那是不够全面、有失偏颇的。《西昆酬唱集》中绝大部分作品，是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秋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秋，在皇家秘阁里编纂《册府元龟》时互相酬唱的诗歌。在短短的三年间、在这样特定的创作环境中产生的诗歌，显然不足以代表他们诗歌创作的全貌，他们都另有自己的诗集，有许多与《西昆酬唱集》内容、手法，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例如，在杨亿《武夷新集》中就有《狱多重囚》、《民牛多疫死》等反映社会现实、同情民生疾苦，风格平易的诗歌⑥。又如，钱惟演在洛阳时的诗歌（此时已是秘阁酬唱二十三年后），已向清雅朴实的方向发展，且读其标明为“留守西洛日作”的《对竹思鹤》：
“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露宜秋。
更教仙骥傍边立，乃是人间第一流。”
在一个宜人的秋夜里，诗人面对伊水头之翠竹而浮想联翩：若有鹤立竹旁，则更是人间第一流之景致了。全诗富于想象，饶有情趣，语言不事雕饰、平易自然，跟他牧在《西昆酬唱集》中的诗歌风格迥乎不同。
由是观之，“西昆体”浮艳艰涩的诗风文风固然应当加以否定，但其艺术技巧仍有可取之处，况且钱惟演等人的创作风貌既是丰富多样的，又是发展变化的，并非仅止于“西昆体”。同时，文学主张、创作风貌不同的作家之间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互相影响渗透、取长补短的。欧阳修正是善于抛弃西昆派的弊病，吸取其艺术上的长处而倡导诗文革新的。这样，欧阳修能在钱惟演的手下迅速成长，另辟新径，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事了。
2)天圣九年(1031)至景祜元年(1034)，形成了一个“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即“以钱惟演、谢绛为首的西京僚佐群体，它以尹洙、梅尧臣、欧阳修为主要成员，包括张汝士、尹源、张先、杨愈、张太素、富弼、次公、张谷、张至、张亢、孙德祖、王顾等人，还有王复、王尚恭等河南府学的生徒”（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在这个文人集团中，除钱、谢外，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精力旺盛、个性突出，文化性格各具异彩，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坛的因革演变。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的互相影响、切劘，互相交流、竞争，大大地刺激了其创作热情，活跃了其创作思想，提高了其创作水平。欧阳修正是在这个充满青春活力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文学群体的促进下迅速成长，进而脱颖而出的。
在这群年轻的文士中，分别比欧阳修长六岁和五岁的尹洙和梅尧臣，可以说是他的古文和诗歌创作的真正的启蒙者。尽管欧阳修后来的文学成就超过了他们，但他在洛阳时期确实是向他们学习古文和诗歌的。
先说尹洙(1001-1041)。尽管欧阳修不大乐意承认自己向尹洙始学古文，只说“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记旧本韩文后》，或含糊地说“嗟乎师鲁……尤于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为，后世师法”（《祭尹师鲁文》），但我们认为，欧阳修在洛阳时向尹洙始学古文却是客观的事实。让我们先读范仲淹的两段文字：
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议，不逐时辈，从穆修伯长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
（《尹师鲁〈河南集〉序》）
天生师鲁，有益当世。为学之初，时文方丽，予师何人，独有古意。韩、柳宗经，班、马序事，众莫予知，予特弗移。是非乃定，英俊乃随，圣朝之文，与唐等夷。繄予之功，多士所推。
（《祭尹人师鲁舍文》）
范仲淹(989-1052)比欧阳修长十八岁，同是欧、尹的至友，他的话应当是可信的，后来欧阳修也不得不对范说表示认同：“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见，不必复出也”（《论尹师鲁墓志铭》）。
再读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录》中的有关记载：
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倡，尹洙师鲁兄弟继其后。欧阳文忠早工偶俪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师鲁，乃出韩退之文学之。盖公与师鲁文虽不同，公为古文，则居师鲁后也。
这段文字，明确地指出了尹洙、欧阳修为古文的先后问题。《河南邵氏闻见录》另有这样的记载：钱惟演命尹洙和欧阳修为幕府中的双桂楼作记，修文一千多字，尹文仅五百字，“修服其简古，自此始为古文”。
此外，据释文莹《湘公野录》载：钱惟演命谢绛、欧阳修、尹洙同作《河南驿记》，“希深之文七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在尹指出其“格卑文冗”的缺点之后，“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可见欧阳修对尹洙古文的“简而有法”⑧是十分推崇并有意识地学习仿效的，他在洛阳时期的古文，如《丛翠亭记》、《伐树记》、《戕竹记》和《养鱼记》等都体现了“简古”的特点。
必须指出下列两点：其一，“简古”只是欧阳修早期散文以及碑志、史传体散文的特点，他后来认为不能片面求简：“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与浥池徐宰》）。从总体看来，委曲婉转、平易自然是欧阳修散文的主导风格。其二，欧阳修始为古文，还得力于他入洛阳前立志学习韩愈古文的思想基础：“主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读而心慕焉，昼停餐，夜忘寐，苦志探迹，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⑨；“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记旧本韩文后》）。
再说梅尧臣(1002-1060)。梅尧臣在洛时早有诗名，“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唱，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由是知名于时”（《宋史·文苑五·梅尧臣传》）。他在宋诗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南宋刘克庄云：“本朝诗唯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喹淫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后村诗话前集》）。
欧阳修在洛阳时向梅尧臣学习诗歌，这是他“夫子自道”且一以贯之的，故无须征引别的材料而仅从欧阳修的诗文中足可见之。例如，他在洛阳所作《书梅圣俞稿后》云：“余亦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又如，他在皇祜二年(1050)所作《再和圣俞见答》云：“嗟咸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再如，他晚年所作《六一诗话》中就有一段“指迷”的生动记录：
圣俞尝语予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改，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殆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从上述可见欧阳修从诗歌的“声律”、“文语”以至诗人的“心得体会”等方面都向梅尧臣请教，彼此进行诗歌艺术探索的真实情况。欧阳修在宝元二年(1039)所作《答梅圣俞寺丞见寄》诗中回忆洛阳时期的生活时说：“忆昔识君初，我少君方壮，风期一相许，意气曾谁让。交游盛京洛，樽俎陪丞相……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可见他在自许“文会”盟主的同时，是把诗坛盟主许与梅尧臣的。
必须指出，欧阳修虽然向梅尧臣学习诗歌，但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初学者，“他对梅诗的品赏、选择以及自己的诗歌创作，也会影响到他的诗歌启蒙者梅尧臣。也就是说，梅、欧的诗歌交往关系不是单向性的施受，而是双向性的交互影响”⑩。欧阳修在洛阳时期作诗一百三十多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已初步显露出他创作成熟时的诗风特点。
虽然尹洙、梅尧臣的文学成就以及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不上欧阳修，但是，他们在洛阳时对欧阳修古文、诗歌的启蒙和对他倡导诗文革新的辅佐，实在功不可没。正如《宋史·欧阳修传》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又《四库全书总目·〈宛陵集〉提要》云：“佐修以变古文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
由是观之，既然在钱惟演的手下形成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和富于创作精神的文人集团，它对欧阳修的成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尹洙、梅尧臣对他的古文、诗歌创作具有启蒙之功，那么，欧阳修能在钱惟演的手下迅速成长以至于“名冠天下”，就更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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