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的威胁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什么是通货紧缩（deflation）？
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教科书（1992年版，第588 页）中，通货紧缩被定义为一段时期内“价格总水平的下降”。相似的定义还出现在一系列流行经济学词典中。例如在《MIT 现代经济学词典》中：通货紧缩是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也是指“单位时间内价格总水平的下降率”。施里恩（Shilling）认为，通货紧缩是“长时期的、涉及面广的价格下跌”。换句话说，通货紧缩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其含义与通货膨胀正好相反（在《MIT现代经济学词典》中， 通货膨胀被定义为“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涨”）。
另外，通货紧缩和负通胀之间存在着细微但很重要的差别。学术界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负通胀状态，并不意味着就发生了通货紧缩，这要看价格总水平的下降是否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学术界还没有就此达成一致的看法。既然衰退的定义是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为了保持连续性，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定义通货紧缩；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连续6个月负通胀， 就被认为是发生了通货紧缩。
二、通货紧缩的威胁
不久以前，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威胁还被认为小于通货膨胀（现在或过去）对经济所构成的威胁。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仍然拒绝将通货紧缩看成是一个难题。他认为“通货紧缩是世界上最容易避免的事情，只要印刷更多的钞票就可以了”。即使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曾经反对通货紧缩对经济存在威胁的说法。他认为，通货紧缩并不是一个难题，简直不能想象它竟然会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他将通货紧缩比作体重不足，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无时无处不是一个货币现象”。克鲁格曼也曾经更加关注通货膨胀的问题，他举例说，很多政府都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它们的问题，如财政赤字或失业问题。
但是，克鲁格曼不久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现在承认说，“通货紧缩终究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很难象我们期望的那样防止它的发生，或是使形势逆转”。
通货紧缩究竟是如何对经济产生威胁的呢？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假设名义工资不变，价格总水平的下降会使实际收入增加，从而刺激消费需求。一般的工资收入者会因此对价格总水平的下降持欢迎态度。但是，经验证明，一方面，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或者会引起货币（名义）工资（通过价格收入流量）的减少，或者会由于工资短期内的相对稳定，导致就业减少，不利于刺激消费。另一方面，持续的通货紧缩会使消费者推迟购买，以等待将来更低的价格出现，经济会由此陷入到通货紧缩的螺旋之中，最终导致衰退或萧条。
通货紧缩还可能会引发银行业的危机。早在1898年，在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发表他的著名论文《大萧条时期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的35年之前，西尔维欧·杰塞罗（Silvio Gesell）， 一位出生于德国的商人和经济学家，就对债务—通货紧缩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杰塞罗在书中写到：“如果货币变得更加昂贵（由于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债务也会随着货币（实际）成本的增加按比例上升。名义上虽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实际上的债务负担加重了。如果今后人们不得不偿还3倍于现在所得的支出，谁还敢在这个国家贷款去开办新企业呢？ ……货币升值是引发一个国家所有经济问题的共同原因……”。 费雪1933年进一步警告说，通货紧缩会加重贷款者的实际债务负担，使他们无力偿还贷款，从而导致银行倒闭，金融系统崩溃，就好象在大萧条时所发生的一样。伯纳克（Bernanke）和格特勒（Gertler ）分别在1987和1989年进一步阐明了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结论是债务引起的通货紧缩会降低贷款者的资产净值，强化了杠杆作用（leverage）和企业家冒险的欲望，从而增加了破产的可能性。
同样，资产价格的持续下降（或者资产—价格通货紧缩）也会产生负面的财富效应，降低资产的抵押或担保价值，银行被迫要求客户尽快偿还贷款或余额。这最终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贷款者的净资产进一步减少，从而加速破产过程。事实上，债务—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高的国家更易于发生债务通货紧缩，尤其是在商品或资产价格快速地、意想不到地下跌的情况下。
如果人们预期通货紧缩还将持续，在任何名义利率下他们都不会愿意借款，否则他们最终偿还贷款的价值要高于现在的价格（因为资产和商品的价格都会下跌）。同时，考虑到逆向选择的风险，如果银行预期资产或商品价格会下降，它们在任何名义利率下都会惜贷。一般来说，这会导致信贷供给和需求的萎缩。在特米恩（Temin）1989 年的著作中，他将通过心理预期产生的动态效应称作“蒙代尔效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环境能够促进银行业的发展，而持续通货紧缩的经济极有可能面临着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危险。
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费希尔（Ficher）（1996）、格林斯潘（1998）、萨默斯（Summers）（1996）断言， 与温和的通货膨胀相比，很低的或负的通货膨胀会给政策带来更大的潜在的风险。即使在通货紧缩成为真正的政策性问题之前，他们就已经认识到：极低的通胀率和通货紧缩实际上都严重地制约了货币政策的实施。其原因正如费希尔所说，如果通胀预期是零或负值，名义利率为零或大约为零，货币政策几乎不可能产生负的实际短期利率。萨默斯除同意费希尔“名义利率不可能在零以下”的说法，还认为负的实际利率在推动经济复苏方面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他举例说，GDP的名义增长率低于3%的国家很少有健康发展的经济。
格林斯潘（1998）断定，通货紧缩对经济不利的理由要远远超出与通货膨胀相关的那些原因。他也同意，很低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当名义利率限定在零以上的时候，如果实际利率也保持在大于零的较低水平上，常常不能快速地调整以避免持续的衰退或萧条。
在日本的案例中，日本银行（BOJ ）的政策目标实际上是零通货膨胀率。按照法定的制度要求，日本银行有义务维持价格的稳定——按照银行的定义，没有什么能比零通胀更重要的了。即使如此，为日本银行行长提供研究和数据咨询的顾问，肯格·艾诺（Kengo Inoue ）承认日本银行并没有实际的政策工具来达到这一目标。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货膨胀，但利率是不能降到零以下的。正如凯恩斯的一句名言所说：人可以拉一根弦，但却‘不能推一根弦’”。
因此，为了保持价格稳定，中央银行应该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较低（比如3%），但却不是零的水平上。 通货紧缩——即使很温和——也是必须避免的。塞茨提（Cecchetti）（1997）认为， 通货紧缩会扰乱一国经济的运行，如果中央银行把政策目标定为零通胀是非常危险的。他进一步认为，“保持长时期的适度的通货膨胀率是值得付出的小小代价，只有这样才不会重蹈30年代悲剧的覆辙”。当然，长时期的较低的通货紧缩率——即使只有年率1—2%——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
克鲁格曼（1998）也警告了彻底消灭通货膨胀、名义利率过低——按照克鲁格曼的定义，大约3%——的危险。在通货紧缩条件下， 货币政策会失去灵活性；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为5%、利率为8%，经济衰退时，它就会比通货膨胀率为0、利率为3%的国家拥有更多的降息空间。如果发达国家在80年代不是致力于追求价格稳定的话，他们现在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
三、是什么导致了通货紧缩？
弗里德曼和舒瓦茨（Schwartz）（1963）认为，1920—1921年出现的严重通货紧缩完全是由于货币紧缩的结果。实际上，从1919年4 月到1920年6月间，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曾经几次提高贴现率，由4%提高到7%。大萧条期间，通货紧缩的出现也是同样的原因。今天， 弗里德曼也许会修改他的名言“通货膨胀无时无处不是一种货币现象”，把通货紧缩也包括进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此持同样的观点。格林斯潘（1998）解释说：“正如通货膨胀是由一种货币状况的变化——人们不愿持有货币，而是持有实物——产生的，通货紧缩的发生则是由于人们更愿意把持有的实物换成货币”。
格林斯潘（1998）提出，导致通货紧缩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资产泡沫的破裂对经济产生的致命消极影响。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以及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跌同1929年开始的资产价格快速下降紧密相关。正是资产泡沫的破裂摧毁了本已问题重重的金融中介。
虽然30年代大萧条的最初诱因仍是一个谜，但是随着萧条的进一步恶化，始终维持的金本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通货紧缩的加重。艾成格林（Eichengreen）和泰米恩（1997）认为， 所谓的“金本位思想”限制了政府和中央银行对恶劣的经济条件作出反应的能力。面对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大量外流的情况，政府只是通过限制信贷来紧缩经济，以降低国内价格和成本（包括减少工资），直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伯纳克和詹姆斯（1991年）、伯纳克（1995年）的研究表明，大萧条的严重程度很大限度上依赖于有关国家放弃金本位制度的时间早晚。他们指出，那些最早在1931年就放弃了金本位制的国家（如英国）经济减退程度就小于美国和法国，后者是分别在1933年、1936年才相继脱离了金本位制。
同样，通货紧缩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国内价格的突然下调，这是在联系或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币值高估的结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易于受到其它出口国家货币突然贬值的冲击。 借用MIT 教授多恩布什（Rudiger Dombusch）的一句名言：“一个实际变量要由两个名义变量决定”，克鲁格曼（1999）解释说，两个名义变量之比发生变化是一个实际经济变量变化的条件，如果其中的一个名义变量很难改变，那么，实际经济的变化是怎样转换为价格下浮压力的呢？在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里，名义汇率就是这样一个变量。克鲁格曼认为，当一个国家“希望”贬值，但又由于联系汇率制的约束不能贬值的时候，通货紧缩就发生了。
另一方面，施里恩（1998年）将通货紧缩的成因归结为14种结构性因素。其中包括，冷战的结束导致了全球军费支出的削减；大国的财政支出和赤字在减少；央行在继续和通货膨胀作斗争；科技进步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率；信息通过互联网强化了竞争；大量批发给消费者降低了成本和价格；管理制度的取消降低了价格；全球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压缩了成本。
迈耶（1999）也认为，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和降低成本的科技创新是导致生产率出现增长趋势、供给增加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与以前无通货膨胀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水平相比，这种环境下运行的经济可以实现更低的失业率、更高的产出。
格林斯潘（1999）也指出，由技术推动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周期性的现象或数字的偏差，而且至少是部分地反映出世界经济中一些深层次的、仍在进行的结构性变化。它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再加上其它一些结构性因素（例如国际贸易壁垒的不断破除），价格的抑制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自我加强（self-reinforcing），近几年较低的通货膨胀明显地改变了人们的心理预期。
四、流动性陷阱与日本案例
流动性陷阱通常被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没有带来利率下降，而仅仅表现为闲置持币余额的增加。在正常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债券价格上升。人们会试图用持有的多余现金购买资产，从而使利率下降。在凯恩斯所描述的流动性陷阱中，人们确信目前的债券价格过高、以后可能下跌，利率也相应太低、今后还会升高。人们因此认为，现在购买债券无疑会造成资本损失，还是应该选择持有现金。其结果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仅仅是闲置持币余额上升，而对利率没有产生影响……。流动性陷阱意味着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作用。货币供应的增加既然对利率无法产生作用，也就不能影响投资和总需求。
在日本案例出现之前，流动性陷阱被认为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设想，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1994年，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的经济学教科书《宏观经济学》第6版出版。在这本书中， 他们是这样写的：“凯恩斯自己也无法确认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流动性陷阱）。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也不知道。”
日本明显地符合流动性陷阱的绝大多数经济特征。包括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证实了日本流动性陷阱的出现。日本现在的隔夜拆借存款利率只有0.02%，10年期的政府债券收益率从1990 年9月开始已经由8.7%下降为1.8%，而一些短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仅为0.055%。
学术界最关注的问题是：一个存在问题的银行体系是否是形成流动性陷阱的必要前提条件？克鲁格曼（1998）认为，即使银行系统运行良好，流动性陷阱也可能出现。在流动性陷阱的条件下，基础货币量的增加不会导致广义货币总量的增加，因为：第一，公众将大量持有现金，广义货币总量的增加是很有限的；第二，大量现金将转化为储备；第三，银行将增加作为基础货币的准备金，而减少贷款。所有这些的发生并不一定意味着银行体系出了问题。
五、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呢？货币主义者建议发行货币，如果名义利率仍然大于零的话，还可以降低利率；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政府通过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也有少数经济学家相信经济自身具有纠正错误的能力。
我们能从过去通货紧缩的经验中得到什么借鉴呢？
罗默（1991）发现，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从1933年的大萧条中复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30年代中后期大量黄金从欧洲流向美国，而美联储未采取冲销政策，造成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鲍多（Bordo）、 乔特瑞（Choudhri）、舒瓦茨（1999）在一个大型开放经济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模拟操作，结果表明：如果美联储能够更早一些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扩张货币供应——而不是仅在1930年10月—1931年2月和1931年9月—1932年1月这两个关键时期——的话， 就可以成功地避免银行业恐慌和经济衰退。弗里德曼和舒瓦茨（1963）也认为，在银行业恐慌发生的初期，美联储尚未作为最后贷款者介入市场，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为大萧条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但是，在大萧条期间，由于中央银行继续坚持金本位制度，经济萧条变得更严重了。
特米恩（1990）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3 月就任总统不久就确立了一种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胡佛政府的金融政策是保守的，仍然坚持金本位制和传统的平衡财政教条，因此，在30年代早期，他的政策立场是完全紧缩财政。罗斯福抛弃了这种教条，在他就任6 个星期后即宣布美元贬值，推行扩张性的政策，宣扬通货膨胀——他称之为通货恢复——的好处。美元贬值标志着美国政府放弃了以金本位制为特征的紧缩政策，推翻了金本位制根深蒂固的统治。美元贬值的影响实际上有两个：一是标志着过去以金本位为特征的财政教条被抛弃；二是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扩张效应。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贬值是政策变化的一个经常性的标志。心理预期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货币贬值的短期扩张效应。兴奋——预期的重大改变——是最初的反应。人们可以预期价格即将上涨，收入也要增加了。
特米恩（1990）进一步论证说，贬值只是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但它对新政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一切是从贬值开始的。它使国内政策免受国际货币的压力；对农业和其它农村收入都有重要的影响；还显示出政府不遗余力提高价格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坚持紧缩政策的金融保守主义者认为，强有力的美元是政策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
罗默（1991）同特米恩的看法是一致的。他指出，紧缩政策可以被具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取代，这两种政策体系之间的转换是可行的。罗默也赞同艾成·格林和萨斯（Sachs）的观点， 贬值可以给联储提供一个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空间，从而刺激经济复苏。事实上，贬值会使货币供应量快速地增加。
克鲁格曼为解决日本流动性陷阱所提出的建议颇为激进。他认为“如果日本不是在80年代不懈地追求价格稳定，而是使90年代潜在的通货膨胀率为5%，……货币政策在刺激必要的需求方面也就不会有问题； 零名义利率就会是负5%的实际利率，因而能够减少储蓄， 刺激投资……因此，如果日本不是在80年代努力消除通货膨胀预期的话，它就不会有现在的问题”。
作为总结，克鲁格曼（1999）重申“紧缩压力在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如果经济的均衡实际利率是负值、名义利率接近于零，经济就会出现就业不足，产生持续的通货紧缩。除非政策制定者能够设法创造足够的通货膨胀预期，降低目前的实际利率。
多恩布什虽然同意“成功的货币扩张”对一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或流动性陷阱是必要的，但他认为克鲁格曼仅仅依靠创造通货膨胀预期的建议是“绝对错误”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引用凯恩斯的一句话：“在华尔街，通过传统方式失败要比利用非传统手段成功更容易被人接受”。他认为，让中央银行自己去制造通货膨胀是非传统的做法。其次，通货膨胀的结果有可能降低人们的信心，使储蓄增加，而不是消费增加。它还有可能导致政府债券收益上升。因此，多恩布什认为克鲁格曼所建议的“对通货膨胀的可信任承诺”绝对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央行应该做的。作为货币政策的奉行者，肯格·艾诺（Kengo Inoue ）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法定义务的约束，日本银行只能追求价格的稳定。除了零通货膨胀目标之外，其它都是不合法律规定的”。
多恩布什建议货币当局应该进行“一次性的、大规模的货币量的增加”。他解释说，如果产值差额为7%， 那么货币扩张——以广义货币总量来计算——就应该设定7%为目标，并在短时间内达到。 但是由于M[,2]的增速达到7%的货币乘数被切断，央行必须进行更积极的基础货币操作。进一步来讲，在日本的案例中，他建议日本央行可以买进私人债务、实物资产、短期政府债务或债券、股票或美元，明确集中地买进证券和美元。同时，他也警告说，买进证券的目的并不是使低效率的企业摆脱经济困境，因此央行在买进证券时应避免有选择性。
弗里德曼认为，日本通货紧缩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尽管日本政府已经支出了80万亿日元（合6780亿美元）刺激经济，但是决定经济走向的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换句话说，限制性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实现经济通货恢复的，从日本在过去的6年里，M[,2]加CD的增长平均只达到2.8%就可以看出。杜瓦德（Dewald）（1998）进一步警告说， 象日本银行这样的央行，面临着银行业的难题和通货紧缩的形势，必须避免将低利率看成是扩张性政策的标志。低利率只是反映了通货紧缩的预期和低回报率。因此，杜瓦德和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日本货币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货币供应量，而不是利率。
最后，格林斯潘提醒政策制定者，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应建立在精确估算价格总水平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认清目前经济形势的真实状况，不仅包括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而且包括估算真实的产值和生产率。很多经济交易和金融工具都直接受到公布的价格指数的影响。格林斯潘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当通货膨胀率很高时，年通货膨胀率有十几个百分点的误差算不了什么。但是现在的通货膨胀率很低，政策制定者需要确定在哪一个水平上价格稳定才是有效的，这时的误差就有关系了。确定精确的价格水平在衡量温和通货紧缩的风险时尤其重要”。同时，格林斯潘还指出，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公布的价格指数的缺陷，以避免在不准确的前提下制定政策，而产生不希望的结果或得不到最佳效果。格林斯潘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曾经说过，按照凯恩斯的格言去做总是明智的——“差不多正确要比恰好错误好一些”——尤其是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
六、结论
通货紧缩是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跌，它对经济的威胁要比以前的设想大得多。事实上，由于利率被限制在零以上，很多政策制定者发现自己在通货紧缩的环境里很难施展。越来越多的学术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认为，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要远远超出与通货膨胀相关的内容，尤其是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时候。相比较而言，通货膨胀——至少是温和的通货膨胀——是两恶中较轻的。斯坦利·费希尔断言：“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润滑剂”。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实施货币政策的最佳环境既不是零通货膨胀也不是通货紧缩，而是低通货膨胀，比如2—3%。无论通货紧缩的成因是什么，它都是应该绝对避免的。
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呢？除了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之外，决定一项通货恢复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实施计划的机构是否值得人们信任，从而逆转通货紧缩的心理预期。很多政策制定者发现，当他们试图向经济中注入很小的一点通货膨胀预期、以刺激经济时，他们曾经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好不容易获得的名誉又被破坏了。随着人们对通货紧缩的预期越来越深入，政府需要采取一些重大的举措，以显示其阻止经济陷入通货紧缩这一致命恶性循环的决心。
标签：流动性陷阱论文; 格林斯潘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通货紧缩论文; 国外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日本货币论文; 经济学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弗里德曼论文; 利率论文; 央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