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中央部落——“察哈尔”的由来及其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察哈尔论文,蒙古论文,由来论文,中央论文,部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067(2012)03—0033—10
13—14世纪的亚洲的历史，在世界史上被称为蒙古时代。在此时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的蒙古铁骑几乎席卷了整个亚洲大陆及东欧，建立了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并统治了100多年，尤其帝国的势力在亚洲的西部及东欧维持了200多年。其中值得注意和探讨的历史事件很多，而这段历史之后的蒙古民族的发展与变迁——其蒙古本土的特殊核心部族——成吉思汗的怯薛——中央“万户”的最终结局及去向如何，是一件值得特别关注、探讨和研究的历史事件之一。
一、成吉思汗—万护卫的由来
说到察哈尔部的起源①，追本溯源，不能不提到成吉思汗所建立起来的强大国家机器——军队体制的沿袭历程。在梳理成吉思汗军队体制的沿袭脉络，凸显演绎历程之后，我们再来谈察哈尔部的起源，因为察哈尔部起源的种种迹象指向了成吉思汗军队体制的核心中央万户——怯薛制。
成吉思汗建国之初，首先打破古老的血缘关系，摈弃传统的部落、氏族单位，在大蒙古国(Yeke mongγol ulus)创建了领户分封制、怯薛制、司法制和创制蒙古文字等国家政治制度。这里领户分封制和怯薛制是国家体制中的最重要环节，在大蒙古国的发展进程中作用巨大，尤其是怯薛制对元朝的中央军队体制的形成以及对后来的北元，也影响至深。
成吉思汗将全国的土地分为两种占有形式：一种是千户制，另一种是分封制。
千户制 是大蒙古国的军事、行政基本单位，军政合一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切制度的基础。所有的蒙古百姓都被纳入千户制之中，被分编在95个千户中，在千户以下又分为百户、十户，分别由千户长(mingγan—u noyan)、百户长(jaγun—u noyan)、十户长(arban—u noyan)进行管理。史书就成吉思汗的这种千户制的军事、行政职能进行了如下形象而生动的描绘：
“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够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他们毫不抱怨倾轧。他们是农夫式的军队，负担各类赋役(mu'an)，缴纳分摊给的一切东西，无论是忽卜绰儿(qupchur)”、杂税('avārizāt)、行旅费用(ikhrājāt)，还是供给驿站(yam)，马匹(ulagh)和粮食('ulūfāt)，从无怨言。他们也是服军役的农夫，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战士、弓手和枪手，按形势所需向前杀敌。无论何时，只要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一下来，他们便征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及驴、驼等负载的动物；人人必须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检阅的那天，他们要摆出军备，如果稍有缺损，负责人要受严惩。那怕在他们实际投入战斗，还要想方设法向他们征收各种赋税，而他们在家时所负担的劳役，落到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身上。因此，倘若有强制劳动(bīgār)，某人应负担一份，而他本人又不在，那他的妻子要亲自去，代他履行义务”②。
由上可知蒙古百姓具有民与兵的双重身份，是社会生产的承担者，同时也是军人，随时应招入伍，保证蒙古军队的战斗力。这就是成吉思汗在旧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和完善了的千户制度。千户之上，成吉思汗还任命功臣木华黎为左翼万户长(tümen—u noyan)，孛斡儿出为右翼万户长，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
分封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分封给家族(诸弟、诸子)的千户和牧地称为“分子”(蒙古语称“忽必”)，另一种是分封给功臣和贵戚的千户和牧地称为“莎余儿合勒”(赏赐)。
成吉思汗诸子分封在蒙古高原西部额尔齐斯河以西的广大地区，诸弟分封在蒙古高原的最东部，北起额尔古纳河，南至乌尔盖河。成吉思汗的右翼万户的各千户分布在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尔泰山一带，左翼万户的各千户分布在蒙古高原东部的大兴安岭一带。成吉思汗幼子托雷所得各千户，则分布在蒙古高原的中部地区(见上图)。成吉思汗的诸子、诸弟们组成了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但由于其辖区广阔，诸子诸弟主要是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其独立性较强，对国家的义务只是参加国家重大活动。据有关研究，“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忽里台)，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国家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③成吉思汗对贵戚、功臣，如姻亲弘吉剌、亦赤列思、汪古、斡亦剌，功臣四杰(木华黎、孛斡儿出、孛罗忽勒、赤老温)、四狗(忽必来、者勒篾、哲别、速不台)、两先锋(术赤台、畏答儿)也授予特权。允许他们领有本部的百姓和军队，有任命千户长的权力；有的允许继续统治原有的牧地或另赐封地。但他们的军队是大汗直属部队的组成部分，领地在本质上也是大汗的直辖。
成吉思汗为怯薛军规定了享有特权的优越地位。他降旨说：“我的护卫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那颜之上，在外千户那颜和我的护卫同等斗殴，罪罚千户那颜！”⑥怯薛长不得擅自惩罚怯薛歹，该治罪者须奏闻大汗。甚至不允许人们在他们面前行走和坐他们的座位。怯薛有时还直接参与断案和庭审。怯薛制也造就了高级将领和官员，调任外官，则往往担任重要职务。成吉思汗还对自己的子孙们专门降旨说：“从九十五千户选来的我的一万名贴身护卫，直到我的继位子孙，应当世世遵照我的遗嘱，不要使他们受到任何委屈，好好地照顾！我的这一万护卫，称为至尊的护卫。”⑦
窝阔台即位后，遵循了包括成吉思汗的军队体制在内的大札撒等法令和规章制度。窝阔台对此专门下令：“成吉思汗原来颁布的法令和敕旨，应予以维护、支持和保卫，不许恶意变动、篡改和混淆。”⑧同时他在兵役制度、组建汉军、军队纪律、培养人才以及屯田制度、建立仓廪、扩建驿站等等多个方面有所演进，有所发展。蒙哥汗登位后，为了全面继承其先祖遗业，恢复成吉思汗时制定的大札撒采取了强有力的有效措施。据《草原帝国》记载，蒙哥汗是一位：“继成吉思汗之后最杰出的蒙古大汗。蒙哥沉默寡言、不好侈靡和狂饮暴食，唯一的乐趣是打猎。他使札撒和祖辈的戒律恢复其原来的严厉性。……他是一位头脑冷静、有理智的政治家，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因此，他完全恢复了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机器。”⑨蒙哥汗不但恢复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军队体制，同时将蒙古军在炮兵、工兵、通信兵、水兵等建设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入元以后，元世祖忽必烈主要采用“汉法”进行统治，但同时，也保存了大蒙古国时期的例如怯薛制、斡耳朵宫帐制、投下制等蒙古旧制。尤其是怯薛，成为宫廷军事官僚集团，因而也就成为了元朝高级军政官员的最主要来源。有关的研究认为，蒙古统治者主要通过怯薛入官制度保证他们对官僚机构的严密控制和对高级职位的垄断。所以，“官员以怯薛出身最为显贵。怯薛歹做官，径由怯薛长推荐，皇帝直接任命，不经中书省奏议”。
总体上看，在梳理成吉思汗军队体制的沿袭脉络，凸显演绎历程在此告一段落之后，结果如何暂且不论，单就成吉思汗的怯薛军——中央万户的一脉传承来说，因受历代蒙古大汗的推崇，它仍依成吉思汗定制的轨迹和流向，不断承袭，成为大蒙古国另一类“世袭家族”的特殊集团——由大汗亲自领导的常备军，汗国武装力量的中坚，汗国高级将领和官员的最主要来源，其怯薛职务是世袭的。换言之，从纵向上看它从最初的成吉思汗那可儿到怯薛再到中央万户的发展，未曾中止自己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其有一条主线就是中央万户、军事力量的核心、最精锐的部队、专制统治的强大支柱。从横向上看，怯薛与成吉思汗的宗室、贵戚不同，宗室、贵戚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国家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怯薛是蒙古不同氏族和各级那颜“子嗣”在大汗身边身兼多种职务的宿卫亲军，享有很多特权。大蒙古国时期，他们分管汗廷各种重要事务，处理许多重要事情，实际上参与汗廷军政事务的管理，“起着中央政府职能的作用”。入元以后，怯薛成为元朝专制统治的中坚，在宫廷继续发挥着核心作用，成为宫廷军事官僚集团，掌控着国家大权。
随着蒙古帝国在中原的统治垮台，蒙古人不得不退出中原北归，他们昔日的光辉渐趋暗淡，但不等于烟消云散，只是被赶回到“天苍苍，野茫茫”的塞外。蒙古统治者劫余还有相当的实力，元廷的中央“万户”都随妥欢帖睦尔汗北徙上都，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有明一代，他们仍称雄北边，对新建的明朝政权构成巨大的威胁，与明朝南北对峙持续200余年。但是，据有关的研究发现，作为军事、行政、经济基本单位的万户、千户制在这个时期已经看不到它的踪迹，原来的传统社会秩序已经被打乱，蒙古的政局进入了一个混乱的局面，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再次统一全蒙古人的人就是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孟克达延汗。巴图孟克达延汗统一全蒙古后，重新捡起成吉思汗时期的万户编制，重建万户制，并按照其祖先的传统分封自己的儿孙担任各万户及万户之下各鄂托克的领主，而大汗自己驻帐于察哈尔万户，这是否在一定意义上仍意味着怯薛制的传承与延续？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二、“察哈尔”的名称和渊源
“察哈尔”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蒙文史书《黄金史纲》、《黄史》1452年左右的纪事中。在汉文史籍中最早见于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书的《皇明九边考》以及之后的《武备志》、《登坛必究》、《国榷》等史籍中。在这些汉文史籍中“察哈尔”一词有几种不同的译写：察罕儿、擦汗儿、叉罕儿、插汉等。但无论是蒙文史书还是汉文史籍，均未对它作过解释，当然根本就没有专门记述察哈尔部的记载。目前的“察哈尔”一词为清代文献的译写，沿用至今。所以，受史料的限制，对察哈尔部起源的研究，并非径情直遂。然而，对此之研究者颇不乏人。
“柘羯”就是波斯文cakar一词最早的汉译形式。那么，在汉文史籍中其语意是什么呢？《新唐书》称：“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13)玄奘《大唐西域记》亦称“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14)。法国沙畹认为“柘羯、赭羯，皆为波斯语tchakar之同名异译，此名在康居一带训作卫士”。(15)
上述情况使我们看到，“察哈尔”一词也许源于波斯语，它借入中亚的康居后意为卫士，再转入蒙古语后，仍是卫士或战士之意。这种可能性有很高的可信性。无论从察哈尔部的出现及其成为历届大汗维持专制统治的强大支柱来看，还是从史书中被称颂为“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的形象来看，察哈尔人确实为名实相副的战士——
akhar。它也许远在蒙古帝国时代就是勇敢、顽强的战士。围绕这一主题，薄音湖教授在其《关于察哈尔史的若干问题》(16)一文中对托雷之妻唆鲁禾帖尼被成吉思汗赐予“八鄂托克察哈尔万户”的传说(该传说见于成书约在1651-1675年间的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以及把它同相关的有趣味的史实联系起来所作的尝试，绝不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作为一个群体或集团，察哈尔之前身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但不能由此作出察哈尔的得名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当时就可能称做‘察哈尔’”的结论。这一点，没有其他史料可为佐证，而且《黄金史》的记载有误，对此包括薄氏在内的学者们早已熟知。再则，“察哈尔”一名在早期著作《蒙古秘史》、《史集》中均不载，为什么(17)当时的记录都不载，这就表明所谓“察哈尔”的这一群体或集团，当时还未冠上“察哈尔”一名。那么，这一名称为什么不在蒙古帝国时代，而直至蒙古帝国灭亡后，约在16世纪的史籍之记载中始能出现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要说明“察哈尔”为何许部落，何时形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没有直接史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那个传说，虽有明显的错误，却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察哈尔”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有关史料中的若干迹象显示，“察哈尔”之前身，在早期就是成吉思汗的护卫军。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的护卫军(怯薛兵)是一支特殊的武装集团。这支一万人的护卫军组织是从万户、千户、百户各级那颜等大小贵族子弟中择优挑选混合组成的。护卫军驻扎在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周围，分作四班，日夜警戒汗帐内外，还管理汗帐中的兵器、车马、庐帐、文书、饮食、府库等事务。其实质是身兼“护卫”的政府高级官员。这支护卫军是成吉思汗保障自身安全和巩固其政权的一个重要支柱。成吉思汗为之制定严密的护卫制度的同时也给予种种特权，并使之直接归属于自己掌管和嫡系亲信控制之下。
成吉思汗对自己护卫军的勇敢、忠诚精神推崇备至。护卫军也曾以其勇猛善战和周密的护卫安全工作赢得了成吉思汗最热情的赞颂和喜爱(18)。这支万名护卫军被成吉思汗称为“大中军”——常备的中央万户，由万户子孙世袭担任其职。成吉思汗为此嘱咐子孙们称“从九十五千户选来的我的一万名贴身护卫，直到我的继位子孙，应当世世遵照我的遗嘱，不要使他们受到任何委屈，好好地照顾！我的这一万护卫，称为至尊的护卫”(19)。由此可见，成吉思汗所创立的这支护卫军，更确切地说，常备的中央万户，从此成了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后人必须因袭与遵守的法则。
成吉思汗之后的窝阔台汗，照例继承了成吉思汗的护卫军制度(20)。有元一代，也始终因袭着这一制度，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其常额亦保持在万人以内。至元十六年，“诏立后卫亲军都指挥司，设使副签事，统造兵万人”(21)。是时有部分西域人被编入护卫军里，即“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而以其人名曰：钦察卫、康里卫、阿速卫、唐兀卫”(22)。由此可知，元代的护卫军并非都必须世袭。元亡之后，蒙古人仍保留着其旧制，特别是到了达延汗时代，这一点更为明显。达延汗将全国划分区域时，亦依照成吉思汗的旧例，建立了自己的护卫军一中央察哈尔万户。
这正如“蒙古汗位，在成吉思汗的正统达延汗之后，就传到了察哈尔部”(23)一样，成吉思汗的中央万户亦延续到了察哈尔。中央察哈尔万户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蒙古大汗贴身护卫军，它始终保持对历届大汗的忠诚，无论跟随历届大汗转战南北，还是汗位虚悬时期，都始终誓死捍卫大汗的正统地位，成为17世纪史书所赞誉的那种大汗身边的如宝剑和钢盔般可信赖的战士——“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24)，这是历史对集结在大汗身边的察哈尔战士的形容，其职责必是护卫大汗和守护汗廷。
所以，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护卫军的后身，就是察哈尔万户。它是在创立伊始就单一的、继而一脉相承的、在其世代相沿的末期名号变换了的一支特殊集团。这一结论的基础是，在鄂尔多斯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祭词中特意为察哈尔赋之以几乎是政权的武力支柱之赞誉(25)。这一赞誉绝非偶然，其原因在于确有史实为其内核。
据史料记载，元室北迁后，原有的封建社会秩序被打乱，特别是从14世纪末起，汗权之争空前尖锐：各派系蒙古大汗轮流即位，“臣弑君”打破了非正统封建主不得取代成吉思汗孛儿只斤家族正统地位的传统，从此蒙古陷于长时期无休止的战乱、分化和重组之中。蒙古人民，包括封建主，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各部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争斗深感失望。他们缅怀着祖先的辉煌业绩，更渴望恢复昔日大汗的正统地位。成书于17世纪初的《黄金史纲》就第一次将成吉思汗嫡系子孙称为“黄金家族”(26)的做法，就是出于那种考虑或需要的直接反映。那么，大汗的护卫军是否也承受了类似的美名呢？
我们可以设想，鉴于上述历史背景，当时寻求安定局势的蒙古部众肯定十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以使那些难以驾驭者就范。所以，对成吉思汗嫡系子孙之正统地位有着明晰记忆的蒙古部众，对始终跟随历届大汗并誓死捍卫大汗政权的护卫军，也无疑记忆犹新。护卫军跟随元惠宗妥欢贴睦尔退回北方草原后，在较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有相当的军事势力。但是，在各部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的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护卫军自身也许遇到如何保持团结和军事势力等实际问题。也许某一位大汗此时为了增强其护卫军的崇高地位和激励士气，借用一个响亮的名词(也许在元朝的西域人——亲军宿卫中流行的词)，给护卫军起了个“察哈尔”之名。这个从中亚人那里借鉴而来的、具有久远历史渊源的“察哈尔”一词，恰好揭示了护卫军在政治和军事诸方面作用的深刻内涵。这好比原本即是成吉思汗正统家族，又添加了一个“黄金家族”的神圣光环一样，使得其身份更加与众不同。
从此以后，护卫军——察哈尔的传统特殊地位，如同成吉思汗直系后裔被后人尊奉为“黄金家族”一样，继续被后人确认，一直居于宗主部的地位，成为大汗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时与大汗后裔相提并论，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例如，满都鲁可汗病逝后，成吉思汗长弟哈萨儿的后裔那颜博罗特王向其遗孀满都海哈屯(哈屯为皇后，夫人之意)求婚，满都海哈屯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札罕阿哈劝满都海哈屯说：“若跟了哈萨儿的后人，则堕入歧途，脱离众百姓，毁坏了哈屯的名节；若从了可汗的子孙，则平展白道，统辖察哈尔万户，远扬了哈屯的声誉。”(27)又如，达延汗的生母锡吉尔太后曾被伊斯满太师掳去为妻，达延汗即位后，派遣以托郭齐少师等为首的众赛德率兵击杀了伊斯满太师。当托郭齐少师请锡吉尔太后上马时，锡吉尔太后不愿回到儿子身边，于是托郭齐少师怒斥道：“你的儿子可汗不好吗？你的国家察哈尔不好吗？”(28)。由此可见，察哈尔一名似乎已超出了一般所谓部落的概念和范畴，进而演变为国家政权——蒙古正统的象征。这一点，与早期象征成吉思汗政权的中央一万人的护卫军正相一致。
再者，有一则史实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深思。即原为统领鄂尔多斯万户的巴延蒙克孛罗忽济农之子巴图蒙克通过与满都鲁可汗的遗孀满都海哈屯成婚，统辖察哈尔万户并驻帐于察哈尔万户，而不是鄂尔多斯万户，以及他重新划分领地时，将鄂尔多斯万户未纳入大汗的直属领地的做法，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察哈尔万户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的臣民，也就是与护卫军之因袭息息相关，必是代表大汗的政权所系。
最后看看达延汗时代的蒙古六万户的组织方式。达延汗把六万户分成左翼三万户和右翼三万户，大汗驻帐于察哈尔万户中。这种划分与成吉思汗的御前千户(中军)及左右两翼的军事行政划分非常相似(29)，当然这是依照成吉思汗的惯例而为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汗还将察哈尔万户划分为左右两翼，大汗驻帐于居中，即“好陈察罕儿”(30)营里。所谓“好陈察罕儿”的“好陈”意为“老的”、“旧的”，好陈察罕儿即“老察罕儿”。这一点，又与成吉思汗极为宠信的“老宿卫”如出一辙。鉴于“老宿卫”在护卫军(怯薛歹)中的特殊而重大作用(31)，又联系到察哈尔所属的鄂托克有克什旦(克什克腾)，使我们确信“好陈察罕儿”原本就是一个世代侍卫大汗的、在护卫军里最贴近大汗的“客卜帖”(宿卫)。“克什旦”一名来源于蒙元时期的大汗护卫军怯薛歹，却将此名袭用下来，并将这支护卫军怯薛歹继续安置在大汗统帅其他万户的司令部里，并使其附属于老宿卫——好陈察罕儿，绝不是偶然的，是由祖辈传给后人的。
综上所述，成吉思汗的中央万户——护卫军是个经过制度化的传承而保存下来的蒙元时代的蒙古历届大汗的护卫军，其职能在于加强汗权的威慑力量，以此标志国家机器；而至北元后期的达延汗时，汗按照蒙古旧制实行分封，自己则驻帐于中央万户——察哈尔，察哈尔的职能在于“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以察哈尔标志国家的象征。因此，我们联系成吉思汗的一万护卫军和达延汗的察哈尔万户的这一特征，可以论证这两个体制有共同的本质和古老的渊源。
三、蒙古中央万户——察哈尔
在通过以上考证，并能够了解蒙古族的察哈尔部渊源之后，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古代蒙古有众多的部落，其中察哈尔部是由非血缘关系组成的特殊集团，是世代侍卫蒙古历任大汗的一支特殊组织——护卫军。它不是以血缘关系，而是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由万户、千户、百户等大小贵族子弟混合组成的，并发展成为“蒙古正统”的象征。也就是说所谓的“察哈尔”既不是部族的名称，也不是蒙古语名词，而是中亚强兵劲旅之名。这一名称被借入蒙古后，约在北元时期起，特指蒙古的特殊军旅——大汗的中央万户。这支中央万户的起源或前身，可追溯至蒙元时代的蒙古历届大汗的护卫军。当时，它在蒙古诸部落中几乎成为举足轻重的“部落”集团。
这支集团在蒙古历史上，不论是在蒙古帝国时期，还是在北元时期，都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它在早期是成吉思汗赖以维持其统治的支柱，也就是说，平时为大汗金帐的护卫军，战时为大汗亲自统领作战的非常强悍的精锐部队，而且在那个时代就有着勇敢、英武坚韧的英雄美名和传统。(32)成吉思汗凭借手中这支威慑力量，用以加强汗权，强化国家机器。这支威慑力量在成吉思汗死后，为其子孙代代承继，成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传家宝”。
那么，护卫军的后身察哈尔何时成为一个部落集团的呢？
在蒙文史书中，察哈尔一名最早出现于瓦剌太师也先专权时期。据佚名《黄金史纲》载：达延汗祖父哈尔固楚克台吉的被卫拉特夺去的妻子(也先之女)生下了遗腹子巴延蒙克，为使儿子免遭也先的杀害，也先之女隐藏起孩子，偷换了家里使唤的察哈尔呼鲁巴特鄂托克之鄂台老媪的孩子，裹在摇车中，瞒过了也先派来侦伺的人。这里可以肯定，察哈尔至少作为一个鄂托克此时已经存在了。由此可以推想，其形成发展似乎更早一些。从这一例证中我们还不难想象，察哈尔曾被掠去捣毁的劫难遭遇。
如果这一历史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察哈尔万户形成于上述北元形势的历史背景之下。即护卫军跟随元惠宗妥欢贴睦尔退至上都，而后在北元历任大汗的统领下，为统一蒙古各部或守护汗廷，或转战各地，直至瓦剌太师专权时期之前的70余年间，大约是护卫军重组更名为察哈尔部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是封建混战、社会大乱的时期，部落的溃散导致诸部无休止地分化和重组。这一形势的发展，势必冲击北元大汗的护卫军组织，甚至使之打散。后由大汗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自上而下重新把他们按部落形式组织起来，由原来单一的护卫组织改变成具有军事、行政和经济三方面职能的中央万户。但是，这个新建立的中央万户——察哈尔，也许因成吉思汗系黄金家族内部相互残杀，或因“众庶无主，难以行事”而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护卫职能。从而伴随黄金家族的没落，察哈尔亦不可避免地遭受无休止的战争杀戮、被吞并和溃散的厄运。上一例证中提及的察哈尔就是这种劫难遭遇的反映。
然而，察哈尔部并未屈服，后来他们在满都鲁可汗的统领下再度崛起，并日渐强大起来。换言之，黄金家族的后裔们是凭借着察哈尔万户的力量重新崛起的。满都鲁可汗凭借着这支力量，铲除强横跋扈的封建割据势力，巩固了刚刚建立的政权，为日后满都海哈屯执掌汗廷大权，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不久，察哈尔万户已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甚至成为汗廷的象征。所以史称满都海哈屯“若从了可汗的子孙，则平展白道，统辖察哈尔万户，远扬了哈屯的声誉”。满都鲁可汗去世后，他的遗孀满都海哈屯继承了察哈尔万户。在满都海哈屯的统领下，察哈尔万户做出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决定性的努力，使满都海哈屯的地位有了可靠的保障，使其顺利地将巴图蒙克扶上汗位。满都海哈屯由此“远扬了哈屯的声誉”，察哈尔也从此闻名于世。
达延汗时代是蒙古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护卫军的后身察哈尔部落很活跃。作为汗廷依靠的主要力量，他们南征北战，力挫群雄，使一度分崩离析的北元众部重新得到统一，从而又立下汗马功劳。
察哈尔是个崇尚威武的“部落”集团，其士气高昂，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的勇武剽悍精神不仅往昔如此，而且在之后的那个时代一向如此。所以，17世纪初的史书和在鄂尔多斯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祭词中赞誉察哈尔部为“利剑之锋刃，盔甲之侧面，这是察哈尔万户”(33)的英雄美名。
注释：
①关于察哈尔部起源，笔者已另文考证，见《察哈尔部源流浅说》一文，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增刊)；转载于《北方民族史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本文则在上文考证的基础上，对成吉思汗军队体制的沿袭脉络、演绎历程加以梳理，以期反映出察哈尔部起源、形成和发展之全貌。
②(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③《蒙古民族通史》第2卷，第102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④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3章，第125节，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第1版。
⑤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9章，第226节，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第1版。
⑥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9章，第228节，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第1版。
⑦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0章，第231节，中华书局，1956年第1版。
⑧(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2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⑨(法国)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第351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⑩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第69—70页。耿昇译，中华书局，1994年。
(11)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还原注释》第130—131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年。
(12)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第69—70页。耿昇译，中华书局，1994年。
(13)《新唐书》卷221下，《西域·安国传》。
(14)《大唐西域记》卷1，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5)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汉译本，第127页注四，中华书局，1958年。
(16)见薄音湖：《关于察哈尔史的若干问题》，载于《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17)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230节，中华书局，1957年版。
(18)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226节，中华书局，1957年版。
(19)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231节，中华书局，1957年版。
(20)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278节，中华书局，1957年版。
(21)《明肃楼记》，《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卷7。
(22)《世纪大典序录·军制》，《元文类》卷41。
(23)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第40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24)《大黄册》，乌利吉图校注本，第150页，民族出版社，1983年。
(25)《成吉思汗祭奠》，赛音吉日嘎拉等整理本，第196—197页，赞誉内容同上注的引文大体相同。
(26)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4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27)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8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28)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9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拉施特著，余大钧等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63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30)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384—385页。
(31)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230节，中华书局，1957年版。
(32)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10章，第230节，中华书局，1957年版。
(33)《大黄册》，乌利吉图校注本第150页，民族出版社，1983年。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代搜集整理的《成吉思汗祭奠》，第196—197页，民族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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