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语言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429(2005)02-0110-6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简称EL)，又称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是 由生态科学和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语言研究领域。生态语言学着眼于语言生态和语言 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认识观。它的产生既是建 立人类与自然新型关系的需要，也是语言学价值的自我完善。本文拟就当代生态语言学 的产生与发展、原理、研究领域和课题作一评述。
1.生态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E.Haugen(1971)最早提出并使用“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 概念，他在《语言生态学》一文中提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此后，“语言生态”的隐喻开始为语 言研究者接受。20世纪80年代，德国Bielefeld大学的一批学者进一步将生态学原理和 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P.Finke根据生态系统观提出了“语言世界系统”(language
world systems)概念；W.Trampe指出，语言、语言使用以及与之相互依存和作用的环境 构成了语言的生态系统(Fill 2001)。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以“语言生态学”或“生态 语言学”为题的著述，使学科理论框架得以确立。Haugen的语言生态隐喻奠定了语言生 态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9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变得十分严峻。学科使命感和社会责任 感促使语言学家思考这样的问题：在生态环境问题中，语言、语言学、语言学家究竟能 起什么作用，是否应该有所作为?1990年，M.Halliday在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上 告诫语言学家不可忽视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作用。他的报告促使语言研究者对语言和环 境问题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即把语言和语言研究作为生态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 从而形成了生态语言学的另一研究范式。在这次会议上，有学者提出用“
eco-linguistics”作为语言与生态问题研究的统称。
生态语言学在德国、奥地利、丹麦等欧洲国家备受学界和官方的关注，有的国家和地 区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大学里开设了生态语言学课程。1993年，奥地利格拉茨大学 教授A.Fill出版《生态语言学引论》，对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问题作了系统的阐 述。同年，国际应用语言学会上举行了“生态语言学：问题、理论与方法”专题讨论。 1995年，A.Fill在奥地利克拉根福市召集了“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1996年，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成立生态语言学分会。A.Fill,R.Alexander,A.
Goatly,J.Door,J.Chr.Bang,P.Mühlh
usler等学者成为这一新兴学科的活跃人物。心理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生态学家也纷纷关注或涉及生态语言学研究。互联网上出现了若干生态语言学网站，如A.Fill的生态语言学网站，丹麦Odense南方大学“生态、语言与意识形态研究小组”(ELI Research group)的网上论坛；荷兰Groningen大学艺术系设有北方和北极地区语言生态研究的网页(http://odur.let.rug.nl)等；著名网站“语界”(Terralingua)发表了不少生态语言学论文。这时期还出现了若干力作，如
Fill & Mühlhusler(2001)、Mufwene(2001)、Leather & van Dam(2003)、
Mühlhusler(2003)等。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也有个别语言学者曾尝试 运用生态学原理研究汉语问题，如李国正(1987、1991)。遗憾的是，这种尝试未引起国 内语言学界应有的关注。
2.生态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定义
“生态”、“环境”、“语言生态”、“生态语言”、“语言环境”是生态语言学的 基本概念。
“生态”首先是一个隐喻，“语言生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及地 理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就好像自然界特定生物和非生物的生态。 Mühlhusler(2003)指出，语言环境涉及语言与现实世界和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等方面；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构成了语言生态。“生态” 还可以从生物生态学角度来理解和使用，即通常所谓生态环境、生态危机的“生态”。 在这一意义的基础上，生态语言学还使用“生态化”(ecologization)、“(合乎)生态 的”(ecological)等词语，它们含有健康、和谐、协同作用的意思；而“非生态的”(
unecological)则意味着不健康、不和谐。“生态的语言”就是能够表现和促进人类与 自然健康、和谐、协同进化的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
语言学说。他们(1993，2000)认为，语言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任何语言学上的描写 和规范也是对语言和对话环境含义的描写与规范。语言环境就是包含意识-逻辑(the id eo-logical)环境、生物-逻辑(the bio-logical)环境、社会-逻辑(the socio-logical )环境三个结构层面的社会实践，是人类生物层面、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环境复杂体 。生态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语言与这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此，Bang和
(1993)建立了一种以三类环境为中心的意义模式。李国正(1991：48)将语言环境分为外 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前者包括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以及人群系 统；后者指任何特定的语言单位与其他单位的关系。我们认为，语言生态隐喻不只是一 种形象化的类比，从更深层意义上看，语言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与自然生物生态之间不但 具有某种形式的相似性，而且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在同构性，或相同的内在规定性。
A.Fill对学科的定义作了阐述：生态语言学“研究语言在可能改善或解决生态环境问 题中所起的作用；生态语言学家使用生态系统隐喻来描述语言世界系统，并借助生物生 态学概念对其做出分析”，“在语言和言语层面对非生态的语言使用和语言系统中的人 类中心主义现象进行分析批评，探讨语言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见其生态语言学 网站《前言》)。他(2001)还给这门学科提出了五项具体的研究任务。R.Gabbard(2000:1)提出：“生态语言学的目标是探讨语言在调整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生 态破坏或生态协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总之，生态语言学把语言视为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主张从语言与外部环境 的相互依存和作用关系出发分析研究语言。而语言系统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 它与生物生态系统具有类似的同构关系。这一思想与传统语言学将语言视为自足的结构 系统截然不同。
3.研究领域和课题
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进化、语言习得 、语言批评、语言与生态危机、语言政策、语言人权等方面。虽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 不同学者对语言生态的理解有所不同，研究意趣也不一样，但总体上不外乎Haugen和
Halliday奠定的两种范式，或者说两大研究领域：1)用“生态”作为“环境中的语言” 的隐喻，研究所有可能增强或削弱语言功能的环境因素；2)从生物学上理解“生态”的 含义，研究语言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影响和作用。前者称为“语言的生态学”，关注语 言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活力、语言进化等问题；后者又称“环境语言学”(
environmental linguistics)，研究课题包括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环境语篇的分析 批评、语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生态语法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几个主要课题。
3.1 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
生态科学研究表明，生态系统的年龄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其自我调节功能也随着 生物多样性的提高而提高；丰富的多样性使占据不同生态位的物种能有效地利用环境资 源，从而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生物生态多样性一样，种群多样性，以及语言和文 化的多样性，是确保人类在地球上健康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生态语言学从全球生态 系统的高度思考语言多样性问题，探索语言、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作用关系。
3.1.1 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对应关系
美国康涅狄克大学的科学家研究了全球数百个生态区的土著族群、传统民族的语言状 况和生物生态状况，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二者 存在地理相关性(Oviedo & Luisa 2000)。牛津大学人类语言学家D.Nettle对西非地区 的语言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越接近赤道地区，语言的数量就越多；雨季的长短与语言 数量直接相关(Glausisz 1997)。E.A.Smith(1998)对墨西哥北部土著美洲族群的研究也 证明，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生物多样化的环境能形成 丰富多样的食物链，适合人类生存与进化；生态多样化造成了人类种群的多样化，从而 直接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语言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本源上也是生物多样化的结果。生 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是生命系统多样性的表现形态，是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结果 。Mühlhusler(1994)认为：“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二者是 有功能作用的。”Wollock(1997)也指出：“高度的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是地球 行星的一种常态。”人类丰富多样的知识只有依靠多种多样的语言才能充分反映；减少 语言的多样性，就会缩小人类可以利用的知识库，从而削弱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Bernard 1992)。“环境—知识—语言”，是人类生命的基本链条，三者紧密相关。
3.1.2 语言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Mühlhusler研究了语言多样性的丧失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他调查了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地语言中的动植物名称，发现澳洲大陆上曾栖息着许多种类的“有袋小动物” ，但由于外来语言的影响，这些小动物的名称后来改变了，被称为“灌鼠”或“本地鼠 ”。结果这类新名称使得人们产生误解，把它们当作普通老鼠加以捕杀，导致这些小动 物濒临灭绝。对这类动植物，Mühlhusler建议重新命名或恢复使用土著名字，认为 这样做有助于挽救急剧减少的物种(Fill 2001)。
3.2 濒危语言问题
语言文化史研究表明，全球语言多样性程度最高的时期是新石器时代。在古代，全球 语言生态基本平衡。但自欧洲殖民时代开始，世界语言开始加速消亡，现在的语言数量 比500年前减少了15%(Maffi 1998;Whaley 2003)。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古代需要几 百年或上千年才发生的语言衰变和消亡，如今几十年就可能完成。语言衰变和消亡已经 不再是正常的发展变化现象，而是当今生态危机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濒 危语言问题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关注的焦点。鉴于这方面的论著已有许多，本文不再赘 述。
3.3 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
语言是物质存在和意识存在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构建人类意识的物质，当物质条件 发生变化时，由语言所给定的意识形态也会随之变化；“语法根据普遍的生产方式和生 产关系‘组构’现实”(Halliday 1990)。生态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系统应该生态地“ 构建”世界，因此关心和思考这样的问题：语言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包含生态成分和非生 态成分?这些生态的和非生态的语言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如何用 语言来构建以生命为中心的生态世界观?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有两个任务：一是发现 并分析语言的非生态特征；二是建立生态的语言系统或语法。
3.3.1 语言系统的非生态特征 这指的是语言中所内化的语义、语法范畴及其结构表 现形式，与当代生态世界观相背。Halliday(1990)、Goatly(1996；1997)、
Mühlhusler(1994)、Chawla(1991)、Fill(2000、2001)等对若干语言系统进行了微 观分析。例如：许多语言都有大小、高低、长短等反义词，而几乎所有语言都把高程度 词作为衡量标准，如通常说“楼有多高”“年纪多大”，而不说“楼有多低”“你年纪 多小”。这反映了人类追求高增长的成长主义(growthism)意识。在语法上，把空气、 水、石油、煤炭等物质名词看作不可数名词，反映了人类认为自然资源无限的意识观念 。从生态观来看，这些都是不可再生资源。
在语言系统中，人类中心主义意识也有所表现。如代词系统，指人的代词有各种人称 ，而指物的代词往往很简略，显示了对其他生物的漠视；物主代词则体现了人类的主宰 意识。词汇方面，人类给事物命名的依据往往是事物是否有用，或以人类的行为准则来 规定其他生命物质的属性和作用。如《现代汉语词典》对“狼”的释义：“性残忍而贪 婪……伤害人畜，对畜牧业有害。毛皮可以制衣褥。”“残忍而贪婪”是人类的主观印 象，“对畜牧业有害”是就人类利益而言，“可以制衣褥”指对人类有用处。从生态学 的观点看，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成员，无所谓美丑好坏。总之，现在的语言系统 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以人类伦理构建世界生态伦理的意识。生态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 对语言系统的这类非生态因素进行批评分析。
3.3.2 语言系统的生态化 既然语言系统中存在与生态科学观不适应的成分，那么， 生态语言学应该以改变语言状况、建立生态语言系统为目标，还是旨在促使语言使用者 认识到非生态的语言现象?多数生态语言学者不赞同“生态的就是正确的”这一观点， 也不认为对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批评是一种语言规范化行为。但也有学者提出，要通 过语言来构建不以人类为中心的生物世界观。语言的生态化就是通过变革语言系统和语 言使用，使语言更适合表现现实世界的生态关系。
Goatly(1996)提出了“绿色语法”思想。他认为，传统的及物分析法把现实世界划分 为若干语义范畴和语法范畴，不适于表现当代科学理论，尤其不适合表现生态学理论所 揭示的现实世界。自然世界的各个不同部分如同生物机体内部一样，有一定的生态结构 ，但这种生态结构是生态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传统语法语义范畴 所表现的物质存在过程是一种单向因果关系，而根据现代科学理论，过程应是多向的， 互为因果的。Goatly认为作格分析法能够更方便地表现过程，是协和的语法(consonant grammar)。胡壮麟(1999)对Goatly的协和语法提出了质疑。Schleppegrell(1997)说： “真正的绿色语法…能揭示导致环境破坏的真正动力和机制。”语言世界系统是经验系 统，对自然世界的经验过程实际上也包含隐喻化过程。问题在于，语言法则或范畴在多 大程度上源于自然法则?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丹麦学者Bundsgaard和Suen(2002)提出创立和发展一种生态的形态学，以便更好地认 识和理解环境问题。他们用“eco-morphology”来称呼这种生态形态学，其理论基础是 J.Chr.Bang和J.的三层面模式。传统形态学把语素和形态看作词内特征，词与 形态语素的关系是内部关系，实际上将语素形态与语篇和语境分离开来。生态形态说认 为，任何个体特征都存在于内部关联性、类际关联性和外部关联性这三种环境关系之中 。传统语法将语素看成“最小的意义单位”，而最小的语音单位音素并没有意义。生态 语素说则认为，任何语言现象，哪怕是微观层面的最小单位，都不可能以单一特性而存 在，而是同时具有生物、社会、意识三个层面的意义与功能相关性，一定的音素往往与 特定的情感、语气、经验相联系。例如，许多语言儿语中称呼父母的词语都有双唇音或 鼻音，这决不是一种任意、偶然的音义关系。
3.4 语篇的生态批评分析
生态语言学的语篇分析吸收了当代批评语言学的思想，从生态学角度对语言中社会化 的生态意识及行为进行分析批评。语言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永恒介入力量，它从各个角度 反映现实，并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影响社会过程；而语篇是语言介入社会秩序的工具， 语篇结构型式的选择和使用，往往由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以实现特定的控制意图。生 态语言学家对有关环境、动植物、食物等生态问题的语篇进行研究，试图解释生态意识 如何通过语言结构来实现对社会的某种操纵和控制。
例如，Gerbig(1993)分析了有关臭氧层问题争论的语篇句式特征，结果发现：对立利 益群体的语篇，表现出不同的句式使用特征。对排放废气负有直接责任的工业群体，其 语篇中往往较多地使用作格，因为作格突出的是动作行为或状态，从而隐匿了自身的施 事者关系，达到一种引导或控制社会意识的意图。其他学者如R.Alexander,A.Goatly,
J.,J.Chr.Bang等也进行了类似的语篇分析，发现隐匿、抑制或转换施事可以 通过被动结构、动词名物化、选用复合名词、指示词语等语言手段来实现。
对语篇或文本做生态学批评，主要集中在“表面生态化”(surface ecologization)问 题的分析方面，即在文本、话语或图画作品如广告、政论、商务文本之类中，用什么方 法提出环境问题。当今许多产品广告中大量使用“绿色词语”，声称产品和工艺都是“ 绿色的”、“环保的”，这是语言使用的表面生态化。Fill(2000)分析了Time和
Newsweek中“绿色广告”的语言意图后发现，大众媒介绿色广告的变化与大众生态意识 的发展变化存在相关性：当大众传媒中“表面绿色”语言大量出现时，大众对生态环境 的关注与关心度往往就趋于低下，环境问题就变得糟糕。语篇的生态学批评分析就是要 “揭开这种表面生态化的虚伪面纱”。
4.结语
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科学理论观念，作为新的方法论支配着普遍的社 会思维方式。在当代，生态科学正是这样一门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学科。生态语言学 的产生与发展，正是源于生态科学的感召和当代生态问题的触动。生态语言学把研究语 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目标，这一目标决定了学科的内容、方法和 特性。生态语言学又是一门应用学科，它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语言、语言学和语 言学家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的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必将大有作为。
收稿日期：2004-8-21；
修改稿，2004-11-25；
本刊修订稿，2004-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