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马克思的人的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思作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方的现代性面前，是坚定的批判者。现代性问题（诸如理性、主体性、主客二分等）说到底是人的问题，即近现代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所以考察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有必要把它放在整个马克思的人的理论视野下。因为按照这个理论，人的现代性只是人类在扬弃了前现代社会的传统人之后，走向未来的“完整的人”的一个中介点。在这个中介点上，人的异化，或者说，异化的人为未来的人的理想之实现准备着物质技术基础和精神文明的条件，同时这种异化也给人本身带来苦难。为了完整地表述人的现代性在马克思学说的人的发展理论中的地位，这里先对马克思的人的理论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1.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看，他的人的理论早于唯物史观。因此不可以笼统地把二者等同起来。唯物史观形成之前的早期马克思的人的理论（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尽管有很多精彩的思想，但远不如成熟时期。后者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唯物史观把马克思的人的理论提升到以往任何思想家在人的研究上都未曾达到过的水平。这表现在：局限于“物质本体论”的旧唯物主义者由于不懂得实践，所以“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些哲学家只能在自然领域成为唯物主义者，而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也这样做。因为离开了现实的人的主体活动，就没有真实的社会。与之相反，唯心主义者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但是他们同样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实践）本身，所以他们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同样不懂得现实的人——人在他们那里只是精神性的。
马克思借助于实践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形成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在整个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历史的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融为一体，其核心问题则是人。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人的科学理论与唯物史观是不可分割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恩格斯）就是对这个历史观的总体界定。
2.可以从社会一历史和人的维度去展开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如果就人的维度来看，唯物史观把人类作为历史主体，它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放在整个体系的首位。由此又引发出群体（阶级、民族等等）的存在与个体的历史命运，等等。
有一种“唯物史观”理论反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其根据就是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教条理解，认为现实的人就是划分为阶级的个人，拒绝谈论“类”的观点。不错，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抽象的“类本质”的观点在成熟时期已经被马克思扬弃了。但是，马克思在晚年仍然大谈人类（不是早期的抽象类本质）的生存和发展。他认为，蒙昧时代的人类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等到生产力能够提供若干剩余生产物时，人类就必然以牺牲个体为代价来加速发展自己的才能。其方式就是采取强制的旧式（脑体）分工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阶级划分。在客观上，对于物质劳动者个体来说，这种划分是个体为人类的才能的发展而做出的牺牲。因此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都呈现出类与个体的对抗之特点。正是在这种对抗中，蕴藏着阶级存在的历史理由。离开了类与个体的矛盾发展，阶级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就得不到解释。阶级的历史哲学理解也只有从上述类与个体的矛盾发展中来界定。在上述意义上，类范畴在唯物史观体系中的地位无疑高于阶级范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理论上，后者都是从前者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
3.类的繁衍和发展要以大量个体牺牲为代价——这是一个支配一切生物（包括人）的自然规律。由此产生的物种内部的类与个体的对抗，对自然界其他生物来说是永恒的。人类却可以例外。按照马克思的未来共产主义设想，人类有可能消灭类与个体的对抗。其途径就是通过消灭自发分工和阶级，直至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实现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那时候，类与个体之间还会有矛盾，但不会有今天那种阶级对抗的性质。因为共产主义意味着类的才能的发展无须再以大量个体（甚至整个劳动阶级）的苦难为代价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未来的制度安排看作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所以他把在此之前的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都只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前史”。
4.共产主义既是人类的解放，也是每个个体的解放。不过，在新制度安排实现之前，优先得到相对全面发展的只能是类，类得到全面发展的优先性，根源于强制性分工。从时空关系上看，这种分工的实质无非是：把物质劳动者个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转换为人类整体的发展空间。由于有了这种时空转换，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时才会有国家机器、劳动管理、军事艺术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系列成果。这时候，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却不是每一个个体的发展空间。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类的全面发展是通过每个历史时代那些代表新兴生产力的阶级来实现的。马克思把他们叫做“特殊的个体”。他说：“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1](P125)这里所说的“特殊个体”就是：新兴奴隶主、新兴的封建主和新兴的资产阶级……。
以大量个体牺牲为条件的人类整体发展的全面性，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始终是不公正的（尽管它是合历史规律性的）。消除这种不公正的根本条件，是在变革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高科技（例如今天的智能机器生产力）把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极大缩短，大大增加人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每个个体全面发展自己的前提条件），从而使“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的道理也能够适用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5.类与个体的矛盾关系到人类个体的个性发展。人类的发展成果积淀在每个历史时代的个体身上。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个体和个性发展的历史。每个时代类的发展程度只有通过该时代一般个体的素质、发展状况和水平来把握。马克思的晚年著作为我们对个体与个性研究提供指导和启发。从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在人类社会早期，个体的发展水平越低（个体的无个性和对群的绝对依赖），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特点表现为“群体本位”。到了近现代工业社会，个体的发展水平加速提升，“群体本位”便让位于“个体本位”。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消除了类与个体对抗的“类本位”。未来的类本位社会真正实现了“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以它是以“每一个个体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以“自由个性”标志未来人的特征。
6.当马克思在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的类本性作为一种“设定”，由此引出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的批判和期望未来社会的“人性——人的类本质的复归”时，他还未能完全摆脱抽象人本主义的影响。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特别是在晚年，他的人的学说有了坚实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论证为基础。在这基础上，马克思的历史观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又以理想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为归宿。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历史观。这个历史观不仅有属于科学认识的生产力尺度，而且有“人性尺度”，在《资本论》第3卷的一些阐述中，客观的生产力尺度与人性尺度被有机结合起来：“……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P926-P927)
然而，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人们往往为了突出唯物历史观在科学认识上超越空想主义的贡献而忘记了这个历史观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其结果是唯物史观即“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的界定广为流行。这个界定在反对宣扬抽象人性的社会主义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它需要补充另一面，否则就不能成为当代形态的唯物史观，因为当代的人的问题越来越显得迫切了。在这方面，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界定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P241)可能更能体现它作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融合之总体性质。
在确定了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理论——科学历史观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它与现代性的关系。
二
包括理性、主体、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等多方面内容的现代性问题，来自现代社会的人，本质上是现代工业社会里的人的现代性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必须把它放在马克思哲学的人的发展理论中来考察。
说现代性的种种问题来自现代社会的人，是由于他们的主体性大大不同于古代社会。后者的人的依赖关系是以血缘关系、狭隘地域范围的宗法关系等自然因素为媒介，因而是狭隘、片面的个体对群体的绝对依赖。人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群体主体性。到了近现代，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社会进入以交换价值为全面媒介的商品社会。每个社会成员要把自己的产品和活动通过竞争和交换转化为能够支配别人的活动的社会权力——货币。在这里，个人的利益驱动是社会生活的“发动机”。所以个人的独立性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人的理性、人的主体能动性以空前未有的程度发展起来。人越是成功地开发大自然，人的主客二分的功能也就越发受到赞扬。如果把这一切叫做现代性的话，那么现代性的好处来自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但是，现代性既然是现代社会的那种人的独立性产物，那么它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具有矛盾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现代社会中，“活动和产品的普遍的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4](P103-104)因为人的独立性是与商品货币关系相联系的，是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的。他越是发挥主体性，他对于“物”（商品、货币）的依赖就越难以摆脱。其结果——消极方面的结果，就是后现代主义对它们的指责的依据。过去，以人类中心对抗神本论曾经振奋了人们去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现在，人类中心主义却反而成了毁坏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从而成了使人的生活方式发生问题的祸首。过去，理性曾经是给人带来希望的科学技术的力量所在；现在，理性却被彻底工具化，变成了单纯的科学理性，即只追求功利，因而给人带来消极效应的所谓工具理性……。
目前，西方思想家们对现代化的反思在客观上证明了：100多年前马克思在揭示商品社会“人的独立性”的矛盾和异化中，就已经预见到今天所谓现代性问题的根源所在。现代性问题之所以普遍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其深刻的历史理由，即人类社会由“物的依赖性”向人的发展转变的要求日益强烈地显示出来。而西方社会由于率先进入了现代化，所以它的学者也较早地认识到这个历史性的要求。弗洛姆说：“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无所知。”[5](P25)
对现代性问题的种种思考，归根到底是围绕关于现时代人如何发展的问题。有人只是提出问题（如西方的学者），而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为我们提供了远大目标，但是具体的实践途径仍然有待后人去摸索。而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来说，更为现实的问题则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正确对待现代性的问题。
三
中国既然已经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就不能完全避开现代性的问题。谈到现代性，首先要确定的是：目前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一般认为，中国已不是纯粹传统的，也不是纯粹现代的，而是处在社会转型期，一种混合的形态。一方面，前现代的传统死死缠绕着它，另一方面早期现代性也已不断冒头。
目前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滥觞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改革。对社会改革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两件大事：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从对社会实行严格全面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社会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现代性不可抑制地产生。
——可以从理性、主体性等等方面揭示现代性。但是一切现代性最后都集中体现在人的关系上，即有没有“现代人”？所谓现代人，从与前现代社会相对比看，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独立性”上。经过20多年的现代化，人的独立性取代旧体制的“单位人”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了。在以前，丧失“单位”的人几乎是无法在社会上生存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展使“单位人”逐渐失去存在的条件。人的独立性与单位人的区别，集中体现在人有了商品社会所给予的那种自由与平等。个体与整体（集体）的关系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代性表现在人（个体）的主体性力量获得了解放。几乎每一次成功的体制改革都使人的主体力量爆发出来。现代性在中国的最大功勋就是：使受到旧体制束缚的个体得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自由。也正因为如此，上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那场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如此激烈，绝非偶然。
——现代性表现在坚持主旋律指导地位条件下的价值文化多样性取代以往的思想观念之大一统。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活泼多样，有越来越多的个人选择性。
…………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上述现代性的积极面：由于有了它，人的本性——真正的主体性及其实现才在最近20多年的新时期成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目前中国并不需要像西方思想界那样，把注意力放在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去倡导“消解主客体”等等问题。如果说，后现代是对现代社会的超越，那么对我们来说，成熟的现代社会还未到来。目前的中国恐怕仍是苦于现代性的发展不足。
但是，现代性的出现除了正面效应，还有它的负面效应，尽管后者远不是主要方面。当然，对已经出现的负面效应的反思，也是有益的。至少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必要反思现代性。
1.发展的理念。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曾经告别“斗争哲学”时代，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此，我们在80年代中期提出过“生产力标准”。作为社会评价，它在当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完满的、十分科学的尺度。所以后来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仍专注于生产力，忽视社会评价问题的现代潮流——例如联合国采用的“人类发展指数（包括环境、平均预期寿命、扫盲率、全面福利等因素统一在一起加以评估，简称HDI）。在许多人的实践中，只强调了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就是纯粹追求物质财富，就是片面追求GDP，以为它就是全部国家福祉所在。GDP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唯一尺度。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人，应当以人为本的马克思的思想却被忽视了。忽视人的发展思路产生一些不良结果：在经济急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许许多多矛盾。在经济增长中有一部分人被忽视了；GDP在增加的同时，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另一些地区却改进不多，……。这里就蕴藏着传统现代性引发的人与物、人与人的那种紧张状态。
当然，这是可以改正的。无须为此而否定一切现代性。
2.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这是后现代主义指责现代性的一个罪状。在今天的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现代化中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是最突出的现代性问题之一。在中国现代化早期，这个现代性问题就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出现，除了现代化本身应负其咎，恐怕还应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例如，中国比其他国家人口更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份额相对稀少；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尽合理等，都是促使问题恶化的因素。一方面是人多，资源和能源少；另一方面却长期采用不合理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怎能不使问题尖锐化？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以煤炭为例，消耗15亿吨，占世界的30%，然而中国创造的GDP不到世界总量的4%。这个惊人的对照只能用我们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利用率极低和严重浪费解释。此外，还有忽视“有机成长”的问题。澳大利亚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指出：同样走在现代化的路上，印度主要依靠有机的成长，更加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它选择的道路可能比中国以外国直接投资为动力的方式更能带来可持续发展。[6]
总之，问题与现代性有关，但也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观有关。
3.价值观念体系的负面影响。在文学作品、媒体和网络上出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指斥的种种现象：相对主义膨胀、背离崇高而面向烦琐生活、个人孤独感、对于自我前途和现实地位的不确定性感觉和道德底线的被冲破……。这一切导致传统的瓦解和对确定性观念的排斥。针对这些，我们也许应当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性来代替传统现代性——就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曾经提出过的那样。
一方面冷静地对待某些来自西方的思潮，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中国的国情，不去盲目地反对现代性。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现代化中已经出现的问题有足够的反思。并通过反思对现实的现代性负面影响给予扬弃，进而为我们自己确立起新型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我认为，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展示的就是这样的态度。这个科学发展观在新时期新阶段的新思路，从超越传统现代性的视角看，就是要求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在途径、目标上有一个崭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