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和对中国制造业增长的影响（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以邓宁(Dunning)的对外来直接投资的综合主义学说为理论框架，并力图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运用有关文献，考察中国外来直接投资的数量和模式及其1979年以来的15年中对中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经验研究表明，中国直接外来投资的取向和形式，是由中国政府改革政策所创造或加强的中国实际区位和体制优势所决定的。因此就对整个制造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产出和出口的增长以及对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而言，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这一研究也告诉我们中国在外来直接投资上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它造成了外来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建议采取有效政策，以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区位优势，使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发展得更快更健康，从而从外来直接投资中获得最大的潜在收益。
理论背景
在6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外来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要么是建立在国际贸易基础上的宏观的理论，要么就是建立在工业组织理论基础上的微观理论。前者包括区位理论〔索思沃德(Southward)1953〕，货币溢价理论〔阿利伯(Aliber)1970〕，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科伊玛(Kojima)1973〕和发展水平理论(the level of development)〔邓宁(Dunning)1981〕。后者有工业组织理论〔海默(Hymer)1960〕，产品周期理论〔弗农(Vernon)1966〕，风险分担理论〔格鲁贝尔(Grubel)1968〕，内在化理论〔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凯夫斯(Caves)1971，巴克利(Buckley)和卡森(Casson)1976〕和综合主义理论（邓宁 1977）。
考虑到对外来直接投资尚无更好的一般性理论解释，而邓宁的综合主义理论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因此本文采用他的理论。邓宁认为没有一个单一的理论能满意地涵盖外来直接投资现象，因此他将三部分经济理论，即工业组织理论、内在化理论和贸易、区位理论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总的框架来解释跨国公司为什么，如何以及在何处进行国际化生产的问题，特别是从事外来直接投资活动。
外来直接投资的综合理论（或称OLI规范）综合理论提出如果以下三个条件能得到满足，一个跨国公司就会进行对外国直接投资活动：
1.在一个特定市场中相对于外国公司而言，公司具有具体所有权的净利益(O)。这些利益对拥有这些利益的公司而言是排他性的，是可以跨越国界进行转让的。
2.外国提供某种地点（区位）优势，这样公司可以通过对本国以外地区的企业的所有权(O)的利用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不然的话，公司完全可以选择输出商品而不是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办法来占领外国市场。
3.公司可以获得使市场内在化的好处。即对公司而言利用所有权优势，通过对其本身活动的扩大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不然的话，公司可以选择出售或通过特许或其他类似契约安排租赁给外国公司。
邓宁自己的话是OLI规范一般性预告的最好概括：“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企业相对于另外国家的企业因所有权而产生的利益越大，外国企业进入有关国家的刺激力度也就越大。它们越是感到在一个外国地点利用其资产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就越可能在国外进行生产。反之同理，一个国家也就可能吸引更多外国跨国公司的投资。”（邓宁 1993）。
根据OLI利益，邓宁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4类，即寻求自然资源型，寻求市场型，寻求提高效率型和寻求战略资产型。因此，外来直接投资的规模、形式和模式决定于OLI利益的结构。
地点优势 地点优势起初是由内在化理论发展起来的，解释跨国公司如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为什么一个企业在这个国家而不是在另一个国家生产？”的问题要由地点理论来回答。那就是只有那些具有某种地点优势的国家才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1.市场规模和市场增长。
市场规模是决定发达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重要因素之一。经验研究的学者都发现在一个国家的GDP水平和外来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然而在决定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上更为重要的是GDP的增长率而不是GDP的绝对水平。这对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和象如东盟那样的第二代小老虎和中国特别适用。高的GDP增长率使跨国公司有信心和机会来赚取高的投资回报。
2.基础设施的建设。
若从广义上定义基础设施，它不仅包括实际的设施如交通运输，而且也包括如商业、法律和教育环境。经验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对发展中国家非采掘业的外来直接投资至关重要。高效率的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外国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3.劳动成本和生产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倾向于强调廉价劳动力在决定发展中国家外来直接投资增长上的作用，因为这符合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的确，一般认为由于在劳动成本上竞争力的丧失，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后者的廉价劳动力。
其他一些研究考虑了劳动生产率。比如根据对25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杰克逊和马考斯基得出结论说，成本不应当在脱离生产率的情况下去考虑。一旦考虑生产率，较低成本不一定和较高外来直接投资增长率相关联。这发生在高成本但有高生产率或低成本被低生产率所抵消的情况下。
4.开放程度。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很久以来就认为，能吸引大量外来直接投资的国家是那些履行外向型战略的国家。经济学家所进行的经验性研究证实了以上论断。因此正如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物别是中国的经验所表明的，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外来直接投资就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
5.政府政策。
在通过采取适当的商业、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扩大一个国家的地点优势方面，政府可以起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在如保持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促进投资和外向型的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人力资本、建立自由化的、竞争性的经济环境等方面政府的作用尤其突出。
东道国倾向于提供各种明确的或暗含的对外国投资的激励措施，如减税，降低关税和提供补贴。一般地说，低税率吸引较多的外来直接投资。杰克逊和马考斯基发现在亚太地区，外来直接投资增长最快，因那里税收低，投资机会尚未被本国的投资者所利用。同样，通过高关税限制进口不利于外来直接投资。
一般地说，激励措施被看作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对出口型的和大规模的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方面。
在解释外来直接投资的变化方面汇率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东道国本国货币的贬值可以增加外国投资者资本在以东道国货币计算时的实际价值，这会引起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而货币升值的作用恰好相反。另一方面，频繁的或不断的汇率贬值也会不利于外来直接投资，因为这种情况会造成不确定性。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东道国保持稳定和有竞争力的本国货币汇率是很重要的。
6.地理接近和文化、语言亲和性。
现在一种新的非正式的地区一体化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这就是所谓大中华的核心——大量的外来直接投资从香港、台湾流入华南。这种现象显示，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和使运输、时间、信息和文化代价降至最低的竞争需要的增加，地理位置和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语言的和文化的联系已成为一个国家地理吸引力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简而言之，东道国的地点优势决定了是否会有外来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向哪里。甚至还决定外来直接投资的形式。比如，东道国丰富的原料导致垂直分工的外来直接投资，廉价劳动力吸引海外生产型外来直接投资，一个拥有高度发达的人才资源的国家或具有高度技术能力的国家吸引高附加值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
总的来说，在讨论了综合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以后，我们现在知道外来直接投资是所有权、内在化和场所优势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要注意这些优势（利益）不是静止的，因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这一点对象中国那样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因为当这些国家从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时，它们的场所优势将增加，这有助于说明外来直接投资的模式和结构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当地公司可以发展它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组成它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因此综合主义范式提供了分析外来直接投资作为发展和增长的发动机作用的有力工具。
外来直接投资带来的经济利益 将跨国公司具体所有权利益，特别是它们的蜗质资产如技术和销售体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是外来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实际好处。我们将外来直接投资能带来的潜在利益分为四类：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技术转让和从外部经济所得的好处。
1.资本积累的好处。
目前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可以成为增长的动力。但工业化又需要大量资金，外国的资金供给就成为这些国家工业和经济增长关键因素。
在新古典主义观点中，外来直接投资被看作扩大东道国资本组成的一种长期资本筹集的来源。资本所起的作用在凯恩斯的需求推动模式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在凯恩斯的模式中，投资的增加通过收益增值率效应导致产出的增加。在索洛(Solow)的模式中，资本流动性增加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资产和长期人均收入。
2.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的好处。
经验研究支持外来直接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观点。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外来直接投资，对于贸易的扩张有着明显的积极效果，特别是对出口的增长。更何况，将市场推销诀窍介绍给东道国，并使它们进入国际市场网络，这不论是通过跨国公司本身的内在化，还是通过其他贸易公司，外来直接投资帮助发展中的东道国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增加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有几点：第一是，出口增长和工业增长或GDP增长有密切关系，它突出了贸易是工业和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二是增强了比较优势：国家更加专业化，互相从各自不同资源中获益。第三作为市场扩大的结果，从实现规模经济中获得了效率。第四是国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通过与更发达和人才资源更丰富的经济相结合边干边学提高劳动生产率。
3.在技术转让中得益。
由于跨国公司是主要的技术创新者，并在实现新技术的潜力上最为有效，由跨国公司进行的外来直接投资就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得新技术的主要的有效方式。
弗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预测了一个蓬蓬勃勃的追赶过程：新产品首先在领先国家发明并制造，然而为发展中国家所进口。随着产品的成熟并标准化，主要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之发展中国家，直到全部在后者生产，最终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这种产品。在亚太地区，这一过程被称为工业和贸易发展的“雁行模式”。
科伊马对发展中经济较为有效的转让技术进行了仔细分析。根据他的分析，从转让国和接受国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开始的有序技术转让，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更快提高生产率和更大的技术溢出效果。
4.从外部经济所得的好处。
根据内生增长模式技术是非竞争性的、部分可除外的产品(non-riv-al an dpartially excludable good)，它可以对生产要素产生溢出效果。由于技术体现在外来直接投资中，因此外来直接投资不仅使接受该投资的企业和产业得益，它也使东道国的整个经济通过派生效益而得益。
外来直接投资的潜在成本和负面影响 当然世界上决无免费午餐，所有的好东西都需付出代价。外来直接投资涉及各种费用的支付问题如利润、利息、红利、专利使用费、管理费，这些费用可能太高，在返回投资国以后，可能没有多少余额留给东道国。此外，跨国公司可能使用各种策略来榨取尽可能多的租金。一种普通的做法是通过价格转移在牺牲东道国税收的基础上实现它们全球利润的最大化。
在东道国的经济中站稳脚跟之前，不论进口替代型或出口型外来直接投资，都可能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资本货物来支持其生产，从而使东道国的经常性项目的国际收支出现赤字。
外来直接投资促进技术扩散和联系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企业和技术的现有能力。在这种能力弱的地方，外来直接投资可能排挤当地的生产。这主要发生在所转让的技术不适用，即技术太新或太先进，不能对当地工业体系起补充作用，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跨国公司的垄断。
外来直接投资可能加重东道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因为外来直接投资更可能集中在现有的中心地点或聚集在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较发达的地方。
贫困化状况的扩大表明，外来直接投资可以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和不是最理想的福利水平，甚至使有关国家的福利水平低于外来直接投资流入前的水平，因当时接受国的工业是受到保护的。
结论
总的来说，外来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可能产生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影响。从外来直接投资得到好处的程度的关键是外来直接投资的类型、东道国的经济结构和东道国政府所执行的宏观经济和组织战略。在制定适当的刺激外来直接投资的政策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是必要的，以便使效益达到最大化。
一般认为，在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和使外来直接投资的积极效果最大化上有效的政策包括：1.发展当地的能力，如教育、基础设施、研究和开发能力；2.采取如放松控制、使市场自由化等促进竞争的措施；3.宏观管理方面，制定前瞻性贸易和工业化战略，保持稳定和使金融市场自由化等。（未完待续）
（注：本文系作者在社会研究学院（设在荷兰海牙的历史悠久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心）参与ECD组织的一项科研项目所撰写的论文，同时也是其硕士论文，由社会研究学院以工作报告形式出版(1997)。本刊首家摘要译载，全文较长，需要者与本刊联系。）(Ouyang Jia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