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欢记忆到文化想象——评毕光明的《文学复兴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毕光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现象上看，对于近20年来的文学，以各种视角进行述评的论著已不算少。但在人们的感受中，这方面的论著却仿佛是空白一片。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论著作者缺乏自觉、独立而又明确的文学观念。具体而言，即关于文学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和文学自身的结构、功能及作用方式的一系列认识。只有具备了清醒的文学观念，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到一段历史中的文学流变线索。遗憾的是，对此已有足够认识的人目前还不多。相当一部分著述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陷落到新瓶装旧酒或分段粘贴应景标签的泥坑里。实际上它们完全丧失（或者说拒绝）了文学观念上的确定立场。对于没有确定立场的人，不能指望他们发现或说明什么。
毕光明的《文学复兴十年》（海南出版社1995年12月版），虽然在时间跨度上着重论述的仅仅是1978～1988十年间的文学状况，但在宏观概括和微观分析两个方面，都显示出了作者坚守自己的纯文学观念的学术姿态，从而使这本25万字的书与同类著述相比，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诚如谢冕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毕光明文学批评的这种纯文学立场是一贯的，我以为只有具备了文学史的时空感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毕光明在确立自己的纯文学观念时，首先把目光投向了20世纪之初。他认为，“五·四”及其后十几年内，以鲁迅、沈从文的小说，周作人、朱自清的散文，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的诗歌，曹禺的戏剧为代表的作品标志着白话纯文学的第一个发展波峰，而“70年代末兴起的文学狂欢节”，则引导出“与‘五·四’时代遥相呼应并与之相媲美”的第二个纯文学波峰。其次，作为在人生的青年时期躬逢文学复兴盛事的学者，毕光明的纯文学观念体现着更为强烈的当代性和世界性。论及“五·四”时期的创作，他特别指出它们是“可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说到新时期的创作，他又指出它们一方面接续了“五·四”精神，一方面则努力实现着当今世界文学的接轨。
毕光明纯文学观念的当代性较之于历史性和世界性，在今天看来显得更重要些。第一个原因在于：这种当代性是建立在具体厚实的文本阅读经验上的。《文学复兴十年》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具体作品的解析。在《作为前卫的新诗》、《“归来”的文学现象》、《寻根三家》和《先锋小说》四个主题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近20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综论和细读。即使在以宏观概括为主的章节里，也始终渗透着对具体文本的分析。第二个原因在于：这种当代性是建立在独立全面的社会认识上的。《历史转折与文学革命》一章是全书中理论力度最强的部分，但并未流于玄谈，而是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从文学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及其自身结构、功能和作用方式的转化轨迹出发，根据现实可能性的尺度，具体地梳理了新时期文学复兴过程中的几个不同层次上的革命性转折。既映现了与文学动态密切相关的历史、社会图景中的关键因素，又展示了作者独到的思考结果。
在该书后记里，作者诚恳地写道：
“这本浅薄而不成体系的书，从开始写作到得以出版，经历了八九个年头，在当代文学评论研究日益精进的九十年代，它的出现既过时而又自惭形秽。它的内容与它的名称也许不太相称。它仅仅是一个心愿，一种怀念和报答的方式，一座寻求沟通的桥梁。”
实际上，与文学复兴潮流同步，正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特别价值。毕光明在1984、1986、1995三次赴京，以大学教师的身份，先后在北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北大攻读当代文学，受教于多位著名学者，涉猎了中外文论等课程。远来的学子往往更懂得珍惜首都的文化氛围和不同主张的优长。再加上个人思维素质和学术理想的支持，毕光明事实上以非常独特的方式见证了十年文学复兴时期京派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细部关系的调整。虽然这仅仅是京派学术中有关当代文学评论研究的一个侧面，但也是弥足珍贵的。具备这种见证能力的人并不多。在《文学复兴十年》里，对这一点最直接的反映是《批评的批评》一章。在这一章里，毕光明评析了谢冕、洪子诚、余树森和刘锡庆几位以研究当代文学见长的著名教授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
从当下的角度来看，毕光明的纯文学观念并非一成不变。思想的不断嬗变，是任何一位有学术活力的学者的常态。能够适时自动地修正自己的观点，是治学水平跃迁的自然表现。荟萃了毕光明八、九年间求学、教书、研究的心血之作的这本《文学复兴十年》，记录了作者纯文学观念的一条衍变轨迹。尽管书中并没有明确表达作者文学观念的字句，但纵览全书，可以感到这种衍变还是很明显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狂欢记忆到文化想象。在毕光明的语言里，“狂欢”是与80年代中期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的场景和气氛关联在一起的。而“文化想象”似乎只能由旁人根据他在1994年写的两段话（《文学复兴十年》第295、297页）强加给他。这两段话是：
“从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论争，到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推行，我们仍然可以把纯文学的奋斗归纳为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执着追求。现代性和世界性意味着一种文学品格和美学标准。它的潜话语是文学必须面对当今人类的现实处境，必须回答人类在这一处境中所需要解决而又难于解决的问题；文学必须在人类文学史的背景和现有文明程度的基础上磨砺艺术思维的触角、提供新的表述方式以丰富人类艺术的宝库（人类精神的避难所与永不贬值的财富正在这里）。”
“中国作家的当务之急便是要培养伟大的灵魂，便是要在扰攘嘈杂的世纪末喧哗中喊出使人警醒的独特的声音，这声音来自对折磨了中国民族一个世纪的文化、政治和人性合谋的生存冲突的最真实而生动，最深刻而富有想象力的描绘。”
从狂欢记忆到文化想象，关注新潮和重视世界性的心结没有改变。从本质上讲，狂欢记忆和文化想象是相悖的。狂欢的仪式性遮蔽着反常状态背后的常态限界。表面上激动人心的狂欢并不能带来实质的突变。而在全球范围内延展的文化想象则包藏着另一种形式的伪神话内容。对狂欢记忆的批判和对文化想象的警惕，或许可以帮助人们确定文学本性的新维度。否定政治工具论，延纳西方现代派，培育本土先锋派，切入文化反思层面，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经环节。但仅有这些，文学并不就一定会水落石出。外围的清除和爆破终归是在外围，内在的品质必须从内部建设。作为一本以同步研究篇章为主体的论著，《文学复兴十年》不可避免地带有时间的局限性。这是很自然的。谁也不能强求昨天的人提出并解决今天才能明确意识到的问题。当然，《文学复兴十年》的作者也并非“昨天的人”，在书中附录的一篇论世纪末纯文学的论文中，他已经实现了自我超越，从80年代跃进了90年代，并且正在走向新世纪。时代将深深地祝福对自身及他人的心灵状态满含关怀的人们。事实上，阅读一本也许不及文学作品有趣的文学论著，学理上的收益往往是次要的，最宝贵的是对忠诚于文学的精神辐射的接收。从理论上界定文学的特质并不容易，但是假若需要为文学特质的存在作出确证，那么，像《文学复兴十年》这样的书和它的作者，应该就是很好的物证和人证。
事实上，《文学复兴十年》是一本很感人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