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经济改革再比较——记海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景贵博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副院长论文,中俄论文,经济学院论文,博士论文,海南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俄两国现在都在改革，也都处在体制的转轨变型时期。中俄两国的改革有何异同？俄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何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刚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学成归来的黄景贵博士。
●关于改革起始点的比较
黄景贵 众所周知，中国与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改革起始点是不同的：中国改革开始于经济领域，而苏联改革开始于政治领域，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这种不同似乎是由于两国领导人的不同改革思路所决定的，但笔者认为，这种不同是由两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和当时所面临的现实条件所共同决定的。
苏联从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为时68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时74年。在这期间，苏联探索并实行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特别是军事技术成就，成为与西方世界特别是与美国抗衡的重要政治力量，是两极世界中一极的领袖，是世所公认的超级大国。但苏联也经历了巨大曲折，出现了重大失误。苏联根据意识形态的不同划分敌友势力范围，组成政治联盟和军事对抗集团，进行了长达45年的冷战，并对内实行高压和恐怖统治，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国民经济的50%与军事有关），对外“输出革命”，“莫斯科之手”无处不在，且臭名昭著。计划经济在苏联为时最长、范围最广、程度最深，为害也就最烈了。70多年的计划经济与强权政治使苏联经济疏漏百出，几十年不断完善的详尽计划并没有使计划制订者消除苏联经济的结构失衡、比例失调、商品短缺和体制危机的长期综合症。
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经济改革和政治新思维时，苏联累积了许多根深蒂固的矛盾，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经济上长期以低效率和低效益为特征，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有限，但相比较而言，7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强权政治而累积的政治问题较经济问题为多，而且更复杂、尖锐和深刻，政治问题更具迫切性和严重性，要求政治改革的愿望与呼声也较经济改革强烈。所以前苏联在改革伊始就着手政治改革，提倡新思维，批评甚至否定过去的所作所为，允许反对党（日里诺夫斯基的自民党）登记注册，实行各共和国总统的直接选举（如叶利钦及纳扎尔巴耶夫的当选）。因此而言，苏联改革始于政治领域是苏联近70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行强权统治而累计了太多太尖锐的政治问题使然。
中国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济改革，时间为29年。虽然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也发生了不少问题，如政治上发生过大跃进、反右及文化大革命等极左事件，政治运动不断，经济上商品极为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大部分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虽然存在着政治问题和经济危机，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们的生活温饱问题，即在中国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迫切而严重，因为广大民众面临着生存问题，而一个连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国家，是没有多少人去关心政治生活、参与政治活动的。因此，1978年中国改革伊始就开始经济改革，是当时解决经济危机的紧迫性所致。
再将中国与苏联作个横向比较。改革刚开始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29年）远较苏联（68年）为短，并且在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措施方针上的作法也与苏联不同，因而中国累积的政治问题与矛盾较苏联为少，尖锐程度较苏联为低，民众对政治的反感与体会较苏联为轻，所以苏联改革就不由自主地先选择了政治领域。在经济上，虽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较西方为低，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却是较高的，而中国经济基础差、人口众多，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远较苏联为低，人民生活远较苏联贫困，即使在中国经济连年增长、俄罗斯经济连续衰退的1994年，俄人均GNP仍为3800美元，而中国则为470美元，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生计问题，所以中国改革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经济领域。
●关于改革方式的比较
在分析了中俄两国为什么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起始点后，黄景贵指出，就经济改革而言，中俄改革的方式也是有差异的：中国是渐进改革、逐步推进方式，而俄是激进改革、“休克疗法”方式。
虽然两种改革方式都要付出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但它们的代价大小是不相等的。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改革也付出了代价，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经济改革成就：生产连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通货膨胀率较低；而俄罗斯的改革却造成了全面的深刻的危机和混乱，并且这种复合型的危机也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危机：（1）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是一种产业结构性经济危机。由于西方市场机制较完善，因此，每次危机都是一次强制性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西方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及多次的经济危机和国家干预，把资本主义一些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分散地逐步地解决了，所以西方解决危机的困难要相对小些；而俄的危机，不仅是经济结构危机，更主要的是体制危机、制度危机，解决危机的困难要大得多，复杂得多。（2）西方有较完善的成熟的市场和较充裕的资本，在危机发生时能较快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设备投资以调整产业结构；而俄既无成熟的市场，也无丰裕的资金，并且财政赤字严重（占GDP10%以上），外资来源有限，所以在危机发生时不可能较快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进行大规模投资。（3）西方危机是一种单一性的经济危机，而俄的危机是综合性的全面危机，不仅包括经济危机，还包括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制度危机，所以这种危机解决起来要困难得多；并且西方国家解决危机的方式，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市场机制不健全、产权关系不明晰的俄罗斯而言，作用必然有限。
中俄两国采取了向市场经济的不同过渡方式：渐进改革和激进改革，这两种改革方式不同，利弊有异。就渐进改革而言，其优点是：（1）渐进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各利益主体有时间适应新政策，降低了机会成本损失，减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摩擦。（2）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大的失误，减少了改革的成本与代价。（3）在建立新制度的同时没有破坏旧体制，各种经济成份可以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以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其缺点是：（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借鉴，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这加大了渐进改革的难度。（2）渐进改革使双轨制长期并存，给投机倒把和非法经营提供机会，加大了新体制建立的成本。（3）渐进改革一般是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逐步推行，容易造成地区间、部门间、行业间因政策不同而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及收益差别过大。
就激进改革而言，其优点是（1）能较快建立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避免双轨制长期并存，减少体制摩擦成本。（2）新体制一旦建立一般不易出现反复，并能使新体制较快发生作用，产生体制效益。其缺点是：（1）激进改革必然伴随社会政治动荡，使改革措施难以付诸实现。（2）激进改革使国有企业难以适应新体制，又不能迅速私有化，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造成人财物的严重浪费。（3）急剧的制度变革使民众来不及适应新体制，从而产生对立情绪，影响新体制的全面推进。（4）激进改革必然伴随法制不健全，为少数人钻法律空子提供机会，造成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动荡。（5）激进改革使整个社会处于休克状态，并付出沉重代价：普遍贫困、大批失业和猖狂犯罪。
●关于改革效益的比较
黄景贵说，中俄两国改革的起始点、改革的方式不同，改革所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
在中国，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199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4.5亿吨。在外贸方面，我国进出口贸易额1993年为1958亿美元，94年为23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以进出口额计，1978年中国在世界排第40名，88年为第15名，94年上升到第11名，如果以欧盟算一方，那么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6大贸易国。此外，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9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258亿美元，94年为350亿美元，增长35.7%，外资利用额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推动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技术交流和其它形式的经济合作。
总之，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八五计划期间年均增长率达11%，其中1992年为12.8%，93年为13.4%，94年为11.8%，“这种增长率在联合国185个成员国中基本上属于最高一类”。世界银行行长丁·沃尔芬森估计，在九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为8—10%，并说中国在大约15年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
苏联自1985年开始改革以来，生产连年下降。1991年俄GDP增长率为-18%，92年为-21.3%，93年为-14.9%，94年为-15%；据统计资料，1989-1992年俄经济实力下降30%，1989年俄GDP为美国的18%，1992年为美国的6.7%，俄经济实力锐减。另一方面，俄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俄通胀率1992年为1353%，93年为896%，94年为294%（94年世界平均通胀率为25%）。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近三年来大部分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三分之二”。
在农业生产方面，1993年是俄农业的丰收年，粮食产量为1.03亿吨，但1994年下降为8000万吨，95年产量估计只有上年的60%。对俄经济转轨起着重要作用的资金问题，一方面，俄生产下降，财政赤字，国内积累率不高，另一方面，俄政局剧烈动荡，又缺少对外资的保护政策，因此，俄引进的外资并不多，即使情况最佳的1994年，引进的外资也只有12亿美元，这与俄对外资的巨额要求相去甚远。在对外贸易方面，1978年苏联进出口额为522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88年为1105亿美元，列第8名，1993年俄罗斯的进出口额为442亿美元，排世界第21名，而出口产品结构除部分军工产品外，大部分为原材料及能源等初级和低附加价值的产品。
总之，俄激进的经济改革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动荡，改革可谓轰轰烈烈，炮声隆隆，可惜雷声大雨点小，上层权力斗争煞是热闹，但经济改革效果不佳。官僚主义照样盛行，办事效率依然低下，经济及行政管理体制依旧故我，没有分毫变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没有使广大民众得到实惠，“经济改革不具备社会内容”（叶利钦语），因此，改革也就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拥护和支持，改革的阻力也就越大。
俄激进改革还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荡，使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广大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福利制度的突然崩溃，使得人们难以接受改革，特别是激进的改革。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世界就业情况》的报告认为，改革遇到的重重困难已迫使东欧国家特别是俄罗斯采取更加循序渐进的变革方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包括部分杜马议员）认为，温和而渐进的中国式改革是可行的榜样。